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报告专列一部分谈文化，这在党代会历史上是第一次，这表明新一届领导集体给予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重视。报告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口号。通读报告，我觉得报告对于文化的重视已不再停留在经济的层次，不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再是因为文化现在也可以赚钱了，而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依据我的理解，就是要确立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概念是由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前总书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葛兰西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是要解释资本主义统治为什么能够持续存在，无产阶级为什么不愿意革命这个问题。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关心的问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葛兰西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再认为革命动力来自经济领域，来自工人阶级的所谓“绝对贫困化”。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并没有朝着马克思所预想的方向发展，没有出现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西马试图解释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怎样才会有革命动力，怎样来唤醒人们的革命意识。他们认为，工人阶级不革命是因为其思想意识受到资本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控制，因此争夺文化领导权是关键。

文化领导权的实质是通过非暴力的手段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合法化，它是一种特殊的权力，用来塑造“普遍共识”或赢得大众的积极赞同。这种赞同不是被迫无奈的消极服从，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响应和合谋。它所表现的对统治阶级的认可，不仅显得是自发的，而且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化领导权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思想、文化、舆论领域的引导力。思想领域的问题本质上就是非暴力的，暴力用不着思想，也不必通过思想。

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看，统治阶级掌握了文化领导权的标志决不是因为它手里有枪杆子可以强迫人民不说话，而是人民自觉自发地赞同它的那套说法，比如福利社会、民主自由，他们既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又是被统治阶级积极地赞同的。葛兰西强调，文化领导权是在市民社会和上层建筑领域运作的，它不同于警察、军队等政治社会的控制方式。典型的市民社会形态是各种民间自治组织、协会、学校和大众传媒等。这些领域的特点是其非暴力性质，但却是统治者赢得文化领导权的关键领域。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传媒的重要作用。传媒是否能够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不受上级主管部门禁令干扰的情况下自发宣扬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维护国家利益，是执政党有没有真正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标志。

正因为这样，在恐怖和暴力蔓延的极权社会，根本就没有文化领导权，极权社会的统治是赤裸裸的暴力统治，依靠暴力来实现，其文化问题、思想问题是通过非文化、非思想的手段解决的。这恰恰表明了当时的党还没有牢固确立文化领导权，所以要用非文化的手段来解决文化问题，通过非思想的方式来控制思想。“文革”时期就是这样。相比之下，文化领导权的统治显得更高级、更隐蔽、更不容易被发现和瓦解。此外，通过一种虚化、表演化、道具化、装饰化了的官方意识形态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统治合法性也不是文化领导权。在后极权社会里，人民已经不再相信统治者的那套意识形态说教，但又不能直接地对抗，于是在私下里嘲笑、调侃它。被统治者实际奉行的是另外一种思想和价值观，这就形成一种“双重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极权社会的统治阶级并没有获得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是被悬置起来了：即只要你不直接对抗、表面上还承认主导意识形态，那我就不管你，你爱想什么想什么。这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根本不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什么作为。

能够赢得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积极赞同的价值和理念只能是一种具有包容性和凝聚力的价值和理念，是能够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有机整合在一起的价值和理念。只有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真正合一了，统治阶级才真正赢得了文化领导权。十七大提出来一个文化上新说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我的理解就是要实现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政党利益的统一，最终确立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如果三者真正统一了，那么执政党就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其典型证据是：好莱坞代表的大众文化所宣扬的那套价值观，跟美国的国家利益完全是一致的。这也应是我们的文化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做到这一点，至关重要的是执政党要把自己那套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结合起来，因为一套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特殊价值体系是不可能赢得大多数人赞同的。我觉得十七大的报告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比如要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就是向普世价值迈出的重要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