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晚，我邀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友琴女士来首都师范大学演讲，演讲的题目是“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王教授的讲座基本没有涉及理论，也没有对“文革”发生的原因、文革的性质等“大问题”进行探讨，而只是通过大量的事实、资料、数据、图片等向大家展示了“文革”期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学生打老师事件（最严重的时候仅在20多天就打死1700多人，仅9月1日就打死300多人）。其材料大多来自她的惊世之作《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听了这个讲座，我和大多数学生都很震惊。这些事实我虽然之前也有耳闻，但是这次可能因为配了图片、数据的原因，依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世界上居然有这等事！特别是看到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老师的尸体，有一种窒息感。我个人以为，这些事实对于回答“文革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比任何所谓的“理论”都更具说服力。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讲座一进入互动阶段，第一个学生的发言就使我大吃一惊。这个同学指责王友琴的讲座遵循“还原主义逻辑”，是所谓“事实还原主义”（比如把“文革”还原为打老师这样的事实），而列举事实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历史研究”，不是“科学”。历史研究应该追求“总体性”，把握“必然性”。言下之意大概是“文革”中打死老师这些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卑微而无意义，可以忽略不计；有意义的是在世界历史的“总体性”中把握“文革”的意义，理解“文革”的必然性。

这个学生的这番高论使得我想起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彩论述。阿伦特说，意识形态是“从一个单一前提出发解释一切事物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其信奉者信以为真的各种主义。”从字面上看，意识形态就是“一种观念的逻辑“（ideology这个词由“观念”idea和表示“逻辑”的“-logy”这个后缀组成）。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让历史服从观念，让事实陈述服从逻辑演绎。这样，意识形态对于处在“逻辑法则”、“必然性”（这使得我们想起“文革”时期耳熟能详的口号“XX阶级必然胜利”、“xx主义一定要实现”等，它们都是所谓“历史的必然法则”）之外的事实不感兴趣，它能够独立于经验事实而运作。对于一种意识形态而言，历史是某种可以用观念来推断和创造的东西，观念依据自身的逻辑运动。“意识形态总是假定，一种观念便足以解释从前提发展出来的一切事物，经验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因为一切事物都在这种逻辑推论的连贯过程之中得到了理解。”这样，意识形态思维就变得独立于一切经验，它摆脱了我们凭五官感知的现实，坚持认为有一种“更真实”的现实隐匿在一切可感知事物的背后，它要让思想从经验中解放出来，它把事物全部组织进一种绝对的逻辑过程，这个过程从不加反思地接受的前提开始，从中推论一切事物。

原来如此！这位同学大概就是被极“左”意识形态控制而失去了对事实的兴趣，同时也失去了基本的良知。在他面前摆出再多血淋林的事实看来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彻底麻木，做到对生命无动于衷，只对“总体性”“必然性”心醉神迷、坚信不疑、誓死捍卫。这真的让人对极“左”意识形态的迷惑力感到不寒而栗。在沉迷于意识形态的人看来，打的老师再多、死的人再多又有什么关系呢？“文革”的伟大意义在于其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扩张”的成功抵抗！在资本主义包围整个世界的情况下，“文革”成为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何等伟大！在饿死几千万同胞的情况下我们的领袖为了支援“社会主义盟友”毅然把进口粮食送往别国，何等感人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才是“总体性”视野！

这次活动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使在今天，极“左”意识形态的力量依然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