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时刻，人们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落以后又一次空前高涨。这一点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到了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文坛经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形式实验与“历史沉述”之后，又出现了一批关心当前现实社会问题的小说，这些小说被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其代表作家有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他们的一些作品，如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何申的《年底》、《年前年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等，受到文学评论界的极大关注，被誉为“现实主义的回归”、“现实主义的冲击波”，作家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苏醒，等等。也许是由于中国小说界自80年代后期以来或沉溺于语言形式探索，或热衷于表现历史故事、翻找陈年老账，引起文坛内外的不满，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小说“适时”问世，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失去了“轰动效应”的90年代文坛居然引起一场小小的“轰动效应”。在1998年1月22日的《羊城晚报》评选出的“1997年中国文坛十件大事”中，就有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
上述小说大多发表于1996年。时间过去了两年。这两年国内外都发生了许多事情，例如“十五大”后中国经济改革政策与实践的新发展，东南亚所发生的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及其教训，理论界对“人文主义”新的思考等，都大大扩大了我们的视界，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被大肆宣扬了的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有失偏颇的评论，并作出一些关于文学如何反映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生活的理论思考。
一、文学家反映现实应有双重的思想“光束”
中国文学家应当关心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小说应当反映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这当然是人们所乐见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关心、怎样反映。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极为复杂的，但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这两极的“错位”则是很明显的事实。历史理性呼唤社会走历史必然的路，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改革开放的推进上面；人文关怀则呼唤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改善人的情感生活，完善人的道德理想。但现实告诉我们的是，前者的推进，并不意味着后者也同步跟进。在一定意义上说，现实的发展恰好出现了一种人们不愿看到的“悖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的价值尊严、情感生活、道德理想却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滑坡”，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出现了悖反的局面。文学家如何来面对这种现实中的“悖立”呢？是寻找各种理由向这样的现实“妥协”呢？还是要持自己独特的思想“光束”来照射现实？或者说文学家在这种现实面前应取什么样的思维路径、价值取向、判断角度呢？这就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也应是有志于反映现实的作家所关心的问题。也许在社会科学家（这里我们把学科分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文学定位于“人文科学”这个范围内）和一般人那里更关心历史理性。由此决定了审视社会历史，尤其是在对待急剧的社会转型时（就像9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家和一般人更注重转型的历史合理性，以及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或进步，比如发展经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等。即使他们也看到了人文道德的失落，也希望加以解决，但他们的办法是把人文方面的问题纳入到历史理性的范畴中去把握，一般不会把“人文关怀”作为重要的一极来加以对待。或者说得更彻底一些，在遇到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出现悖立的时候，在“熊掌与鱼不可得兼”之际，他们宁愿选取“历史理性”一极，而忽视“人文关怀”这一极。文学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当然应顺应历史理性，赞成改革开放，这是文学家的进步的历史观所决定的。但同时又更加重视人文关怀，关心社会转型的文化道德合理性，以及它在个体的情感生活完美性，甚至人性深处那些看不见的微妙角落。他们既要“熊掌”，也要“鱼”，“熊掌与鱼”两者应“得兼”。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这两者都是文学家照射现实的思想“光束”。文学家的历史理性必须具有人文关怀维度。文学家人文关怀必须具有历史理性的维度。文学家总是在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中徘徊。当然如果遇到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这两者之间非选择不可的状况，那么真正的文学家宁愿“牺牲”历史理性，而选择“人文关怀”。因为文学家是专门在人的情感生活中耕耘的人，人文关怀是他们的基本“地盘”。这就是为什么古今中外伟大的作家都毫无例外具有悲天悯人的品格的原因。
