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很多人在总结八零后的特点，有些说八零后是“啃老族”，有些说八零后是“蜗居族”，还有些说八零后是“麦兜族”。这些对于八零后的不同界定，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全部是经济的、物质的界定，什么房啊，车啊。特别是房子，好像八零后最差劲的和最好的都是围绕房子界定的，为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而踏实奋战的是所谓“麦兜族”——八零后的骄傲；赖着父母的房子不走的啃老族，则是八零后的败类。
请问：八零后的政治特征是什么？为什么一谈到八零后就是房子啊车子啊之类的，他们有政治理想么？他们的政治理想是什么？
和其他年代出生的群体相比，八零后，当然也包括九零后，政治特征似乎是最不明显的。我不知道他们的政治理想是什么。现在正在忙着规划国家蓝图、表达政治信念的，好像还是40后的和50后的，他们中有些还在坚持自由主义，有些则改信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乃至极权主义。不管这么说，他们还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对政治感兴趣。唯独看不到八零后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兴趣。国内几种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无论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还是新左派——的阐释者和代言人，好像还是八零后的前辈。关于八零后的政治活动，我知道的除了抵制家乐福好像还真没有别的什么。
也许八零后是去政治化的一代？他们根本没有政治特征？他们的政治特征就是他们完全不关心政治？如果是这样，这种去政治化的一代是怎么出现的？是去政治化的时代的产物？或许八零后的政治就是犬儒政治、投机政治——有奶便是娘？
如果八零后的特征只是体现在房子和车子上，那不是很可怜吗？
2、
有一个名为“我们都是八十后”的QQ空间，上面聚集了一批八零后网民。其标志性的图片是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女孩像，图片下面的介绍文字写道：“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我们！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相互了解，我们相互倾诉，不分彼此。我们自信而睿智，我们勇敢而勤劳。 我们都是八十后，我们有我们的世界，我们有我们的方式。” 看了半天，我找不到可以表征八十后政治立场和信念的文章。
再看看其“圈子宣言”：
谁说我们天生就怕疼？
我们用已是血淋淋的手在废墟上扒着；
谁说我们自私自利？
我们清尽了所有兜囊；
谁说我们反应迟钝？
我们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现场；
谁说我们弱不禁风？
我们用双肩扛起了屋梁；
谁说我们娇生惯养？
我们一直都在默默的成长；
谁说我们默默无闻？
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澎湃。
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主人，
我们因我们而骄傲，
我们因我们而自豪，
因为我们是80后！
是的！
因为我们是80后！
说实在的，这宣言好像是中学生写的，空洞无物，矫情做作，最后几句甚至让人想起“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从我目前看到的有关八十后的文学艺术或其他材料，以及八十后自己的言行，我实在无法解读出其政治诉求到底是什么。
也许成长于去政治化时代八十后的特征就是没有政治特点。
当然，作为代际分析的尝试，我的概括必然是不全面的，我绝对不是认为所有的八十后出生的人都已经去政治化。例外当然有，韩寒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3、
学者们曾经对人类历史上的政治形态进行各种各样的探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我在这里尝试提出一种新的划分形态，我以为历史上曾经出现三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一种是我们“文革”时期流行的意识形态政治（前苏联、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法西斯德国都曾经出现这种意识形态这种的统治），一种是犬儒政治，一种是公民政治。
意识形态政治以虚假的高调理想主义为特征。希尔斯指出：“意识形态化政治一向着魔于总体性，并且一直着魔于未来世界。它们相信，健全的政治必须有一套不仅在空间上，而且也在时间上可以说明宇宙中每一事件的学说。”这种蔑视个体价值、剥夺个体自由、以一个人的理想为全国人民的理想、以一个人的想象力剥夺全国人民的生命权利的意识形态政治，曾经支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学术，导致假大空的文艺、瞒和骗的文艺的盛行。
昨天的意识形态化政治的破灭，正是导致今天的反政治的深刻原因。今天的政治冷漠或反政治倾向的核心，表现为犬儒现实主义的处世态度（即犬儒政治）：从厌恶意识形态化政治走向拒绝一切政治，从反思宏大的“未来”叙事走向放弃对未来的责任，从极端的狂热走向极端的犬儒，从警惕理想导向放弃一切理想，从怀疑宏大叙事走向怀疑一切信仰。
因此，反政治或犬儒现实主义是曾经有过的意识形态狂热的畸形后果。今天的八零后一代很少有人再相信父辈曾经相信的宏大叙事。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清醒的；但是这些觉醒的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再相信任何超越于物质利益权力斗争之上的政治的存在，不再有积极的行动能力，转而拥抱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
