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完成于1951年，原名《我们时代的负担》，是阿伦特的成名作。对于阿伦特来说，这本书是真正的呕心沥血之作，它凝聚了阿伦特太多的痛苦经历：魏马共和国的宪政危机、纳粹的兴起、种族大屠杀、“异乡人”的生活。可以说，极权主义对于她精神和肉体上的巨大创伤是阿伦特写此书的根本动力。

阿伦特在此书中思考的极权主义原型首先是纳粹主义，但“极权主义”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普遍的理论问题被谈论的。她把纳粹的极权主义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的特质汇合在一起，试图概括出极权主义的一般特点，这使得本书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学著作而上升为一部理论著作，但同时使它遭到了尖锐的批评。在我看来，无论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理论概括多么具有误导性，我们却仍然无法否认，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两者的意识形态虽然不同，却都产生了噩梦一样的极权恐怖。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考察的时候，阿伦特通过自己深刻的洞察力抓住了某种现代特有的东西，并力图理解它们的产生原因。阿伦特先分别分析了反犹主义（第一部）和帝国主义（第二部），以便理解极权主义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在此书的第三部分即《极权主义》部分，阿伦特分析了极权主义和群众的关系，极权主义宣传的特点，极权主义的政权结构以及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等等。

一、极权主义的特征：全面统治、意识形态、恐怖

什么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和历史上的其他专制暴政有什么不同？阿伦特对此的回答是：极权主义的核心特点是“全面统治”（totalitarianism的前缀total就是全盘，无所不包的意思）并彻底消灭人的差异性、多元性，即使是私人领域的差异性也不允许存在。而它达到全面统治的手段则是一种全盘性的意识形态和全盘性的恐怖。所以，窃以为“全盘”兼有全盘统治、全盘意识形态和全盘恐怖三种含义。[1]下面这段话可以视作是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特征的集中概括：

极权统治努力组织无限多元和无限区别的人， 似乎将全人类只看作是一个人，只有每一个个人的各种反应可以降到一种绝对不变的一致，使每一组反应能够和另一组反应随意互换，才能使极权主义统治成为可能。问题是要编造某种并不存在的事物，亦即人的种类，像其他动物种类一样，其唯一的“自由”包含在“保存物种”之中。极权主义统治尝试透过精英组织的意识形态灌输和集中营里的绝对恐怖来达到这个目的，精英组织无情地从事暴行，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灌输的实践应用――精英组织必须在这个试验场上证明自身――而集中营相应的目标·也设定为完成对意识形态饿“理论”证明。[2]

正如卡诺万所指出的：极权主义的特殊恐怖在于这样的事实：它的前所未有的野蛮残暴不是不受规约的狂怒（undisciplined fury），不是服务于什么“实用目的”（比如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而是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灭绝，它们是高度组织化、系统化的，这种特殊的、为了一个高远的“精神目的”而实施的野蛮行经，除了意识形态的角度以外是无法理解的，而这种意识形态除了其信奉者之外是纯粹的虚构。[3]台湾阿伦特研究者蔡英文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概括如下：

这套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的运用下，讲究前提和推论必须首尾一致的演绎逻辑，这套逻辑以不证自明的“种族斗争”“阶级斗争”为前提，而对人类政体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全盘的解释，同时认定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在于实现某一种终极目的，比如“无阶级社会”或“纯粹人种”的统治，极权主义者运用这一套“意识形态”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实”或“现实”。在讲究首尾一贯之一致性逻辑的推论下，此意识形态拒绝实质经验适时的否证，其结果是，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闭的“虚构世界。”[4]

这样的意识形态很相似于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说的“理性的自负”“理性的滥用”，它相信人的理性（实际上是非理性）是万能的，可以完全彻底地按计划重造世界和人性。而这就是极权主义所自诩要完成的“伟大使命”。著名的阿伦特研究专家卡诺万指出，在阿伦特看来，

