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犬儒”“郁闷”等词语一样，“无聊”也已经成为理解当今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关键词。一方面，因为消费文化和娱乐工业的发展，网络等大众传播手段的普及，文化和文学在特定角度说民主化了，参与文化活动的门槛大大降低了，大众利用媒体表达自己见解的可能性在技术意义上讲也大大提高了；但是另一方面，依然存在的言论受制性又使得拥有这些表达机会的人不能讨论严肃、重大而又“敏感”的公共政治问题，无法表达真正另类的社会文化观念，他们不能不对很多敏感的问题保持沉默。他们不相信官话、假话、大话、空话，却又不能直接表示自己的不信和反抗，相反，在某些场合还必须违心地重复它们。于是，人们只能沉溺于无聊的游戏和“自我表现”之中，最后自己也不能不变得无聊，变成这个无聊世界的无聊成员，一起与无聊的人们玩无聊的游戏。时间长了还会可悲地把它看做是真正的自由。
当前的文学和文化的无聊化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我想提供两个例子。一个是周涛的所谓“狗散文系列”，另外一个是所谓“芙蓉姐姐现象”。
周涛在新世纪推出了“狗散文系列”，写狗的“日常生活”，其中的《包包趣闻录》以这样一首“打油诗”结束：
啊啊呜呜兮呜呜啊啊，
包包可爱兮把人爱煞；
一只黄犬兮黄犬一只，
游戏草坪兮不赏桃花；
哼哼唧唧兮唧唧哼哼，
包包年少兮少年英雄；
乳虎啸谷兮试翼鹰隼，
威加四方兮力能拔鼎。
伊儿呀呀兮呀儿伊伊，
包包心中兮月朗星稀；
是敌是友兮分不清晰，
只要你认兮一认到底。
王兆胜先生在文章中指责其为“极度的虚妄无聊”、“世俗肤浅”、“萎靡不振”，并归入鲁迅先生批评的“哼哼唧唧派”，可谓一语中的。我以为此类作品可以概括为“三无”：无聊，无耻，无行。中国人的宠物崇拜实在也是后极权社会中的一个畸形的现象，为了自己宠爱的猫狗居然可以残酷殴打他人甚至可以杀人。一方面是人情冷漠，政治冷漠，对各种人类、同胞的灾难置若罔闻，另一方面却变态地迷恋宠物，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周涛散文中赞赏地写到爱狗者言：“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什么时候是幸福时刻？每天我为我的两个狗儿子抓屎抓尿的时候，是我最开心幸福的时刻。我是心甘情愿乐于为它们服务！”
另外一个无聊化的例子是“芙蓉姐姐现象”。
新浪网曾经对“芙蓉姐姐”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如下：
问题一：你为什么会成为芙蓉姐姐的“粉丝”（关注，支持者）？
回答：没什么道理，只是觉得她满好玩，７９．５４％
因为我欣赏她反世俗的勇气，１４．８５％
因为我欣赏她的容貌／身材／气质，３．２９％
因为我羡慕她。老实说，我也想像她那样红，她是我们的偶像和先驱，２．３２％
问题二：你觉得她适合做什么样产品的代言人？
回答：打发无聊的娱乐服务产品，４７．２２％
时尚用品，１９．４４％
私密产品，１６．６７％
个性化产品，８．３３％
日常用品，８．３３％
在我看来，这个调查结果透露的文化信息非常丰富、非常值得我们玩味：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无聊的时代，无聊的人们在玩无聊的游戏，无聊的大众在拿一个无聊的人开心。那么是什么东西使得我们大家集体无聊呢？
可以说，芙蓉姐姐无论其人还是其文，本身都没有任何值得炒作的价值。一个其貌不扬的妇女，在网络上写了一些自我吹嘘与自我表现的、自恋和作态的文字。这里只选择两段最有代表性的文字。一段是她的“自画像”：“我那妖媚性感的外形和冰清玉洁的气质让我无论走到那里都被众人的目光‘无情地’揪出来。我总是很焦点。我那张耐看的脸，配上那副火爆得让男人流鼻血的身体，就注定了我前半生的悲剧。”另外一段是她的择偶标准：“最喜欢的GG的类型：高大，身高180cm以上；阳光，笑起来一口雪白的牙齿；倒三角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翘翘的臀部长长的腿，最好有二尺一的腰围。才艺学识和我旗鼓相当（如果比我高更好），长相气质和我不相上下。这种GG自然是精品中的精品，但是也只有这样的GG才和我般配啊，所以我至今没有谈恋爱，不过我不着急，造物主既然能创造出我这么优秀的MM，哼哼哼，就一定有属于我的优秀的GG在等着我，嘻嘻嘻。”
一个内心充实的人，一个献身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务的人，大概不会对这些无聊的文字感兴趣，一个有着正常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社会也不会为“芙蓉姐姐现象”提供产生和流行的土壤。重要的不是出现了一个芙蓉姐姐，而是大量无聊的公众和无聊的媒体选择了让“芙蓉姐姐”蹿红。网友们把“芙蓉”的履历、“芙蓉”的言论、对“芙蓉”的评价等等贴到BBS供大家“讨论”，实际上是供大家开心。这种心理被有些人叫作“望着丑娃娃开心”。有人已经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整个社会，都会一边对斥责着“芙蓉”的无聊，一边自己又无聊地成为为其添柴煽风的“看客”呢？他解释说，“我们的时代具有阶段性的无聊特征，随着物质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变化，社会的宽容度增加，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去个性化’向‘个性化’时代转变的茫然时期。‘无聊’作为一种阶段性的特征一直被我们所忽视。”
这个观点虽然敏锐地看到了芙蓉姐姐现象与无聊的关系，但其对无聊的解释却是肤浅的、表面化的甚至是误导的。首先，物质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变化与无聊有必然关系么？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众所周知，物质比中国更加丰富、传播技术比中国更加发达的国家多的是，但是无聊感的蔓延却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就是在89年前的中国也没有这种情况）。这说明无聊感的蔓延必定具有更加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
