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们忏悔》一书由王克明、宋晓明主编，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本书由数十名“文革”亲历者（个别作者同时也经历了反右，比如赵遐秋）的忏悔回忆录组成，它们既是各有特殊性的个人记忆，又是带有很大共享性的集体记忆。书名“我们忏悔”（而不是“我忏悔”）似乎在着意提示这一点。或者说，这些回忆文字，兼备为自己作传的自传性和为时代作证的见证性。书中大多数作者年龄在60-70岁之间（4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期出生的作者最为集中，只有个别出生于30年代，目前已超过70岁，比如赵遐秋出生于1935年，钱理群出生于1939年），上至1966年的高中三年级学生，下迄1966年的初中一年级学生，俗称“老三届”。
书名“我们忏悔”已经充分表明本书的一大特点，这就是回忆、反思、忏悔的三位一体，或曰追忆者、思考者、忏悔者三种角色的高度统一和深度扣合（其中陆晓娅的文章是最典型的）。作者在回忆“文革”往事的同时，随时灵活插入对之的解释、反思和忏悔，使得事件时间和书写/叙事时间的反复交叉和切换。第一人称“我”既是回忆主体，同时也是反思主体和忏悔主体：今日这个追忆、叙述之“我”反思、忏悔昨日那个行为、言说之“我”。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这里的回忆、忏悔和反思都以自己在“文革”（少数文章还包括反右）中的过失甚至罪行，因此回忆的对象实际上就是回忆主体（自我回忆），忏悔的对象就是忏悔的主体（自我忏悔），反思的对象也就是反思的主体（自我反思）。
这样，本书的“文革”记忆书写就具有突出的自反性和建构性，有些作者的回忆书写还有明显的想象性和虚构性（以张红兵的《没有地址的信》最为典型，第286-287页，其对母亲的心理描写完全是想象性的）。
由于反思与追忆联袂进行、纠缠难分，由于作者对自己的过去常常做出了鲜明的价值判断和回溯思考，因此这些文章比之纯粹的回忆事实更能体现作者对于过去的思考和反思所达到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深度。指出这点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与一般纯粹个人的忏悔回忆不同，“文革”亲历者的忏悔回忆必然兼及具有集体性质的社会灾难和集体灾难。虽然红卫兵（本书作者基本上都是）的打砸抢行为是个人实施的，但是与纯粹个人犯错或犯罪不同，它们常常同时是有组织、有“指导思想”的群体行为，有突出的社会性。这反过来使得作者的回忆与反思、忏悔具有了超出个人道德救赎的公共意义，它联系到民族文化身份的重建。正因为这样，回忆主体的反思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尤其是对自己“文革”时期个人恶行的社会原因、社会维度能够认识到什么程度，就显得极为重要。事实上，很多回忆主体对自己过去言行的反思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次，而这又会反过来影响其对回忆内容的选择（只有被回忆者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才可能获得最多的回忆机会）。
二、不能独立思考还是放弃独立思考？
“文革”时期各种运动的参与者（特别是红卫兵）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盲目跟风，对“上面”（特别是最高领袖）的声音以及主流媒体说的一切，盲目听从和追随。在解释这些现象的时候，多数人，不管是亲历者还是非亲历者，常常归之于一元化意识形态教育（“洗脑”）的结果。也就是说，红卫兵之所以没有独立反思的能力，是因为除了革命文化以外没有别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这种不能独立思考的原因是知识性的缺憾（比如没有接受过西方现代文化的熏陶），而不是人格的或者道德的缺憾（比如因为利己心、因为恐惧而选择放弃独立思考）。换言之，这种盲从从主观或情感角度看源于真诚的信（虽然这“信”现在看来经不起理性考量），真诚地相信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在它危及自己的时候）。
但阅读本书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除此之外，实际上还有另一种盲从，这种盲从谈的人相对较少，这就是由于道德或人格缺憾造成的盲从。更准确说，他们即使具有独立思考、明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但是因为利益考量（从最基本的生物性功力计算，到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其他诱惑），由于缺乏坚持独立思考、特别缺乏说出真理的胆量和勇气，他们仍然有意识地（理性地）选择了放弃，选择了违心地说话与做事（说谎、跟风、批斗自己知道的好人等等）。后一种盲从实际上是犬儒、投机，而不是愚忠、狂热。
即使是在“文革”时期，也有大量的盲从者是属于后者。他们盲从和跟风的原因不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主要原因是无知，缺乏相应的知识和思想储备，属于不能而非不为），而是缺乏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他们虽然有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或至少是怀疑的能力，对极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即使不是明察秋毫，至少也是心存疑虑。但是由于恐惧、由于利害得失的考量，他们不敢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更不敢说出真理。遗憾的是，我们见到的大多数回忆录却很少谈这种利益和畏惧驱动的盲从，好像反右、“文革”中的盲从者真的都是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似的。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后者的一些例证。