把极权主义和历史上的其他专制区别开来的，不仅是它的大屠杀的规模，而是这样的事实：它被理解为也被执行为是“使教条变成现实，把教条纳入到实践中”。依据这种教条，种族斗争是“自然法则”，至于被杀者是否无辜则是无关紧要的。让她感到震惊的是牺牲者和屠杀执行者的机器人一样的行为，他们都显然感到自己是别无选择的，是没有行动机会的，他们只能遵从比人类意志更加强大的力量。[5]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之前的暴政或专制常常是任意的，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和个人好恶；而极权主义的特点之一正好是否定人类意志在世界上的任何地位。依据它的理解，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受“自然法则”或者“历史法则”支配的；但是同时，那个被认为掌握了“法则”“规律”的人又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极权主义统治者的特点是既狂妄――企图按照意识形态来改造人性，又谦卑――自称是执行“自然或历史的必然法则”，是主观唯意志主义和“科学”宿命主义的奇特结合。极权主义者屠杀犹太人或者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但却并不以为这是出于极权主义者的个人意愿，而是在执行历史和自然的必然法则，依据这个法则（意识形态），劣等种族和阶级敌人是“注定要死亡的”――这不是因为他们作了或者想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所谓“客观的敌人”。

在意识形态领域，所有行动都是既成教条的推演，无论在常识看来这是多么不可理解。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连贯性是极权主义之外的人觉得难以理解的。阿伦特要揭示的就是极权主义的这种本质：为了贯彻一种意识形态、和它保持一致，杀死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或“阶级敌人”在所不惜，因为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与群众心理分析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明显违背常识的，但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难以抵挡它的诱惑？为之疯狂、为止献身？这就涉及到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特别是群众心理的分析。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三部“极权主义”中，第一章即“无阶级社会”，主要是分析群众的特点。她指出：尽管极权主义统治如此残酷，尽管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此违背常识，但是它得到了群众的空前支持，而且这些追随者非常无私、超功利，全身心地献身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但愿意牺牲自己，而且愿意牺牲家人和朋友。

但是让阿伦特感到惊奇的是：一般极权主义运动，特别是其领袖，虽然在其执政的时候受到群众的三呼“万岁”式的狂热崇拜，但在极权主义运动和政体结束之后，却会被人们迅速遗忘。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如此。阿伦特认为，这样一种“短命现象”源于群众的反复无常（以群众为基础的名声必定是不长久的），也源于极权主义的生命维系于无休无止的运动，运动一停止，极权主义就完蛋。[6]从这里，阿伦特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观点：群众的突出特点就是朝三暮四、健忘、变化无常、无主见，他们一方面“缺乏延续性”，一方面表现出极大的适应性（adaptability）。[7]从这里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群众在极权主义革命时期狂热献身政治运动，而在极权主义政体倒台、社会世俗化以后，则迅速转向，从热血满腔的革命者变成了物质主义的消费者，从此前的革命领袖崇拜摇身一变为消费时代的明星崇拜、金钱崇拜。群众因为无主见而极易陷入狂热，至于为什么具体的对象而狂热则是变化不定的、被鼓动的和随大流的。

在阿伦特看来，投身极权主义的群众是“无私”的、“超功利”的，与阶级和社团不同，群众不属于任何利益群体（这个观点是阿伦特反复强调的），因此，诉诸利益的宣传对群众常常不能生效。所有极权主义运动成员的狂热与政党成员的忠诚之间的最大差别，就是前者缺乏自我利益意识。阿伦特说：“群众的主要特点是它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他们只代表个人利益混乱多变的现状。因此在群众之中，以纯粹利益为基础的宣传不会生效。极权主义运动成员的狂热和一些普通政党之成员的最大忠诚相比，明显地具有不同的性质，他们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的产物（他们随时愿意牺牲自己）。”[8]

