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文艺创作的真正敌人是权贵“市场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1 次 更新时间:2014-12-05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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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进入专栏)  

 

[核心提示]:我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有的是权贵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伪市场经济。这个畸形的“市场”一方面把文学艺术推向了市场,另一方面却没有保障作家、艺术家相应的创作自由。

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全国各地的媒体又开始批判文艺的“三俗”,国内众多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纷纷发表言论,列数当今文艺界“脱离人民”“拜金主义”“回避现实”“回避社会责任”等文艺创作的“恶俗现象”,并对其进行了猛烈抨击。作为从事文艺批评的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师,这么多官方媒体开始关注文艺创作,使我深感鼓舞。但细读全文之后又深感失望。这些文章对文艺界的批评大多只是罗列现象,或者一味指责作家、艺术家个人,而没有挖掘现象背后的根源,回避问题的实质,没有深入挖掘问题背后的社会原因,特别是制度根源。因此常有似是而非之论,真正阻碍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原因没有抓住。

比如有人说:“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不缺少能力,而是缺乏责任。”却没有追问作家的“责任感“为什么缺乏?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责任”,责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权利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一个公民,必须先有自己的公民权,有宪法保障的参与政治的权利,有言论自由,能够对公共事务发言,能够选举自己认为好的政府,然后才能要求他尽到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作家也是这样。作家的社会责任是与作家的创作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他干预社会、抨击时弊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权利,特别是批判现实、对权力说“不”的权利,他又如何能够尽到作家的责任?因此我们要问:作家们是缺少责任感,还是没办法尽到责任?或者不允许他们尽到责任?努力尽到责任的作家如果有,他们的命运又如何?他们的声音能够顺利发出吗?君不见现实中有良知的作家批评了地方政府、揭露了权钱交易的黑暗后,遭到武装警察的跨省追杀、残酷报复,他们如何能够尽到自己的干预现实、抨击时弊的责任?2010年6、7月间,检察日报《方圆》杂志原记者谢朝平,因出版纪实文学《大迁徙》(三次联系出版社出版未果,最后在《火花》杂志以增刊形式发表)揭露陕西渭南地区地方政府在三峡移民安置方面存在的严重违法现象,而遭到地方政府派警察跨省追捕,并与于2010年8月19日在北京将谢朝平刑拘,押回渭南,又被以“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

再比如,很多人指出:“文艺工作者对重大问题失语、无语甚至胡言乱语,这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必须承认,文艺创作回避重大现实问题的倾向是存在的,文学是如此,电影、电视更是如此。帝王将相、玄幻穿越霸占了文坛和银屏。但我们要问的是:文艺作品到底为什么总是回避“重大、深刻、严峻的现实主题”?我们还有80年代的那种批判现实、出现《将军你不能那样做》《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人妖之间》的环境吗?直面现实的作品可以发表或敢于发表吗?如果我们的言论审查机关定期和媒体部门打招呼:这个现实问题不能报道,那个历史问题不能讨论(比如“文革”),到处是雷区,如果直面现实或严肃反思历史的作品,比如《活着》《蓝风筝》等作品都不能放映,那么,谁敢不回避现实?谁能不“失语、无语甚至胡言乱语”?不回避现实行吗?

其实根本就不是回避不回避的问题,而是允许不允许的问题。

正因为这样,当读到文章引述的一位学者的话说:“西方资本主义大阔步往前走的时候,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比如说法国的杰出作家巴尔扎克,一生以无数作品对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做了记录”(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莫林虎教授语),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不是有点黑色幽默吗?我们有巴尔扎克那样的思考自由和批判自由吗?

最最具有误导性的言论还不是上述这些,而是把市场经济视作文学艺术“不能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幽灵进入了艺术殿堂,众神在迷幻中走下圣坛,游戏规则将按市场法则改变。当越来越多的人挤入名利场,穿着逐利舞鞋无休止地疯狂舞蹈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失去了心灵的激荡和升华;失去了真情的表达和呼唤。”

这番富有煽动性和欺骗性的言论,似乎正义凛然,义正词严,实则荒唐透顶,悖谬之极。如果市场经济这个所谓的“幽灵”真的是艺术家的“致幻剂”,是艺术的真正敌人,那么,西方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没有扼杀文艺,相反却出现了辉煌的批判资本主义文学?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伟大作品还少吗?其中哪一部是歌颂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虽然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良药,但当它在西方出现的时候,不但没有扼杀作家的创作自由,相反却把作家从宫廷和教会中解放出来,使得作家、艺术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激发了作家的创造力。道理很简单,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与民主法治结合的市场经济,是能够保障作家艺术家批判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不是缺乏民主政治配套的市场经济,不是权钱交易的“市场经济”,不是权贵“市场经济”。

反观中国,我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有的是权贵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伪市场经济。这个畸形的“市场”一方面把文学艺术推向市场,另一方面却没有保障作家、艺术家相应的创作自由。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批判市场也是有市场的;而在“权贵市场经济”中,批判“市场”被认为就是批判操控“市场”的权贵,因此是决不可能有市场的;操控“市场”的权贵也就是操控文艺的权贵,这样的市场经济怎么可能产生伟大的文艺?

关于文艺批评,大家也很不满。有人说:“文艺批评退化为文艺表扬,文艺创作便失却监督利器。”问题是:仅仅看到文艺创作需要文艺批评的监督是不够的,问题是谁在监控文艺批评?用什么样的方式监督文艺批评?被不正当地监控的文艺批评,又怎么监督文艺创作呢?真正的文艺批评的土壤是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没有这个意义上的自由,文艺批评只能是文艺表扬,即使不是沦为文艺表扬,也会沦为“文革”时期的那种文艺大批判。

因此,一个再简单的事实是:市场经济并不是艺术的敌人,缺乏民主制度配套的伪市场经济才是艺术的敌人。艺术的敌人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不自由。创作是如此,批评更是如此。当一个医生明知致病的真正原因但又不能说的时候,他常常会寻找一些似是而非的原因作为替代品,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一个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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