进一步说，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对现实的洞见有所分工。文学家对于社会时代的评价不应当与社会科学家相同，尤其是不应当只看到物质的、器物的层面，而更应当关注人性的、心理的、精神的、价值的层面。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精神多种层面；知识分子的分工又必然造成无论是专门的社会科学家还是主要从事人文事业的文学家，都很难全方位地准确把握与正确评价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结果。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应当是一种基于差异的互补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有各自的洞见和盲点。社会科学家应发挥自己的历史理性精神，对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判断。文学家也不应当放弃自己的人文与历史的双重视角，人文关怀的视角更应放在首位。我们不能要求小说家是社会发展（尤其是物质与器物层面的发展）的设计师，不能要求小说写成社会发展报告或现象记录，不必提出什么“治国方略”。如果要在这方面要求小说家去与那些专门的社会学家相比，那么文学与文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理由。无论中外，无论属于哪种创作倾向的作家，其中的最优秀的都基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思想“光束”，对现实采取不妥协的和批判的态度。当他们不得不在两极中进行选择的时候，宁可对“历史”有所“不恭”，也绝不以任何理由认同现实的罪恶、污浊和丑行，而抛弃人文关怀的尺度。社会科学家的尺度主要是历史理性，当他们不得不在两极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会说，为了历史的进步，丧失一些美和善的东西，打破一些坛坛罐罐，甚至死一些人，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不过是为现实变革难以避免要付出的代价。
只要稍稍考察一下中外一些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伟大作家的创作情况，我们就能有力地说明我们上面所提出的观点。作为19世纪欧洲文学主潮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就法国而言，产生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斯汤达尔、巴尔扎克和梅里美。他们的历史观相当复杂，在理性的层面有的赞成这种社会转型，有的则是保王党，并不完全赞成这种社会转型，中间又有诸多变化，但一旦他们的笔指向现实，他们就有共同的价值取向，那就是基于人道主义对下层受迫害者的同情和挚爱，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尽管他们的作品通过形象的表现，暗示出封建统治已经“夕阳西下”，封建专制必然要让位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肯定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是历史的进步，然而面对新兴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它的种种人物的丑行，还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把资产阶级的利欲熏心、飞扬跋扈、伤天害理的种种丑恶的面目勾勒出来了，并不因为他们从历史的角度代表先进势力而笔下留情，减弱自己的批判锋芒。他们给大贵族涂抹上“可笑”和“可怜”的色调，同时也给资产阶级暴发户描画出“可憎”和“可怕”的脸谱。一方面是对历史必然的理解帮助他们去认识现实，另一方面是人道主义作为向善向美的精神力量横亘在他们的心中，这是他们照射现实的“光束”。由于有这两重“光束”，他们才能“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马克思语），他们的作品也有着“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恩格斯语）。由此不难看出，现实主义并不是单纯复制现实，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在对现实的客观描写的条件下，对现实作出判断，而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就是他们判断社会转型现实的两个尺度，他们假若放弃这两个尺度，那么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判断也就丧失了，他们基于对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的批判性也就丧失了，他们的带有辩证法的现实主义也就随之丧失了。虽然批判现实主义离我们比较远了，但其中的创作经验难道不应该加以借鉴吗？
1996年开始出现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并没有继承借鉴前人的“现实主义”的传统。这些小说的严重不足之处是对现实中负面的一味妥协。他们对转型期的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采取某种认同的态度，缺少向善向美之心，人文关怀在他们心中没有地位。他们虽然熟悉现实生活的某些现象，但他们对现实缺少清醒的认识，尚不足以支撑起真正的历史理性，所以其对于转型时期的社会评价也大有问题。这就导致他们的作品出现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缺失。还有，这些小说在艺术上的粗糙也令人失望。某些评论家对这些小说吹捧过头，缺乏分析的眼光，不利于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
