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想要使得关于“中国话语”讨论变得有意思，就必须把“中国话语”理解为切中当下中国人生存经验、切中真正的中国问题、对中国问题有诊断力的话语，至于这个话是中国人说的还是外国人说的，古人说的还是今人说的，是在中国大陆说的还是在美国说的，是借助西方理论说的还是借助古代术语说的等等都无关。
一个真实地生活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直面并能够自由、直率、真实地表述自己的生存经验、生存困境的话语，一定是中国自己的话语，不用专门去冥思苦想什么中国特色。
“中国话语”是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界（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热衷于谈论的一个核心话题。这个问题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困扰中国人文学会科学家，它的标志性口号就是所谓“失语症”：中国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
对“中国话语”之说，我有一些疑虑：所谓“中国话语”到底是什么？怎么去发现“中国话语”？如何保证一种文学理论话语乃至所有人文社会科学话语的“中国性”？所谓“中国话语”这个话语到底是怎么出现的？或者说是在什么语境中出现的？
首先，到底什么叫“中国话语”？传统中国还是当下中国？如果是传统中国，那么，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非要说古人的话？如果说是当下中国，“中国话语”的意思就是切中当下中国人生存经验、切中真正的中国问题、对中国问题有诊断力的话语，至于这个话是中国人说的还是外国人说的，古人说的还是今人说的，是在中国大陆说的还是在美国说的等等都无关。
换言之，“中国话语”是根植于中国人的存在境况和存在经验的话语，是能够抓住当下中国根本危机的话语。
其次，这样的中国话语怎么样才能生产出来？一个真实地生活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直面并能够自由、直率、真实地表述自己的生存经验、生存困境的话语，一定是中国自己的话语，不用专门去冥思苦想什么中国特色。真实地生活着的人，自由地说话的人，他所感受的不可能不是中国的真问题，言说的不可能不是中国的话语。一个学者整天在那里寻找真正的中国问题、建构中国话语，为此而焦虑不堪，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滑稽、非常可悲的事情，这只能说明：或者是他的生存状态出了问题——长期生活在假象中而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和真实身份，或者是他的言说环境出了问题——知道自己的生存、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却不能直面它、言说它，非要去寻找一些可以言说、允许被言说的问题和话语，这样的问题当然是也只能是假问题，这样的话语当然不可能是中国话语。打个比方，这样的人要么是一个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能力的人，要么是一个找到了方向却不能朝这个方向走的人。
我相信我们的文艺学工作者真正失去了对自己的生存境遇的真实感觉的人并不多。大多数学者恐怕是感受到了却不能或不敢去直面它、言说它。因此，在什么是“中国话语”的问题被解决之前，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有直面自己的生存境遇并自由地言说它的环境么？如果有这样一个环境，我相信我们讨论的一定是真问题，说的出来的一定都是真话，而真话一定就是中国话（中国话语），我们根本就用不着为寻找什么“中国话语”而着急、焦虑。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不能发现真正的中国问题，不能生产真正的中国话语，不如说是不能自由谈论中国问题、不能说真话。假话怎么可能是中国话语？
退一万步说，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成为中国话语，那么这样的中国话语不要也罢。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德国二战后真正的问题无疑是大屠杀问题，直面这个问题的德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一定是德国话语，这是没有疑义的。中国“文革”后的真正问题也是如何总结“文革”教训的问题，直面这个问题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也必然是中国话语。这也是没有异议的。可是为什么德国的学者可以持续地、长久地认真严肃地、当然也是痛苦地讨论、反思大屠杀的问题，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人家一样反思反右、“文革”的问题？在一个不能反思“文革”的环境中，我们能发现说出真正的中国话语吗？
由于谈论“中国自己的问题”、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牵涉到言说环境的问题，所以，中国文艺学能否说出中国话语，这个问题必然和对言说体制的反思联系在一起。反思体制当然是政治学的任务，是一个是政治学的问题，但是文艺学的问题不可能不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做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们都不可能不感到自己的生活和学术时时受到言说体制的制约。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体系从来就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且以后也不可能不是。学术自由、学术自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建构，没有新时期的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有对“工具论”文艺学的反思，有对文学自主性的呼唤，对“文革”时期的假大空文艺的反思。这些清算“文革”文思、“文革”意识形态的话语，在我看来全部是真正的中国话语。所以，没有一个合理的言说体制，要想生产出真正的中国话语，是根本不可能的。
