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一文收入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写于1933年4月。文章的主旨是爱国的困境：不爱国当然不行，太爱国也不行。鲁迅写道：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次之者，两害取其轻也。所以，外面的身体要它死，而内心要它活。或者正因为那心活，所以把身体治死。此谓之治心。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过于活。
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结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就胡思乱想，当真要闹抵抗，这种人，“绝对不能言抗日。”
为了镇静大家，心死的应该出洋，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的方法。
而心过于活的，是有罪，应该严厉处置，这才是在国内治心的方法。
结合鲁迅写文章的时代背景就可以知道，鲁迅讲的是当时抗日爱国青年的“两难处境”：不抗日、不爱国（心死了，不抵抗）自然是不行的，但是比这更加不行的是心“过于活”，所谓“过于活”就是抗日的、爱国的情绪、浪潮发展为对腐败政府的批判，这就变成了不能允许的“胡思乱想”，也就“绝对不能言抗日”，不但连爱国的权利也没有了，还要“严厉处理”。这也就是说，对外抗日爱国可以，但是对内批判政府断断不可！
这就是《内外》这个标题的意义所在。
但是鲁迅先生这番话是有特指的，并不是说在所有情况下爱国抗都和批评政府都是对立的，都要“内外有别”。只是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国家，爱国也是很难的，分寸不好把握。受到了外国的侵略或者其他什么欺负，青年学生们是否应该抗议、采取什么方式抗议（比如是游行还是到大使馆喊喊），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点抗议，抗议到什么程度，等等，都是需要规划和批准的，否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过于活”的“胡思乱想”，是要“严肃处置”的。
唉，爱国也委实太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