至于“社会宽容度的增加”云云就更是具有误导性的、似是而非的说法。什么是宽容？哪方面的宽容？对什么事情的宽容？宽容是对于各种异端观念和异端行为的容忍，特别是对各种涉及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等根本问题的异端的宽容。我们要问：对一些事关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根本问题的“异端”（而不仅是那些“奇装异服者”），我们社会的宽容度真的很大了么？显然，我们虽然可以发现对于大众的消费方式、娱乐方式的“宽容”度的确是在增加，但是在消费、娱乐以外的许多领域，禁区仍然存在并实质性地发挥作用。更加重要的是：真正的宽容度的增加应该使人们活得充实，感到生活充满意义，因为当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全面自由地表达自己对于社会、人生各种问题的看法的时候，他应该感到生活的充实和自身价值的实现，怎么会反而导致无聊呢？事实很清楚：正是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不宽容和受制性，加上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消费领域的“宽容”甚至纵容，使得大众的生命潜能被有意识地引导到无聊的娱乐和消费领域。
最后，认为“我们处于一个从‘去个性化’到个性化的茫然时期”的说法也是颇为可疑的。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去个性化”的时代，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说今天是一个“个性化的茫然时期”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个性化不一定导致“茫然”。就像宽容不会导致茫然一样，真正的个性化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它应该使人活得充实。个性是与宽容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宽容当然不可能有个性。但是虚假的“宽容”可能产生虚假的“个性”，残缺不全的“宽容”则可能产生残缺不全的“个性”。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就是属于后者。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私人消费领域的“自由”与政治领域、公共领域的自由不是同步发展的，结果产生出了没有政治意义和公共意义的、纯粹私人的所谓“个性”（实际上应该被称为消费领域的有限选择自由）。个性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不存在孤立的个性。比如，“五四”时期是所谓“个性解放”时期，那个时代的反传统、反权威带有解放自我和解放社会（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双重使命，“五四”青年人反抗传统婚姻争取婚姻自主，既是解放自我和个性，也是社会革命和时代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个性和自我追求恰恰是走出无聊沉闷的传统生活方式的表现。可见，只有改造压抑个性的社会、推翻压抑个性的制度，个性才能充分实现。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是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再比如在离我们较近的80年代，个性解放、自我表现与“五四”时期有相似之处。就拿那个时期的大众文化或大众娱乐来说，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人们热衷于唱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看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这些个性化的文化趣味和消费行为使当时的人们感到了生活的充实，充实的原因是：这些个性化的消费行为具有深刻的公共意义，是对“文革”时期占据霸权地位而且在当时仍余威犹存的“革命”禁欲主义的反抗，在娱乐领域的自我表达和个性选择表面上看好像只是个人的趣味表达，但其实有社会政治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问题的关键仍然是：我们今天的所谓“个性”是什么样的“个性”，它为什么会伴随无聊感的蔓延。如上所述，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必须从具体的环境，特别是体制环境来进行分析。现在人们虽然在娱乐、消费方面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时间和自由选择，但是却仍然有很多公共空间是封闭的，有很多公共问题是不能讨论的。人们的闲暇时间除了用娱乐和消费等来填充以外几乎别无他用。于是相当多的人逐渐将自己的闲暇时间用于日常生活的打点，年纪大的一代人主要是过日子抱孙子练身子，而年纪轻的一代人则投身娱乐活动以展示自己的“个性”（这至少是大量的娱乐“粉丝”产生的重要制度性原因之一）。但是，由于这种娱乐和消费的个性和自由没有其他个性和自由的配合和支持，或者说与其他更加重要的个性和自由脱离了有机联系，与公共领域的解放和自由脱离了有机联系，所以，它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创新和参与，而没有创新和参与就不能感受到“人”存在的真正意义，生活的真正意义。难道选择电冰箱、电视机的自由就是真正的自由？文身和穿另类的服装就是真正的个性？回答是否定的。或者说，它们至多是残缺不全的个性。
阿伦特曾经这样论述虚无感的来源：虚无感源于权力的腐蚀和公共世界的消失。在谈到“虚无的智慧”（“一切皆空”，“阳光下没有新东西”，“既不存在对于过去之物的回忆，也不会有对于将要跟着而来事物的回忆”）的时候，她指出：“只要不再信心世界是一个适合人类展现自我、适合人类言行的场所，那么，这一智慧肯定是难以避免的，没有能给世界之呈现带来新开端――这个新开端是人基于出生就能够做到的――的行动，那么，‘阳光下就没有新东西’，没有言语去物化和记忆向外展现和闪亮的新事物，就没有回忆，没有人工物品的持久长存，就没有对后来事物的回忆，没有权力，通过公众言行产生的展现空间就会像活生生的言语和行动一样瞬即消失。”
这点很可以揭示中国人今天的无聊感和虚无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