那么，把不从属于阶级或任何别的社会团体的群众联系起来的纽带是什么呢？在此阿伦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多余。群众的共同经验是：自己在世界上是多余的、无根的，因为他们没有存在于世界的特定利益，也没有与他人分享的共同生活世界。极权主义运动之所以对他们有极大的吸引力，首先是因为极权主义不是被真实的客观利益联系起来的阶级的运动，而是群众的运动。只有在个体从属于稳定的社会群体――他们有明确的社会归属和集体利益，有稳定的“在世感”、“共同感”――的地方，利益在政治上才是重要的。阿伦特认为，“群众”是这样的人，他们发现被自己的同胞抛弃，被社会孤立，无足轻重，因此，他们甘心为任何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运动或意识形态服务，以便获得起码的“尊严”，[9]而极权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运动和意识形态。在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时候，群众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极权主义就是这样把由孤立的个体组成的原子化（atomized）群众组织起来，要求他们完全彻底的忠诚。极权主义者的花言巧语或豪言壮语，在置身运动外的旁观者或者运动之后的后人看来或许是不可理解的，但通过群众心理又是可以理解的：现代社会中的原子化个体不属于任何阶级或其他的群体、机构，也不能和群体的利益认同。他们隔绝而孤单――也就是丧失了共同的生活世界，所以极容易投身那个据说是把大众当作“主人”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去参与一项伟大的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使命。

除此之外，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还来源于它的井然有序的连贯性逻辑。人生活的真实世界是充满了偶然性、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的，现代人，特别是群众，对于这种不可预测性、偶然性的恐惧。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违反常识，违反真实，却以其逻辑的连贯性而消除了现代人，关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阿伦特有一下非常经典的论述：

群众跟其生活世界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之世界，漂泊无根（homeless），正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惟有攀住这股力量，这些漂浮于厄运浪潮的泅水者，才能感觉安全妥当。处于这种情况下，群众张开双手，拥抱任何自认合乎“科学本质”的预测或意识形态，由此，纳粹党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道：我们必须一招遗传学来规划法律，以及指导民众的生活，同样的，布尔什维克党也对其党员强调“经济”是历史判断的权力。这些意识形态承诺群众一种最后之胜利，因此个人生涯的挫败，以及特殊事件的失败，都是无关紧要的。群众不是社会阶级，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识形态提供他们的最具抽象形式的胜利与成就之结局。对群众而言，意识形态创造出一种无所不包的全能力量，可以解释任何意外偶然之事，将之安置于法则的通盘解释构架中，而扫除任何意外巧合。[10]

以上这段话不仅突出了群众的无根性的本质，而且集中表明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本质：它是由“寓言”组成的，它准备改变世界以便实现自己的宣言，它提出对于世界的全盘解释，这种解释宣称自己发现了经验的“隐蔽”意义，把握了世界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终极目的。这种宣传的吸引力，在阿伦特看来正好表征了现代的群众丧失了“现实”。阿伦特认为，这种丧失了在现实世界的实际拥有物（包括阿伦特后来在《人的条件》中反复强调的私有财产和人的具体社会归属如阶级、党派等）的人，常常不信赖现实，相比之下，前后连贯的系统（意识形态）比现实显得更加“合理”。换言之，现实的偶然性使得它看起来不像整齐连贯的意识形态那么令人信服。在意识形态中，每一样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每一个人都仿佛是机器上的螺丝钉，各就各位，秩序井然。[11]

阿伦特认为，群众之所以有这种飞离现实、遁入虚构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是因为群众在这个世纪经验到的是强烈的失序感，是政治和经济的崩溃，迅速的变化，等等。这些都削弱了人们维持共识的社会关系可能性，正是这种社会关系使人们能够区分可信与不可信。

