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的陈香希望我写一个今年年度的阅读总结，我很汗颜，因为今年我看的书少的可怜，连自己都不好意思进行“总结”。但是却不过她的美意，认真挖掘了一番，总算发现自己零零星星也看了一些书或者文章，其中一类涉及文学的反极权性质。现总结如下。

哈维尔曾经说：“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他有一篇文章就叫《故事与极权主义》中，哈维尔提出了一个似乎很费解的观点：极权社会没有“故事”。

哈维尔说的“故事”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内涵：故事的存在是真正的生命存在的标志，是千差万别的个体存在的标志，是一个社会、一个人拥有梦想的标志。在有活生生的生活的地方、在人们拥有个性和梦想的地方，就有故事。故事像生活一样丰富，故事和生活的同源性在于它们都是多元化的，充满了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也就是阿伦特反复强调的开新的能力）。有故事存在的社会必然不断有新事物出现，有非预定的事物发生。在这个意义上，“神秘是每个故事的尺度”。

我以为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加深刻地表达了人的本质、故事的本质以及文学的本质——文学本质上就是故事。

极权社会之所以没有故事，是因为极权主义敌视生活、敌视个性，没有梦想的容身之地的。它消灭了生命的“神秘”，因为它消灭了生活的多样性、开放性、丰富性，消灭了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一句话，消灭了自由。

故事的死亡是与赤裸裸的屠杀不同的“另一种死亡”，是慢性的、不流血的死亡，是集体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没有行动、没有故事生命生不如死。

哈维尔的这个思想使我想起同样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阿伦特。阿伦特的《人的条件》《过去与未来之间》也是我今年重点阅读的书籍。阿伦特在这些著作中反复强调的是同样的主题：人的本质在于自由，在于其生生不息的开新能力，在于投身到不可预测、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公共领域，并通过行动展示人的自由本质。故事的本质就是纪录这种行动，使其克服自己的易逝性而被人记忆，变得永恒。只要这个世界、只要我们的生活中还存在着偶然和奇异的事件，那就会有故事。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有一节是写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的。阿伦特写道：“她（迪内森）开始讲故事时，所需要的一切仅仅是生活和世界，几乎任何一种世界或环境都行，因为世界充满了故事、事件、偶然和奇异的发生，这一切都等待着被人讲述。”热爱生活和热爱故事是一回事：对故事的忠诚就是对生活的忠诚，“它不去虚构而是接收生活的赠予，通过回忆、思索，然后在想像中重复它们来表明你自己配得上接受它们，而这是保存生活的方式。”

在价值的意义上说，消灭人的多元本质，消灭生活中的无穷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一切按部就班，就等于消灭了意义。这就是极权主义虚无化的本质。哈维尔说：“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哈维尔认为，极权主义的这种虚无化完全无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它更看不见，也更危险。它比艾滋病或核辐射更内在，更紧迫地触及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每天经验着它。故事的消失和道德－意义世界的虚无化是对人的内在毒害，这是比肉体的毒害更加可怕的毒害，但是却由于其慢性的、悄悄的、不流血的特点而不被人觉察。作为一个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作家和思想家，哈维尔的政治思考的特点是对于人的内在道德状况（而不是政治体制）的关注，这也使得他（断然也包括阿伦特）的政治思考与文学表现出极大的亲缘性。

故事的消失同时也是历史和时间的消失，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当故事遭到毁灭时，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开始消失：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循环，好像崩溃成可以互相替换的碎片”（哈维尔）。故事和历史的同源性在于真正的历史和真正的故事一样，充满了可能性、复杂性、神秘性和内在冲突，在于历史和故事的使命是一样的：纪录行动并使之永恒。当这种可能性被“历史理性”扼杀的时候，历史也就消失了：“历史被伪历史所取代，被依次发生的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动、群众性体育活动所取代，被某种人为的活动所取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着一个开放性结局的戏剧，而是一个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单向度的、明白的、可预见的自我谕示（和自我庆祝）。”

在哈维尔看来，历史和故事都是我们分享的公共世界，都是赋予行动和公共生活以意义和秩序的力量，故事的消失意味着时间变成了无意义的碎片，意味着公共生活失去了自己的结构，意味着公共性的消失：“公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冲击力，它的方向，它的张力，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

