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新文科的话题炒得火热。但目前大家谈论新文科，主要围绕新技术导致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方法、人才培养和教学方式的更新等展开。如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带来的各种以“智能”冠名的学科（“智能法学”“智能教育学”“智能伦理学”等）大数据给我们的文献检索方法带来单位变革，以及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等。以上可总结为“四新”：开拓新领域、开设新专业、建立新学科、培养新人才。即使是美国希拉姆学院2017年率先提出的“新文科”，也只是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即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之中，根本上仍是从技术的应用角度着眼。
新文科的使命
但我认为，谈论新文科不能把这个概念过分工具化、技术化、应用化。新文科更根本的使命在于回应新历史条件下“人”的观念的变化，因为人文学科是关于“人”的学问。新文科之所以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课题，源于旧文科关于“人”的理解出现了问题。但旧文科其实也不很旧，它是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时期逐渐建构和确立的世俗化、理性化、专业化、科学化并追求客观性、系统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系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也有别于古希腊的人文教育（尽管源头或可追溯到那），“旧文科”至今也就几百年历史。
《开放社会科学》中指出：“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16世纪以来逐渐趋于成熟，而成为近代世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人文科学”这个词源于15世纪意大利人发明的humanistas（词根为humanus，意为“人的”），指与研究“神”的学问（divenitas,词根为deus/divus,divinus意为神的）相对的研究“人”的学问（studiahumanistastis）。在此后的发展中，人文社会科学经历了与自然科学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到19世纪初两者完成了基本分离。文科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名称变化：文科（art）、人文科学（humanities）、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等。18世纪时，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科学因为社会变革的压力以及近代国家管理的需要得到大发展，同时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大学开始兴起，成为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主要机构化场所。有西方学者这样描述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确立的学科格局（延续至今）：“在整个19世纪，各门学科呈扇形扩展开来，其所秉持的认识论立场各不相同。一端首先是数学，其次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或文学艺术），其中哲学的地位最高（它作为一种非经验的活动依附于数学），然后是对形式艺术实践（包括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的）研究，这种研究时常接近史学，如艺术史。介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则是对社会现实的研究，其中历史（研究个别事件的）接近文学艺术，而社会科学（研究普遍规律的）则接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支后来基本确定为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其中有些学科是20世纪上半叶确立的，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梳理旧文科或传统文科的历史，但是大体而言，说它是现代性的建构是不会有问题的。
新文科与后现代状况
如果说旧文科是与现代性状况相对应的，那么新文科就是与后现代状况相对应的。很多人同意，新文科是为应对人类面临的新状况而出现的，但这个新状况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后现代状况。现代对“人”的理解是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奠定的，它有一套完整的关于“人”的理解。但在今天这个所谓“后人类”时代，我们还能按照现代人文科学的传统去理解“人”吗？如福柯、阿尔都塞等都对这个意义上的“人”进行了深刻质疑。在这个意义上，新文科的核心是现代性反思：因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奠定的那套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信仰和方法，已经面临根本性挑战。这个意义上的新文科的起源或许可以追溯到尼采，因为他第一个对现代人文主义进行了强烈的质疑。这是我们谈论新文科的第一重语境。具体而言，有哪些新状况呢？当我们谈到人类面临的新状况，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新技术、新产业的出现：人工智能、生物基因工程、虚拟技术、数字技术、大数据采集和编程、移动互联网等。但不能仅从技术角度认识这些新技术，因为它们不仅改变了我们的认知工具和认识方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对自己（包括对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物质和精神）、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并且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同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观问题、法律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以至于有人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后人类”时期。“后人类”时期我们怎么认识人、谈论人？机器人是人吗？植入了大量人造器官或芯片的人是人吗？这些问题远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现代时期建构的旧文科或传统文科从未涉足的深层次哲学问题和文化问题。弗朗西斯·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警告世人：“生物技术会让人类失去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他认为我们已经站在人类与后人类这个巨大的分水岭上，“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分水岭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福山担心生物技术改变人的心智，最终导致人性丧失，人将不人。
