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先生在《要自由》一文(2011年12月26日博客)说到了“要自由”，比如创作的自由，新闻的自由等。他还说“文化的限制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他呼吁，“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这些观点我是很认同的，也是大家容易理解的道理。
但是接下来的说法就觉得莫名其妙了：“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即使这是韩寒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对大家的要求，这样的自由论我也是不敢苟同的，我相信韩寒先生本人也很难就此和有关方面达成一致或合作。你想：有关方面如果不许你谈“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怎么就能允许你“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除非你说的“讨论当下社会”根本就不触及现实中的敏感事件、敏感问题，除非你所谓的“讨论”“评判”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否则，有关方面对当下社会敏感事件的敏感度，即使不是超过“历史敏感事件”，也决不低于“历史敏感事件”。任何一个生活在当下中国的人都可体会到这点，而那些每周被“有关方面”打招呼的新闻从业人员就更不要说了。
我们要知道，“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是真正深刻的和触及根本的，那就必然同时是对敏感历史问题的评判和讨论，因为“当下社会”是历史塑造和决定的，特别是“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塑造和决定的，回避这些“敏感事件”而想有效讨论当下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和天方夜谭；同样，要想对“当下社会”进行有效的评判和讨论，也不可能不同时是对“高层集团的家族和相关问题”进行评论，因为“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是和“高层集团的家族和相关问题”纠缠在一起的。
因此，离开了对“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高层集团的家族和相关问题”来讨论和评判“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必然是言不及义、不得要领。这就好比此刻我最关心的是饥饿问题，饥饿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饭吃，没有粮食，而你说粮食问题、吃饭问题不能讨论，可以讨论今天的天气，这个可以治疗你的饥饿。这不是扯淡吗？
带着紧箍咒的言论自由根本就是不是言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