赵遐秋《跟风整人的忏悔》（第41-50页）是书中唯一一篇回忆自己的反右经历而非“文革”经历的文字。据其记叙，1957年反右期间，北大中文系学生赵遐秋是班里的团支书，正在准备入党。6月9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的第二天，班级党小组开会批判邵家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由赵主持。赵觉得邵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不管是否过激，动机是好的，因此发言不积极。做总结时也是轻描淡写，并未上纲上线，结果受到党小组长义正词严的“警告”，说她的总结“语气平平”，“没有战斗性”（第43页）。第二天，赵又受到牛某（估计是一个更大的官）更严厉的警告，并把问题提高到“相不相信毛主席”“相不相信党”的吓人高度。这给了赵“当头一棒”，使她“后怕了起来”。“从此，我想问题的思想变了”，“我觉得我的政治立场的确有问题。眼前，关键之关键是我要绝对地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晚上，躺在床上，我对自己说了无数遍：‘从今以后，毛主席说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决不能三心两意。”（第44页）很明显，赵遐秋与其说是被说服了，不如说是被吓倒了，于是放弃了自己的怀疑和独立思考：“我必须给自己下一个死规矩，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组织的意见，绝不问‘为什么’，怎么说就怎么做，绝不含糊。”（第44页）经过这样的思维转换，批判邵家基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上纲上线绝不留情，声色俱厉自不待言。”（第44页）
如果说赵遐秋对权力的巨大恐惧是她放弃独立思考的直接原因，那么，利益和私心（包括求生的欲望）就是间接的或根本的原因。赵对“组织”的畏惧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她要求“积极上进”。果然，转变立场和思考方式之后，她的表现终于得到肯定，并于1958年如愿入党。抚今追昔，赵遐秋感叹：“反右派斗争给我留下了什么呢？从表层看，那就是永远和毛主席、党组织保持一致，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的指示，我总要积极主动从各个方面，找出之所以正确的种种理由，以求心安理得地去执行”“从深层看，我成了他人思想的奴隶，失去了自我独立意识。在毛主席的讲话面前，我不想，也不敢有什么想法。有时，一些问好也会在脑海里出现，不过，就在那一瞬间，我立即警觉起来。我告诫自己，不许胡思乱想，疑惑只能一闪而过。我严严地关上了那智慧的大门。”（第45页）值得注意的恰恰是：这个“智慧大门”是被作者自己有意识地关闭的，她不是不能想或无能力想，而是“不敢想”。
赵遐秋记叙的第二件事是关于彭德怀案的。组织上传达了庐山会议（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问题的决议后，赵遐秋本来是很怀疑其正确性的，心中的疑问“像水里的葫芦瓢一样，按下了这个，那个又冒了出来。”“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又立刻警觉了起来——这是毛主席亲口下的指令，是党中央的决议，应该相信，必须相信！”“有了反‘右’的‘教训’，我不敢说出内心深处的困惑。”（第46页）说到底，还是“不敢”。
更有意思的是，庐山会议后赵遐秋下放到京郊平谷胡庄，农村极度贫困的现实使得赵遐秋认识到：自己参与“反右倾”运动，批判同学高永波和邢志恒是错误的：“胡庄农民的极度贫困，自己的饥饿感受，一下子轰毁了我对三面红旗的信念。”那一刻，她想起了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我不再困惑了，不再犹豫了，我否定了我盲目相信的这一切。我后悔莫及”。（第49页）但就在这个时刻，恐惧再次袭来，“我又害怕了起来，庐山会议上，彭老总不是说了真话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犯么？那是‘前车之鉴’，我该怎么办？——我胆怯了。”于是再次说了拥护反右倾的“套话、假话”。（第49页）这个例子说明，即使不掌握不同于极左意识形态的另一套思想和知识，一个具有基本认识能力、尊重经验事实的人，仍然能够基于经验而发现极“左”意识形态的荒谬。但是由于缺乏坚持的勇气，最后她仍然选择放弃了怀疑和独立思考。
赵遐秋是诚实的，她坦率地承认自己这么做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政治前途”不能仅仅理解为仕途的升迁，而且关系到能不能保住生命。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极权社会，政治立场不仅决定仕途，而且决定一个人的生命，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不但不可能得到升迁，而且还会失去自由，失去生命需要的基本物质资料，直至失去性命。因此，我指出赵遐秋（也包括其他很多跟风和说假话的人）不敢坚持独立思考是因为缺乏勇气或由于现实考量，绝没有责备和苛求的意思。毕竟不说真话毋宁死对于普通人而言是一个过高的道德要求。我只是想借此表明：虽然“文革”时期很多人的盲从不乏真诚，其主要原因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因为缺乏另一种思想和知识，但这种真诚的盲从者肯定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很多人，特别是曾经盲从、跟风的知识分子，夸大自己盲从的真诚无知的一面，而避讳其利益考量的一面，犬儒和投机的一面，大概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君子耻于言利”的心理在作祟。好像无心之失总比有意犯错要光明正大一些。但这样做的消极后果，是不能从根源上反思极权主义，在夸大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之洗脑力量的同时，低估了其对物质、经济、政治资源特别是暴力的垄断的决定性意义，看不到这种垄断才是极权主义统治得以维持的根本保证，也是它的意识形态得以推行的根本保证。“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荒谬性对很多人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在大饥荒爆发后更是暴露无遗。但由于极“左”权力垄断了生命得以维持的物质资源，没有人敢于指出这种荒谬性，更不要说纠正它了。