二、在“分享艰难”的帷幕后
人文关怀的欠缺典型地表现在所谓“分享艰难”的主题中（其中又以同名小说《分享艰难》为代表），恰恰是这个听上去似乎明达的理性精神，这个被这些作家用来解决中国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的“灵丹妙药”，最为典型地体现了部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混乱与认识混乱。
在分享艰难者的行列中，大致有三类人。一类是基层领导干部（农村中的乡镇领导以及城市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如《分享艰难》中有河西镇党支书孔太平，《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中的国营企业的厂长书记们。作为对自己属下的百姓最直接负责的父母官，“分享艰难”之于他们主要表现为：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用以解释人的行为规范的两个著名范畴。信念伦理属于主观的价值坚执。根据信念伦理，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为者所认定的信念的价值，行为者把这种终极的价值奉为行为的唯一标准，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最高的责任，拒绝对于行为的后果负责，属价值理性；而责任伦理则相反，它认为评价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的只能是该行为的后果，行为者必须对于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为达此目的，他可以采取在伦理上不可欲或不善的手段，因为善的后果可以补偿不善的手段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由此，责任伦理更为关注的是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乃至“屈从”更为关注行为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审时度势，更具客观的理性精神，属工具理性。）。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昧着良心（可憎）不择手段（可怕）发展所谓“经济”。虽然小说也表现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内心的某种暂时的“痛苦”，但他们必须、也只能“分享艰难”并为此而饱受灵魂分裂之苦，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一个首先要解决肚子问题的时代，是经济压倒一切的时代。在上面所举出的小说中（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也如此），几乎所有的基层领导都面临一个烂摊子，并为维持这个烂摊子用尽心机、四处奔波、精疲力竭。他们所领导的或者是经济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穷乡镇，或者是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于是钱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们不得不为了抓经济而把孔夫子到马克思都赞成的道德理想、善良之心等一切属于人性的东西都放在一边。《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虽然十分厌恶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但由于洪是镇里的经济支柱，所以孔太平不但奈何不得这位财神爷，而且还要违心地给他“擦屁股”。更有甚者，就是在洪强奸了孔太平心爱的表妹田毛毛以后，孔太平虽然“气疯了”，但最后还是忍气吞声，在打了他一顿之后继续依靠他，继续同流合污。显然，支配孔太平的行为是“经济第一”的原则（所谓“责任”高于“信念”）。小说竭力要表现的无非是：为了分享经济上的艰难，孔太平就不能惩治洪塔山——尽管他是一个十足的流氓、强奸犯和贪污犯——否则经济就要垮台。对于罪犯的纵容与姑息，现在成了对于人民负责的行为，而惩治罪犯倒是对于人民的不负责。这里，人文价值的混乱与人文关系的缺失已经让人怵目惊心，不寒而栗。奇怪的是像孔太平这类干部成为作家笔下的“忍辱负重”的“当代英雄”，这样，那些口口声声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所谓“新现实主义”作家所缺失的正是面对流氓、强奸犯和贪污犯作恶时应有的起码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谈歌的那些以国有企业为题材的作品同样突出了一个主题：为了维护工厂的经济利益，就必须以牺牲良知与道德为代价。小说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国营大厂命运的那些订户往往是一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之徒。但是，为了工厂与工人的实际利益（所谓实际利益即物质利益），厂长也好，书记也好，都不能不违心地讨好他们，奴颜媚骨，刻意逢迎，陪吃陪喝，甚至还要主动为他们提供犯罪机会（如找妓女玩）。当他们嫖娼犯了罪被公安局抓起来后，还要想尽办法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法之徒从公安局中“请”出来。这样做当然违反吕建国（小说《大厂》中的厂长）的信念伦理，但是他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这位郑主任要与厂里订一千多万元的合同，这个合同能否签订，决定着厂子生死存亡。你指望着人家的合同，就要让人家嫖娼。现实就是那么残酷。这里，作者虚构出历史发展（被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发展）与道德伦理之间的紧张与矛盾，要想把工厂维持下去，让工人有饭吃，就必须包庇坏人，款待罪犯，并以选择后者为小说展开的出发点。这里，我们要追问的是，第一，是否发展经济就一定要容忍这些人的丑恶行为？这是不是我们现实生活应有的逻辑？第二，如果真是这样的逻辑的话，那么我们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离马克思所说的“人性的复归”、“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是近了还是远了？
