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福柯第一次系统阐发“生命政治”概念以来，西方生命政治研究一直聚焦纳粹主义与自由主义，很少有人将之应用于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政体还是作为意识形态。福柯（M.Foucault）、阿甘本（G.Agamben）、埃斯波西多（R.Esposito）等生命政治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只有其为数不多的言论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命政治，而且即使这些言论也无不将后者笼统归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命政治范畴，对其特殊性则未能给予应有关注。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中，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政治与经济研究系（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University of Helsinki）教授希尔盖.普罗卓罗夫（Sergei Prozorov）的《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苏联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生命》（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一书就显得极为非同寻常，它要弥补的正是上述缺憾。本书不但是“第一本从生命政治角度研究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的书”（见该书封底介绍），而且它力图证明斯大林的生命政治具有一整套不同于西方主流生命政治的理念和操作方法。
一、一个双赢的研究计划
希尔盖.普罗卓罗夫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生命政治”概念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生命政治“等同于各种社会医学的管治介入（sociomedical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s），这种介入意在通过增长寿命、降低死亡率、提高出生率等，寻求积极影响人口的生命。”[1] 广义的生命政治则“不再局限于只关注严格属于生物学的（物质的和自然的等）方面，而是将探索深入到由管治理性（rationalities of government）所设定并确立的生命形式。”这样理解的生命政治，“不是将生命政治与意识形态加以分离，而是提出意识形态如何成为生命政治这个问题”，换言之，“意识形态观念如何通过管治实践（governmental practices）而转化为生命。”[2]作者认为，这样的理解使我们能够在与自由主义和纳粹主义——它们是福柯、阿甘本、埃斯波西多等人的生命政治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对象——的比较中，离析、辨认出斯大林主义生命政治的特殊性，而不是将它们混为一谈。
在希尔盖.普罗卓罗夫看来，自由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生命政治首先指向对生命——或者是通过经济术语界定的生命，或者是通过种族术语界定的生命——的保护，而斯大林版社会主义生命政治则致力于转化生命：通过贬低、消灭当下的、现存的生命形式（present form of life），推崇将要成为的生命形式，来迫使共产主义的理想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本书所着重分析的1928-1932年是苏联“二次革命”时期或“大跃进”（Great Break）时期[3]，其特点是清算前革命时期的遗产，强制推行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这些过程所充斥的骇人暴力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为了迫使社会主义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必须清除与这种理想冲突的生命形式，致命暴力铭刻进了社会主义的建构之中。
对于性、犯罪、精神病等的管治，是福柯谱系学研究的对象，正是从中诞生了生命政治理论。此后，生命政治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各种形式的、特别是自由主义管治施加于生命的权力理性。这种研究不再局限于公共健康领域，而是广泛涉及政治权力介入生命的方式（如将生命当作保护、规训、转化的对象等等）。作者认为，“从生命政治角度看斯大林主义，并不仅仅是关注其医学的或社会的政策，而是强调生命之于斯大林主义的管治理性的核心地位。”[4]这里涉及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差异：前者为意识形态-官僚制(ideo-cratic)，突出意识形态；而后者则是生命-官僚制（bio-cratic），其雄心是赋予这种意识形态以现实性，“斯大林主义政治的基本任务，不是维持和加强布尔什维克党对于苏联社会的统治——这个目标斯大林的前辈已经完成，而是使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教条成为一种积极的生命形式。”[5]这样，引入生命政治，将为关于斯大林主义的研究提供新视角。
