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和公共领域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话题，缘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转型。这个转型之所以在东欧国家得以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传统，得益于它们的公共领域和公民文化即使在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时期也没有被完全铲除；而在同样是社会主义但缺乏公民社会传统和强大公民文化的国家，这个转型过程却显得举步维艰。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西方国家和中国大陆、台湾等地学术界都表现出了对于公共性和公共领域的极大兴趣。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国内学术界曾经出现了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讨论热潮，多数学者认为，虽然当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与西方国家差别很大，但相对于“文革”时期国家权力垄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全面控制私人领域（包括其最私人化的家庭生活、情感生活等等）的极权主义，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以市场经济为核心和动力，国家权力有限度地退出了社会领域，出现了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经济活动空间（如家庭经济）和思想文化活动空间（新启蒙），文化学术活动、特别是文学艺术的自主性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这样就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出现提供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也使得80年代中国大陆的公共生活呈现出活跃景象，公众的政治热情高涨，媒体热衷于讨论公共话题（比如如何评价“文革”和“反右”等历史问题，如何建立自律自主的文学艺术领域），还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关注公共话题的公共知识分子。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那个时期的文学和文学研究领域在公共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比如：反思和批判“文革”的极权主义，呼唤人道主义和人性，积极要求文化和文学艺术的自主性，民间文学艺术活动空间活跃，各地都出现了大量具有公共关怀的民间文学杂志、诗歌朗诵会、美术展览、音乐会，等等。

但是大约以80年代末开始，刚刚萌生中国公共领域和公共文化开始衰落，变得危机重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物质欲望的高涨和参与热情的萎缩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重大战略调整：从政治、经济、文化齐头并进的改革方案，转变为经济和物质的单一发展模式。以单一经济发展和畸形消费主义为核心的第二次改革浪潮，刺激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国人的消费热情，同时也在瓦解和压抑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出现了与哈维尔描述的捷克后斯大林时期些类似的畸形的、只关注个人“幸福生活”的消费主义浪潮。这是与文革式极权主义不同的后极权时期的重要特征：吸纳了消费主义，强调发展经济，鼓励大家把精力投入到物质享受：买房子、买汽车、装修，追逐明星、时装和名牌，就是不要关心公共事务。以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丧失为代价，换取经济、消费以及娱乐的所谓“自由”。

著名思想家阿伦特曾痛心地指出，在现代西方消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公民责任、公民美德的展示这些在古典时期被视为最高价值的东西被颠覆，人不再被看成是政治的存在。生活的最高价值不是表现在公共领域或政治生活中，不是表现为公共责任的践履，而是表现为在市场上、消费方式上追逐“私人利益”。阿伦特所批判的这种情况在当下中国同样存在，甚至更加严重。

二、学术研究的专业化与公共知识分子的专家化

公共性的含义之一是其开放性和普遍性，不仅公共领域的话题是开放的，参与的公众是开放的（哈贝马斯说：“把任一特定群体排除在外的公共领域在严格意义上已经不再是公共领域”），而且公共领域中的交往语言也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不但要抵制国家权力的强制干预，而且也要抵制来自学术领域的专业化趋势。

但是，在学术越来越专业化、学科分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一直承担公共领域组织者和维护者角色的公共知识分子却面临严重危机（这种危机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当今中国，而且带着所谓“中国特色”得到恶性发展。90年代中期以来，官方主导的大学改革全面铺开，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所谓“专业化”与“学科建设”，出现了貌似科学的科层管理体制，以及量化的考核制度与“专业”评估。但是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力量的扭曲之下，这种专业化不仅没有保证学术自主（西方社会的专业化曾经起到这种保护作用）和学术研究的真正发展，相反使得权力对于学术的干预、对学术研究和知识分子的控制得以借助专业化的名义、学科建设的名义以及各种所谓“专业评估”的名义变本加厉地大行其道。使得专业化和学科建设变得有名无实。专业化没有带来学术研究自主性的增加，反而越来越深地卷入了权力的操控之中。大量的“填表教授”“跑点教授”穿梭于教育管理部分，为学校、为专业也为自己捞取依附于权力资本的学术资本和经济资本，不但彻底丧失了公共关怀，连分内主业也丢得差不多了。

专业化的了一个后果是知识分子越来越小圈子化，他们话语越来越不可通约，在专家和专家之间都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更不可能在专家和大众之间架起对话沟通的桥梁。打个比方，一直以跨学科性、参与性和公共性自诩的文化研究正在陷入一个奇怪的悖论：一方面是文化研究者口头上越来越强调所谓的公共关怀；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喜欢写晦涩艰深的天书，连同行都无法理解他们的语言，更不要说大众。霍米·巴巴，朱迪斯·巴特勒，他们的书即使在全世界的同行中也没有几个人读得懂，又如何作有机知识分子？如何替大众代言？知识分子似乎已经不会写那种思想犀利而文笔晓畅的政论文。他们热衷于制造语言迷宫，他们的所谓学院政治只能是食利者的纸上谈兵，和老百姓没有多少关系。

三、媒体的商业化和公共性的危机

哈贝马斯说公共领域是能够形成“公共意见”的领域，是平等的公民凭借理性原则就普遍利益问题进行自由谈论的领域，而当公众的人数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文化与公共性》125）

公共意见的形成当然离不开媒体，在今天这个所谓媒体时代，公共性只能是被媒介化的公共性，而不可能是面对面交谈的公共性，各种也只能通过媒体理解公共事务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遗憾的是，当今中国畸形消费主义时代的大众媒体正受到权力和市场的双重宰制，热衷于在把没有公共意义的私人（特别是明星）隐私公开化，同时把真正的公共事务“隐蔽”起来。其结果是既损害了私人领域，也毒害了公共领域。因为一方面，私人隐私因其进入了公共媒体而获得了公开性，不再成其为“隐私”，并因此而侵犯了私人利益（侵犯乃至摧毁私人领域的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公共化，使之不再具有隐蔽性和私人性）；另一方面，本来应该关注、谈论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件、公共问题的媒体，因其热衷于上传明星艳照、展示明星隐私、炒作明星绯闻而远离了真正的公共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公民权益的严重侵犯，因为这样一来，公民的切身利益在公共领域得不到保护，损害公民权利的现象也不能得到媒体的应有关注，无法成为公共事件，遗憾的是，这实际上就是目前中国大陆媒体的突出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