群众特点除了认知上缺乏判断力、容易受骗，情感上渴望归属一种连贯的、一体化的、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以外，还有强烈的犬儒主义倾向。“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不可理解的世界上，群众已处于这样的境遇：他们同时相信一切又什么都不相信，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又都是不真实的。”[12]今天他们被诱导去相信最为荒唐虚幻的陈述，明天，如果这种陈述被证明是虚假的，就又会通过犬儒主义的方式拒绝一切，断言他们早就知道一切都是领导出于实用目的制造的谎言。阿伦特认为，只有处于极权主义“外围”的人――他们既不是核心核心成员也不是彻底的旁观者――才相信极权主义的鼓噪，而内部的核心成员则清楚地知道这些全部是谎言。正因为这样，宣传主要是针对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宣传的对象是所谓“外部范围”（国内的非极权主义阶层和国外的非极权主义国家）。但是这个“外部范围”的大小是变化不定的――可以是非极权主义者，也可以是不坚定的极权主义者，而且宣传的力度和外部的压力成正比：外部的压力越大，宣传的力度也越大。[13]

极权主义宣传的目的是动员群众参加极权主义运动。但是，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绝对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恐怖相辅相成”。[14]阿伦特说：“若无宣传，恐怖就会失去部分心理效果，若无恐怖，宣传就无法包含力量。”以意识形态宣传为配合的恐怖不仅是指向身体的也是指向灵魂的；而没有恐怖作为支持的宣传是没有力量的。“只有当恐怖的意图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胁迫时，当征服所要的不仅是权力时，恐怖才需要宣传”，“宣传与暴力从来不会相互矛盾。使用暴力可以成为宣传的一部分。”[15]

可见，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显得好像雄辩滔滔，逻辑缜密，却因为其违反人类的基本常识而难以只凭借话语的力量即可服人，而必须诉诸非话语、非说服的暴力手段。也就是说，之所以恐怖还有必要，是因为宣传和灌输常常不能达到完全的有效性。毕竟，人类世界本质上是非极权主义的，这是因为人本身就是复数性的、充满了差异并追求自由的，极权主义的全盘统治和一体化诉求根本上违背人类世界的本质，是反人性的，这才使得宣传和灌输成为必要。正如阿伦特说的，“由于极权主义运动存在于一个本身是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中，它们被迫使用那种普遍认为是宣传的手段。”[16]否则，就没有人相信极权主义，而且即使是宣传也不能达到完全的效率，于是有了恐怖的必要性。宣传和恐怖所以有互补的必要，是因为宣传毕竟不等于恐怖。宣传和恐怖的区别是：宣传不管多么粗暴或拙劣，仍然是诉诸语词的，而恐怖则是非语词的赤裸裸暴力。在恐怖统治达到完全彻底的地方（比如集中营），宣传就没有必要了，因为语言已经成为多余；反过来也一样，在语词本身已经足够的情况下，恐怖也显得多余。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强调“科学”、“规律”，在斯大林的苏联是所谓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纳粹则是“自然和生命的规律”，它们都以“科学”自居。希特勒说：“我们根据遗传学的证明来塑造民族的生活和我们的法律”。[17]然后暗示：如果不跟上历史的脚步就会被历史淘汰。这与广告的技巧非常相似，“极权主义宣传比着直接威胁更具体，针对个人的犯罪行为就是利用间接的、掩盖之下的、险恶的暗示来针对一切不愿意跟从他们教导的人们。在此之后，大规模屠杀渗透到一切‘有罪’和‘无罪’之人。共产主义宣传威胁民众，说他们会被历史抛弃，落后于时代就会陷入绝望，只能虚度生命；……极权主义宣传非常强调其论点的‘科学’性质，这点常被人用来比较某些在群众面前作自我表演的更高技巧。”[18]之所以说它类似广告，是因为广告使用的也是这样的一种暗示兼威胁：不用我们的肥皂（或其他化妆品）就会一辈子长粉刺！广告也利用科学，利用所谓的“事实”和数据（我们今天的大量化妆品广告就是这样）。在阿伦特看来，“商业广告宣传和极权主义宣传这两者都明显地只是一种权力追求。”[19]这似乎意味着一个广告满天飞的消费社会是否也是一定意义上的极权主义？

