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乐是莫名其妙的乐，没道理的乐，是不该乐而乐，在应该痛、应该哭、应该喊的时候却乐呵呵的。

没有乐的理由却乐不可支，是为傻乐。阿Q大概可以说是傻乐的典型，总是被人欺负又总是乐呵呵的。

傻乐者因傻（可以是真傻也可以是装傻）而乐，因乐而傻。

傻乐可能是出于无奈，也可能是出于无知。在前一种情况下，乐者明知不应该乐而找乐，明知没有乐的原因而依然乐，目的是为了克服和化解无奈带来的焦虑和痛苦。这是装傻者的乐。

在后一种情况下，乐者根本不明白自己的现实处境，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乐，像猪圈里的猪乐呵呵地吃食，笼子里的鸟兴高采烈地唱歌。这是真傻者的乐。

前者清楚自己的现实处境，是明知不该乐而乐；后者昧于自己的现实处境，是不知不该乐而乐。前者源于怯懦，后者源于无知。

在该痛该哭该喊的时候而不能哭不能喊，久而久之则不想喊不想哭以至于丧失了痛的感觉，这样的时代常常流行傻乐。

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和娱乐艺术可以用傻乐概括之。无聊恶俗的搞笑节目，不触及现实问题的、一味拿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开涮的小品、相声以及所谓的情景喜剧，都是傻乐的典型。最最能够体现傻乐特点的还是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台上的和台下的，主持人、演员和观众全部在那里傻乐。的确如有人评论的，是“一年比一年愚蠢。”原因是什么？是中国的艺术家全部弱智？不是。真正的根源在于：似乎只有傻乐才能通过审查并达到皆大欢喜的效果，有利于安定团结。有一位网友说得好：“中国的相声已经被消灭了，因为不允许讽刺，导演说，‘越强的喜剧效果，它的负面效应就越大，就不能播出。’这是什么逻辑呀，讽刺贪官污吏岂不就是‘反党’啦！逼得相声、小品演员们除了自轻自贱就不知如何让观众会心地发笑了。”除了自轻自贱还有轻贱那些可以轻贱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比如草根百姓甚至残疾人。本来，相声、小品或情景喜剧都属于喜剧类作品，其生命力在于站在草根的立场讽刺黑暗势力，嘲笑强权。现在它却退化为向强权献媚、拿百姓开刷。几乎所有小品（包括今年的《不差钱》）的嘲笑对象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原因不外乎这些人都是些可以放心大胆去糟践的弱势群体。他们全部被刻画成没有文化、势利眼、傻头傻脑还假装聪明的笨蛋（今年的《不差钱》中那位农民大叔居然把“艺术细胞”说成了“艺术细菌”，把“报答”说成了“报销”“报复”，把“刀郎”误作“屎壳郎”，“精辟”误作“屁精”，如此等等，这种低级无聊的“笑料”居然还获得了观众的满场喝彩，可见全民傻乐的程度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尤其2001年的春晚小品《卖拐》居然拿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寻开心，难怪在美国演出时遭到强烈的抵制和谴责。

情景喜剧的堕落也颇为说明问题。前几年流行的《我爱我家》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情景喜剧，从此之后真正有艺术生命力的情景喜剧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媚俗无聊的傻乐作品《欢乐家庭》、《家有儿女》等等。《我爱我家》优秀就优秀在它通过一个退休老干部的形象对于中国官场文化的阴暗面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但是该剧不久就被禁播，原因据说是“老干部们不高兴”。看来老干部即使离休了也是调侃不得、讽刺不得的（在位的干部就更不要说了），这大概就叫“柿子捡软的捏。”傻乐流行的制度性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不是要和娱乐文化的生产者过不去，更不是和过大观众过不去。他们都有难以难说的苦衷。当然，我也是。

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我们的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悲剧和喜剧，而我们的艺术中既没有真正的悲剧也没有真正的喜剧，有的只是傻乐——傻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