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卡诺万（Margaret Canovan）著

陶东风编译

内容提要：本文对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作了再阐释和再评价。文章认为，阿伦特使用的“极权主义”概念与通常的理解虽然有共通处，比如她也用“极权主义”来指一种把前所未有的强制形式和世俗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新统治形式。但这些相似是表面的。如果说一般描述的极权主义是一种死寂、僵死、一体化的状态，强调其静态性；那么，阿伦特更强调极权主义的动态性，认为极权主义是混乱的、非功利的、动态的、无休止的毁坏运动，它摧毁了使政治成为可能的一切人性的和人工世界的特征。

关键词：阿伦特，极权主义，开新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于1951年，确立了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家地位。此书出版半个世纪后，人们对“极权主义”概念的兴趣开始复兴，但这个概念仍然是有争议的。这不是一个政治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技术性术语（technical term）。这个术语总是包含了对于现代政治危险的解释和诊断，使之带有警示和开药方的意味。本文要论证的是：阿伦特理解的“极权主义”与人们对这个概念的支配性理解大异其趣。

极权主义的概念

极权主义的概念非常歧义。有多少理论家谈论这个话题，就有多少不同的含义。阿伦特使用“极权主义”概念时和别人的相似点常常掩盖了它们的分歧。与别人一样，阿伦特也用它来指一种新的政治现象，这就是把前所未有的强制形式和世俗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而且在左、右两个阵营都发现了它的样板（左的样板是斯大林的苏联，右的样板则是希特勒的德国）。但是这些相似是表面的。不是只有一种极权主义，至少有两种极权主义，它们描述的是不同的现象。

比较著名的极权主义模式（它还有很多变体）指的是一种完全连贯的社会－政治体系（totally coherent social-political system）：按照一种意识形态的形象而建立的国家，一党统治，而这个政党是通过意识形态得到合法化的，拥有不受限制的强权，以便防止对于正统的任何偏离。在这样的一个政体中，可以看到一种远离现代性焦虑(retreat from the anxieties of modernity)的准宗教静止状态。通常归于这个极权主义版本下的是纳粹和共产主义政权。这个极权主义的灾难被认为是由过于雄心勃勃的政治观念和激进行为导致的，对之的疗救办法则是避免狂热亢奋，降低我们对于政治的期待，回到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怀疑哲学，以及自由市场经济。

阿伦特说的极权主义和它是很不同的。当然，阿伦特也把纳粹和斯大林全都归于“极权主义”，也强调强制和意识形态，但差别是关键性的。如果说一般描述的极权主义是一种死寂、僵死、一体化状态，犹如透明、冰封的湖；那么，阿伦特描述的极权主义就是山洪，它冲击道路上的一切东西；或者说，它是把一切人性的东西彻底摧毁的飓风。它是混乱的、非功利的、动态的毁坏运动：摧毁使政治成为可能的一切人性的特征和人工世界的特征。

从奥斯维新的角度看

阿伦特反复强调的是极权主义的新颖性，极权主义与所有传统的决裂，它的彻底而又可怕的原创性（horrible originality）。极权主义表明了人类的“开新”能力，通过新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极权主义的悖论在于：它的那种“新颖性”恰恰代表了对个体的行动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剥夺。

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这个新现象表明了现代人对于“并非自己制造的东西的根深蒂固的怀疑”，以及这个怀疑的自我毁坏（self-destructive）意味。由于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极权主义运动要求不受限制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最后被证明不是建立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而是空前绝后的毁坏。集中营就是新政权的实验室，这里的实验表明全盘权力（total power）的代价就是人的复数性（human plurality，或译多元性）的丧失殆尽。人之为人、人不同于动物成员的那种独特的个体性，我们的独立自发地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使人具有不可预测性。只有通过极权主义的全盘恐怖和全盘意识形态的同时使用，方能消除人的这种个体性和独特性。

极权主义的全盘权力产生了全盘恐怖。集中营摧毁的是人的个体性和行动能力。全盘权力的前提是任何人的自发性、多元性的丧失，它只能发生在一个条件反射的世界。意识形态使得经验现实和“必须发生”的东西（“自然法则”“历史规律”等等）相比似乎显得无足轻重，它使得意识形态化的思想免于共识和现实的制约。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彻底性置换了自由思想，诱使人们清除自己的个体性，直到成为单一的、非人化的全盘统治运动的部件。全盘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支持现状而是渴望无休止的运动：它们描绘了一种没有终结的斗争。这样，全盘的权力最后证明必然意味着毁灭。传统专制的标志是它的非法性，合法的政府是受到法律限制的，而专制意味着这些边界被突破以便专制者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家。但极权主义在上述意义上并不是非法的（lawless）：虽然它的法不是保护权利的公民法，而是所谓的自然或历史“法则。”