与孔太平、吕建国他们不同的是，第二类分享艰难的人物是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社会转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遍群众。比如《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厂》中的退休工人、原劳动模范章荣等。如果说基层干部们为了“分享艰难”表现为不得不从“信念伦理”走向“责任伦理”，这已构成一种反人文的价值取向，那么，这类普通群众对于“艰难”的“分享”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这些人无疑都是一些安分守己、深明大义、勤勤恳恳的好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人为了“分享艰难”，就必须放弃自己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与权利吗？在《分享艰难》中，作者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田毛毛的父母为了“分享艰难”而放弃控告强奸田的洪塔山，让他继续当经理。为什么呢？“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在《大厂》中退休劳模章荣患有重病，却坚决不住院，不要厂里的钱，就连市里专门为他拨下来的钱，他也拒绝接受，要捐给工厂和卫生所（有意思的是，厂里没有钱为章荣这些人治病，却同时又挥金如土地为郑主任这样的大客户找妓女玩）。这是为什么？当然是为厂里“分享艰难”。多么深明大义的劳苦大众啊！可是在为这样的好人深深感动的同时，我们仍然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非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来分享所谓的“艰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艰难”？是由什么造成的“艰难”？他们的“牺牲精神”真的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么？在这里，当作品以赞赏的语调描写这些普通群众所作出的“牺牲”时，实际上是在漠视普通人的尊严、价值和起码的生存权利，是在背离人文的路上越走越远。
“分享艰难”的第三类人物与孔太平的舅舅以及章荣他们都不同，他们是一些商业大潮中的所谓弄潮儿，也是基层单位的“经济台柱”。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或者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在与大伙一起“分享”着“艰难”。作品特意赋予这些人物以所谓“复杂性”。比如，在《分享艰难》中，作者安排了洪塔山的几次捐钱，尤其是结尾时卖车捐钱的细节。这样一来，洪塔山就不再是一个十足的混蛋，而似乎也在“分享”着“艰难”，也和别人一样地有人性。《大厂》中的纪委书记齐志远虽然忙于搞女人、谋私利，但关键时刻同样为厂子、为群众出力。《年底》中的小李——一个放荡的女人，甚至以嫁给一个傻子为代价，为厂里搞到一千万的业务。当作品这样去为这些“经济动物”（人类中的坏蛋和渣滓）涂脂抹粉的时候，它们的“辩护辞”却是非人文或反人文的语言：贪污、腐化、强奸、嫖娼等都是小节，没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他们会弄钱。
通过对以上三种人对于“艰难”的“分享”的分析，我们发现：“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着意虚构社会转型期物质与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离、冲突与紧张。小说似乎着意要表明的是：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明显缺乏人文道德基础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接受的。从而，人们为物质生存与经济发展（即所谓“艰难”），就必须违心地做许多事情，甚至必须丧尽天良，必须容忍一切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必须把人的尊严与价值置之脑后。基层单位的经济命脉几乎全部掌握在流氓痞子手里，掌握在专门吃喝玩乐的各方客户手中，这完全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痞子虽然有道德上的缺陷，却不能不继续任用，如不任用他们，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将会泡汤。道德高尚的则往往无权无势、人微言轻，陷于生活的困顿之中，保障不了基本的物质与生命需要。然而这是他们无能的表现，他们活该倒霉。就这样，人文关怀的理想完全在作家的笔下被消解掉。
应当承认，从现象上看，这些小说描写的现实在某些地方可能是一种存在（虽然也不无夸张）。在人文与经济的较量中，人文向经济投降，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屈服，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称臣，这似乎也是中国目前的部分现实存在。但我们要追问的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我们应该对这样的现实妥协吗？小说在表面上的与现实相似的同构性，并不能掩盖其文化价值上的迷乱与深层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欠缺。即使中国目前的现实如这些小说所写的那样，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也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与良知的一边，张扬人文主义，而不是貌似理性地要求大家克制、忍耐、理解、认同，“分享艰难”。这种权宜之计也许是部分干部可疑的选择，但决不应成为作家的审美选择。作家不是施政者，不是地方官，不是镇长乡长，也不是厂长书记，他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应当着眼于“可行”还是“不可行”的实用主义。他们在任何时候只能坚持人性、人道、正义和良知。几乎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包括现实主义的作家是实用主义者或成熟的政治家，他们对于社会的批判之所以深刻、振聋发聩，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恰恰就是因为他们的“不成熟”和不崇尚“实用”，恰恰是他们具有超越精神与人文情怀。