比如，如果文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大堆不能谈论的所谓“敏感”问题，还有一大堆禁区，我们怎么可能发现真是地言说我们自己的生存境遇？言说真实的中国？“敏感问题”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生存、言说以及我们的知识生产的真实处境。如果我们连言说真是中国的权力都没有，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说出中国自己的话语？因为“不可碰的敏感问题”就是中国的真问题，根本性问题，绕开这个根本问题去发现什么“中国话语”无异于缘木求鱼，是抓着自己的头发上天。实际上，正因为真问题不可碰，才涌现出大量的伪问题（比如所谓中国文论因为模仿西方而“失语”问题就是典型的伪问题）。再说一遍，不可触碰、不能谈论的所谓敏感问题，恰恰就是我们目前的文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因为它表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性生存困境。
第三，“中国话语”焦虑产生的语境，是90年代初、中期开始的从启蒙主义到民族主义的思想文化转型，中国话语焦虑实际上就是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一部分。
90年代（准确说是1993年，因为这年出现了标志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系列事件，很多重要的后殖民批评文章，比如张宽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刘禾的《国民性的神话》等等都出现在这一年）以来，思想文化界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在理论界有后殖民批评的兴起，并进一步延伸到对自“五四”以来启蒙和现代化思潮的激烈批判。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所谓“中国话语”热就是在这个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出现的。很多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结的学者发出了所谓“失语”的怪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直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鹦鹉学舌，从来没有自己的话语，甚至从来提不出自己的问题。
这是一个弥天大谎。按照这个说法，在彻底与西方绝缘的时代，我们应该能够发现和谈论自己的真问题，我们的文艺学，以及其他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应该成就辉煌，飞黄腾达。可是，在抵制和彻底拒绝西方的经济、文化、理论的反“右”、“文革”时期，我们发现了什么真正的中国问题？我们有自己的中国话语么？在“大跃进”时期，几乎我们的整个民族，包括那些有名的科学家，都生活在谎言和欺骗中，他们还怎么发现真问题？发现了又如何能够谈论？那个时期我们的根本问题难道不是纠正“左”的错误，否定个人崇拜，回到事实和常识？可是谁能够提出这个问题，能够自由谈论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个别人的下场大家都是知道的）。
只要明白了勇敢直面中国的现实、自由言说中国的现实才是问题的关键，那么，中国话语的资源问题也就是迎刃而解了。只要是有助于我们阐释和言说中国现实的，都可以成为中国话语的一部分。不管它是西方的还是中国古代的。在此，把中国话语的缺失归咎于西方化是尤为误导性的。西方理论话语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中国话语建构，眼看它是否有助于我们诊断、把握我们自己的生存境遇。其实我们对西方话语一直是严格限制的。这种限制一方面表现为禁止某些理论进入中国，比如毛泽东时期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一直受到限制或禁止，80年代以来，仍然有很多重要的西方思想资源（比如哈维尔的书）不能引入；一方面则表现为不能用西方的某种理论来分析中国的问题，比如不能用阿伦特等人的极权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问题，不能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理论加以创造性的应用，建构出颇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理论。如果有助于诊断和把握中国当下现实的西方理论都不能用，那么，西方理论又怎么可能有助于建构中国话语呢？
与“中国话语”的喧嚣相呼应的是所谓“话语权”的喧嚣。这也是一个伪问题。因为谈论话语权的问题必须首先明确说话的主体是谁。说话是一个具体人的具体行为，其主体不可能是抽象的“中国”，而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回到这个常识之后，接着我们应该自问：我们说话的时候谁在限制我们说话？是美国总统？美国政府？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是“真理部”？如果说我们这些中国大陆的学者说话写文章处处受到美国政府的审查，这就不是我们自己的生存经验，如果一个人连这种基本的生存经验都搞不清楚，那他不是有病就是装病。换言之，我们不能只在国际关系中思考话语权（中国相对于美国或西方的话语权）的问题，而且要在民间社会和国家、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中、在学术研究与国内政治权力的关系中思考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