阿伦特呈现给我们的掌权的极权主义，远非我们熟悉的那种全能国家形象――带有统一化的和连贯的机构。相反，它是无形的，是狂热的永远革命的大漩涡，是无休止的扩展，而且不受实用主义关切的影响。极权主义的核心机构不是公民机构，不是军队，而是秘密警察。它们有这样一个功能：蔑视通常理解的秘密警察的功能。在早期的专制形式中，秘密警察的任务是搜出隐蔽的反政权者，而极权主义的秘密警察则不再关注什么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情。“嫌疑犯”已经被“客观的敌人”（比如“阶级敌人”“犹太佬”）取代，不再需要侦探和搜索，也不再需要什么颠覆行为和思想。

极权主义这个新现象的悖论就是：人类的创新性和这种创新性的毁灭性。人类行为的偶然性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新事物，但一旦个体把自己和他人转化为所谓“必然的历史潮流”中的废弃物，极权主义就完全背弃了偶然性。“什么都是可能的”变成了“什么都是可以摧毁的。”人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能够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任何东西：如果人决定成为野兽，那么自然将不能阻止他。

［编译者按：本文作者的这个观察是深刻的。笔者以为：极权主义既有运动的一面，也有死寂的一面，既有开新的一面，也有停滞、单调、一体化的一面。极权主义国家虽然一直在运动，但这种运动全部是自上而下的，是被操控的，而不是自发的，不是广大公民的创造性和开新能力的表现，而是个别极权主义领袖的“创造性”和“开新能力”的表现——为所欲为。因此，就公民的创造性，特别是个性、多元性、差异性被无情扼杀而言，极权主义社会完全没有什么“新颖性”可言，相反出现千人一面、单质化的倾向。这使得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运动很自然地体现为一种摧毁力量，真正的开新必须是以个体差异的高度自由发展为前提］

追踪极权主义要素

极权主义既然在德国和俄国这两个极为不同的地方出现，而且有这么多的相似性，表明它不能还原为德国或俄国的特殊历史。阿伦特认为，使得极权主义成为可能的，是全社会广泛流行、蔓延的“多余”（superfluousness）感，它为清除个体性做好了准备。丧失了稳定的公共世界后，人成为无根的人。这样的人很容易成为恐怖的牺牲品，公共世界的丧失破坏了人对世界和现实的把握。这样的人常常为意识形态所引诱：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病态的，但却至少是连贯一致的（consistent），它所承诺的“替代现实”（alternative reality），一个虚构的未来理想世界，给被多余感困扰的人提供了虚假的归宿感。

稳定的人的世界（stable human world）的崩溃，意味着机构的和心理的界限（barriers）的丧失――这些界限通常为何为可能之物设置限度。它们是一些积淀下来的文明成果，包括制度、机构、法规，也包括习俗。

那么，上述这些要素中哪些被极权主义所利用了呢？这是阿伦特《极权主义起源》一书的三分之二篇幅所探索的问题。她不是在探索“原因”的意义上分析极权主义的“起源”。她认为任何这样的因果决定论在人类事务的领域都是不合适的。因为人类事务领域是新颖的行动和不可预测的事件的领域。她提供的是“对结晶为极权主义的因素（elements which crystalized into totalitarianism）的历史解释”。她的这部著作第一部分，是关注为什么特别是犹太人被单独选择出来加以清除？但第二部分才是核心，那就是论述帝国主义的部分，帝国主义为极权主义设置了舞台，为其作恶者提供了有用的前提。

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解释不但不考虑德国和俄国的特定历史，而且也不强调领袖个人的作用。她强调的是这些领袖在极权主义运动和政体中所处的位置。而且，她认为苏联只是在斯大林时期才是极权主义的国家。最后，她不从思想资源中寻找极权主义的“起源”，即使在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及整个西方思想传统和极权主义的关系时，也只是认为这样的思想传统有助于使极权主义成为可能，而否定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阿伦特说：“极权主义中史无前例的东西首先不是其意识形态，而是极权主义统治的事件本身。”但是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事件可以通过了解先在的、后来被极权主义加以发展的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模式，以及了解那些为极权主义的出现准备了道路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毁坏，而得到某种程度的理解。在阿伦特看来，在被称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巨变中，可以发现极权主义产生的前提和先行者：帝国主义破坏了欧洲的国家和社会结构，产生了大量“无根”的“多余人”，导致人的“文明世界”的丧失，因为，做一个文明人而不是自然物种的前提，是必须寄居在一个由稳定的结构组成的人造世界，我们需要这些东西以便使得我们受到法律的限制，给予我们以权利，使我们可以形成并发表自己的观点，使我们可以获得与共享的现实相关的共同意识。