三、“贴近”现实与揭示历史理性
所谓现实主义又一弱点，就是深层意义上的社会分析能力的欠缺。在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这两极中，他们既然没有站在人文关怀这一极，那么是不是他们选择了历史理性这一极呢？他们既然原谅和容忍了像洪塔山这类强奸犯，那么是不是这些人真的代表着现代的新的生产力呢？真的是历史前进的力量吗？真的是为中国建立起具有民主与法制精神的、善于自律的现代企业制度吗？
中国目前的改革深入到攻克难关的时刻，应该寻找阻碍我们进一步发展的真正原因。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本应触及这个问题。对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悖立的深层原因也要有深刻的揭示。但令人失望的是所谓的“新现实主义”，既没有触及改革攻关中的症结所在，也没有揭示现实中造成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冲突背离的深层社会原因，尤其是体制上的原因。作品始终在强调历史发展仅仅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是建立在践踏人文、正义与良知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所谓“进步”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是颇为可疑的，而且最终经济能否发展也是颇为可疑的。像洪塔山这样的强奸犯、贪污犯仍然被重用，郑主任这样的订户仍然不能得罪，不是因为他们代表新的生产力，有建立现代企业所不可缺少的真实才能，而仅仅是因为旧的体制为他们提供了为非作歹的土壤。比如，在《大厂》中如果郑主任订货要受到现代企业经营体制的制约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以对方是否提供满意的“特殊服务”为订货的条件，而吕建国也就没有小说中所写这种烦恼了。这一点在“分享艰难”的文学中恰好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入揭示。这些小说错误地以为改革时代使用这些“经济能人”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实际上，“洪塔山”们的“经济能人”的形象是虚假的，他们的本事归结为一点，就是他们能通过拉关系、走后门、钻空子、吹牛拍马、拉人下水、违法乱纪、坑蒙拐骗等各种可怕的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的手段去弄钱。这些不择手段的人和做法，被作品的主人公“孔太平”理解为发展经济的“能手”和不可不用的“经济台柱”，同时也被作家们看成是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从而遮掩了他们的流氓、贪污行为。似乎“一好”（会弄钱）可以遮“百丑”。现实生活的发展已经证明，对于以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而言，洪塔山们和他们的种种违反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正是改革的对象，他们给经济生活所带来的不健康的东西是在铲除之列的。真正健康的现代的市场经济的民主透明和法制监督以及自律性，正是要杜绝此类现象的孳生。如果不把这些人和这些做法铲除掉，我们的经济就不能健康地运行，现代企业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就要葬送在他们手里。在这里这些作家历史理性的缺失充分暴露出来了。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所谓的“新现实主义”的小说中，作家把孔太平、吕建国、贺玉梅、秦志文、九月、岳志明、陈凤珍当作“当代英雄”来描写，他们是现实的艰难困境的承受者，又是化解艰难困境的指导者、带路人。作家似乎把中国改革开放成败的命运押在他们的身上。
以《大厂》中的吕建国和贺玉梅为例。他们作为大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面临着企业生死存亡的难题。各种“窝心事”纷至沓来：工厂发不出工资，不得不想办法弄钱；要帐的堵塞门户，不能不应付；厂里的唯一一辆轿车丢了，不能不派人去找；一个大客户因嫖娼被抓，不得不跟公安局疏通；欠厂里承包费的人仗着权势为后台拒不交钱；老工人生病厂里却拿不出钱来资助；厂里一位有本事的工程师要求调离……吕建国和贺玉梅就陷在这种困境中，终日忙于堵这些漏洞，甚至拆东墙补西墙，以解这些难题，根本没有心思坐下来考虑工厂的改革和出路。而上面这些难题，似乎又根本无法循正常的途径、方法去解决，唯一的选择就是找关系、托人情、请吃喝、陪笑脸、耍心眼，以致低三下四、甘心受辱。这样一来，他们内心处在矛盾痛苦中。中间还夹杂着权力的欲望和无尽的牢骚，家里又还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他们除了承受还是承受，除了庸常还是庸常，除了沮丧还是沮丧，除了痛苦还是痛苦。他们身上唯一可以称赞的品质就是他们的忍耐。在作家那里似乎把这种品质誉为“责任感”，而没有历史感以及改革开放所不可缺少的胆略才能、远见卓识、专业知识、决断能力、勇于改革现存体制的人，如何能够真正地推进改革事业。作家笔下的这些所谓“当代英雄”，比起“改革文学”中诞生的乔光朴差远了。乔光朴已无力承当进入攻坚阶段的改革大业，而这些从胆量上、气魄上要差得多，理想信念上要暗淡得多的人物，又如何能承当改革攻坚阶段的大业呢？如果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只能把这类相当平庸的人物当作“当代英雄”推到我们的面前，那么我们要求这些作家以历史理性的“光束”投射现实，就完全是一种奢望了。
