陶东风
陶东风，1959年7月生于浙江省温岭市，1991年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a href="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10812" target="_blank"><u>陶东风简介</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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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 走向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
- 关于中国文论自主性问题的思考
- 对感知能力与经验世界的摧毁
- 汉娜·阿伦特“世界”概念浅析
- 社会主义的生命政治：一个被双重错失的研究主题
- 阿伦特论真理与谎言
- 见证，叙事，历史——《鼠疫》与见证文学的几个问题
- 奥斯维辛之后的诗——兼论策兰与阿多诺的文案
- 心理分析与解构主义的视野融合——论卡鲁斯的创伤文学批评理论
- 玛格丽特·卡诺万：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再评价[1]
- 网络热词研究元批判——以“躺平”相关研讨为例
- 论当代中国的审美代沟及其形成原因
- 《记忆的伦理》： 一部被严重误译的学术名著
- 阿维夏伊·马格利特论道德见证者
- 听马格利特谈宽恕与遗忘
- 伤痕文学的伤痕——重读王蒙的《布礼》和《蝴蝶》
-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
- 比谴责文革更重要的是认识文革
- 如何理解文革
- 在左翼传统之外书写“穷苦人”
- 童庆炳 作家的边缘立场与文学的批判功能
- 从两种世俗化视角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
- 阿伦特与当代中国问题
- 童庆炳 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
- 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危机及其“化解”——重读王蒙的《布礼》
- 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和意义是培养合格公民
- 革命与启蒙的恩恩怨怨
- 陶东风 和磊：当下人文社会科学集刊的生存状况
- 多维度解读名人
- 检讨书与中国式见证文学
- 革命的祛魅：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
- 《受活》：当代中国政治寓言小说的杰作
- 告别革命并不意味着只能走向虚无主义或宗教救赎
-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灾难书写的几个问题
- 阿伦特的自由观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 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
- 犬儒：当代中国新国民性批判
- 文化创伤：从自然主义到建构主义
- 阿伦特：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
- 花拳绣腿式的后殖民批评
- 作家的边缘立场与批判功能
- 七十年代的碎片化、审美化与去政治化
- 汉娜·阿伦特：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 《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译本指謬
- 陶东风 张淳：《精神生活·思维》翻译指谬
- 阿伦特《人的条件》中文版译文指谬
- 粉丝文化研究：阅读-接受理论的新拓展
- 个人隐私的公共化的危害
- 大众传播与新公共性的建构
- 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作家“倒下去”““写手”站起来
- 精英化——去精英化与文学经典建构机制的转换
- 新时期30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
- 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
- 阿伦特论现代世界
- 阿伦特论政治和思想
- 阿伦特论极权主义
- 阿伦特《人的条件》中文版译文指谬
- 故事、小说与文学的反极权本质
- 告别花拳绣腿，立足中国现实――当代中国文论若干倾向的反思
- 阿伦特论本真的政治*
-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有何用？——阿伦特引发的思考
- 对《国民性理论质疑》的质疑
- 重审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 革命与商业的夹缝中的“红色经典”[i]
-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及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
- 从阿伦特的政治概念看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 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
- 现代性反思的反思——再论中国的后殖民批评
- 文学活动的去精英化与无聊感的蔓延
-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
- 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
- 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
- 大话文学与当代中国的犬儒主义思潮
时评
- 数字时代的人文知识与公共生活
- 新文科新在何处
- 重新认识政治，还政治以应有的尊严
- 《亲爱的》给了罪犯太多的同情
- 文艺创作的真正敌人是权贵“市场经济”
- 再谈什么是学术研究的中国话语
- 什么是学术研究的“中国话语”
- 完整理解总书记讲话，拒绝制度相对主义
- 被抽空了社会历史内涵的爱情绝唱
- 当下中国为什么流行“物质主义”？
- 大学生同室操戈背后凸显的深层次问题
