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话语”“中国特色”是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界，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热衷于谈论的一个话题（在社会学界更多地叫“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这个话题明显地是针对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方影响的。以文学研究为例，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曹顺庆先生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者开始讨论所谓中国文学理论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失语症”。他们认为，中国文论和文化近代以来在西方影响下失去了我们自己的话语，“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并强烈呼吁应该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以便在世界文论中有自己的声音（曹顺庆的《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第3期，总第13期）
对“中国话语”“中国特色”之说，我一直持有疑问。其中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所谓“中国话语”到底是什么？
最可能让人直观地联想到的答案是：“中国话语”就是中国说的话语，好像“中国”是一个会说话的主体。但“中国”当真会说话吗？真有“中国”这样一个说话主体么？
从政治的角度说，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从地理的角度说，中国是一片版图，从人口的角度说，中国是14亿中国人的集合体。这些意义上的“中国”都是不会说话的，因此当然也就不能把“中国话语”理解为中国说的话语。说话的主体必然是、也只能是一个个具体的中国人，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也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当然，我们在一些外交场合、外交辞令中的确会听到“某某国家的声音”“某某国家的立场”这样的说法。但这些说法的真实意思是：这是代表某某国家人民的声音或立场，又由于“人民”本身还是不能说话的，因此，“人民”的声音通常必须通过官方机构也就是政府来代表，它是由官方指定的发言人说出来的。这恰好证明无论所谓“国家”还是“人民”，本身都不可能能说话。所以，它的声音只能通过政府指定的代表来发出。如果这个政府是人民民主选举的政府，那么，这个代表就是合法的，否则就是不合法的。有些以“中国”名义说话的人或著作，其实是窃取了“中国”的名义。比如《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这些书中的观点其实只是代表作者自己，最多也就是部分中国人，他们的代表资格是自封的（“中国不高兴”的说法尤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是一个有感觉器官的人吗？它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吗？“中国”怎么会不高兴？或许作者的意思是中国人不高兴。但这个说法也很可疑：中国有13多亿人，他们每个人都不高兴吗？难道作者进行过全民民意测验？）。
因此，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不可能是“中国”说的话语，也不可能是某个代表“中国”的学者说的话，因为没有谁有这样的代表资格，可以声称他的话语就是“中国话语”。如果说我们可以在政治上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一个政府，并由政府指定一个发言人代表中国说话，那么，学术研究却绝对不可能这样来选择或指定“中国话语”的代表。
2、另一个思考“中国话语”的思路是：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即使说话的主体是一个个具体的学者，但是如果他的话有“中国特色”，那就是“中国话语”。但问题又来了：什么是“中国特色”？标准是什么？就目前的情况看，很多人认为所谓“中国特色”是相对于西方话语而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之所以没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为一直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鹦鹉学舌，从来没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范畴和思考方法，甚至提不出自己的问题。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话语”带有以中国为本位进行思考和言说的意思。
我承认这个思考中国话语的思路相对而言有意思一些。但同样有不少需要澄清的问题。首先，以哪个中国为本位？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当代中国或当下中国？答案显然是当下中国，因为中国（不管是它的社会还是文化，政治还是经济，民俗风情还是日常生活）是一个变化着的国家，某些古代中国的特色已经不再是当下中国的特色了，比如纳妾和裹脚，比如格律诗词（不是有很多批评家说张艺谋那些展示中国古代风俗的电影不能代表当下中国么？）；同时，某些来自古代，但依然能够代表今天中国的传统，也一定还活在当下、存在于当下、包含于当下（不管是鲁迅先生批判的“国民性”，还是今天我们说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再不加区别地恢复古代的学术概念和方法，拒绝使用西方的或现代的学术概念和方法，想借此来解释当下中国并建构中国话语，我以为无异于缘木求鱼（很难想象可以用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和方法可以解释当下中国的文学）。
既然“中国话语”就是中国特色的话语，中国特色又只能是当下中国的特色，那么，依据我的理解，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就是切中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切中当下中国的真问题、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政治和经济、文化艺术和日常生活有诊断力、解释力的话语，这样的话语才是有“中国特色”的。至于这个话是否包含了西方理论或古人理论，是中国本土学者说的还是美国学者说的等等，都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它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
这样的“中国话语”“中国特色”怎么样才能生产出来？我认为很简单，就是说真话。一个真实地生活在中国的当下现实中，直面并能够自由、直率、真实地表述自己的生存经验、生存困境的话语，一定是中国自己的话语，不用专门去冥思苦想什么“中国特色”（因为他所感受、所经历的一切，他的境遇，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真实地生活着的人，自由地说话的人，他所感受的不可能不是中国的真问题，言说的不可能不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话语”。这个话语系统中肯定包含了一些西方的理论、术语和方法，一些传统的理论、术语和方法，一些现代以来的理论、术语和方法。这很正常，因为当下中国就是西方、传统以及现代共同塑造的。一个学者如果不深入中国的现实进行体验、分析，整天在那里闭门造车，冥思苦想要建构什么“中国话语”，为此而焦虑不堪，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滑稽、非常可悲的事情。这只能说明：或者是他的生存状态出了问题——长期生活在假象中而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和真实身份，或者是他的言说环境出了问题——知道自己的生存、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却不能直面它、言说它，非要去寻找一些可以言说、允许被言说的问题和话语，这样的问题当然是也只能是假问题，这样的话语当然不可能是中国话语。打个比方，这样的人要么是一个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能力的人，要么是一个找到了方向却不能朝这个方向走的人。
