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学术集刊的生存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在中国当下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集刊往往会受到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双重夹击。在此情况下，集刊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首先不应当完全排斥体制，应通过与体制的协商和磨合，为自身赢得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坚持民间立场是学术集刊的立刊之本。其次，集刊要提高自身的学术质量，还需要强加自身的专业化、精品化、国际化，做好选题策划，特别是对某一领域的重要问题做深度挖掘。最后，集刊的发展还需要学术共同体的支持以及集刊主编的个人学术声誉和学术公信力。

无可否认，人文社会科学集刊[1]在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集刊发表的论文就学术质量而言绝不在正式刊物之下，乃至不在那些所谓“核心刊物”、“权威刊物”之下。但即便如此，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的生存状况仍不令人乐观。随着2008年2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规定》（同年 5月1日正式实施），以及2012年7月《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等文件的出台，人文社会科学集刊的生存问题更加严峻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令许多富有学术使命的学者及刊物编辑人员忧心忡忡。本文将通过分析这类期刊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语境、特别是制度性语境，关注它们的生存状况，并尝试提出这类刊物进一步发展的策略。事实上，这类集刊的生存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正反映了当下中国的知识生产状况。

一、集刊创立的文化体制语境

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的创立，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体制语境。首先，国家对期刊的创办有着诸多的政策管控。从1988 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期刊管理暂行规定》起始，中国关于期刊的各种法规、规定、条例、办法等，不下十几个，而颁布者除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之外，还有国务院、教育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科委等部门。这么多部门出台如此多的关于期刊的法律法规，可见国家对期刊出版工作的“重视”。其实，法规的出台更多的是为了强化对期刊的监督与控制，比如国家对刊号实行严格控制。2005年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就明确规定，创立期刊必须“有符合新闻出版总署认定条件的主管、主办单位”[2]。单凭这一条，个人申请到刊号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中国，个人办刊物是很难找到主管、主办单位的，尤其是主管单位；即便你有单位，而且单位采纳了你的意见并申请得到了刊号，它也会成立一个由单位党组织领导的领导班子（一般为“编委会”），并由党组织直接任命主编。这样的刊物不可能成为某一个或几个学者可以自主控制的学术阵地。而且即使由单位申报办刊，申报成功的概率也很小（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有学者统计，集刊申请到刊号的例子极为罕见[3]。由于刊号控制如此之严，客观上使得许多想办刊的学者或单位只能采取以书代刊的办法，集刊的出现走的就是这个“曲线救国”之路。这是一种无奈，但也正是在这种无奈中，彰显了众多有志于中国学术发展的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担当。已故著名学者邓正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4]创刊词中提出了“直面中国，以学术为本；求索发展，弘理性精神”的办刊宗旨，他还在《中国书评》（性质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词中提出了“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批评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的办刊宗旨。几乎所有创办集刊的主编学者们都怀有这样的使命和美好的愿望（虽然现实并不总如人意）。

其次，就国家出台的众多法规来看，其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始终是第一位的，报刊出版业的“意识形态属性”[5]不断被突出强调。同样主要根据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国家把期刊分为时政类期刊和非时政类期刊（主要包括学术类和娱乐/商业类），前者的办刊条件远优于后者。而在这种划分中，学术期刊受到的重视是最低的，几乎完全被划在了非时政类期刊之中（除了一部分党政刊物之外）。事实上，学术期刊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知识生产与传递，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生产阵地，在建构中国学术传统和实质性地推进中国学术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6]但在这些法规中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区分对待（比如与娱乐类加以区分），甚至以“‘小、散、滥’”[7]为借口加强管控。有正式刊号的学术刊物尚且如此，以书代刊的集刊类出版物就更不要说了。