阿伦特在反思思考活动的消极结果的时候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思考犹如牛虻，让你不再盲信传统的、曾经被你不加反思地奉行的信条，让你警醒。但警醒的结果可能是瘫痪、“动弹不得”，也可能是变得愤世嫉俗和放肆犬儒。阿伦特写道：“受刺激的结果变成放肆和愤世嫉俗。他们把苏格拉底式思考检视的非结论（nonresults），变成负面的结论：如果你不能定义何谓敬神，那就让我们亵渎吧——这和苏格拉底希望藉由谈论敬神而达到的清醒是完全相反的。”（238）这就是思考的反转：因为不相信现有的和传统的一切教条而走向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最糟糕的是它还会返回到不加思考地接受一切，从而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对意义的追寻，无情破坏所有被接受的教条和规则，重新加以检视，这过程随时可能变成反对自身，将旧价值一举反转，并宣称反转的结果才是‘新价值’。……...思考的这种负面结果，之后就会像旧价值那样糊里糊涂地被人利用，一种无所思考的例行公事；一旦运用到人类事务领域，就会像从未经过思考过程一般。”这就是阿伦特理解的虚无主义的根源：“事实上，我们称为虚无主义的东西，是内在于思考活动本身的。没有什么危险的思想（danderous thoughts），思考本身就是危险的（thinking itself is dangerous）。”（英文，177）但是阿伦特不认为虚无主义是思考的必然产物，因为虚无主义不过是因循成规的另一面。苏格拉底的思考的目的在于这样的信念：未受反思的生命是不值得过的，而虚无主义作为思考的负面结果却最终走向一个不必经过更多思考的结论：反正不存在什么真价值，那就不加反思地随便拥抱随便一种价值：“教人遵循任何社会任何时候所给定的任何行为规则”。（《责任与判断》，239）这样虚无主义就把思考过程返回原点：非思考。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的盲目追随理想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今天的盲目追随物质主义、消费主义，都是非思考的表现。
在某种意义上，阿伦特的分析适用于今天80后的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他们比之于前辈是更清醒的一代，但是被幻灭感和挫败感击倒了：或者变得疯疯癫癫，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或者干脆疯狂地追逐实利，变成投机分子，和自己蔑视嘲讽的对象一起侵蚀和损害自己生活其中的公共世界。他们不再珍爱公共世界。实际上，犬儒主义的出现与政治参与的衰退是同一个分币的两面，它出现在从大规模的政治退却和文化退却所留下的巨大空间中。这种“干预无用论”（“大势如此，人人如此，我有什么办法？”“现在社会就是这样，说了也白说”）目前正在大面积流行。犬儒者完全放弃了积极的政治行动，或消极颓废，或冷嘲热讽，或纵欲虚无，或投机取巧。很多人甚至认为：我不去做坏事，别人反正要去做的，我的“洁身自好”于事无补，改变不了现实，有什么意义？还不如乘机捞一把实惠。
虽然今日中国全社会都蔓延着这种反政治的犬儒主义，但是它在八零后一代身上体现得最鲜明、突出和惊心动魄。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这是因为他们成长于这样的反政治环境中。
4
然而，意识形态政治狂热的幻灭，并不必然意味着反政治或犬儒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告别意识形态化政治的途径并不只有彻底放弃政治一条，另一条更加健康的道路是在严肃理性地反思意识形态政治狂热的基础上建立公民政治和公民美德。
八零后一代对政治不感兴趣的首要原因，是我们没有认真严肃地总结意识形态政治的性质、弊端和后果，没有认真严肃地反思“文革”，八零后一代或者根本不了解“文革”，或者把所有对于公民理想、公民责任以及和公民道德的坚守，都等同于“文革”式的狂热或犯傻。好像我们只能在狂热政治和犬儒主义之间进行选择。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这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严肃地反思意识形态狂热政治。
公民政治既是对意识形态政治的否定，同时也可以预防犬儒主义政治。公民政治一方面培养和依靠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而不会走向犬儒；同时，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是一种务实的政治和道德，它建立在对人性的切实理解上，对人性的弱点、复杂性持有理解和宽容态度。更加重要的是，公民政治强调公民权利，这与意识形态狂热政治对公民权利的粗暴剥夺和践踏恰成根本对立。
如果说意识形态政治常常需要用那种高调的统括一切的“理想方案”来进行宣传鼓动，鼓吹个人崇拜，激发人的仇恨和激情，投入非理性的种族灭绝或阶级斗争，那么，公民政治则要求谨慎地行使和限制权威，特别是国家爱的公共权力，认识到人类能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公民政治从来不相信什么全盘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它一方面坚信人的理性能力和德性，但同时也清醒意识到它们的局限性，因此主张在谨慎的试错过程中谋求进步。因此，公民政治既可以防止意识形态的狂热政治，也不会堕入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无所谓的犬儒政治，而没有良好的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是当代中国人以前的从意识形态政治狂热转向今天的犬儒主义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