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6日，民进北京市委、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举行了“推进国家文化中心建设”大型论坛。论坛上，北京市人大主任杜德印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公”的命题。让听众感到耳目一新。窃以为这是一个适应新时代需要而提出的及时而又理论生命力的命题，也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政治意义的命题。
“不患寡而患不均”出自《论语.季氏》第十六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大意说，无论是国君还是家长，不担东西少，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生活贫穷，而担心生活不安定。只要平均就没有了贫困，只要和睦就没有什么少不少的，只要安定，就会保持统治。
朱熹对此句的解释是：“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这个解释是从维护等级制度角度作的，“均”不是无差别，而是拿到每个人自己应得的那一份。但是，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所谓“均”，即无差别；所谓“不均”，即有差别。于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平均主义思想的集中表达，即使在解放后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延续。平均主义貌似公平，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它否定了人在能力、勤劳程度等方面的差别，因此是不公平的。有竞争就有差别，绝对无差别的状态只有通过人为干预才能达到。打个比方，大家如果一起起跑，那么，结果一定是有些人先到，有些人后到，这是公平的；如果让跑得慢的人先跑，跑得快的人后跑，这虽然会保证结果平等，但违背了程序正义和起点公平。平均义的结果，是经济不能发展，大家干活没有积极性，而且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已经被党和政府所否定和抛弃。
“不患寡而患不公”的“公”，是公正、公平，“不公”，是不公平、不公正。这个命题不否定差别的存在，但是要求差别必须合理。它不以结果的绝对平均为目标，只否定通过不合理的制度、途径和方法造成的“不均”（差别）。比如说，今天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亿万富翁。如果这人都是遵纪守法，勤劳致富的，那就不是不公的；但如果是通过不正当手段、通过化公为私、通过特权而迅速暴富，那就是不公。
可见，“不公”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因为这里的“不公”是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而不是自由竞争状态下出现的自然的不均等。它的后果也不仅是经济的或物质的，而且更是政治和道德的。正因为这样，“不公”就可以成为道德败坏、公共空间坏死乃至政治危机的根源，严重的时候会导致政权合法性的瓦解。
尤其是在公平、公正意识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在法律和党的意识形态肯定公平、公正，而现实又与之背道而驰的情况下，人们对不公就越来越不能忍受。如果是在一个前民主化的专制时代，大家没有公平公正意识，那么，即使先是中存在严重的不公，人们也可能不会觉得不可忍受，但在一个民主化或正在民主化的社会，现实和理想的脱节就会显得难以容忍。这就是为什么尝试民主化改革的专制政权，反而比拒绝民主化改革的专制政权更为稳定的原因。因为尝试民主化改革的政权统治下的民众一般都具有公平、公正的意识，因而不能容忍不公，而且，他们意识到了现政权的实际作为和它主张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脱节和错位：依据你自己的法律和意识形态，你自己的统治也是不合法的，是可忍孰不可忍？
目前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就是深入人心的公平意识和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公之间的矛盾。只有消灭这个矛盾，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才是可靠的，才是有制度保证的。这样的稳定也不必要暴力和谎言来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