极权主义的成员是所谓“大众”（mass）：无根的、无方向的群众，他们不再有清晰的现实感和自我利益意识，因为他们寄居的世界已经被失业、通货膨胀、战争和革命所破坏。但这种状况只是极权主义的一个条件。另一个条件是“暴民”(mob)。暴民来自更早时期出生的“多余人”群体，犯罪和暴力的黑社会――它是经济增长的动荡和冲力的产物。帝国主义把这样的冒险家出口到世界各地，为他们提供了犯罪的“无限可能性。”后来，这种虚无主义又重新进口到了欧洲。

极权主义的暴力之所以能够屠杀大量的牺牲者，欧洲的传统之所以不能保护个体权利，原因在于另外一种“多余经验”：无国家状况。纳粹的第一步就是剥夺犹太人的公民身份，犹太人不是罪犯，但却没有公民权利。民族国家的衰落和人权的终结是结合在一起的。只有民族国家的公民才具有公民权利。“自然人”是让人讨厌的东西，即使在自由主义国家也如此。

阿伦特著作的主题之一是：一旦稳固的世界被摧毁，那么，文明就是非常脆弱的，极易被野蛮取代。她把这个过程追溯到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展，后者的本质是把稳定的财产转化为流动的财富（资本），不尊重业已确立的界限和机构，以及民族国家的边界。权力的追逐变得毫无限制。这样的一些因素不是极权主义的原因，但是却使得极权主义得以被理解。

极权主义的一个最有悖论意味的景观是：其领导搅乱了整个世界，但是又声称自己信仰“必然性”（necessity）。这就是行动主义(activism)和必然性（necessity）的结合以服务于一个必然的进程。阿伦特找到的这种结合的先驱，是帝国的官僚主义和它的神秘代理人。他们提供了服务于必然性法则的原创性，为了遵循“扩张法则”，他们准备打破所有的日常法律，颠覆所有的政治机构和政治责任心。

但是纳粹极权主义的最独特的先行者是种族主义：能否进入一个“优等人共同体”（superior community）取决于一个人在物种意义上属于谁，而不是他作了什么。但阿伦特认为犹太人成为牺牲品是偶然的。在纳粹的例子中，正好是反犹主义成为可以把极权主义的其他要素集合起来的“粘合剂”，但这是有偶然性的。[2]

极权主义的教训

阿伦特刻画的极权主义是十分奇特的东西：比主流的极权主义理论家刻画的要难以理解得多。通常理解的极权主义是一种或许可以取代自由民主体制的可行的政治体制，但是阿伦特却把它描述为彻底毁灭性的和不能持久的东西。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斯大林还健在，但她断言其必然短命。像苏联极权主义革命这样的政治风暴，不能确立一个稳定的体制，它必须保持其征服世界的冲动力。这就决定了其不可持久的命运。

既然如此，研究和分析极权主义为什么还这样重要呢？

首先，从实践上看，极权主义可能重现。极权主义是和现代性的困境紧密联系的。首先是极权主义的无意义毁坏行为（senseless destruction），是和不断增长的“多余”经验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的巨变、社会的无根性、失业、人口过剩，这些都会产生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冲动或诱惑：通过极权主义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且，这些诱惑现在是出现在人的力量比以前更加强大的世界，一个人类变得更加不计后果的世界，一个人与人空前地被捆绑在一起的世界。为全世界发生的一切负责的这种责任，必须由整个人类承担，而且是在没有传统权威指导的情况下。

其次，理论上看，研究那些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现象，有助于了解被忽视的人类状况的重要方面。比如人与文明世界的关系。要能够通过人类的复数性来呈现和行动，必然需要一个由文明化的人的世界提供的框架、限制和背景，而这个文明化的人的世界是非常脆弱的。

