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　从启蒙文学到文体革命

在某种非常概括的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可以通过精英化和去精英化这两个关键词加以梳理。　　精英化的过程发生在“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约当80年代)。其核心是通过反思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民粹主义思潮，否定以“样板戏”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文学”，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论”文学论，确立精英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的统治地位。

这个精英化过程不是孤立发生的，它是当时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思想解放”就是一个精英化运动，是对“文革”民粹主义的否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取代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这个新时期的标志性口号。与思想解放运动的这种关系表明文学的精英化并不是什么文学自身规律的反映，而是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政治行为，是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个精英化过程大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80年代初期到中期)是启蒙文学阶段，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是其主导类型。这个时期的文学笼罩在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启蒙精神之中，继承“五四”、学习鲁迅、以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与文化为使命。强烈的精英意识、启蒙情结和社会责任感构成了这种文学的精神内核。精英化的第二阶段(80年代中后期)是所谓“纯文学”时期，“先锋/实验文学”是它的主导形式。如果说精英化的第一阶段重在思想启蒙，它主要体现在文学的意识形态内容和文艺观念上(批判“文革”的意识形态，弘扬新时期的新意识形态，倡导创作自由等，弘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等)，基本没有涉及语言和形式变革(但“朦胧诗”以及一些关于现代派文学的研究是例外)，那么第二阶段则重在文体革命。大约从1985年开始，作家评论家对于“怎么写”的关注逐渐超过了对于“写什么”的关注，表明精英化进入了形式层面。随着马原、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一批先锋小说家的出现，“小说就是叙事”、“能指的狂欢”等批评语开始流行。　　

从先锋文学的标准看，80年代初中期的启蒙文学仍然是不“纯”的、不够精英的。他们认为作为新时期文学开始标志的“伤痕文学”没有多少真正的文学创新意义，是“工农兵文学那一套的继续和发展”，一种“旧文学”(李佗语)。在某种意义上，第二阶段的精英化是对第一阶段的精英文学即启蒙文学的反拨，它的矛头所指既不是“文革”时期的“革命文学”，也不是大众消费文化，而是另一种精英文学——启蒙文学。如果说启蒙作家的标准像是精神大师，那么，先锋小说家的标准像就是语言巫师，他们的精英化策略不是进行思想启蒙，而是制造语言迷宫，鼓吹形式崇拜。　“启蒙文学”和“纯文学”虽然有上述的差别，但是它们都属于精英文学，它们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即捍卫文学艺术的所谓“自主性”，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启蒙文学的自主性侧重在精神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而纯文学的自主性侧重语言形式的自主性，强调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

90年代　中国文学进入去精英化时期

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流行，新传播媒介日益普及，这一切使得精英文化陷入极大危机，中国文学进入了去精英化时期。　　去精英化的矛头同时指向了“启蒙文学”与“纯文学”，直接威胁到了文学的自主性。去精英化否定和消解的就是关于启蒙、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神话以及由这种神话赋予文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崇高性、神秘性和稀有性，一句话，它要为文学祛魅。去精英化以后的文学没有了“启蒙文学”那种严肃的政治主题和沉重的使命感，也没有了先锋文学对形式迷宫的迷恋。去精英化后的文学领域几乎没有“作家”，而只有“写手”，甚至没有了“文学”，只有“文字”。　　去精英化的始作俑者，是被称为“痞子文人”的王朔。王朔是第一个用夸张的、极富挑战性的语言对精英文学和精英知识分子进行祛魅的人，他把文学和作家乃至整个文化从崇高的精神殿堂拉到庸常的物质地面乃至地下，挑战了精英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的地位。　　当然，王朔刚刚出道的80年代后期毕竟只有一个王朔，那个时代的整个文坛还没有完全去精英化，也还没有网络与网络文学。如果说王朔的“俗”文学观念只是在思想观念层面对精英文学的神圣性进行了有意冒犯，那么，去精英化文学实践的大面积实施则得力于由于大众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导致的文学和文化的参与手段的非垄断化和大众化，文学和文化活动的“准入证”的通胀和贬值，网络在这里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作家“倒下”，“写手”站起来