另一方面，在普罗卓罗夫看来，将斯大林主义引入对生命政治研究，于后者而言也是富有成果的，因为它一直忽视了苏联的经验。斯大林模式的生命政治极大地不同于西方的生命政治模式——包括自由主义的和纳粹主义的（这个主题本文将在后面展开）。普罗卓罗夫将经典的西方生命政治范式称之为“自然主义”。[6]作为西方生命政治理性的基本原则，自然主义旨在保护既有的生命形式，而“苏联生命政治的目标是建构作为新生命形式的社会主义，它是强烈地反自然主义的（anti-naturalist），其动力是在生命的各个方面超越自然的或准自然的状态。”[7]西方生命政治的自然主义定向导致其采用安全视角（securitarian approach），其任务是保护原本如此的生命(life as it was)（故常常采取消极、不干预的方式）；而苏联生命政治则是建构主义的，它认为自然如此的生命没有价值，只有将要成为的那种生命才有价值。在纳粹主义的模式中，安全逻辑的走火入魔导致以种族自我保护名义对“劣等种族生命”施加暴力，而在斯大林建构主义的生命政治中，对暴力的滥用（大大超过了自然主义）是其塑造“苏维埃新人”这个雄心壮志的必然结果。“苏维埃新人”不仅是一套意识形态话语，同时也是一套斯大林主义的管治操作——将“苏维埃新人”的理想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生命。所以，斯大林主义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是意识形态教条的生命政治实现或实施（realization or effectuation of ideological maxims），是意识形态与管治的交叉、叠合。[8]
高调的“社会主义新人”理想在实施（按照这个理想去生活）过程中生产出大量死亡，这是因为它将所有实际存在的生命价值虚无化：现在的、此时此刻的生命是虚无，必须予以歼灭，只有将要成为的那种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从镇压反革命、肃反、强迫集体化导致的有组织饥荒，到对犹太人的清除，都是极度暴力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诞生必须以千千万万现有的生命作为祭奠。因此这个貌似积极致力于新生命生产的工程，最终转化为极端的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斯大林主义创造“苏维埃新人”的生命政治规划，既致力于积极转化人类生命，又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摧毁生命的暴力。
二、福柯：与社会主义生命政治失之交臂？
在福柯所创始的生命政治主流话语中，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实践基本上是缺席的。福柯、阿甘本和埃斯波西多都忽视了苏联的经验，而苏联研究则缺少生命政治的视角。普罗卓罗夫称这种现象为“互为盲点”。[9]
福柯关于苏维埃生命政治的为数不多的讨论主要见于其《必须保卫社会》（1976年法兰西学院课程），它们在福柯的生命政治研究中显然不占突出位置。更重要的是，福柯把苏联经验——从美学到劳动关系，从精神病学到集中营——都归入了西方的管治合理性。为何会如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福柯的欧洲中心主义导致他不认为苏联的生命政治有什么独特之处。尽管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秩序否定西方资本主义，但是在规训层面和生命政治实践层面，它又努力模仿西方资本主义。
在福柯看来，社会主义苏联建立后，从政治角度看国家机器的掌握者换了人，从经济角度看与资本主义国家决裂了，实现了公有制，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则更与西方南辕北辙，但其管治技术（涉及到家庭生活、性、身体等）依然“直接借自其意识形态的对手”，只增加了所谓“党的纪律。”[10]即使是苏联生命政治的典范古拉格，也只是从西方借来的管治技术“军火库”中的又一武器。极权主义与民主制度的巨大差别则被忽视了。福柯的兴趣在管治而不在意识形态，因此他强调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是可以理解的。在晚于《必须保卫社会》的《生命政治的诞生》（1978-1979的法兰西学院课程）中，福柯继续重复自己的观点：苏联或许提出过自己的经济理性、历史理性等，但不存在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在福柯看来，社会主义只能联系于各种类型的治理术、主要是自由主义治理术才能得到实施，“也许社会主义还会与其他一些治理术嫁接。……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从目前来讲不存在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11]
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种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社会主义生命政治？普罗卓罗夫的回答不但是肯定的，而且在他看来，福柯关于种族主义的谱系学考察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生命政治和管治理性的意思。事实确实如此吗？让我们看看福柯到底是怎么说的。
在1976年1月28日的课程中，福柯对种族主义进行了谱系学分析。他首先从区分“历史话语”与“反历史话语”开始。福柯认为，历史话语是一种古老的主权权力话语，为权力辩护，巩固权力，它讲述的是“国王、掌权者、君主和他们胜利的历史。”[12]通过这样的历史来使人慑服。16、17世纪初以后，出现了一种与上述主权历史话语相对的“反历史话语”，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反（主权）历史的历史话语，在这里，“历史话语不再是主权话语（discourse of sovereignty），甚至不再是单一种族话语，而是多种族的、种族冲突的，通过民族和法律来进行种族冲突的话语。”[13]反历史的历史话语强调差异、对抗、断裂，人民与君主、民族与统治者的同一性消失了。“反历史”不是庆贺、纪念和强化主权权力，而是通过把主权重新讲述为压迫与臣服的故事来寻求削弱它。反历史话语揭示了权力的非正义性，表明“反历史的历史”的使命就是“指出法律在欺骗，法律在掩饰自己，权力在制造幻觉，而历史学家在撒谎”。[14]这是在主权及主权主导的历史话语中没有权力的、在官方历史中缺席的下层人讲述的反抗话语，是一种“刺激觉醒的话语和召唤”，下层人意识到“我们不曾有权利也不曾有光荣，而正是为此我们要发言，开始讲述我们自己的历史。”[15]
福柯指出，反历史话语中描述的这种对抗，一开始是依据“种族”斗争术语表述的，但这个“种族”概念并不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如雅利安人、犹太人等等），而是指社会中两个集团的“历史-政治划分”，其中的受奴役者并不限于狭义的受奴役“种族”。“这种话语认为在历史上有两个种族：两个起源于不同地区的集团；两个集团至少在起源上没有相同的语言，经常地也没有相同的宗教；除非以战争、侵略、征服、战斗、胜利和失败为代价，简单地说以暴力为代价，这两个集团才能组成政治统一体。最终人们要说，有两个生活在一起的集团，因为由特权、习性和法律以及财富的分配和权力使用方式的不同造成的差异、不对称和障碍，不能融合为一体。”[16]阶级显然也属于这个意义上的“种族”。
