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的一个亮点，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界定，这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认为，“新时代”的特点应该从上述关于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表述中获得理解。相比于以前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这个解说的特点是赋予发展以突出的价值内涵：不是所有发展都是好的，关键是如何发展和发展的道德合法性。

我想通过对这个界定中两个关键词的解说，来谈谈我的理解。这两个关键词就是：“好生活”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什么是“好生活”？我觉得“好生活”应该包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道德等等，而不只是好的物质生活。不要对这个概念做一种物质主义、经济主义的解释。不要把它简单的理解为GDP上去了，经济总量上去了，大家有钱了，物质生活过好了。如果人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国家经济发展了，但人民的政治文化权利没有得到落实，社会的道德水平每况愈下，那就不是充分、全面意义上的好生活。好生活不是像我们的广告里面显示的那样，庸俗地等于名车+名表+美女+豪宅。

同样，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也要进行完整、全面的理解。不平衡不只是物质财富分配的不平衡，更包括政治权利、文化权利、法律权利等等的不平衡；不充分也不只是物质财富的不充分，更是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的不充分。而且，政治权利的不平衡、公民权利的不充分，是其他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基础和根源。为什么物质财富不平衡呢？就是因为权力绑架了、主导了物质财富的分配，政治不平衡导致了经济不平衡。所以，公民自由、公民权利的落实，民主制度的建设，应该是消灭物质财富不平衡的一个根本渠道。近年来各种挑战人们良知底线的各种匪夷所思的恶行，包括最近发生的幼儿园虐童事件，全部都是导源于非经济的原因。产生这样令人发指的恶行，不是源于我们社会的物质贫困，而是源于价值观的畸形扭曲和制度化监督的缺席。这也是我理解的深化改革的根本任务，深化改革不是不要改革，不是简单地发展经济或“发展就是硬道理”，而是要优化改革。怎么优化？就是改掉扭曲市场经济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方面的弊端。

下面讲讲处于这样的一个新时代文学应该有怎么样的使命。我认为，当下中国文学的责任， 应该表现在全面地、深刻地表现人民的好生活理想，全面地、深刻地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全面地、深刻地揭示人民的好生活理想如何被畸形的权力所扭曲、扼杀。当下优秀的中国文学，应该是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总根源的深刻把握。而这样的一个把握，在当代的文学创作和评论中恰恰是很不够的。

我举几个例子。一是有一种说法，在评论界很时髦的一种说法，就是市场经济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各种社会弊端，包括物质财富不公平分配，两极分化、道德滑坡、创作的媚俗、作家没有责任感，等等。我觉得这个说法很肤浅很表面。如果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文艺创作的媚俗化，那我们怎么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市场经济却产生了那么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时代的作家有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自由。但是如果一方面作家被推向市场，另一方面又没有批判现实的自由，怎么办？结果肯定是媚俗。所以文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自由。

还有一个所谓“分享艰难”理论，我觉得也很误导。有一批描写国企改革的作品，要求底层人发扬自救精神、互助精神，大家分享艰难，共渡难关。这些作品有点像雕牌洗衣粉广告：妈妈下岗了，打着雨伞在外面找工作，很悲苦的样子。孩子放学回家了，拿着雕牌洗衣粉帮妈妈洗衣服。妈妈回来时感到很欣慰，所有痛苦都没了。用一种煽情的方式让孩子来解决一个由社会体制造成的问题，不荒唐吗？不是为侵吞国有资产的权贵们开脱吗？

第三个就是把一切的罪恶都归结为现代化。很多描写中国现代化阵痛的作品都在鼓吹前现代的“美好生活”，要回到桃花源时代。这也是一种创作和评论当中很常见的一种思路。但是这个思路显然是误导的，因为我们的问题不是抽象的现代化或发展的问题。当然现代化也有问题，但是我们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中国是个畸形现代化和畸形发展国家，这个畸形才是我们要抓住的关键词。彻底否定发展，否定现代化不能解决发展和现代化带来的问题。

（依据笔者在《南方文坛》创刊30周年暨2017年度优秀论文奖颁奖会上的发言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