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山下乡”的否定，对兵团生活和兵团集体的阴暗面（比如兵团领导的以权谋私，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以及知青之间相互勾心斗角、相互利用、相互拆台等等）的描写、揭露，是老鬼《血色黄昏》的主体。对照所谓的“青春无悔”叙事（比如梁晓声，他的知青作品把知青共同体虚假地描写成由“共同革命理想”维系的超功利的结合体），这点体现的尤其明显。作品中虽然也偶尔出现对兵团劳动生活、对兵团某些人的正面描写（比如主人公林胡被打成“反革命”后仍然有个别人对自己表示同情，天津知青张伟当着指导员的面给自己一个月饼，食堂的杨素芬“偷偷给自己两个馒头”。参见林胡1970年9年24日的日记，第225-226页，）但是比例很少。直到1975林胡获得了平凡，兵团的四个女知青考上大学即将离开的那个时候（已经接近小说结尾），小说中才出现了对兵团知青共同体的怀念。
这部分集中在第七章“漆黑的夜晚”的“分别”这节。一方面是马上要离开的女知青李晓华等非常依依不舍，伤心欲绝，另一方面是留在兵团的人依依惜别，痛哭流涕（作者并不属于特别依依不舍或痛哭流涕的那种，但是在描写女知青离别场景时显然带有极大同情）。
那么，这种感情是什么性质的呢？它昭示了知青这个共同体的伟大坚固的友谊吗？回答恐怕是否定的。
第一、李晓华等的“不舍”感的前提是自己马上要离开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平常天天盼着走，真的要离开了，心里由特别舍不得”（第496页）。“我们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汇拢来的知识青年，相聚在茫茫草原，同甘共苦了七年，离别时才发现这点点滴滴的友谊竟是那样美好难忘。”（第496页）好一个“离别时才发现”——只有离别时才能发现，离别是发现的前提。在离别这个特殊时刻，知青之间的功利关系已经暂时悬置（尽管昨天他们还为了上大学的名额打得你死我活）。如果这些人不走、继续留下来，那么，可以肯定，他们之间仍然会是一种你争我斗的关系。
第二，留下来的这些人的痛哭流涕、伤心欲绝与其说是舍不得那些要离开的人，不如说是因为自己仍然要留下来，她们是为自己的命运而哭。“她们觉得被社会抛弃了，被不公平的命运抛弃了，急得尖叫、跺脚、嚎啕、用拳头砸连部房屋的土墙。”（第499页）。“怎么办呢？别人一个个上了大学，调转，病退，招工……自己却没路子，走不了。这辈子的最后归宿在哪里呢？……不敢想了，她们只好放声大哭。她们哭离别，哭自己，哭命运。”（第499页）。可见，这种哭仍然带有极大的自私性和功利性。很遗憾的是，他们不能理性反思自己这种“命运”的制度根源，不能通过共同的政治信念把自己组织成自觉的政治共同体，不能发出集体的抗议、做出集体的行动，他们至多是一个前政治的生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一个眼泪共同体，擦干了眼泪以后依然是一盘散沙。
可见，知青分别时的这种情感性质，是与知青共同体的组织性质紧密相关的。知青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组织？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共同体（比如犹太人）吗？不是；是基于政治见解、政治信念的共同体（比如东欧国家的异见分子）吗？更不是。知青是一个基于一种自己无法操控、也无力真正理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安排而被驱赶到一起的命运共同体。但知青自己并不清楚地知道这点，因此不能对自己的命运进行理性反思，也不会形成自觉的对抗这个政治权力的共同体组织。对他们而言，这种“命运”是外力强加的、被动的甚至是神秘的（尽管当时有些人参加兵团好像是“主动”的，比如林胡和他战友就是写了血书才到了内蒙古草原；但是，支撑他们这种行动的那个“理想”是被灌输的，而且在现实中很快幻灭）。这样，这个所谓的命运共同体的维系物只是一些物质性的东西：共同的身体受苦经历、共同生活的地方：“小小连队抬头不见低头见，打完了架，吵完了嘴还得睡一条炕，挤一个蒙古包，…….共同受累受苦。顿觉一股寒意。”（第497页）这里突出的是知青们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身体维度和生理维度，说得难听一点，这是否有点类似羊群中少了几只羊？“不同的…….分不清你的我的。”（第496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列举“一个蒙古包”“一口井”“一锅饭”等等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共享生活器具，正是这些日常生活的物质用品把他们维系在一起。这不是一个政治性、宗教性的共同体，成员之间没有共同的政治和宗教信仰，他们的聚合也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缺少精神维度，它是前政治的、非理性的。
这样的共同体因此也就具有了如下特点：1、它只是维系于特定的时间（兵团时期）和地点（内蒙古兵团），一旦这种时间和空间关系变化了，就会解体，因此是非常短暂的；2、它具有突出的功利性，无论是相互帮助、相濡以沫，还是相互拆台、相互攻击，生存是他们的第一原则。前者如“大冬天，当你干一天活回到屋，生病的兄弟早把饭打回，放到火炉上，滋滋冒着热气…….当你在东河牧区生病了，会有人连夜套上勒勒车，一步步牵着牛，穿过荒原，把你送到连部卫生室。”（第496页），后者的例子就更多了。3、原始性和情感化，它是为了身体生存而维系在一起的。作品中有一段与动物的对比非常说明问题，“1969年初来草原，深夜几十头牛聚在一起，为被杀的同伴哭泣、哽咽、喘气、蹄子刨地的场面又重现了。不同的是几十头牛换成了五十多个年轻姑娘。它们也为失去同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用力跺脚，以拳击墙，披头散发，拼力惨叫。”（第498页）。这个也许是不经意的对比真是神来之笔，它说明知青共同体也和动物“共同体”一样，乃是基于一种生存需要的聚合（他们的相互反目也是出于生存需要），这种共同体感情的存在前提是对自己的生存有利，很少有精神性因素。
这些都决定了这个共同体的脆弱和短暂，也决定了在这个共同体面临瓦解时的那种依依不舍和慷慨赠物，是短暂的、一次性的和非理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