强调这点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今天，获取批判和反思“文革”的思想和知识资源已经变得比以前远为容易，因为无知而放弃独立思考的盲目跟风者已经越来越少了，绝大多数是投机分子和犬儒之辈。但是如果权力依然牢牢控制着人们的生存资源，而且意识形态与人们基本生存之间的联系依然不能被打破，如果说真话所要付出的依然是高昂的生存代价乃至生命代价，那么，大多数人仍然会选择说假话。
三、红卫兵打人的另一面
一方面，打砸抢被冠以堂而皇之的理由：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但是另一方面，又随意得如同儿戏，特别是对于那些不谙世事的中学生乃至小学生而言，“继续革命”或许不过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吸引力在于：革命给了他们以释放本能和兽性的极好机会和最佳借口。
张华在回忆“文革”打人的时候谈到打人“有种快感”（参见上文），这很典型地表现出革命/打人与本能快感（可以确切地称之为兽性）之间的深层次联系：打人一方面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革命行为，具有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确性；同时，它又能满足自己的本能冲动，带来生理性的快感。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恶作剧，它们充分体现了人性中的兽性。刘伯勤《我的文革经历》在反思自己“文革”时期打老师的恶行时就分析到了自己少时的顽劣，指出“恶作剧是孩童顽皮的特征。”而“文革”充分释放了这种“人性之恶。”（第127页）他写到有一位周志俊先生是著名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曾担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文革“初他家被抄后，卧室窗玻璃破了一角，糊上了报纸。刘伯勤曾好几个夜晚和伙伴一起，用缝纫机线轴绑上皮筋做弹弓打破其窗玻璃，并感到“乐不可支。”（第127页）
很难相信对于少不更事的刘伯勤而言，到底知道多少阶级斗争理论，更不可能有基于亲身经历的对“阶级敌人”和“臭老九”的刻骨仇恨。这种打人的快乐更像是一种恶作剧。它似乎也是一种游戏，但却不是席勒和康德描述的作为高级审美活动的游戏，而是人的低级本能的释放，它给人的不是美感、精神享受，而是施虐的快感。如果一切束缚制约人作恶的规则（法律和文化等等）统统被砸烂、统统失效，那么，人就会变成野兽和畜生。文明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法律和教化抑制和驯化这种本能，而“文革”恰恰无度地释放乃至鼓励了这种本能。红卫兵的年龄特征和生理、心理特征可以解释为什么是他们打砸抢最积极。
因此，在解释“文革”暴力现象的时候，不能过于迷恋“理性化”的解释，也就是把“文革”时期的打砸抢行为理解为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做出的自觉选择，或者把它纳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框架。这样的框架尤其难以解释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参与打砸抢的积极性：他们的革命觉悟哪里来的？他们看了多少马、列、毛的书？受过多少“阶级斗争”教育？即使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估计很多人（特别是初中生和小学生）也没有完整读过。事实的真相或许是：伟大领袖的圣旨或许只是激发打人者本能的一个契机，是满足其动物性快感的借口。正如高宜在《最黑暗的夜晚》写到的：“童年和少年，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所以，也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第54页）据其回忆，“文革”刚刚开始时候，也就是1966年5月，天天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很是无聊，“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折磨。”（第54页）这个时候传来参加三个月军训的消息，“我们正烦得要命，忍无可忍，参加军训，还能参加实弹射击，这个消息简直是天大的喜事。”（第54页）。熟料由工作组安排的军训匆匆结束，学生们被召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作者这样分析自己当时的心理：“年轻的人，渴望热闹，渴望打破日常学习和生活的平静”，“我们要革命，要造反，要冲出教室，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高声的呐喊，激动人心的语言，字字冲击着我们年幼而欢喜热闹的心灵。”（第55页）
这些都充分暴露出“文革”的胡闹和非理性的本质。
最后我想说的是，狭义的“文革”（1966-1969）已经过去差不多四十年，但是对文革的研究，无论是对当时的体制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乃是对参加者的心理世界的研究，都还非常不够。由于个人记忆的具体真切与感性生动的特点，它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是非常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