我相信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真正失去了对自己的生存境遇的真实感觉的人并不多。大多数学者恐怕是感受到了却不能去直面它、言说它。因此，在什么是“中国话语”的问题被解决之前，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有直面自己的生存境遇并自由地言说它的环境么？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因为我们引进了、接触了太多的西方理论，因此不能发现真正的中国问题，不能生产真正的中国话语，不如说是不能自由谈论中国问题，不能说真话。
打个比方。德国二战后真正的问题无疑是大屠杀问题，直面这个问题的德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一定是德国话语，一定有德国特色，这是没有疑义的。中国“文革”后的真正问题（至少是真问题之一）也是如何总结“文革”教训的问题，这是独一无二的中国问题，其中既包含了中国的历史问题，也包含了中国的现实问题。直面这个问题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也必然是中国话语，必然有中国特色。这也是没有异议的。可是为什么德国的学者可以持续地、长久地认真严肃地、当然也是痛苦地讨论、反思大屠杀的问题，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人家一样反思反“右”、“文革”的问题？在一个不能反思“文革”的环境中，我们能发现说出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话语”吗？
如果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家都知道中国的问题在哪里，但都不能说或不敢说，同时又不能不说（因为要写文章，出书，评职称，出大名），于是就胡说，这就像皇帝明明没有穿衣服，但是却不能说，于是这个说：你看，皇帝穿了西服。那个说，不是西服，是中山装。这一切全是胡扯，中国特色的胡扯。
3、中国特色的胡扯是不是也属于“中国话语”？如果是，我们应该追求这种“特色”吗？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没有依据的，不是胡扯。在抵制和拒绝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理论最彻底的反“右”时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话语既是没有中国特色的（机械拙劣地照搬苏联），又是有中国特色的，其最大特色就是充满了空话、假话，头脑发热的话，自欺欺人的话，让人死而不是让人活的话（甚至有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参与到说假话的行列）。不得不承认，这些话不但有“中国特色”而且特色很鲜明。但这种中国特色的谎话绝不是我们要的“中国话语”。如果我们的整个民族，包括那些有名的科学家，都生活在谎言和欺骗中，都制造中国式的谎言和欺骗，他们就不可能发现真正的中国问题，发现了也不能谈论。这个时候如果他还要不断地说话，那就只能说一些中国特色的谎话（“大跃进”时期我们的根本问题是纠正“左”倾狂热，回到事实和常识，可是谁能够提出这个问题？谁能够自由谈论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个别人的下场大家都是知道的）。
这就牵涉到谈论“中国问题”、建构“中国话语”的言说环境问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思考必须与对言说体制的反思联系在一起。反思体制当然是政治学的任务，是一个是政治学的问题，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不可能不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都不可能不感到自己的学术受到言说环境的制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体系从来就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且以后也不可能不是。学术自由、学术自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建构，没有新时期以来的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有对“工具论”文艺学的反思，有对文学自主性的呼唤，对“文革”时期的假大空文艺的反思。这些清算“文革”文思、“文革”意识形态的话语，在我看来全部是真正的中国话语。所以，没有一个合理的言说体制，要想生产出真正的中国话语，是根本不可能的。
只要明白了勇敢直面中国的现实、自由言说中国的现实才是问题的关键，那么，中国话语的资源问题也就是迎刃而解了。只要是有助于我们阐释和言说中国现实的，都可以成为中国话语的一部分。不管它是西方的还是中国古代的。在此，把中国话语的缺失归咎于西方化是尤为误导性的。西方理论话语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中国话语建构，要看它是否有助于我们诊断、把握我们自己的生存境遇。
4、当然，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机械套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术语、概念和方法，即使我们研究的是中国的真问题，面对的是中国的当下现实，我们的研究还是没有自己的特色。甚至有这样的可能：因为我们先入为主地相信了一种西方理论，戴上了有色眼镜，以至于都不能发现自己的真问题了。我相信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但在机械套用其他理论（比如中国古代文论）解释中国当下现实的时候，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要克服这个问题，首先是要更加开放，也就是允许不同的理论，包括中国的和西方的，同时供大家自由选择和使用，让它们平等竞争。要警惕“中国话语”论中隐含的民族主义立场，即本民族的就是好的。“失语论”者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之所以缺少中国特色，是因为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因此，越是拒绝西方理论的影响就会能够体现中国特色。按照这个说法，在彻底与西方理论绝缘的时代，我们应该能够有中国自己的话语。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历史经验证明，情况正好相反：越是开放就越能发现哪种西方或传统的理论适用于或不适用于解释中国的当下现实，或者说，越是开放就越能发现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械套用了西方的或传统的理论。比如说，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几乎就是机械照搬西方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等几个概念写成的，其对中国文学经验的粗暴宰割可谓空前绝后，而这个时期恰恰就是20世纪中国最封闭的时期，是只允许一种西方理论和苏联理论流通的时期。而到了更加开放的新时期，这种现象就得到了极大地改变。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可供选择的理论多了，文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也大大加强了。我们发现了还有其他更多的西方理论可以使用（比如现象学理论，徐复观先生用它写出了非常漂亮的中国美学史，在我看来也是非常中国化的美学史）。除了文学史领域，其他领域的情况何尝不是如此？比如历史学，建国后30年的历史学完全是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阶段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写出来的，也是到了新时期，因为我们开放了，我们可资借鉴的理论多了，我们才发现了这种套用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它。
其实，即使是机械套用西方理论，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比如刚才说的那种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概念写成的中国文学史，其套用和照搬西方概念的方式难道没有“中国特色”吗？在这样一种粗暴的、指鹿为马式的机械套用和照搬中，不但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而且还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的专制政治传统。可见，根本用不着去担心有没有“中国特色”，问题是这个“中国特色”到底好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