悖谬的是，极权主义宣传的另一个特征恰恰是它的“神学”性质，更加准确地说，极权主义的宣传有“科学”和“神学”结合的特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家们宣称自己是“先知”。当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家们扬言自己已经发现了自然界和历史的“隐秘的力量”，掌握了“命运的链条”，以及历史发展的“绝对系统”的时候，所谓的“科学”就向神学转化。阿伦特引述一个纳粹领袖的话说：“事实上，我们越是认识和观察自认和生活的规律，……我们就越是服从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认识到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20]任何宗教或宗教性质的宣传都充满了这样的专断性，它们的言辞都是由一些绝对的、不可怀疑的、斩钉截铁的断言组成的（比如文革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阿伦特认为，科学因素和神学因素的这种奇怪结合与十六世纪以来的科学霸权有关。这种对科学的热衷是西方世界自从数学和物理学在十六世纪以来的特点，诉诸和利用“科学”的霸权不仅是极权主义宣传的技巧，也是整个现代政治宣传普遍使用的技巧，极权主义只是把它发挥到极致而已。因此，“极权主义在‘科学变成偶像，可以巫术般地医治恶的存在，改变人性’的过程中似乎是最后一个阶段了。”[21]这进一步表明了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反思是她的整个现代性反思的一部分，因为科学主义是典型的现代性的意识形态。

群众为什么被这种“科学”外表下的“规律”吸引？这就回到阿伦特对群众心理特点的分析：现代社会的原子化的群众借此可以消除个人行为的无法预知性，个人的无归属感、孤独感、渺小感，对于生命中不可预测成分的恐惧。掌握了“规律”似乎就可以一切按照预先的“计划”进行，因此也就没有不可预测性了。所以，阿伦特认为，以“科学”面目出现的预言形式，之所以符合群众的口味，是因为群众孤独而且有寻求与“最终力量”合而为一的强烈要求。“预言之科学性语言符合群众的需要，他们在世界上失去了家园，现在准备和永恒的、统治一切的力量合而为一，这些力量本身可以将在险恶风浪中游泳的人带到安全的岸上。”[22]

但是，实际上这不仅是极权主义的宣传所以能够蛊惑大众的原因，更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吸引知识分子的原因，因为知识分子比大众更加害怕生命的无意义和不可预测、不可规划。他们渴望像自然科学认识和征服自然那样认识和征服社会世界，使得世界和人性变得合乎“规律”。这个主题在阿伦特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和深化，同时也是很多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哈耶克、波普尔反复阐述的主题，哈耶克毕其一生精力批评的“理性的自负”实际上就是这种试图把一切纳入“计划”的冲动。这种“神学化”了的所谓科学在文革时期的宣称中也比比皆是。

阿伦特认为，历史上的科学主义一般总是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相关，它们相信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而且都不曾像极权主义那样假设可以改变这种自利的“人性”，相反认为“人性”是不可改变的。而极权主义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相信所谓“科学”却又反对功利主义，无视利益。阿伦特说，希特勒屠杀精神病人，不是因为食物供养不足（实用目的），而是为了建造“千年至福”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目标），他屠杀犹太人也是因为道德上的考虑。这种“道德杀人”的现象非常可怕，杀了人还自以为是代表正义和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替天行道”。

三、掌权的极权主义

当极权主义从运动阶段进入掌权执政阶段后，必定面临不可避免的麻烦。这是因为在掌权的情况下维持意识形态的虚构世界要困难得多。执政意味着直接面对真实的世界，并总是倾向于冲淡意识形态，使得激进运动趋于稳定化、静态化，而极权主义是离不开运动的，它的生命就在于运动。人们曾经期待掌权会影响纳粹和布尔什维克，使之变得不那么激进，但是这种期待落空了。在阿伦特看来，这是因为极权主义的目的不是控制国家，而是征服全球，实现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和全盘的统治，这就需要无限制地维持运动状态。阿伦特认为，纳粹和苏联政府的非规则性/无形性（shapelessness）是其极权主义性质决定的。

