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认为：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区别在于：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人的复数性本身，来自“人最初的聚集”和人的“共在”，在于它产生时的程序合法，而不是在于它们以后要干什么，或它以后所做事情的目的是否正当。非正当程序作出的决定（比如极权政府的决定），不能通过目的正当（用于好的目的，不否定这样的情况：有些极权政府偶尔也会做一些好事）论证其合法性；而通过正当程序作出的决定，也不能通过否定其目的的正当性，来否定其合法性（一个具有合法政府通过合法程序做出的决定，结果也可能是不好的，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不合法的政府做了某件好事也依然是不合法的政府，合法的政府做出了某个错误的决定也依然是合法政府（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偶然的）。所以，如果权力的合法性受到挑战，而你又要维护其合法性，这个时候你就要“诉诸过去”，也就是诉诸人群的“最初聚集”，诉诸复数性，看看权力的来源是否合法（比如要判断一个政府是否合法政府，要从源头看它是不是民选政府）；一旦离开了这样的复数性和正义合法（比如斯大林扶持的东欧政权），权力就不再是权力，政府也就没有合法性了。这样，权力所要求的只是来源合法，而不是结果可欲。阿伦特认为：具有合法来源的权力产生的行动，其结果不见得就一定正当。大家民主协商和平等讨论后决定去作某事，那么这件事在程序上就是合法的，但其结果不见得好。即使结果不好，也还是合法的。同样道理，一个不合法政府做的每一件事不见得全部是不可欲的，但这并不能解决其合法性的问题。不合法政府做的好事再多，也仍然是一个不合法政府，除非它从源头上彻底解决问题（从蒋经国、李登辉到陈水扁时期，国民党先是逐渐先失去权力，然后又通过民选重新赢得了权力。通过这种方式，马英九时代的国民党就重新解决了合法性问题。而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统治始终是没有合法性的，蒋经国和李登辉时代的国民党则处于通过自己启动的民主化改革，既自己让自己失去合法性，又通过赢得民心、赢得大选重新获得新生、重新赢得合法性的过程中）。
相反，暴力需要的是正当化证明，它诉诸的是“未来”，或者说是对行动的目标、结果的证明，“与证明有关的是一个存在于未来的目的。”暴力所需要的就是正当化证明，它可以通过使用暴力的合理的目的或好的结果，来证明其是否具正当性（比如为了自卫的目的而是用暴力，为了除恶的目的而使用暴力等等），但暴力的使用却永远不可能有合法性。
阿伦特还认为：对暴力使用的证明所诉诸的“未来”或“目的”越是遥远（比如“XX主义远大理想”、历史进步、“解放XX”等等），其正当性的证明就越是丧失了合理性；只有现实的、当下的正当目的才能使得暴力作为手段的使用显得正当（比如在自我防卫中使用暴力进行抵抗，再比如要抓住一个正在逃跑的杀人犯）。这个观点是很深刻的，极权主义政府就是通过“遥远的未来的目标”来使自己的暴力使用正当化。这个观点对我们反思“文革”时期的暴力现象是非常有用的。“文革”时期的那些造反派们不就是为了所谓的“XX目标”而肆无忌惮地批斗所谓“牛鬼蛇神”“走资派”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