或许有人会说，在《大厂》和《大厂续篇》中不是还写了一个企业家章东民吗？他难道也不能充当“当代英雄”吗？是的，在作家笔下是有一个章东民。但他也是一个妥协性的人物。《大厂续篇》写到两厂合并的时候，以吕建国为象征的传统道德力量终于战胜以章东民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使得章东民最后答应在兼并红旗厂的同时吸纳红旗厂的所有成员。但是，小说在这样处理的时候，恰恰弱化了其现实主义的力量，回避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了。原因仍然是：导致这种困顿的结构与体制依然存在，而消灭这种困顿的体制环境尚未产生。章东民也仍然是在旧的结构和体制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为的。他仍然使用非市场的或已经被扭曲的“市场手段”来发展企业，他也同样要逢迎权贵、贿赂订户，迟早也要陷入与吕建国一样的困境。所以问题的实质毋宁是，为什么在中国赚大钱、发大财的人，往往不是流氓成性就是背后有人（撑腰）？为什么企业的命运往往掌握在只知道吃喝嫖赌而根本不问产品质量的订货人手里？如果这些人为公司订货要受到现代企业规范的制约，他们还敢、还愿意这样做吗？而一旦产品的销售（从而企业的命运）是以真正的市场规律为基础时，吕建国和章东民们的办厂方针还会是这样吗？他们还会分享这样的艰难吗？答案很简单，是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等扭曲了经济规律与市场秩序，使之不能正常地调节企业与人的行为；而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的背后是旧的结构和体制在起作用。因而，改革结构和体制才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出路，是渡过艰难的关键，也是克服精神与物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背离与紧张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章东民如果不敢触及和改造旧的结构和体制的话，那么他同样也要重蹈吕建国的覆辙。我们并不要这些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推出什么大智大勇的改革家，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但它们只是从浅层的视角，摆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作为现实主义作品则是很不够的。说是“贴近”现实，却缺乏深入现实本质的社会分析，这就证明它们并不具备真正深刻的历史理性。
四、现实主义小说要不要审美升华？
关于当前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某些评论家总热衷于肯定这些小说的“真实性”或“认识价值”。这里，我们碰到一个具有理论性的问题：如何认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认识价值？现实主义是否是一个着眼于题材的概念，是否只要反映、表现乃至记录了现实问题，就是现实主义小说？换言之，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性的文体，应当如何反映现实？其方式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乃至通讯报道有什么不同？
关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认识价值问题，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东西还要多。”这句话一直被用来证明现实主义文学具有真实性和巨大的认识价值，但是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称赞巴尔扎克的小说真实性或认识价值的？为什么巴尔扎克的小说的认识价值比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与统计学家的著作的综合还要多？我们认为，这恰恰是因为巴尔扎克不是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也没有像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那样去写小说。巴尔扎克也是处于当时的社会转型期，但他始终抓住了人性的主题，写出了社会转型在人性层面造成的震撼，揭穿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丑恶的嘴脸。正因为这样，它的真实性和认识意义是独特的，是历史学、经济学与统计学所不可替代的。否则他就无法提供与社会科学不同的另一个意义上的真实性、恩格斯也就没有必要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去认识当时法国社会的状况。可见，作为虚构性艺术的小说，包括现实主义小说，其独特的真实性在于精神而不在于题材；在于怎么写而不在于写什么。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以为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与一些评论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一些评论家都是如此。比如，他们总是强调如何“贴近”现实问题，如何熟悉基层生活，以为这就是写好小说的充分条件。比如何申说：“我想对于写现实题材的作家来说，重要的就是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我主要得益于生活中滚。……我是在洋楼群长大的，但我的作品却是写农村的。我当过六年文化局长，这个期间把我那个地区的乡镇都跑了一遍。长期的基层生活，使我写起东西来对农村非常熟悉。乡镇大院的门朝哪儿开，镇长们怎么打电话，五月份乡镇在抓什么工作等等，这些东西自然的直往笔上窜。……只要投入生活，做个有心人，必然能写出好作品”（注：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大约在整个80年代的十年里，我跑遍了承德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小山川。