- 文化发展需要打破政府迷思
- 区别民主与专制的六个基本标准
- 如何判断一个政府是否合法？
- 如此表现知青是为了回避反思历史——我看电视剧《知青》的误区
- 极左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
- 有感于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
- 文化的活力在社会，社会的活力在个体
- 我们记住历史了吗？
- 今天我们如何阅读
- “爱国”的两个方面——我解北京精神·之一
- 告别意识形态化道德，走向公民道德
- 雷锋精神值得颂扬吗？
- 乌坎事件与中国特色的维权
- 驳韩寒的自由妙论
- 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
- 文化批评向何处去？
- 当代中国公共世界的四大坏死征兆——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反思
- 关于八卦和流言的随感
- 文化凝聚力与文化领导权
- 不患寡而患不公
- 保护我们脆弱的良知
- 脆弱的良知经不起风吹雨打
- 文艺创作的根本症结在于没有自由
- 没有成功的革命如何告别？
- 应该重视见证文学的研究
- 是什么使得孩子把钱当作自己的最爱
- 一个争相比坏的社会如何进行道德建设？
- 国家博物馆门口不应该安放孔子像
- 穆巴拉克下台的几点启示
- 我解“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
- 这个时代做好事为什么这么难？
- 不是我不想捐，是怕捐给了贪污犯
- 都是父母的错吗？——我看“父母是祸害”事件
- 大学生为什么如此发泄？——再谈大学生雷人毕业照
- 教师应该受到尊敬，但无所谓“最”
- 让高考作文回归想象力的游戏
- 如何理解“和谐社会”
- 如何理解大学的去行政化
- 解读2009年官员“雷语”前十名
-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 “改革是全面的”与优化公民参与——《政府工作报告》解读之二
- 什么叫“活得有尊严”？——《政府工作报告》语录解读之一
- 八十后的政治特征是什么？
- 警惕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
- 有感于国学进入选秀时代
- 犯罪有理
- 建立公民政治，告别意识形态政治狂热和犬儒主义政治冷漠
- 揭露一种变相的卖国行为
- 大年三十，我的“盛世”危言
- 从大学精神谈大学的软环境建设
- 启蒙的终结：《渴望》与中国特色的电视剧模式的确立
- 韩寒的意义：主席们说了不算啦
- 关于奶粉事件的沉思
- 当代中国公共性的危机
- 抄袭他人成果者应永远不得被高校和研究机构录用
- 是什么阻碍和扼杀了人的道德自主性
- 受害者为什么变成了施害者？
- 不要让募捐变成一种公开表演
- 应该建立“汶川地震纪念馆”
- 我们因为什么而无聊？
- 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的三点反思
- 文化大发展不等于儒家文化大复兴
- “艳照门”事件显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双重危机
- 法庭上的罪犯为什么如此理直气壮？
- 院士的评选标准是什么？
- 把装神弄鬼进行到底？——“盗墓文学”之怪、力、乱、神
- 《色·戒》中的床上戏为什么不能删？
- 中学语文教育的性质和定位
- 行使参与权利，呵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 如何确立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
- 公民教育应该告别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
- 诚信社会建设与政府的责任
- 红色经典可以选入，周作人为什么不可以？
- 你为什么妨碍我作恶？——一种令人发指的强盗逻辑
- 我们是要众声喧哗还是要鸦雀无声：我为什么反对网络实名制？
- 禁止报道突发事件谁最高兴？
- 集体性的道德沦丧是怎么发生的？——再论黑砖窑事件
- 必须谨防感恩代替了反思：三论黑砖窑事件
- 黑砖窑事件：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极恶
- 炫富广告和“911”
- 谢泳事件：欣喜之后的反思与担忧
- 于丹的食利者的快乐哲学
- 什么样的人需要资格证书？——对于演员持证上岗的异议
- 被历史热遗忘的历史
- 当代学术体制反思
- 文化产业需要人文教育的支撑
- 中国大片到了嗜血如命的时代
- 勿把高校教学评估当形象工程
- 我看高校教师收入差距
- 对教授“走穴”不能一概而论
- 文化发展怎能如此“落实”？
- 我理解的人文素质教育
- 我的文艺学教材理念
- 高校改革与填表教授
- 中国大学病象
- 这样的本科教学评估怎么得了？
- 中国文学已进入装神弄鬼时代
- 我看今年的高考北京地区考题
随笔
- 真实的记忆是如何被摧毁的
- 比坏与做奴隶的逻辑
-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什么起名“洗澡”
- 酒之我见
- 戏中人看戏：从杨绛《干校六记》说到中国政治运动革命的文学书写
- 拒绝有技术的野蛮人
- 不敢说真话，但至少不要说假话
- 存在的政治与文学的政治性
- 犬儒主义与投机主义比道德损坏更可怕
- 不要低估邓丽君们的启蒙意义
-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中的异乡与异客
- 苏式极权主义的危害为什么较少被人们认知？
- 摆脱了宗教迷信之后的两种世俗
- 徐贲的公共知识分子写作
- 直面真相和真诚道歉才能带来宽恕与和解
- 没有文化的文化产业
- 基于差异的互补
- 道歉、忏悔与良知
- 今日中国的网络社区文化为什么如此发达？
- 什么是“好生活”？
- 见证自己的污点言行与重获做人尊严
- 傻乐：一个时代的文化堕落
- 爱国的分寸——读鲁迅《内外》有感
- “现实主义”的吊诡
- 犬儒：公共世界坏死的征兆
- 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几个关键词
- 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
- 庄子精神的另一面
- 大学的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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