与此相关的是思考偶然性和新颖性、自由和必然性的关系。极权主义的出现表明了人类开新能力，这种能力是鼓舞人心的，但也是值得警惕的。人的首创性启动了一个无法中止的过程，这会威胁到稳定的人类世界。因为未来是开放的，人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它也可能会摧毁世界和人类自己，改变人的条件，直至把人变为野兽。人的本质是偶然和脆弱的。极权主义表明人会选择拥抱“必然性”并使得我们自己和他人成为所谓的“必然过程”的奴隶。阿伦特在现代状况下发现了一种恶性的螺旋式发展，运动破坏了维持稳定的机构，而没有了机构，运动就更加肆无忌惮。

极权主义不是什么外加于人的东西，而是人自造的东西，它产生于人类的行动以及由行动激发的过程，产生于人的自大。乐观的人文主义者假设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人的集体力量，而其结果是认为“什么都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再造世界以适应我们的目的。这是把“行动”误解为了“制作”，看不到人类的复数性。“复数性”意味着不存在所谓的“集体主体”，也不存在实施这种人类力量的“人性”。阿伦特的后期著作越来越强调人的可能性和人的限度，包括行动的限度和危险。解决当代困境的惟一答案在于肯定和信任被极权主义否定的人的条件：人的复数性。如果不再膜拜必然性，意识到人的有限性，通过做出并坚守承诺，确立“持久的机构”，人就可以“为世界立法，”相互之间赋予对方非自然给予的权利。极权主义的教训是：我们要意识到作为创新舞台的政治的重要性，意识到人的复数性和人际之间的协议的重要性。

争论中的极权主义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具有三个步骤：

一是描述极权主义现象。在这方面，阿伦特强调的是极权主义的疯狂的、不断激进化的、摧毁结构的冲力，带有前所未有的毁灭性能量的、狂野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冲力，以及没有创制能力的、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持久运动和继续革命，这种运动和革命不可能建构任何持久的政治结构。阿伦特著作的这方面较少引起争论。

二是提供理解极权主义的知识框架。这方面的争议很大。阿伦特的观点是：极权主义是和君主制（monarchy）、专制(despotism)和共和制(republic)不同的新的政体。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不是以对人的专制统治为目的，它的目的是“建构一个让人在其中成为多余的体系。”极权主义的领袖是在搞“可能性的实验”，在所有的目的中，极权主义的最重要目的，是寻找由“一切皆可能”的信念鼓动的无限威力，这种威力也来自现代人对任何不是他自己制作的东西的怀疑。这些都是现代性的特征。阿伦特把极权主义的土壤概括为两点：１、极权主义所需要的最核心经验是孤独，也就是无根和多余感。无根感和多余感使得人们钟情于运动和意识形态上的合逻辑性，以作为失去的共识世界和现实的替代；２、支持极权主义的最重要因素，则是“世界”本身的丧失，文明化的人类世界的丧失。正是文明化的人类世界把人类锚定在关于现实的共同经验中，并提供了带有必要限制和法则的自由行动空间。极权主义既不是一种异己存在的体现，也不是极权主义的怪物实现自己“神秘意志”的载体，也不是超凡领袖的“邪恶意志”所创造，而是产生于世界及其制约力的丧失，这种丧失使得世界特别容易进入极权主义实践的凹槽，这种实践的核心就是毁灭人的复数性。

三是提供对于极权主义根源的理解。这方面的批评意见是：纳粹主义的根源和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是不一样的，阿伦特指出的欧洲帝国主义的扩张或许可以解释前者却不能解释后者。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阿伦特谈的不是极权主义的原因。她是把极权主义视作对现代人的情景逻辑的偶然反应（contingent responses to the logic of a modern situation）。所以，这样的指责就显得无关紧要。极权主义是对于现代人的情景的反应，比如无根性，共同世界的丧失，无所不能的目的，人的复数性的丧失，等等。这些最基本的极权主义根源，在俄国也同样存在，所以，希特勒的植根于欧洲语境的极权主义并不是惟一的。

[1] 原标题：Arendt’s theory of totalitarianism: A reassessment，作者Margaret Canovan，英国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政治思想教授，著名阿伦特研究专家，著有《汉娜.阿伦特的政治思想》，《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再阐释》等。本文译自：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Edt by Dana Villa, p.25-4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2] 编译者按：这个观点非常重要，这表明纳粹不是极权主义的一般形态或必然形态，更不是唯一形态，它和极权主义的联系具有偶然性。也就是说，在其他国家，极权主义的“粘合剂”可能不是种族主义而是别的东西，被清除的对象也不是犹太人而是“阶级敌人”“五类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