最后，学术集刊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当下中国的学术评价量化体制，特别是高校职称评审及科研工作量考核的量化机制所致。这种制度一方面带来了学术论文的大爆炸，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期刊周期越来越短（经常搞增刊、或把双月刊改为月刊，月刊改为半月刊）、版本越来越多、页码越来越多、字号越来越小、文章越来越短等种种“期刊现象”。有学者指出，这些论文膨胀现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繁荣，而是学术浮躁化和泡沫化的表征，其根源在于急功近利的学术大跃进思维，而直接原因则主要是为了职称评定和学位获取等功利目的。

面对如此恶劣的学术环境，学术界某些有识之士展开了重构学术环境的艰难探索，希望在体制外构建一个崭新的“学术市场”，实现学术环境的变革。集刊就是这种探索的一种。

由是观之，集刊的出现，未尝不是中国学术环境重构的一线生机，[8]这也是许多人为集刊叫好的重要原因。[9]可以说，尽管办刊艰难，但经过几十年的积累，集刊到今天显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股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这也促使国家相关部门不得不予以正视，不敢一刀切地予以封杀。2005年，周宪教授主持的《人文社会科学集刊调查研究》课题获得教育部立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10]，这可以看作是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集刊的合法地位。同年9月19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集刊的调查，并于2006年8月1日发布《关于2005 年度CSSCI 来源集刊遴选结果的公告》，其中被纳入CSSCI的来源集刊共33种。2012发布的CSSCI来源集刊（2012-2013年）增至120种。[11]从中也可以看出集刊发展的速度之快，影响之大。

然而，事情似乎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在期刊主管者眼里，以书代刊的集刊好像是一个爱打擦边球、总想逃避管理的顽皮孩子，总担心“他”会闹出什么乱子来，甚至会出现政治性、导向性方面的偏差。[12]果不其然，2010年，韩寒《独唱团》出事[13]，对以书代刊的出版物的审查再次收紧，全国几乎兴起了一场查办集刊的运动[14]，有的刊物甚至因此被迫停刊，如《东方丛刊》[15]。尽管如此，丛刊依然在艰难中生存着，为人文学科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二、集刊发展之路举要

《文化研究》集刊的创刊完全出于偶然。大约是在1999年的一次会议上，《文化研究》的创办者（本文第一作者）和几位对文化研究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史建先生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觉得文化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生产领域，欧美国家和港台都有专门的刊物，但大陆却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本文第一作者有意牵头，朋友们愿意写稿，史建愿意出版，于是就做起来了。《文化研究》既没有挂靠单位，也没有主办或主管单位。因此，从创刊伊始大家就明确了《文化研究》的民间的、非体制化的性质，或曰同人性质：没有主管单位或挂靠单位，没有编辑部。创办此刊完全缘于几个朋友对文化研究有共同兴趣，完全没有名利观念。从政治立场和学术兴趣的角度看，从公共性的角度看，他们更多希望它成为一个公共平台小圈子的喉舌，“左”“右”兼顾。可以说，本着纯粹的学术理念办刊，是很多优秀集刊主编们基本的办刊宗旨。比如《中国研究》编委会在《发刊词》中就明确指出，这份刊物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它将成为面向全球中国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16]

就具体的学术研究方向而言，《文化研究》在第1辑《前言》中就指出了办刊的初衷和目的：“介绍国外文化研究的历史、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中央的文化理论家，翻译西方文化研究的经典文献，研讨中国当代文化问题（如大众文化问题、传媒与公共性问题、后殖民批评问题、民族文化认同与族性政治问题、性别政治问题、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重建问题、知识分子角色与功能问题等），考辩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探索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之关系等。”办刊的宗旨是“介绍西方的文化研究（包括理论家、理论观点及流派等）与推进中国自己的文化研究并重”[17]，而在并重中，更“注重发表以中国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尤其注重本土学者的成果”[18]。