二百多个乡镇，以及无数村庄，都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是因为有了这笔财富，知道了下面的实情我拿起笔来写作，就用不着更多的编撰。那么多活生生的人和事像水一样淌来，你好好把它们理顺写清楚就是了”（注：何申：《为了心中那份实情》，《北京文学》1997年第9期。）。这里的认识误区是：对于小说创作而言，生活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有了生活不见得就能写出好作品（因此像何申说的“我就凭生活写”恐怕是不是全面的）。熟悉生活只是写好小说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批评作家沉溺于形式的实验或私人生活、远离现实、远离百姓的日常生活固然有其道理，强调作家的责任感与公民意识也都没有错。问题是“生活”与“责任感”都还不等于艺术。“生活”也好，“责任感”也好，必须经过作家审美的提炼与升华才能成为艺术。许多人都有责任感，但是作家的责任感与一般人的责任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作家作为艺术家不能仅仅停留在粗糙的反映现实生活表层上。这一原则对于写现实题材的作家来说也是适用的。“新现实主义”的作家们经常以所谓“写实”、“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来标榜自己的作品。然而事实是，这种“考验”最多也只是通讯报导意义上的“考验”，而不是小说艺术意义上的考验。在这里审美的形式化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注：似乎只有关仁山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注意到了“现实主义作品不仅需要世相的真实，而应尽力寻求优美的形式将作品推向精神的高度”，而且意识到自己“深感自己笔力不足，将作品写粗了，写躁了，是该静下心好好磨一磨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相* 之下，关仁山的作品在艺术上要相对灵动一些，有意蕴一些。）。
要是一般地把小说与其它非文学性的文体（如通讯报导、纪实作品等）相比较，小说也充分暴露出自己的短处。就其反映社会问题的快捷上，它们比不过通讯报导或纪实文学，就其深刻程度上，更难与社会科学家的论文相比。小说的特殊性何在？价值何在？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小说的反映方式的结果只能是以己之短，攻他人之所长，我们还有什么必要从小说中去了解现实？可以说我们身边的现实比报导中写的“精彩”，而报导中写的又比小说中写的“精彩”。有人正确地指出：文学不应像电视、新闻那样地去谈论社会话题，虽然政治、社会科学、新闻、文学都在“说明”生活，但是“说明的方式有点不一样。”（注：周介人语，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而我们的感觉却是：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恰恰没有找到自己说明生活的适当角度与方式。可以说，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如贪污腐败，其曲折离奇和骇人听闻的程度几乎超出了作家的想象力。作家想象了很久才写出来的意在警世的反腐倡廉小说，其暴露的腐败程度还不如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本身。如果小说没有审美的提炼与升华，以及文体的风流蕴藉，根本就算不上是艺术品，人们再去读这样的小说又有个什么劲儿？
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误区，就是没有或基本上没有把小说当成艺术品来对待。小说与生活、形式与题材的关系过于紧密，常常直接记录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尤其是基层单位的改革现状与艰难困苦，被戏称为“记者”文学。就是说，小说的叙述没有与叙述的对象（题材）拉开一定的审美距离。结果不但出现上述所说的作品对于社会问题停留在浅层的琐碎描写，而且在艺术上显得十分粗糙。可以说，以这样的方式写小说，写得再好也不过是社会问题小说，其艺术魅力是大可怀疑的。事实上，对于现实主义的片面理解，对于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性的忽视，必然而且已经导致“新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非审美化与非艺术化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小说语言上，有人已指出其叙述语言的“太直、太满、太露”（注：周介人语，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我们觉得还可以补充的是，太直、太满、太露的结果必然是太浅、太滞，没有意蕴而且缺少空灵；2、叙述方式的呆板与机械，是一种“跟着写”（比如孔太平走到那里，叙述就跟到那里）的方法，没有剪裁，没有精心的结构，事无巨细，如流水帐。结果是出现不可避免的重复，这些小说不但题材上都大同小异，而且叙述方式也都极为雷同。这不能不说是艺术的失败。
最后，我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既为社会科学家，也为文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反映与揭示这个转型时期的现实生活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但是他们的视角应当是不同的与互补的，而互补的前提是“不同”。相同就无所谓互补了。就文学家而言，更值得描写的是转型时期人们的情感生活，是人性的变化，是社会转型在人的心理层面造成的隐秘而又深刻的震荡（这种震荡的剧烈与深刻决不亚于器物或体制的局面），是人的命运的悲喜剧。社会现实中感性与理性、人文与历史、传统与现实等的深刻悖反，也大可展示作家的深刻的历史理性精神。这样的文学既不是救世良方也不是施政方针，但将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与情感力量，同时也是具有艺术震撼力的文学杰作（如果写得好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