极权国家和常规国家不同，它不关心实用性（比如发展经济和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在政治情况恶化，失败指日可待的情况下，纳粹变得更加疯狂地实施自己的意识形态，不惜付出军事上的重大代价。阿伦特的观点是：通过传统的政治术语理解极权主义统治者，把它们只是理解为权力政治游戏的特别残忍的玩者，是完全误导的，他们根本就不玩这个游戏，因为他们不关心实际的国家利益，而只是关注自己的意识形态虚构世界。[23]这样，对于那些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核心的政党和国家而言，极权主义政府的行为就极端无法预料，习惯于权力政治的政治家也很难与他们打交道。

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统治者寻找的不是与国家利益冲突或敌对的“真实敌人”，而是意识形态所定义的“敌人”（如犹太人，阶级敌人等等）。一个人实际上作了什么以及会作什么对他的命运都是没有影响的，他们之所以注定要被清除只是因为他们属于意识形态所界定的那个范畴。[24]

极权主义统治最极端形态就是集中营。极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实验，按照意识形态的蓝图进行的实验，这样的实验必须把人的世界全盘控制起来，集中营就是极权主义者的实验室，用以证明“一切都是可能的”。在实验室里，对人性的剥夺达到了极致：人类被还原为相同的机械反映，他们的个性、自由、多样性和自发性全部被剥夺。恶梦一样的集中营和常识是如此的相反，以至于牺牲者本身都认为这是不真实的。但是，没有违反常识，没有实用目的和经济利益的集中营却有自己的非现实的逻辑，它不过是其改造人种、改造世界、改造人的蓝图通过极端方式的展开。阿伦特描述了集中营中的人格的解构：先是不再作为司法意义上的人，因为他们处于法律之外，被剥夺了所有权利，远远不如犯人（犯人是法律之内的人）；其次，他们也不是道德的人，因为选择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根本没有选择，所以没有了道德（只有存在选择的情况下才有道德或不道德可言）。虽然缺乏明显的实用意义，但是集中营却形成了极权主义实施激进的社会可能性的实验基地，它们是确立全盘权力、消灭自由和自发性的基本手段。[25]

根据卡诺万的解释，集中营是多余感和全能感相遇的地方。她认为，在阿伦特看来，无根而多余的大众的“无助感”与极权主义分子的“全能感”形成了辩证的对比，这些人相信自己是超人力量的载体，无限的扩张是一种准自然的过程，永不止步，自己则不过是这个无限扩张的力量的工具而已，即使是极权主义的领袖也认为自己仅仅是自然和历史法则的执行工具而已。集中营证明一切均为可能（万能感），同时人是多余的。全盘统治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他们的个性，他们在别人记忆中的存在，他们反抗自己命运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人成为多余。[26]

四、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质疑和辩护

《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后给阿伦特带来了巨大声誉，同时也引发了巨大争议。

首先，有人质疑阿伦特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结合在一起并从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极权主义模式的研究方法。如上所述，阿伦特的主要目的是写一本关于极权主义的理论著作，而不是历史著作。用卡诺万的话说，它分析的是“极权主义本身，是有自己的逻辑和形式的具体的普遍之物（a concrete universal with a form and logic of its own）。只是迄今为止只有两个具体的典型例子已经出现而已。”[27]而且由于阿伦特对非西方国家明显的不了解，没有被阿伦特提到的国家也完全可能是极权性质的，或具有极权主义的因素。这是因为极权主义的很多因素存在于现代性和现代文明之中。

卡诺万指出，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这个出现于我们时代的畸形儿必须通过我们时代的一般潮流才能得到解释，如果纳粹和斯大林是这同一个思潮的例子，那么，一个能够涵盖两者的一个解释就必须是对于极权主义的“一般本质”的解释，而不限于特定的历史细节，比如德国和苏联的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所以，“极权主义”这个词具有理论的普遍有效性。阿伦特坚持认为不能把极权主义理解为“偶然事件”和“个别行为”的结果。比如，集中营的特殊性不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历史上大量死人的事情很多），而是在于它的极权主义本质――激进地尝试改变人性的实验。