接着福柯分析了上述反历史话语与17、18世纪革命话语的关系。首先，革命话语出现于17世纪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法国（又称“历史-反抗”话语、“历史-请愿”话语），属于上述种族形态的反历史话语的后裔（福柯称之为“革命形态的反历史”）。他还引用了马克思对恩格斯讲的一段原话：“我们的阶级斗争，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从哪里找到的：我们在那些讲述这种种族斗争的法国历史学家那里找到的。”[17]这么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话语、革命话语，与种族斗争话语存在紧密的亲缘关系，可谓同宗同源。
到19世纪，又出现了若干新趋势。第一，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与种族斗争话语逐渐分离，前者用社会经济地界定的“阶级”取代了“种族”；第二，出现了通过生物学和医学话语“重新编码”的种族主义话语（即纳粹式的种族主义，福柯在同年3月17日的讲座中对此做了更详细的分析）。这种种族主义以一种生物学-医学的视角表面上继承、但实质上重新改造了原先的种族斗争话语，它是一种“准确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即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认为国家应该是种族一元性、纯洁性的保护者。“种族纯洁性的观念，以及所有它同时附带的一元主义的、国家的和生物学的内容，这一切将取代种族斗争的观念。”[18]简言之，这种种族主义用种族一元性观念取代了种族斗争观念。或者也可以说，它对种族斗争话语进行了生物学的改造，种族斗争不是基于政治、经济等利益的斗争，而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优等种族”对另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劣等种族”的灭绝。经过这样的转换，这种种族主义话语变成了维护国家稳定和种族纯洁性、一元性的工具。如果说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保持了反历史话语的那种削弱国家稳定性、一元性的功能，强调社会、国家的对立和斗争；那么，这种生物医学化的新种族主义话语，却开始用于相反的目的。这样，这种通过生物学-医学术语重写的19世纪的种族主义（纳粹主义即其极端发展），实际上是对反历史话语的背叛和改写；而与革命话语相比，它可以被视作一种反革命话语。换言之，原初的种族斗争话语最终分裂为革命话语（没有种族）和反革命的保护种族纯洁性的种族主义。
正是在这里，普罗卓罗夫看到了两种不同的生命政治类型的可能性：阶级斗争的生命政治（社会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生命政治（纳粹式种族主义），而把社会主义归入种族主义之下却没有去思考前者的特殊性则是福柯的失察。福柯没有提出而普罗卓罗夫认为应该提出的问题是：阶级斗争和革命话语是否属于一种不同于种族主义的生命政治话语？福柯认为苏联的生命政治没有自己的独特性会不会是局限于种族主义视野的结果？普罗卓罗夫写道：“排除了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革命生命政治的可能性，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缺少自己的生命政治合理性，或者认为它分享了其意识形态敌手的种族主义的合理性。”[19]他认为这两种做法都无助于把握苏联独特的生命政治规划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管治暴力，前者抹去了这种规划和暴力的特殊性，后者局限于谴责其非常次要的方面。
其实，福柯对社会主义生命政治的看法比较复杂、也比较含混，说他完全忽视了其特殊性、完全将之混同于西方生命政治有些简单化了。让我们来看看1976年3月17日的法兰西学院讲座（收入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中关于种族主义的更细致分析。与1月18日的讲座一样，福柯在这里分析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如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种族偏见），而是出现于18世纪的生物学化、生命政治化的种族主义（后来发展为纳粹主义）。这种种族主义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在生物学领域内建立生物类型的区分，划分种族差异和种族等级，某些种族被认为是好的、高级的，而其他的相反被认为是坏的、低等的，前者应当活而后者应当死。第二个功能是“建立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你杀的越多，你使越多的人死’，或‘你让更多的人死，因此你就越能活下去’。‘如果你想活，你就必须使人死，你就必须可以杀人’。”[20]这样，种族主义导致在“我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死亡”之间建立一种关联，只是这里的“我”“他人”不是个体而是类（种族）。这个敌我关系与一般战争中的敌我关系不同，它是后者的生物学化： “他人的死亡，劣等种族、低等种族（或退化、变态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健康更加纯粹。”[21]它要消灭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敌人，而是“危险的人口”。这是一种“进入了国家机制”的种族主义，而使之成为可能的正是生命权力的出现。这样，强化生命的生命政治驱动（比如强化雅利安人的生命）和消灭生命的死亡政治驱动（比如消灭犹太人的生命）就获得了统一。