可以说，文化研究在传入中国大陆之后，立即显示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对推进中国人文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中国人文学科新的知识增长点和理论探索阵地。在这种情况下，创办《文化研究》这样的学术期刊，无疑会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文化研究。但即使是这样一个怀着美好愿望、负载巨大现实意义的学术期刊，其生存和发展同样面临重重困难。我们先看下面这张到目前（2013年3月）为止《文化研究》全部14辑的统计表：

这张表很明晰地呈现出了《文化研究》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坎坷经历。首先，出版社一换再换，一共才14辑，但有四家出版社参与出版，其中一家只出版了一期。其次，出版时间不确定。这种不确定虽然与约不到好的稿件有一定关系，但与出版社频繁更换也紧密相联。比如在第4辑到第5辑更换出版社之间空了近两年，2004年一整年就没有出版。第8辑到第9辑更换出版社之间也有一年多，2009年一整年也没有出版，不仅无法实现一年出两辑的最初设想，一年出一辑竟然也难以实现，实在让人唏嘘。再次，主办方有一定的变化。最初可以说是主编个人集合了一批对文化研究感兴趣、希望为文化研究做点事的学者教授，如金元浦教授、高丙中先生一起出版的，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后来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参与进来，主办过一期，再后来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与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合办。2012年，随着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文化研究》变成了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和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合办（轮流主办），并几乎成为文化研究院的院办刊物。主办方的变动一方面与学术联合有关系，比如身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的周宪先生在文化研究方面有很高的建树，他的加入显然可以增强期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设立主办方的背后有明显的经济考虑，尤其是在第9辑之后，刊物有了明确的资金资助，也就是从这辑开始，《文化研究》的出版才算真正走向正常，当年（2010年）就出了两期，而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更使《文化研究》的出版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仅2013年3月就接连出版了两期。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研究》所走的路的确不是很平坦，但这绝不是因为论文质量出现了什么问题。《文化研究》始终把学术质量看得高于一切，宁缺毋滥。事实也雄辩地证明，《文化研究》所刊文章大多数经得住时间考验。2008年《文化研究》被确定为2008～2009年的CSSCI来源集刊[19]，正明确显示了它的质量。《文化研究》所走不平坦之路的背后，有着深刻的体制方面的原因。作为一本体制外的学术集刊，根本不可能获得什么刊号，也很难受到出版社的青睐，这不仅在经济上出版社基本上无利可图，在当下学术评奖机制下，这样的体制外的学术集刊也几乎没有多大的资源利用价值。由此，出版社不愿意接受这本刊物，也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央编译出版社同意出版《文化研究》第4辑的时候，主编说了一句感谢的话：“感谢他（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位副社长——引者）的慧眼、胆识和果决。”这样的感谢让我们感到，出版社在当今社会出版一份学术期刊似乎成了一件悲壮的事，需要下很大的勇气。但这份悲壮又何尝不是许多集刊的共同命运呢？在《文化研究》的第6、7、8辑中，我们陆续体会到了主编们的悲壮乃至感伤。编完第6辑，主编感觉到的是“真累”。在第7辑中，主编直言“《文化研究》丛刊和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一样走得步履艰难。”就连第一次做主编（第11辑）的周宪先生也觉得近些年来，所做的不少丛书的策划工作，“都不如《文化研究》执行主编的活儿这么艰难……没想到编辑工作是如此耗费精力。”[20]

颇具中国特色的是，编辑和出版集刊的艰辛实际上主要体现在与体制的磨合上，这点从《文化研究》不断变换的合作方及资助来源中就可以看出来。成为首师大文化研究院的院办刊物之后，《文化研究》显然也获得了来自体制内稳定而充足的资金支持。但《文化研究》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和自由。事实上我们看到，无论是与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合办，还是成为文化研究院的院办刊物，《文化研究》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办刊理念和方向，绝没有因此而失去其学术独立性。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体制内未必就不能坚持民间立场，这需要看主编的心胸、胆识以及执着的信念，当然还有策略。