意义的枯萎、时间和历史的虚无化，源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关于历史发展的所谓“必然规律”的假设，它从某个单一的、绝对的方面去解释历史，并最终将所有历史缩减成这个方面。这样，它消灭了历史的令人激动的多样性，用“历史法则”来扼杀行动的多重可能性和神秘性。哈维尔深刻指出：一个故事的神秘源于人类历史的神秘，失去故事就意味着历史开始失去它的人类内容。“人类生命的独一无二变成仅仅是历史法则的装饰，真实事件中的张力和激动被排除而视为偶然，因此对学者来说，它们就没有被值得注意的价值。历史变得令人厌倦。”这样，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故事本质集中表现在用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扼杀了历史的开放性：“当‘历史法则’被投射至未来时，将要怎样和必须怎样突然变得一目了然。这种必然性的眩目的照射焚毁了未来的本质：它的开放性。规划建立世间天堂是历史的最后结局，为了摆脱社会矛盾、人类的不良品质甚至贫穷，于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破坏。社会僵化成永久和谐的谎言，人被弄成纪念碑，象征着幸福的永久持有者——这些是无声地完成的对历史精神的杀害。”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定于“一”，把丰富多样的历史纳入自己编造的单一框架，就是消灭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和人类的开新能力，就是扼杀自由，也扼杀了故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主张：“通过意识形态，历史最终理解了自身，理解了它将要去的地方和怎样进行，这些都是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之下。意识形态展示了必将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也证实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它的使命便在于实现这种必然性。换句话说，历史终于发现了它的最终意义。然而，问题是，发现了自己意义的历史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意义？甚至是否还是历史？”这样，意识形态通过把自己的权威强加于历史而变成了历史的最大敌人。当然，如果意识形态还没有与绝对的权力结合，那么，意识形态毁灭历史仅仅是“意识形态式的”，但是，在极权主义国家，“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权力却以现实的方式压抑历史。”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的扼杀是必须的，“别无选择的”，因为“如果历史以其不可预见的方式呈现，来显示这种意识形态是错误，这将令权力丧失其合法性。”

哈维尔对历史的这种理解同样和阿伦特甚为契合。在阿伦特看来，历史就是人的行动的纪录，而任何行动都是一种创新行为，是不可重复的、独特的事件，它不能还原为某种“科学的”“历史法则”的一个变数，也不能是证明某种“历史哲学”的例证，不能把所谓的“普遍意义”强加于它，因为“任何已经做出的或已经发生的行为或事件，都在它们的个别形式中包含与彰显其对于‘普遍’意义的分享，并不需要一种不断进行的、吞没一切的过程，才能变得有意义。”阿伦特认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要纪录人物和行动，是因为“说”和“写”（叙述）把短暂的东西永恒化，为它“制作一段记忆”，但是他从来不怀疑每一个事件自身都带有自己的意义，需要的只是用语词来表达，即“通过语词展示”“公开地展示伟大的行动”。他从来不认为是一般把意义赋予特殊。历史的最初意义就是对于这种独一无二的故事的叙述，它和诗歌和小说本质上并无不同。实际上，阿伦特经常把它们同等看待。历史和故事一样都是对于行动（政治实践）的纪录，没有这样的纪录，行动（政治实践）由于其内在的易逝性而无法留存下来，无法成为可以被记忆的永存之物。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精神上的狂妄自大”的结果，就是消灭了故事，消灭了历史，最终也消灭了生活本身。“对多元化，对故事，对公众领域的侵害，不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全部生活。”生活是整体的，对生活的一方面的侵害必然也是对生活整体的侵害。哈维尔反复强调的正是极权主义的反生活的本质：“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纵之网像一件紧身衣，它捆绑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身呈现和结构的方式。所以生活从此萎缩、衰弱、耗尽，它变得廉价和平板，它变成伪生活。”

哈维尔曾明确认为，“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是一个文学的世界。”这个观点值得充分注意：极权主义一定是反文学的，因为它反生活，生活的原则就是文学的原则，比如自由、个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学天然地就是反极权主义的。故事的精神实质与文学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因此，不消灭极权主义，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