那么，社会主义是否属于这个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福柯的回答是有保留的肯定。福柯写道：“我确实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论辩——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就像所有现代国家、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一样，是以种族主义为标志的。除了在我给你们讲过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国家种族主义（指纳粹，译者注）之外，还出现了社会-种族主义（social-racism），它的出现早于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19世纪初的傅里叶，还是19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者，你总是可以从社会主义中找到种族主义的成分。”[22]福柯这么说有两个理由。第一，“从18世纪末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生命权力的主题，没有得到社会主义的批判，而实际上被它重新获取，在某些点上发展、移植和修改，但完全没有在根基上和功能的模式上重新审查。社会或国家，或应当替代国家的东西，其主要职能是承担生命的责任，安排它，繁衍它，补偿它的偶然事件，全面限制生物学的偶发事件及其可能性，这个观点我觉得被社会主义原封不动地重新采取了。”[23]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出现，就必然要实施杀人的权利与清除的权利，或者取消某些人的资格的权利（right to disqualify）。”[24]第二，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种族主义”的，还因为它强调与“敌人”的身体对抗（physical confrontation），强调从身体上消灭“敌人”。种族主义是社会主义得以“将其对敌人的谋杀理性化的唯一方式。”[25]
福柯写道：
每当社会主义坚持经济条件的转化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化的前提（也就是通过经济的术语解释转化，引按）的时候，它就不需要种族主义。而当社会主义被迫强调对敌人的斗争、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敌人的清除的时候，当它必须考虑与资本主义的敌人进行肉搏的时候，种族主义就抬头。因为，这是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与生物学主题深度捆绑在一起）可以将敌人谋杀的唯一方式。当只是清除经济意义上的敌手，或只是取消其特权的时候，就不需要种族主义，一旦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与对手肉搏并杀死他，这个时候种族主义就需要了。[26]
仔细分析会发现这段话中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只有当“社会主义”对其“敌人”的斗争属于肉体意义上的清除而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剥夺、政治意义上的打压或道德意义上的贬低时，此“社会主义”方才获得了“种族主义”的含义；另一方面，当福柯说社会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的时候，此“种族”的含义不再局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而是相当于“阶级”。用福柯自己的话说，这不是“真正生物性的种族主义”（truly ethnic racism）。[27]这样看来，福柯对苏联生命政治的看法有些含混不清。一方面，他确实不止一次地认为，社会主义生命政治、管治理性没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特点；但另一方面，在对“种族主义”这个特定生命政治话语的分析中，他又指出了社会主义“种族主义”与生物学意义上的（也是我们日常交谈中通常意谓的）种族主义是有区别的。
三、解密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赋予生命以形式
在阐明社会主义在以福柯、阿甘本和埃斯波西多为代表的西方现存生命政治理论中的缺席，或将前者归入后者所暴露的种种龃龉之后，普罗卓罗夫进入了对本书核心观点的阐发：如果在现存的、以西方经验为原型的生命政治理论中，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基本上被忽视，那么，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到底是什么？普罗卓罗夫认为，一个替代解决方案是把理论先放在一边，从可以获得的经验证据开始，聚焦于（比如）古拉格群岛、30年代扫盲和卫生运动等斯大林模式的生命规训实践。通过这样的方式，苏联的生命政治研究将重新被表述为对于各个领域的人口管治实践的经验研究。
在后苏联时期的苏联研究中一度相当流行的“现代性学派”认为，尽管与西方国家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巨大差别，苏联政体仍然极大地依赖其意识形态对手（西方）的生命政治技术和生命政治理性（这个观点无疑受到福柯的影响）。现代性学派把注意力从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方面转向社会主义规划中实际起作用的管治理性。它认为斯大林放弃了1920年代早期意识形态定向的乌托邦实验，转而采取了一种一般的、与西方没有根本差异的现代化规划，比如工业化流水线、官僚机构、大众文化、大众消费等等。在现代性学派看来，尽管早期布尔什维克“塑造苏维埃新人”的乌托邦主义致力于全面摧毁旧的生命/生活形式，比如家庭、教会等，但斯大林主义在生产“新人”方面转向了更加低调、务实的领域（比如卫生和扫盲等）。这些研究无不认为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并不拥有本质上区别于西方的生命政治，它不过是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又一个例子（和土耳其、伊朗等后发现代化国家一样）而已。当然，意识形态差别是存在的，但它与其生命政治实践是脱离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28]