与《文化研究》的命运多舛不同，同为文化研究集刊的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出版的《热风学术》辑刊（乃至相关的“热风”系列丛书），出版却顺利得多。《热风学术》已出版的6辑，除第1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外，其他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而且从第3辑开始，还受到了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资助。即便没有专项资助，相信在文化研究系的支持下，出版也不会有多大问题。这其实也是国内很多集刊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即依托所在的单位或研究基地（特别是教育部挂牌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办刊，因为这样很容易获得单位或基地的资金支持，刊物也会慢慢成为单位或基地的刊物（正如后来的《文化研究》）。在当下民间资金支持（如企业赞助等）极为欠缺的情况下[21]，这或许是一种最简易的办刊方式[22]。比如在2005年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第一次遴选CSSCI集刊中，依托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或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刊物，就有13 种，约占全部33种CSSCI来源集刊的40%。而13种集刊几乎都是所依托的研究基地的机关刊物；基地反过来又以所办集刊为中介, 有力地促进这些基地本身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而CSSCI 集刊库的建立，也进一步激发了这些研究基地建设高水平集刊，来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23]2006年有学者统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的集刊达到了62种。[24]

无论是在没有主办单位的情况下只身艰难前行，还是有了依托后相对从容出版，出版者始终怀着一种对学术的虔诚和执着。而也正由于此，真正用心编辑的集刊在学术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的集刊甚至会掀起某一研究领域的学术热潮，引领中国社会科学的思潮和走向。如上世纪90年代市民社会问题的探讨，就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功劳。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邓正来和景跃进合写的《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孙立平的《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分化》，第3期又刊发了邓正来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架构》，第4期的“主题研讨”栏目更是汇集了中外学者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讨论的系列文章。此后的第5期、第7期和第8期继续延续了相关讨论。毋庸置疑，“国家与市民社会”研究范式的引入，成了90年代的重大学术事件之一。[25]集刊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三、集刊的发展策略探析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集刊要获得长足的发展，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体制内的生存问题，二是资金问题，三是集刊自身的学术质量问题。那么，在当下中国的学术语境中，集刊要采取何种策略解决这些问题呢？在这里我们试着提出几点设想。

首先，从战略上看，集刊要做到在体制内坚持独立立场。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中，作为非正式刊物的集刊必须寻求与体制的结合，这即便是出于无奈，也是需要的。这样做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政治上可以避免一定的风险；二是可以获得资金支持。两者都增加了集刊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通过宏观梳理和个案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集刊最大的劣势就是没有体制内的名分。在当下中国，“名不正”必然伴随着“言不顺”。如此，一方面，集刊可能会时不时遭受到来自官方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会面临组稿困难的窘境，因为现在很多学者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考核评估，而考核评估的标准与刊物的所谓“级别”是紧密相连的，在所谓“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会名利双收，而在集刊（特别是没有进入CSSCI来源集刊的那部分。即使已经进入CSSCI，很多学校也不承认，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的可能性也小得多）发表文章，考核时得分很少，甚至根本不算“科研成果”，这就导致了集刊稿源的紧张，特别是名家稿子和好稿子，少而又少，得之殊为不易。如此，集刊在体制和稿源的双重夹击下，其生存的艰难可以想见，甚至哪一天会被消掉或自我停刊也说不准。由此，集刊如果与体制结合，既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规避风险，也可以增加稿源。

无法进入体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办刊经费匮乏。资金不足，编辑力量不足，几乎是所有集刊所面临的学术之外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创刊之初。比如《文化研究》一直以来都没有编辑部，没有专业编辑人员，没有办公室，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专门的资金支持（兼职主编的家成了“办公室”，经常有大批样书堆放在家里）。这种情况在其他集刊中也普遍存在。在全社会特别是企业界还没有形成尊重知识、投资学术期刊的氛围，办刊人很难获得来自民间的资金资助（如企业家赞助）资助的情况下，进入体制就成为集刊获得资金支持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办法。