这样，不管是德国还是苏联，如果它们失去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极权主义的要素，那就不再是极权主义国家。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一个大众的党，一个统治整个生活的意识形态，这些还不是极权主义的充分条件。极权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不断保持激进的运动。阿伦特认为，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就不是极权主义国家了，因为极权主义国家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地统治的警察国家，而且是某种更加激进的东西，它缺乏一般专制国家的那种稳定性，必须处于持续的运动中（对内整肃，对外征服）。这样就使得日常的权力政治（power-politics）成为不可能，而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有了稳定性，而且采取了务实的传统外交政策。

但是，说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不再是极权主义，和阿伦特的下述观点是矛盾的：如果极权主义是系统的整体，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一般倾向”（比如生活的无意义，多余的经验，道德的丧失）的结果，那么，一个领袖之死就不应该导致它的终结。[28]而且，如果极权主义表征了我们时代的普遍性的“致命问题”，那么为什么它没有在德国和苏联以外的更多地方产生？而且为什么一个人的死亡就足以结束它？这样，怀疑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模式是否真的可以扩展到纳粹以外就是合理的。

换言之，如果极权主义被认为是可以从两个例子中分离出来的系统实体，那么，关于它的解释必然是非常一般化的，简直就是指向整个欧洲文明。这种一般化解释的问题是它简直没有边际。卡诺万比较了Voegelin对于极权主义的解释：极权主义是基督教异端登峰造极的产物，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纳粹以及所有的现代政治教条都是其变种，这个异端他认为是诺斯替教（Gnosticism）――尝试在地球上建立世俗版的上帝之国。卡诺万认为，阿伦特的解释和这个解释一样大而无当、不可证实。[29]

其次，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是精心设计的、精心计划的，特别是纳粹的集中营。但是，卡诺万认为：或许阿伦特高估了这种精心计划、设计的程度，它也许有许多阿伦特没有考虑的偶然性。它是大量事件和行为的偶然结果，这些事件和行为的执行者自己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在作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适当的解释类型将是这样的：首先，要解释人类永远存在的作恶能力，这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记录；其次，是现代生活的特点（比如快速的交往，官僚统治的有效性）使得少数人的决策和人格影响大量人成为可能；第三，偶然事件和偶然行为，比如纳粹上台和执政。这样的解释其实在阿伦特自己的《艾希曼在耶鲁萨冷》中出现了：艾希曼参与的极恶和他自己对自己作什么的无意识之间的极大反差。如果这样，那么，参与极权主义的很多人实际上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这样，阿伦特论述极权主义的著作的核心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因为她的著作是为了回答一个假设的问题的：人们为什么有意识地去作这些事情？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明确意图，不存在什么充分的意识供发现，如果它只是偶然性的织物，那么，只有偶然的解释才是适合的。[30]

讽刺的是，阿伦特对极权主义起源的解释恰恰可以用她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来进行质疑。阿伦特论述说：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魅力来自于其对世界的连贯一体的解释，彻底排除了偶然性和非和谐，认为一切事件都是有背后的神秘力量在推动，它对于常识和现实的解构恰恰因为它没有为偶然性留下空间――它比现实还要连贯一致。正是连贯一致具有的魅力，使得人们在事实和这个意识形态相矛盾的时候宁可选择相信意识形态。但是矛盾的是，阿伦特自己也力图提供对极权主义这个“难解之物”的“全盘”解释，这种解释同样依赖于去发现“隐秘的力量”，同时也分享这样的意识形态解释：使得所有的事物各就各位，而在冲突的情况下，宁可选择连贯性而不是偶然事实。[31]