在普罗卓罗夫看来，上述研究路径的问题恰恰是将生命政治中性化或脱意识形态化了，“只要我们脱离一个政体的意识形态来思考生命政治技术，我们就会安全地期望能够指向苏联和其意识形态对手（即西方，引按）之间的相似性”[29]，进而就会认为“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命政治，只存在通过斯大林主义实施的生命政治的操作，它和通过自由主义或纳粹主义实施的生命政治是相似的。”[30]在这样的视野之下，即使我们（或许）注意到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可能强化了生命政治对生命的干预，从而使之变得更加暴力，也依然会陷入意识形态与生命政治/管制理性的二元论，其结果是生命政治研究与意识形态研究的两败俱伤：一方面是对于生命政治的还原论解释，即将之仅仅理解为与意识形态无关的“生物学政治”，是对健康、繁殖、优生等身体行为的一套管制、规训，可以被置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语境，从而——另一方面——导致意识形态本身则被“剥离了生命政治的维度”[31]，似乎意识形态是在纯粹的观念空间运作的，是永远不及物的。在普罗卓罗夫看来，“生命政治的现代特殊性恰恰在于不能简单地通过其对象（人类存在的生物方面）或者领域（医学-社会的干预领域）得到界定。”[32]换言之，并非历史上所有对于传染病、性偏离、优生等等的管治规训（governmental regulation）都是现代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因为这类规训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否则生命政治就与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了。[33]
二元论遮蔽了意识形态本身成为生命政治的方式，忽视了它本身就可以是一种生命政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论，它就拥有自己的生命政治，而不仅仅是为去意识形态化的管治技术提供了实施的语境。“尽管现代性学派提出了一种极大地整一化的现代管治，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缠绕在一起，但更有帮助的却是去探索什么样的生命政治合理性实际出现于这些语境本身，各种意识形态如何问题化了其与生命的关系（problematised their relationship to life）。”[34]
具体到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其根本特征恰恰在于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内在的、深层次的联系，它“尝试通过根本改造社会现实，来生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已经明确宣告的‘新生命’”。换言之，它是一套按照意识形态所规划的“新人”模型来规训和塑造生命的方式。
斯大林主义的这套区别于自由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生命政治模式被普罗卓罗夫名之为“建构主义”。如果说自由主义与纳粹主义的自然主义生命政治以各自的方式指向对原本如此的生命（life as it was）的保护，而非去创造/生产应当如此的生命（producing life as it should be），那么斯大林主义建构主义的生命政治则是按照“应该如此生命形式”——“苏维埃新人”模型——来塑造生命。这样，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就被转化为了一种生命政治技术，其核心就是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宣称的“新人”理想变成现实。这正是本书作者最富有洞见的观点。
那么，这种对“生命政治”的理解是否与福柯一致？是不是作者的自说自话？这里，最关键的是对生命政治的理解能否超越纯生物学的维度。普罗卓罗夫引述Collier的观点指出，“根据生命形式的建构来理解生命政治，符合福柯对这个问题的原创性阐释，而这个阐释并不限于任一公共管理领域，更不限于生命的生物学方面，而是对一种一般权力合理性（general rationality of power）的描述。”[35]福柯对自由主义的研究表明，自由主义之所以是一种生命政治，并不是因为它特别关注存在的生物学方面，或者特别依赖生物学知识，而是因为它一般地把社会生活（social life）问题化为拥有自己的合理性的准自然现实，并因此获得了对管治的重新定向。“自由主义生命政治中的‘生命’指的是整个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准自然领域，而没有单独分离出一个特别‘生物学’的方面（a specifically ‘biological’ aspect）。”[36]更有甚者，在Collier看来，自由主义或亲自由主义的思想不可能一直关注当代意义上的生物学，因为后者在自由主义的诞生之初尚不存在。在当时，重农主义和英国自由主义（福柯演讲的主要分析对象）关注的是贸易、居住方式、城市条件、抵抗方式等等，可以称之为“经济的”或“社会的”领域，远远超出了生物学范畴。[37]按照这种逻辑，生命政治的对象可以而且必须扩展到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理解之外，进入“人存在的整体”（entirety of human existence），而它的领域也要超越医学、生物学而包含更广大的社会、经济领域。[38]
应该说，对生命政治的这种广义理解能够得到福柯原著的支持。在《安全、领土与人口》的最后一讲（1978年4月5日）中，福柯概括了重农主义/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特点。福柯指出，相对于17世纪重商主义治理术强调国家干预（因此而被称为“人为主义”，artificialisme），18世纪重农主义强调市场和社会的自然性，而这种自然性“不是自然世界意义上自然本身的程序，而是关乎人的特殊自然性，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交换、工作、生产……的时候，他们之间自发地会发生什么。”[39]这是“社会的自然性/自发性”，而“社会”的含义显然超越了生物学的维度。“实际上重农主义者正在呈现的领域、客体场域、可能的分析场域、理解和干预的场域，正是社会相对于人们共同存在的一种特殊自然性。社会作为人们特有的自然性场域，将会导致一种被称为公民社会的东西，出现在国家面前。”[40]这就是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核心，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应该受到限制，以便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生物学方面但又不限于这个方面）的自然性/自发性得到尊重。