与此同时，在当下中国，体制也已不再是铁板一块，知识人利用体制所让渡出的空间来做自己的事情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目前集刊纷纷进入体制内，正体现了这一点。但获取体制内身份并不必然要放弃体制外立场，虽然这里面有艰难的协商与磨合，也需要“夹缝中求生存”（an art of being in between）的艺术。本来，集刊和体制离得远固然给自己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因素，但是也因此拥有了自己的最大优势，这就是受体制的限制少，自主性程度相对较高，主编或以主编为核心的学术圈的学术思想能够得到更好的贯彻，更能够按照学术的标准把关，而且学术腐败的现象相对少，除了出版社最后对稿子把关以外，没有什么层层叠叠的审稿制度。对集刊的主办者而言，重要的是：既然进入体制并获得体制的经费资助，同时又不屈从或投降于体制的压力。不排斥与体制的结合，并能在体制内坚持民间立场，这是集刊所必须要把握的两个基本策略，是关系到集刊继续发展的基本原则，而这并不是绝对不可以做到的。

其次，就集刊本身具体的学术质量的把握来看，应该在专业化、精品化、国际化三个方面下功夫。这些都涉及到知识分子的独立学术追求。

专业化与精品化紧密相关。所谓专业化和精品化，就是要彻底放弃通俗和普及的路子，放弃发行量的考虑，一心一意搞学术精品，以同行的认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认可为自己的最高追求目标。具体到某个集刊，就是要吃准一个相对小的专业圈子，做到这个小圈子的人每期必看（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这个“小圈子”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在当下学科分类越来越细的情况下，即使在知识届，想要兼顾各方也是非常困难的（兼顾大众读者则根本不可能）。李庆新教授的《海洋史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不是这个圈子内的人而言，再通俗、再普及也不会有人买。有学者统计，目前人文学科的集刊几乎涉及到每门学科，有的学科甚至有很多种，如2012～2013年的CSSCI来源集刊中，单法学学科，就有18种集刊，历史学也有16种。这些内容并不重复的集刊，几乎涵盖了此种学科的各个层次，甚至延伸到三级学科，从而具有极强的专业性，进而也可以更好地加强深度研究。[26]

与专业化和精品化相关的是主题化，即每一期设定一个或几个主题，围绕着主题组稿，这样就可以对某一主题做更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事实上，主题化一直是集刊的优势所在，因为它对条块分割的学科体制的依赖性更小，不必考虑学科分类体制及其背后的各种利益集团，而按照主题、专题组织文章，而且可以连续几期抓住某个主题深入地做，还可以发挥篇幅优势发表长篇论文乃至三万字以上（甚至五万字以上）的超长篇论文。《新国学研究》更是明确以刊发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为主[27]。这样，某些集刊实际上类似于一个专题论文集，集中了全国乃至世界学术界关于某个问题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对于那些研究兴趣对口的学者而言，这些集刊是非常有保留价值的。这也代表了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就《文化研究》来看，目前出版的14辑除第1辑没有专题之外，其他各辑都有专题，只是有时候主题多一些有时候主题少一些，到目前为止，《文化研究》已经讨论过的主要专题包括：视觉文化、身体消费与政治、大众传播、影视（影像）、亚文化、粉丝、明星文化、性别、种族、文化机构、空间问题、话语分析、文化记忆、文学与文化、文化与权力、知识分子专题（纪念哈贝马斯和布迪厄）等。这些专题，几乎涵盖了文化研究的所有方面，其中，第8辑几乎用了整整一期（16篇文章）来探讨“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与中国视角”，关注文化研究本土化问题；而第10辑除了一篇是“其他”文章外，其余28篇文章（包括回应的文章）都是关于空间研究的文章，主题明确集中，研究的也就更为深入，这些在传统学术期刊中是不可能的。其他的学术集刊也几乎都采取这样的组稿和编排的方式。