第三，依据卡诺万的分析，阿伦特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民族国家”“资产阶级”“群众”，常常不够清晰严谨。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阿伦特那里很重要，因为她认为民族国家的削弱是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兴起的原因。阿伦特的“民族国家”概念的基本范式是后革命法国的民族国家。但是她没有对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正如卡诺万指出的：如果说帝国主义摧毁了民族国家，那么，哪些和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被摧毁了？阿伦特论述帝国主义的时候，大多数例子取自英国，但是英国却没有因为帝国主义而解体，更没有出现极权主义的迹象。阿伦特关于民族国家和其他一些概念常常是泛泛而谈，她谈到民族国家而没有指出她指的是哪个民族国家，谈到资产阶级也没有进行分辨。出现在英国的官僚统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德国和俄国的极权主义有关系么？后来在一个访谈中，阿伦特认为是欧洲已经存在的要素“结晶为”极权主义。这实际上是把起源问题留下了没有解决。卡诺万认为：阿伦特的方法论并不是严格社会科学的，她过多地依赖文学的证据，玩弄文学形象。[32]

然而不管如何，《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价值是不可否定的。它具有极强的反思性。“即使作为历史是失败的，作为反思也是成功的。”[33]有思想价值的反思建立在成问题的历史研究之上，这并不荒唐，也并不是只有阿伦特一个人。伯克著名的《法国革命沉思录》也属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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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伦特在此书第二版中增加的“结论”部分的标题就是“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可见阿伦特意识形态和恐怖是极权主义的两个根本要素。

[2]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1995年，第587页。

[3] See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

[4] 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5]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p.18。

[6] 阿伦特说：“只要保持运动，并且使周围的一切也跟着运动，他们（极权主义的领袖）就可以继续掌权。”（《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1995年第441页）“只要极权主义政权还在掌权，只要极权主义领袖们还活着，这种政权就会一直‘指挥一切，并且得到群众支持’。”（《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1995年第442页）

[7] 《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1995年，第441页。

[8] 《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1995年，第493页。

[9]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p.20。

[10] 转引自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11] 正因为真正的生活是包括了巧合，所以小说家才不敢将之搬进书中，因为它们将会显得如此不可信。

[12]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third edition, 1966，p.460。

[13]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 p 22页。

[14] 《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1995年，第487页。

[15] 《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文版，第527页。阿伦特同时对宣传和灌输（indoctrination）进行这个的区分：“凡是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使用灌输代替代宣传。”同上。

[16] 《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1995年，第489页。

[17] 《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1995年，第494页。

[18] 《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1995年，第495页。

[19] 《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1995年，第490页。

[20] 《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1995年，第491页。

[21] 《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1995年，第491页。

[22] 《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1995年，第494页。

[23] 参见《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1995年，第23页。但窃以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至少不适合苏联，一定程度上也不适合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比如中国和美国的交往难道没有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内？说斯大林不关心国家利益就更不符合事实。

[24] 比如“黑五类”以及“黑五类”的子女们。

[25]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 p 24-25。

[26] 卡诺万曾经勾勒了《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概念框架。她认为此书的最核心概念是“多余”（superfluousness），围绕这个概念的其他关键词是无根性(rootlessness)，无国家性(statelessness)，无家可归(homelessness)，无私忘我（selflessness），孤独（loneliness）。“多余”概念是参照在非洲的帝国主义冒险家和土著人的相遇以及康拉德的小说发展出来的（参加上文）。土著人的特点就是完全依据自己的所谓“内在种族性质”界定自己，没有国家、无根、无家可归的经验使得他们没有共识形成的基础，没有共同体可以保证他们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真实的，在孤独中他们只能转向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虚构提供的那种保证。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37-38。

[27]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p40。

[28]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p41-42。

[29]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p45。

[30] 但这里卡诺万显然把主观意图和客观原因混淆了，大量参与极权主义者（应该不包括希特勒、斯大林这样的领袖，他们显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没有主观意图，不等于极权主义的出现没有客观原因。

[31]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p.47。

[32]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p.42-43，但是卡诺万同时认为此书的“艺术性”“文学性”反过来看也是其优点，想像力丰富，文学性强。她说：政治学的著作很少有放不下的，本书就是其中之一。

[33] Margaret Canova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London 1974，p.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