四、大跃进：创造社会主义的现实
在1917年夺得政权后的10年间，苏联从一个落后帝国变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尽管共产党执政了，就社会主义规划的实现而言，苏联仍然缺少社会主义工业。它还是一个由社会主义政党统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这样，进入所谓“斯大林时期”（开始于1928年）之后，其根本使命就是：新经济政策之后如何把社会主义建构为真正的、物质化的生活和现实，以便填平共产主义理念和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的鸿沟。这就是斯大林社会主义规划的核心。
正是在这里，生命政治变得不可或缺。“使得斯大林主义变得生命政治化的，是其核心议题（central question）——把社会主义建构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如何可能把由社会主义者统治的社会转化为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如何从宣讲社会主义（reading socialism）前进到实际活这种主义（actually living it）？”[41]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寻求的是把1920年代中期观念层面的弥赛亚冲动，建构为作为事实的社会主义，在社会现实内部实践革命的乌托邦理想，其中包括强制推行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方式”。
普罗卓罗夫认为，从生命政治角度看，这并不是革命乌托邦神话的死亡，而是用生命政治方式对这个神话的重新部署。斯大林在意识形态方面没有什么发明，他的真正发明或真正的斯大林主义怪物，是“对共产主义超越观念进行生命政治的再部署：积极建构社会主义的内在秩序——一国的社会主义。”[42]“建构”成为一个受到偏爱的词汇，通过建构赋予社会主义以现实性。尽管1917年的革命是政治性的，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斯大林领导的二次革命（1928-1932）则是生命政治性的。这个转变涉及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司法、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让革命意识形态强制进入生命/生活本身：“活社会主义而不仅是学社会主义（making socialism no longer something learned but something lived ）”。[43]
“大跃进时期”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建设规划中对生命的问题化与自由主义生命政治完全不同。福柯认为，自由主义管治（liberal governmentality）的一个关键发明，就是从本体论上重新把社会领域阐释为一个早于且外于政治权威的准自然现实。自由主义认为，经济和社会不是创建的，而是作为所有可能的政治和管治的基础已经存在于那里。这是它与之前的生命政治及国家治理术的根本区别。普罗卓罗夫称之为“自然主义防卫式（naturalist-securitarian）生命政治。”
斯大林主义生命政治与此截然相反，因为它的口号恰恰是“向自然开战”（war on nature），其驱动力是“对于现存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超越”。它贬低任何像社会的“自然法则”之类的东西。“当它把现存的苏联现实描述为自然的时候，指的不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和谐的自我规划的本质，而是陈腐下贱的需要摧毁的东西”。[44]按照高尔基的话说，“自然是我们的敌人。”[45]共产主义的口号是“清除过去的一切”“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切从无到有（nothing became everything）。从而，革命的暴力把目标指向了此刻的、准自然性质的既有生命（life as it is）。
对自然的这种超越不仅使得社会主义生命政治不同于自由主义，而且也不同于纳粹主义（这也是为什么作者不同意把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这两个政体全都归入“极权主义”范畴的原因）。纳粹自称其对人种的等级划分、对“劣等种族”的灭绝是出于对内在于自然本身的“生物学规则”的尊重（按照这种理解，雅利安种族的优越性是自然事实），并为之提供权力支持、使生命隶属于权力；但斯大林的革命规划则更要通过观念力量（power of idea）支配和统治自然，包括人类的自然/本质。斯大林主义的所谓“敌人”显然不是威胁到业已确立之自然生命/生活方式的东西（因为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生命形式——社会主义新人——尚未创造出来），而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身。种族主义的逻辑是保卫业已存在的给定生命形式（雅利安种族）不受同样业已存在的他者（犹太人）威胁，它从不认为雅利安人是建构出来的，更从来没有对通过意识形态改造犹太人感兴趣；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劳动改造逻辑则声称必须把既定自我改造成“他者”——社会主义新人。所谓“阶级敌人”不过就是与将要创建之“新人”相对的“前人”/“旧人”（former people）、业已存在之人。