关于国际化问题，一方面，中国的学术期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较弱[28]，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加强国际合作对于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国内集刊完全可以利用主编的学术影响力及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与国际期刊或相关领域的国际学者合作，以此提高集刊的学术质量，也可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我们也看到，目前许多集刊都设有包括外国学者或外籍华人学者在内的编委会，如《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跨文化对话》以及《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等。

第三，寻求学术共同体的承认与认同。

学术集刊的命运与学术共同体休戚相关。一方面，集刊的质量需要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支持；而另一方面，集刊往往又会以其自身的学术规范和学术操守，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和壮大。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所谓学术共同体，就是从事学术活动的学者们根据共同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和某一专业领域的特殊规范结成的学术组织或团体。这些学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以推动学术发展为己任。也有学者把学术共同体称之为“学术部落”，并认为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学术部落，而且相互之间必然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信仰及行为方式。[29]

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形成特点时指出，在中国的单位制度下，由于资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加上在政治权力本位的制度环境下，单位，即使是学术单位，往往自身也无法保持学术独立性，因此，在单位内部建立学术共同体非常困难。但这不等于学术共同体没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单位制度的存在，超越单位的学术共同体建构就更为必要，它可以使学者在现实空间之外拥有相对自主的知识生产场域和精神活动空间，保持独立个体的姿态和立场。[30]体制外或与体制关系并不十分紧密的集刊，在某种意义上承担着建构中国学术共同体的责任；如果一种集刊成为国内外公认的学术共同体的标志，那么，在这个刊物发表文章就意味着获得了进入该共同体的身份证明。这是很多学者愿意给那些学术声誉良好的集刊（即使不是什么核心刊物）投稿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集刊的质量和自主性显然也需要学术共同体的支持。这一点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评议机制上。学术共同体最根本的特征是独立性、自主性，这是同行评议制度运行的载体，也是其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没有独立的学术共同体，真正的同行评议是不存在的。一个不健康或不完善的学术共同体同样不可能有高水平的、令人信赖的同行评议活动；而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也离不开同行评议。[31]当下中国几乎所有的集刊都采取匿名评审制度，它所诉诸的就是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评议机制，没有学术共同体的支持，集刊的公信力显然会大打折扣。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集刊在建构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同时，也必须依靠学术共同体的支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能否以集刊为核心建立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共同体，常常取决于主编的影响力和公信度。事实上我们清楚地看到，几乎每一种集刊，其主编都是某一领域的大家或领军人物，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主编邓正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编刘纲纪（现为王杰）、《中国诠释学》的主编洪汉鼎、《道家文化研究》的主编陈鼓应、《跨文化对话》的主编乐黛云、《知识分子论丛》的主编许纪霖、《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的主编丁钢、《刑法论丛》的主编赵秉志，等等。

事实上，也正因为有这些在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作主编，才使得集刊能够获得传统学术期刊难以获得的声誉和知名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集刊的学术质量，进而吸引更多的学术共同体的学者向集刊投稿，扩大集刊的声誉和影响力。当然这也反过来给主编们增加了压力，促使其不断提高集刊的质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知名学者与集刊及学术共同体一道，共同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这是一种良性循环，与传统的学术期刊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即便主编们感受到累，但这种累也是快乐的，值得的，因为在这其中有他们对发展中国学术的信念、执着和美好的理想！这不正是我们当前学术发展所需要的吗？

简短的结语

以上的分析也许并不周全，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学术集刊的生存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经济问题，一个学者的学术信念问题。集刊是中国特色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的产物，它所依托的是中国特色的学术知识生产体制，因此，解剖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可以暴露中国知识生产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这都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参考文献：

[1]“集刊”一般是指没有正式刊号、以书代刊的连续性出版物，对此大陆有多种不同的称谓，如“丛刊”、“集刊”、“辑刊”、“论丛”等。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以“集刊”来指称这类出版物，这也是较为通用的称谓，本文据此称谓，统一称这类出版物为“集刊”。