文学和文化活动的精英化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文学和文化生产的各种资源、特别是媒介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从事文学活动的首要资源当然是人的识字能力，但现代普及性的教育制度逐渐打破了精英阶层对于识字能力的垄断，这使得识字能力不再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但是，即使是在教育普及程度已经极大提高的现代社会，真正能够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作品、从事社会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化生产的仍然是少数精英，原因是媒介资源仍然稀缺并被少数精英垄断。这种垄断直至上个世纪末才被打破。大众传播、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精英对于媒介的垄断被打破，网络成为城市普通大众、特别是喜欢上网的青年一代可以充分利用的便捷手段。于是，写作与发表不再是一个垄断性活动，而是普通人也可以参与的大众化活动。网络是最自由、最容易获得的媒介，发表的门槛几乎不存在。大量“网络写手”和“网络游民”不是职业作家，但是往往比职业作家更加活跃。这是人人可以参加的文学狂欢节，是彻底的去精英化的文学。

网络造成的最戏剧性的去精英化效果，就是“作家”、“文人”这个身份、符号和职业大面积通胀和贬值，这是对于由浪漫主义所创造、并在中国的80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关于作家、艺术家神话的一个极大冲击。由于媒介手段的普及，今天的文学大门几乎向所有人开放，作家不再是什么神秘的、具有特殊才能的精英群体。于是文学被“祛魅”了，作家被“祛魅”了。笼罩在“作家”这个名称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了，作家也非职业化了。在少数作家“倒下”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写手”站了起来。　　

新世纪文学景观　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

去精英化的另一个表征是文学性的扩散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我们在新世纪所见证的文学景观是：在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边缘化的同时,“文学性”在疯狂扩散。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出现了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趋势，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审美和非审美的界限不断模糊。与农业、重工业相比，服务产业、文化产业有更突出的精神-文化含量，它的兴起使得非物质性的消费(如视觉消费、符号消费、生活方式消费)变得更加重要。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非实用性的审美、娱乐、休闲的需求在需求结构中的比例大幅上升。除了物质商品的消费外，还出现了对符号、形象与美的消费。于是，出现了纯艺术和“纯文学”的所谓“萎缩”与审美和艺术泛化、“文学性”的扩散齐头并进的现象。最富于神圣色彩的文学经典被广泛地戏说，广告中有优美的中外古典诗词或仿诗词，餐厅和酒吧摆满了各种艺术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北京街头。这些对于经典的挪用、戏说、改写、整形、形成，是文学去精英化、去神圣化的最触目惊心的表现。

文学性的扩散构成了对于“文学”、“艺术”的自主性的反动，也是文学去精英化的重要表现之一。自主自律的“文学”通过一系列的包含-排除而确立自身，而对于文学的这种纯化处理实际上也就是把文学精英化、神秘化和稀有化，文学”，特别是“纯文学”，本来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排除和划界行为维持自己的自主性、稀有性、神秘性和神圣性，文学性的扩散恰好打破了上述的这一系列区隔。

文学经典是文学的权威性和神圣性的最集中体现，是精英文学的大本营。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却出现了“大话文化”思潮，文化工业部门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迎合大众消费欲望，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以富有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与艺术“灵韵”，撤除经典的神圣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与装饰。在大话文艺中，经典不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膜拜对象，相反成为一种可以被偷袭、盗取的文化资源，其神圣性和权威性已经荡然无存了。这是与精英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对于经典的态度。

大话文艺与大话文化的流行可以看做是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典型的反精英文化心态的表现：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五四时期的反经典是精英知识分子发动的，是精英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斗争，而大众文化的反经典则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造反。

大众参与文学的可能和无力

去精英化的文学的最突出的进步是文化和文学的民主化，打破了精英知识分子垄断文学和文化活动的局面，使得更多的大众能够参与到文学和文化活动中来。但是，去精英化虽然给大众参与文学和文化提供了可能性，却不能保证这种参与的质量。

一个特别明显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的事实是：文学的去精英化是与全社会公共事务冷漠的弥漫、消费主义的高涨、娱乐工业的畸形发达、精神价值的真空状态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式的畸形消费主义的特点是：政治上的冷漠和经济(物质)上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上的享乐主义同时并存。一方面是消费领域和娱乐领域的开放以及媒体为进入、参与这个领域提供的便捷，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在重大的公共事务领域的参与仍然存在相当大的限制。这样，大众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参与欲望发泄在(也只能发泄在)娱乐与消费领域。这种分裂(政治领域和消费、娱乐领域的分裂)和双重意识(即对于哪些领域有自由，哪些领域没有自由的意识)的结果，就是沉溺于所谓“消费自由”的人们在生活方式和心理上的表现出强烈的犬儒化、无聊化倾向，大众传媒上到处弥漫的是一种无聊，这与80年代沉重的精英文学无疑形成巨大的对比。当然，我们不能认为去精英化的文学与文化就一定是醉生梦死的大众文学、大众文化，更不认为大众天性中就没有参与公共事物的能力和兴趣。人们的无聊感是特定的社会环境在人们心理造成的直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