在普罗卓罗夫看来，生物学领域的情况最能说明苏联生命政治与纳粹的区别。从20年代开始，苏联政体在关于遗传学的争论中持亲拉马克主义立场（pro-Lamarckian position），[46]肯定了通过改变人类环境来改变人类本性的革命规划的合理性。这种立场与苏联医学界的积极优生学——通过公共健康推进人种优化——相呼应，而与纳粹的消极优生学相对立。[47]积极优生学符合建构主义的生命政治理念，强调政治标准和生物/医学标准的统一。[48]积极优生学的代表李森科主义反对生物学决定论，认为通过操纵环境，自然可以被完全改造（可视之为生物学版的“人定胜天”）。作为自然属性的生物遗传特性可以被彻底超越，产生出新的种类或种类组合。更有进者，李森科不满意达尔文主义那种按部就班、缺少跃进的缓慢进化，甚至斥之为“反革命科学”，因为它否定人为控制和有目的地改变有机体自然本质的可能性。李森科主义把人的社会性等同于彻底的可变性和可塑性，反对任何形式的遗传学，甚至彻底否定人的生物维度，认为只有社会化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是可以被彻底改造或重塑的人。李森科声称：“在我们苏维埃，人民不是生而为人民的。人类有机体是天生的，但人民不是天生的。在我们国家，人民是从有机体中被创造的——拖拉机手、汽车驾驶员、机修工、科学家，等等。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创造的人之一。我不是生而为人，而是被创造为人（I was not born as a human being, I was made as a human being）。”[49]
然而，即使是狂妄如此的积极优生学，也在大跃进时期遭遇冷落，因为其在创造“苏维埃新人”的速度方面仍不符合大跃进的要求（可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落后于集体化的速度。社会主义等不了这么久。“如果人是创造的而不是生来如此，那么，当然也就可以在他们生命的任何时候再创造（re-make）他们，而不需要长达一个世纪的对遗传性的控制过程”，[50]而且这种再创造的结果不但与政治理想而且也与经济集体化的速度完全吻合。这样，即使是20年代的积极优生学，也被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否定了。如同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不把自己视作乌托邦而视作“科学”且是唯一的“科学”，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也把自己称为“科学”且是唯一的“科学”。李森科的“社会主义生物学”不是因为其科学、而是因为其政治正确才成功地统治了科学领域，它与经济领域的计划经济、小说领域的“创造社会主义新人”主题都是一致的。
尽管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暴力相比于自由主义更加极端，但对后者的批判性研究同样指出了自由主义语境下生命政治与暴力的联系。尽管自由主义生命政治的核心是自然主义本体论，但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取向从来不意味着放任原始现实任其自行其是，而是通过复杂的干预方法寻求保证“自然的自由”（natural liberty），采取必要手段防止其变坏。这个矫正方面被有些学者称之为“自由主义的不自由”（illiberality of liberalism ）或“对不自由的自由主义式管治”(the liberal government of unfreedom)。[51]依据这些作者，自由主义管治在社会的“自然”领域历史地辨认出一些“违反自然”的人和现象，因此必须通过管治介入并矫正之，比如囚禁疯子、纠正少年不法行为等等。这些行为或特征被认为属于自然又破坏了自然法则，是内在于社会的去自然化威胁。它们一方面早于自由主义管治而存在，另一方面则被认为不符合自由主义理解的“自然自由”、因此需要得到纠正以便恢复自然自由的秩序（但如果这种管治干预不是用以消除去自然化的威胁，则是自由主义的管治所坚决反对的）。通过这种方式，自由主义的角色似乎是再自然化的悖论式代理人（paradoxical agent）：通过不断地以自然神圣性的名义干预自然，来恢复自然自由的原则。正因为这样，这种干预的暴力程度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尽管也有被突破的时候）。
然而，对自由主义管治的这种反思不应该得出我们不再能够对自由主义的有限管治和斯大林主义的彻底革命加以有效区分的结论。“最简要地说，自由主义生命政治干预社会的目的，是保证社会的内在正常运转（immanent functioning），在干预的过程中保持其现在所是（what it is）。”[52]自由主义生命政治基于将既存生命形式理想化，它被用作纠正性地干预那些与这种理想不符合的生命形式；而反自然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生命政治则基于生命理想之道成肉身的绝对命令，为尚不存在的东西赋予生命，原则上没有什么自然、既存的东西值得保护。即使是无产阶级及其革命领袖，也被大量屠杀，并不能因为自己的阶级先进性而幸免于难。这样，布尔什维克主义中不存在稳定现存生命形式的话语，它尤其与占苏联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为敌，因为“农民的生命形式与社会主义的理想距离最远，因而成为暴力清除的对象。人口绝大多数所实践的生命形式是实现革命理想的一个障碍、因此是对于革命所承诺的新生命的威胁。”[53]
这样，苏维埃政权的极度暴力就不是偶发的、局部的，而是全盘的、长期的。它也因此不同于埃斯波西多所说的免疫模式。“尽管免疫的生命政治的悖论是为了保卫社会现实必须利用危及社会现实中的某种东西，但苏联生命政治的悖论则存在于这样的事实：其彻底的实现将导致活生生的现实的彻底灭绝，而这个现实就是苏联生命政治实施的场所。如果大跃进要想完全胜利，苏联将彻底毁灭。集体化的暴力，提供了生命政治转化为死亡政治的最惊人的例子。”苏联农村地区的悲剧命运表明了革命的超越与生命政治的内在性结合导致的社会屠杀式结果（sociocidal impact）。社会屠杀不是苏联斯大林政策的偶然方面，不可以用斯大林的个人人格来解释，而是将社会主义建设为一种积极现实的生命政治工程的本质。“只要作为生命管治对象的生命领域不被视作自然的、自治的、带有自己的合理性的，而是事先就被贬低为颓败的、过时的、垂死的过去之剩余，那么新（生命，社会、现实等）的创造就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否定——促成垂死的死去，它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为新生命廓清空间。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一个流血工程，而且是一个嗜血的工程（a bloodthirsty project）。”[54]
[1]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ix.
