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一直有关于雷锋精神在今天遭遇的尴尬的报道。一个让人哭笑不得却又无人怀疑的事实是：种种迹象表明雷锋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似乎根本无法生存。大概由于坏人坏事太多，以及打着好人好事旗号沽名钓誉的人和事太多，在今日中国，一个残酷的事实似乎是：谁做好人谁倒霉，谁做好事谁遭殃。对好人好事，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敬佩、赞美，而是怀疑、嘲讽：可能吗？什么动机？想作秀？沽名钓誉？大傻帽？等等。

首先触及这个问题的，是1996年上演的轰动一时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这是一个类似荒诞派文艺的主旋律作品。说它荒诞，是因为其主要情节（主人公、雷锋战友乔安山学雷锋做好事反被污蔑栽赃）似乎不合常理；说它主旋律，是因为作品最后设置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但熟知现实的观众都明白，它的荒诞才是其真实所在，光明的尾巴不过是出于意识形态需要的狗尾续貂。越是光明的越不真实，越是黑暗的越真实，这个残酷的接受心理是残酷的现实教会观众的。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那些“活雷锋”的遭遇或许比电影中的乔安山还要悲惨和荒诞。

2006年11月20日，南京一个名叫彭宇的男子因搀扶一位摔倒的老太太，反被告上法庭，索赔13万元。2007年9月5日，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彭宇被判赔偿4万多元。判决书称“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选择自行离去。”也就是说，在法官的思维中，见到一个老人倒地选择不管不顾、“自行离去”才是符合“常理”的，助人为乐、救死扶伤反而是不合“常理”的。判决书还说：如果彭宇是“见义勇为做好事”，那么，“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好心相扶”。这个荒诞的逻辑等于说：如果你抓不住罪犯，你就最好不要助人为乐。

2006年11月的一天，山东平阴县村民丁某骑自行车沿220国道行驶，遇王某骑摩托车从后面驶来。王某说，当他骑车超越丁某大约5米时，从后视镜中发现丁某摔倒，急忙返回，并拨打了120。哪知，后来丁某将他告到法院，说是他的摩托车将自己挂伤，要求赔偿。由于证据不足，法院驳回了丁某的诉讼请求。

2009年的11月间，万州区分水中学初二学生万鑫，赶场途中扶起1名摔倒的老太。不料，老人及其子女竟说他是肇事者，将他告到法院，要求其父母赔偿。因为证据不足，法院一审驳回老人的诉讼请求，老人及其子女上诉到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这天，老人主动要求撤诉。

这些虚构和非虚构的故事反映的道德伦理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雷锋精神”存在的土壤，在一个与“雷锋精神”几乎背道而驰、社会道德全面败坏，而法律不够健全的时代，学雷锋做好事不但不会受到表彰，而且会招致一系列麻烦：首先是被怀疑：现在这个社会谁还会做好事？一定是别有用心。也就是说，现在从大众到法官，已经没有人相信现实中会有雷锋这样的人，“从常理分析”这个句子表明，这种怀疑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国人的怀疑心理发展到这个程度，诚信丧失到这种程度，可谓触目惊心。如果不是多名证人证实万鑫是无辜的，他很可能蒙冤至今。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事件对于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的败坏。在彭宇案中，彭宇与此案唯一的证人悲哀地感叹：以后谁还会做好事？在万鑫案中，万鑫虽然最后赢了，但并未从阴影中走出来，他的心理受到严重伤害，情绪低落，成绩一落千丈。做好事却成了被告，这不仅是对万鑫的一种伤害，还将影响到社会风气，今后，谁还敢做好事？雅虎视点的调查显示，在回答“如果是你，你会帮助摔倒的老人吗？”这个问题时，选择回答“会，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只有12%，而选择“不会，怕被冤枉”的占到了55%。而在回答“你觉得怎么让社会‘热心’起来？”这个问题时，高达38%的人选择了“没办法，人们的心早就‘冷死’了”！（其他回答及其比例：树立正确的道德框架，24%；让好人有好报，15%；完善法制体系，15%；引入宗教力量，6%）。可见人们似乎已经对改善社会道德状况不抱希望，变得消极和犬儒。

何以如此？出路何在？首先是健全法制。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选择冤枉帮助乃至挽救自己的人，不仅因为其良知泯灭，更源于荒唐的法庭判决使其栽赃行为有很高的成功率。如果每次栽赃都不成功，相信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选择栽赃；其次是对栽赃者缺乏惩罚措施。在上述几起栽赃案件中，均未报道对于栽赃者的惩罚措施。对这类丧尽天良的栽赃者，应该有严厉的惩罚措施，不仅使其面对社会舆论的强大谴责，而且还要使其受到法律制裁。

让诚信回到人间，这是一项艰巨而紧迫的社会修复工作。上述案例最最让人触目惊心的，其实是对于好人好事的普遍怀疑，以及对坏人坏事的坚信不疑。这表明大众因为见到太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现实事例，而普遍丧失了对正义战胜邪恶的信心。他们或者选择积极参与作恶，或者选择在邪恶力量的肆虐面前保持缄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种心死之后的犬儒是是我们这个社会最严重、最可悲的现象，所谓“哀莫大于心死”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