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带着浓重的向往和怀旧情绪写到了十七到十九世纪语言在美国的大众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那几乎是一个全民通过演讲活动（包括作演讲和听演讲）参政议政、接受政治教育和文学教育的时代。波兹曼详细描述了林肯和道格拉斯之间发生的几次令人难忘的辩论。一次是1858年8月21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奥托瓦进行的。按照事先约定，道格拉斯先发言半个小时，然后，林肯作一个半小时的答复，最后由道格拉斯再次发言半个小时。但是，波兹曼指出，这次辩论持续的时间在两人的历次辩芦是相当短促的。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之间进行的每次辩论都是唇枪舌剑，不到筋疲力尽决不罢休。在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进行的辩论中，道格拉斯发言 3个小时，按照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轮到林肯发言，但是林肯提醒听众，当时已经是下午5点钟，他需要和道格拉斯一样长的时间发言，而且在他发言之后，按规定道格拉斯还要进行反驳。他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听完4个小时的辩论。听众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波兹曼感叹道：“这是怎样的听众啊？这些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7个小时演讲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啊?” 他们实际上都是一般的公民，不是什么专业政治家，也不是政治投机分子。只是在今天这个全民政治冷漠的时代，这些人显得“很不一般”而已。波兹曼还指出，林肯和道格拉斯当时都不是总统候选人，甚至还不是美国参议员候选人。因此，当时的听众并不特别关心演讲者的政治级别，“这些人把这样的场合乍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极为耗时的演讲。”可以说，以语言为媒介进行演讲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当时的各种集市上常常有演讲的节目，大多数演讲者可以得到3个小时的时间来陈述观点，而且既然演讲者都不希望无对手而战，他们的反对者也会得到同样多的时间来反驳。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讲演还不只是在集市中进行，“树墩”演讲者在当时非常盛行，在伐木之后的树墩边或任何一块空地上，只要有演讲者，他的周围就会聚集起大量的听众，一听就是两三个小时，而且他们一方面听得非常专注，但同时又积极参与讨论，绝不会沉默不语或无动。他们完全是一些理性的听众，演讲者和听众之间在进行一种理性的对话。有一次，道格拉斯的演讲得到了热烈的掌声，而道格拉斯对此的回应非常发人深省： “我的朋友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热情或激情。”

正如波兹曼注意到的，当时的听众集中表现出了如下特征，首先，他们表现出了我们今天的听众难以想象的注意力。波兹曼问道：今天有哪一个美国听众能够容忍7个小时的讲演？或者5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图片的情况下？”其次，那时的听众必须具备非凡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不但讲演的内容是严肃的、常常是政治性的问题（比如废奴），而且讲演的句子也是极为书面化的，结构复杂，意义微妙，是非常讲究修辞的书面语言，而不是我们今天大家熟悉的、简单明了的娱乐语言。以林肯和道格拉斯的演讲为例，他们两人即使到了开始使“吵架用语”的时候，“仍然不忘记使用复杂的修辞手段——讽刺、似是而非的隽语、复杂、细微的区别以及寻找对手的自相矛盾，所有这些在听众能完全理解的前提下才能起到各自的作用。”

波兹曼感叹道：“很难想象，白宫的现任主人能够在类似的情况下组织起这样的句子，如果他能够，凭卡也要让他的听众百思不得其解或精神高度紧张了。”这是因为“电视文化中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有些时候甚至要通过法律规定这样的语言。”林肯和道格拉斯的演讲对于一今天的听众来说“近乎天书。”

由此波兹曼提出了语言在电视文化来临之前在人们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波兹曼特别强调：当时的演讲和辩论不是和大众日常生活隔绝的、沉闷的专门性活动，而是“狂欢节般的气氛中进行的”，演讲的场合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在这些听众的社会生活中，文化生活和公共事务已经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即使是宗教性的机会也要把野餐和讲演和听讲演结合起。这里正好显示了语言的极端重要性，不是在教科书中的重要性，而是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作为复杂论证的一种手段，语言在几乎所有的公共领域都是一种重要而常见的话语方式。”

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想特别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波兹曼描述的这种环境事实上就是最适合文学发展的文化环境，因为这是一种以语言活动为中心的文化环境，而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要想锻炼一个人的出色的语言能力，没有繁荣的文学文化和文学活动是不可思议的。这里的“文学活动”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以及文学教育。培养大众的语言能力必须营造一种全民性的阅读文化，培养人们的阅读习惯。当然，这种文学阅读的对象不见得是、也不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品，而是泛指一切富有语言表现力、能够传达人类复杂微妙之思的美文。中国和西方历史上都有非常丰富的出色的政论文，上至先秦，下迄“五四”，这些政论文对于培养公民的语言能力至关重要。我们应该扩展“文学”的概念，把大量政论文纳入文学的范畴。与此同时，还要改变文学的功能观，在保留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同时，应该大大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或者把教育功能理解为广义的政治教育。注意，这种政治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公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它是长期的，不是急功近利的政策教育。我想，文学在这方面的作用是任何其他艺术类型难以企及的。说到底，除了少数专业人士和铁杆的纯文学爱好者，大多数人是出于“政治”（在此政治一词是广义的，大约相当于“公共事务”）的兴趣而不是纯文学的兴趣才关心和阅读文学的。

总之，我认为，强化政治关怀，重建以语言活动为载体的公共空间，复兴以语言为核心的讲演文化和辩论文化，是文学和文学教育重返社会文化生活中心的康庄大道。事实上波兹曼已经注意到了演讲论辩文化和文学之间同生死共命运的关系，他指出，“在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时候，美国正处于其辉煌的文学创作的中期。”他举例说，1858年，艾德温·马卡姆6岁，马克·吐温2 3岁，艾米丽·狄更生28岁，惠特曼和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39岁，梭罗41岁，麦尔维尔39岁，惠蒂尔和朗费罗51岁，霍桑和爱默生分别是54岁和55岁，而爱伦坡则正好辞世9年。如果进行一个不算牵强的比较，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的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是文学的年代，是讲演和辩论文化发达的年代，是全民阅读文学的年代，也是文学和政治关系十分紧密的年代。这一系列的联系恐怕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