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精神”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爱国”。北京市委书记刘琪说：“爱国反映了北京市民的理想信念”。足见“爱国”在北京精神“四大家族”中的“老大”地位。记得去年12月17日我在北京市社科联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2011.学术前沿论坛”上作了题为“开放包容价值理念促进社会和谐”的演讲以后，有一个听众突然站起来问：“你觉得把爱国写进北京精神合适吗？哪个城市的市民能够不爱国呢？”他的意思是“爱国”这个词过于笼统，不能代表北京这个城市的特有精神。我当时的回答是：“我觉得合适，因为北京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城市，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它的精神应该有代表中国精神的一面。而且，相比于中国其他城市，中国近现代的著名爱国运动大多数也是发生在北京，也算是北京的一个特色。

现在看来，这个解释看似无懈可击，但是对爱国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做出阐释，因此有了写作此文的念头。

爱国的含义似乎很简单，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什么算是热爱自己的祖国？什么样的人是爱国的？我觉得至少有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对外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主权；对内反抗极权专制、争取民主。

说爱国包含抵御外敌保卫祖国的含义大家应该没有异议：反抗八国联军、抵抗日本侵略者，这些当然都是爱国运动。但是说对内反抗专制、争取民主也是爱国，就不见得很多人都意识到或予以认同。现在关于爱国的理解偏于抵御外敌方面，基本不谈或很少谈对内争取民主。这是非常片面的。

看看我国最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即可明白“爱国”包含的这两方面：一方面是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另一个方面是反抗国内专制、无能的北洋政府，正是北洋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了字。可见这两个方面其实是内在相关的：对内专制的政府就是对外卖国的政府，专制政府不可能保护好国家免受外敌欺凌。正因为这样，我以为，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发生的抗日救国的“一二九运动”当然是爱国运动；但1976年4月5日同样在北京发生的、反抗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专制极权、争取民主自由的“天安门事件”（或类似的对内争取民主、反抗专制的运动），同样是彪炳史册的爱国民主运动（“爱国”和“民主”常常连用，良有以也）。

爱国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热爱国家（否则就是同义反复：爱国就是热爱国家、热爱国家就是爱国），它还涉及到如何去热爱国家，什么叫热爱国家。这里面有一个价值尺度的问题。爱国的实质就是要使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而“好”的标准则是一套代表人类基本文明方向的核心价值，比如公正、自由、诚信、和谐等，以及达到和实现这些价值的制度安排，比如民主、法制、宪政。实现这套价值和制度是爱国的实质内容，违反它们，鼓吹专制、极权，为不公、不义辩护，就是不爱国，就是卖国（尽管鼓吹者可能自诩“爱国”爱得不行、爱得要死）。对外抵御外敌和对内反抗专制只是这同一套价值在不同方面——外交方面和内政方面——的体现，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

明白了这点，也就可以澄清目前社会上一些似是而非的“爱国”妖论。比如有些人，其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和著名文化人，机械追随并误解、曲解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下，认为鲁迅等主张改造国民性、批判传统文化劣根性的启蒙思想家不爱国。他们挑出鲁迅先生的一些只言片语（比如“不读中国古书”），不管其上下文和说话写文章的具体历史语境，认为鲁迅先生上了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当，被西方殖民文化洗了脑，自掘祖文，出卖祖宗，把殖民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内化为自己批判自己文化的标准和尺度。他们说鲁迅他们的启蒙文化，不过是内化了的殖民文化，依照这个逻辑，鲁迅不但不是什么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简直就是卖国贼！

对鲁迅先生以及其他“五四”启蒙思想家有最起码了解的人都知道，启蒙思想家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出发点和价值依据，就是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或制度。鲁迅是反封建的斗士，反封建的实质就是反专制。在这个前提下，鲁迅等知识分子才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专制糟粕进行了无情批判。这种批判越是无情，就越能表明鲁迅的爱国。如果说反对封建专制就是卖国，那么请问：是否维护封建专制才是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