[2]http://www.gapp.gov.cn/news/1675/110683.shtml。

[3]叶继元等：《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集刊现状的调查分析》，北京：《中国出版》2006年第10期。

[4]该刊没有中国大陆的正式刊号，因此不能在大陆通过邮局发行。但它有一个香港的刊号，在中国大陆印制，在书店出售，在同行中赠阅，其实性质和集刊相似。

[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http://cyc.ahaas.cn/showart.asp?art_id=89。

[6]邓正来：《中国学术刊物的反思与发展》，北京：《光明日报》2005年7月28日，第010版。

[7]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http://www.gapp.gov.cn/news/1303/87163.shtml。

[8]于洋：《重构中国学术环境的一线生机——对社会科学ISBN类刊物的评论》，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第3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0-121页。

[9]石湾：《以书代刊：开辟出版新局面》，北京：《中国文化报》2008年7月8日。

[10]http://www.sinoss.net/2005/0921/68.html。

[11]http://cssci.nju.edu.cn

[12]肖武：《“以书代刊”两面观》，北京：《出版参考》2001年第10期。

[13]韩寒《独唱团》停刊虽然并不完全是书报审查的原因，但审查不过关的确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韩寒曾在一篇《太紧》（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0h2p8.html）的博文中就指出了审查之紧。后来韩寒虽然解释《独唱团》停刊并非相关部门施压，好像有小人从中作梗，但显然这不能解释已经印刷好的一百多万册的《独唱团》第二期被迫销毁的个中缘由。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176x6.html

[14]参阅石剑峰：《只出两期，〈大方〉杂志被叫停刊》，上海：《东方早报》2011年11月3日B09版；郦亮：《“以书代刊”风声日紧 写手们为捞一票顶风办刊》，上海：《青年报》2011年11月16日A14版；《“以书代刊”出杂志将被禁止》，http://book.ifeng.com/shuhua/detail_2011_11/03/10383446_0.shtml，等等。

[15]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后又加入了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等联合主办）的《东方丛刊》是1992年创刊的，2008获得CSSCI来源集刊，2010年9月在出完第3辑，出版了近20年后停刊。

[16]周晓虹、谢曙光：《中国研究·发刊词》（2005年春季卷总第1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17]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4-5页。

[18]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2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1页。

[19]参见http://cssci.nju.edu.cn/news_show.asp?Articleid=167。但是因为信息沟通不畅等原因，直到第11期才正式标注“CSSCI来源集刊”字样。

[20]本节所引主编的话，皆见当期《文化研究》中的《主编的话》。

[21]邓正来当初用香港的刊号主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时候，还收到了企业家每年10万元的资助。见邓正来：《“学在民间”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与〈中国书评〉的分析》，合肥：《学术界》2006年第5期。

[22]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资助学术集刊的民间企业也就越少，与此同时，政府财政对于各大学的财政支持明显加大，出现了集刊领域国进民退的现象。

[23]马晓军：《2005年度CSSCI来源集刊述略》，南京：《学海》2007年第2期。

[24]叶继元等：《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集刊现状的调查分析》，北京：《中国出版》2006年第10期。

[25]邓正来：《“学在民间”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与〈中国书评〉的分析》，合肥：《学术界》2006年第5期。

[26]参阅于丽英：《集刊评述》，哈尔滨：《图书馆建设》2009年第2期。

[27]汕头大学新闻学研究中心编：《新国学研究·编者的话》（第1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8]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中国期刊在国际几大检索系统中的数量很少。可参阅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的统计，http://www.cujs.com/article/UploadPic/2012-12/2012123110252943339.xls。

[29]林培锦：《西方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及其与同行评议的关系》，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苌光锤，李福华：《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及其特征辨析》，徐州：《煤炭高等教育》2010年第5期。

[30]王晓渔：《学术共同体的消逝与重建》，北京：《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4期。

[31]林培锦：《西方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及其与同行评议的关系》，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