技术还改变了既定的社会秩序、权力结构，改变对于人和社会的管理方式。未来技术的发展可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种种前所未有的危险，使得传统的人文价值陷入危机。比如，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每个人都在网络世界“裸奔”。这不但是西方批判理论反思的主题，也是很多科幻片的主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使用支付宝、微信等时，主动解锁手机来交换现代生活的各种便利。在科幻电影《匿名者》中，未来世界里对人的监控程度达到了极致。当人类社会发展到2030年，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在瞳孔里被植入名叫“心灵之眼”的晶片，只要一睁开眼，他所见之物便会连接至云端，所有行为都被监控和记录。
除了科学技术带来的“人”的观念的变化外，新的社会文化运动及其促生的新观念、新价值观，也对传统的人的观念、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观念等，造成了巨大冲击。比如，环境保护运动和生态观念，导致了生态语言学的诞生；新工作观念和后工作思潮的出现，对现代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工作伦理形成了极大挑战。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于2013年发表了戏谑短文《论狗屁工作现象》，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反响。在这种文明中，工作本身已成为目的和意义。这些议题很多被归于“文化研究”，但我以为都是“新文科”的内容。
当然，还有生态环境运动给现代人文主义带来的巨大冲击。据2006年10月7日《信息时报》报道：在福建小动物保护网、福州家园等各大网站上，一篇名为《新华字典涉嫌歧视动物》的帖子引发了大批网友给《新华字典》“纠错”：《新华字典》处处从对人类“有用”的角度，从“吃”的角度来解释动物，涉嫌动物歧视。后来赵奎英等学者从生态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这个争论，认为这个现象表明国人的动物保护意识、生态意识正在增强。在《说文解字》等古代辞书对于动物字义的解释（包括飞禽、家畜、走兽、鳞甲类动物等）中，几乎找不到一条联系到动物用途的，所有解释都只是从动物的形象或性状，以及这个字的读音出发，根本没有从“吃”的角度解释动物。这表明人对动物的态度、观念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从“吃”、从“用途”角度解释动物只是现代出现的一种语言文化现象。
以为宇宙之间只有人类才是有智识、有理性、有语言的高等动物，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主宰，其他动物以及整个自然界由于没有理性、没有意识、没有语言，不配享有人类的道德关怀和同情，它们只是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这种思想在西方尤其是在西方现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康德曾经说：“大自然中的无理性者，它们不依靠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所以它们至多具有作为工具或手段用的价值，因此，我们称之为‘物’；反之，有理性者，被称为‘人’，这是因为人在本性上就是作为目的自身而存在。”这是一套从古希腊（普罗塔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到现代不断得到强化的观念，它在后现代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并产生了动物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后果进行矫正，主张动物、自然也具有像人一样的存在权利，也应给它们以伦理关怀。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被视作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突破，它要求重新解释现代人文科学对“自由”“权利”等概念的理解。这种思想其实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主张，要“让万物成其所是”，而不仅仅把万物当作工具。这已经被一些激进的环境主义者当作口号，用以反对把自然仅仅当成为人类目的服务的工具。
以上是“新文科”的一个重要语境，后现代的语境。
中国特殊语境中的新文科
另外还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谈新文科，还有一个中国的特殊语境问题：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建立的文科，在中国又是不成熟的，其基本原则和价值规范依然没有确立起来。当下的中国人文科学依然需要争取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早已获得那种自主性和独立性。
新文科固然要反思现代性，这种反思的目的是要推进现代性而不是回到中世纪去，新文科也应该坚持在传统的人文主义立场上推进。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重申了人文主义，“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此外，同样是康德，一方面他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是另一方面又在《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中呼唤理性的自主自律，号召人在没有外力引导的情况下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的这个思想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这表明新时代、新文科的人文主义并非是对现代时期的人文主义的简单否定，而是在继承其内核（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这些都是传统人文主义的核心主题）基础上的继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