[2]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x. 重点标记原有。
[3] 1928年斯大林发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该词的英译是Great Breakthrough into Socialist Construction，中国读者或许会由此联想到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类似口号。
[4]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4.
[5]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4.
[6] 陶东风: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中使用“自然、自然主义”这个术语时，其意思就是自由主义。福柯认为“自然主义”这个术语比“自由主义”更加准确。
[7]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6.
[8] 【参见老鬼《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对“社会主义新人”完全可以这样加以分析：为了将“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社会主义新人”的意识形态理想转变为现实，让青年们到“广阔天地”接受改造——从思想到身体，主要是身体，最后生产出来的却是死亡。欧阳海之歌，金训华的“英雄事迹”。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关于崇高》对此的反思：“我们的社会里有两种人……..就是这个意思吧。”152.这个“脚本”其实就是依据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编出来的，实施它的结果就是制造出了死亡。这是因为，这套意识形态本来就是反人类反生命的。王小波的批判《沉默的大多数.关于崇高》：人有权拒绝虚伪的崇高，“在七十年代。。。。。按照那种高调去生活，不是饿死就是累死。”153
[9]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38.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42.
[11]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7页.
[12]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13]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14]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15]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16]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17]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18]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9页。
[19]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4页。
[20]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4-195页。
[21]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5页。
[22]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75-76. Edited by Mauro Bertani and Alessandro Fontana,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Picador, New York, 1997, p.261。此段文字见中文版第198-199页，但与英文版出入较大（疑有删节）。凡直接引用英文版的地方，都存在类似情况，不再一一注明。
[23]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9页。
[24] 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75-76. Edited by Mauro Bertani and Alessandro Fontana,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Picador, New York, 1997, p.262.
[25]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75-76. Edited by Mauro Bertani and Alessandro Fontana,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Picador, New York, 1997, p.262.
[26] 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75-76. Edited by Mauro Bertani and Alessandro Fontana,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Picador, New York, 1997, p.262-263.估计是因为政治上“敏感”，这段话在大陆的中译本中被删除。
[27] 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75-76. Edited by Mauro Bertani and Alessandro Fontana,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Picador, New York, 1997, p.262.
[28] 参见D.Hoffmann, Stalinist Values: The Cultural Norms of Soviet Modernity, Ithca, NY, Cornel University Press,2003.
[29]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63.
[30]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63.
[31]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64. 重点标志引加。
[32]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65.
[33] 生命政治与人类的历史一样长，这正是阿甘本的主张，但普罗卓罗夫显然并不同意这种主张。
[34]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65.
[35] 参见Foucault, M,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 Basingstoke:Palgrave,2008，p.22.
[36]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66.
[37] 参见Collier, S, Post-Soviet Social: Neoliberalism, Social Modernity, Biopolitics, Princeton ,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17.
[38]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67.
[39]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2页。
[40]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2页。
[41]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75.
[42]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77.
[43]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78.
[44]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85.
[45]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85.
[46] 拉马克主义：一种生物学理论。19世纪初期，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生物不断进化的思想，大胆提出了生物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化的学说。可以说，是他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生物进化理论。
[47] 这种消极优生学迫使从遗传学角度看不适合生育的人绝育，可参见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纳粹医生》，王毅等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格茨·海达·阿利：《累赘——第三帝国的国民净化》，励洁丹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
[48] 比如Sergei Tretiakov的戏剧《我要一个孩子》（I want a Child）写到：女主人公选择丈夫的标准是：身体健康加无产阶级。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同样可以见到这类政治标准与生物标准的统一：资产阶级总是弱不禁风，无产阶级或工农兵则必然虎背熊腰（男）、英姿飒爽（女）。
[49]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92。这个激进建构主义的人学观比女性主义者西蒙娜.波伏娃的名言“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女人是变成女人的”更加激进。
[50]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92。
[51] 参见Mitchell Dean, Governmentality: Power and Rule in Modern Society, London: Sage,1999. Barry Hindess，“The Liberal Government of Unfreedom”( 2001), Alternative, 26: 2,93-112.
[52]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99。
[53]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103。
[54] [54] Sergei Prozorov,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6, p.112-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