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包括对汉学具有重要影响的传教士的著述，对于中国文学，主要是现当代文学(包括创作和研究)的影响是显然存在的，甚至是重大的。这种影响和西方现代性进入中国不可分离。西方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参与了中国作家的现代性想象的建构，参与了中国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建构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这是不可否定的。这方面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恩博(又名“斯密斯”)的那本书《支那人的气质》(又译为《中国人的气质》)对鲁迅等启蒙作家的国民性批判话语的影响。而建立在现代学术体制上的“汉学”，则参与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像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收入的其他很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著述，都对中国当代人文学术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这种影响的评价基本上是以正面为主的。

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3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读书》杂志在1993年第9期发表了一组介绍后殖民主义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张宽的文章，因为他拿西方后殖民理论来反思汉学、反思中国的启蒙主义，把“汉学”与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学”以及西方的所谓“殖民话语”进行知识谱系上的勾连，批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对之缺乏必要的警惕，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一并接受了殖民话语。另外，也是1993年，陈平原等主编的《文学史》丛刊第一辑发表了刘禾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这篇文章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质疑来源自斯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这本书支配性地塑造了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刘禾的基本观点是：“国民性”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话语建构，这个话语建构受到了西方传教士决定性影响，鲁迅这些中国的启蒙作家和思想家不过是“翻译”了西方传教士的“国民性”理论而已。这两篇文章的影响是很大的，后来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对鲁迅、对汉学、对西方传教士著作的批评。比如说冯骥才发表在《收获》2000年第2期的《鲁迅的功与“过”》，冯骥才的观点跟刘禾几乎一模一样，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来自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他的民族自省得益于西方人的“旁观”。鲁迅的小说不自觉地把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严严实实地遮住了，以至于我们看不到那些传教士们“高傲的面孔”。还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西方的汉学就是属于“东方学”的范畴，是殖民扩张的一个产物，又反过来服务于殖民扩张。这种观点直接导致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传统也就是启蒙传统的激烈否定。

下面我准备就这种思潮提一些问题，也提出一个我自己的初步思考。第一个我想问的问题是，到底西方的汉学，包括西方传教士的一些书，对于中国作家、中国的文学有多大程度的影响?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作家的自我认知和民族身份认同?即使我们承认存在汉学家和传教士的影响，难道这种影响是单向的、直接的、简单的、机械的?难道鲁迅等现代启蒙作家全部被西方传教士或者汉学家的殖民主义洗脑了?如果没有看过汉学家的著作，他们就不会批判和反思传统文化?反思批判传统文化的动力和根源到底来自何处?中国的作家是被解放后的官方意识形态洗脑了，还是被西方汉学家洗脑了?在刘禾等人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一种单向决定论，一种单向的输入—灌输—植入—洗脑理论，好像鲁迅等中国作家在接受传教士或汉学家影响的时候似乎完全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和鉴别力。比如刘禾说：“他(鲁迅)根据斯密斯著作的日译本，将传教士的中国国民性理论‘翻译’成自己的文学创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设计师。”原来鲁迅不过是一个没有任何创造性的“翻译者”而已!这是我想说的一个问题。

第二，除了传教士、汉学家的书，还有哪些其他的因素(比如国内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影响了鲁迅等作家的创作?如果有这些因素，到底哪个因素是最根本的?毋庸讳言，塑造国民性批判话语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刘禾等人的传教士决定论首先犯了认识论上的“白板说”的谬误，而且和常识不符，与事实不符。稍具备常识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接二连三的改革失败以及越来越深的民族危机，是当时包括鲁迅在内的知识分子思考中国文化与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语境与制约因素。正因为这样，即使没有传教士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样会思考国民性问题，会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其次，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思考其实早在斯密斯的书出版以前就开始了，比如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许多批评中国人弱点的文章，如果说只有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才发现了“国民性”而且还中入了殖民主义的阴谋，这不仅不恰当地夸大了传教士话语的神奇力量，还贬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智商。

第三，估计海外汉学家、传教士的著作对于中国作家、中国文学或其他学科的影响和作用，不能孤立地看问题。既然后殖民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热衷权力关系分析，那就应该好好分析中国20世纪的权力关系。在20世纪中国的各种人文社科知识中，到底哪种知识是支配性的?是海外“汉学”还是官方意识形态?就拿被张宽指责为与美帝国主义关系暧昧的夏志清为例。张宽称夏志清供职于美国军方，这个机构和美国军方有多少紧密的联系等等。但是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到底是解放了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思想，还是束缚了他们的思想?解放后占支配地位的文学史叙事到底是夏志清的文学史观念，还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都没有在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家那里得到分析，不知道是由于无知还是胆怯?

第四，民族立场高于一切么?今天对于国民性话语的批评在价值和目标上是民族主义取向的，甚至可以说，是以国族标准取代了是非标准和价值标准。这和国民性批判的普遍主义的价值取向(民主、自由)截然不同，思考者从普遍的价值主体变成了褊狭的利益主体，是非善恶的判断被民族身份的分辨取代。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家总是反复论证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描述导致了中国作家的“自我褊矮化”“自我贬低”，而不问启蒙思想家的自我反思(即使借助了西方汉学或传教士的著述)是否可能对自己认识得更加清楚?是否合乎人类的普世价值。当然，他们或许根本就否定这种普世价值的存在，或者把所有普世价值统统斥之为“西方中心主义”!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不准备在这里回答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近年来一个最大的谎言也是流传最广的谎言，就是认为中国文学的最大危机是与传统文化的断裂。从后殖民观点和立场反思批判西方汉学的人，往往在维护传统文化的同时批判“五四”的启蒙主义，认为当下中国文学、学术乃至中国文化、道德的危机，根源在于激进的反传统。这种观点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遥相呼应，在今天很流行、很时髦，畅通无阻，试问这是为什么?中国文学的危机到底是与传统文化的断裂还是与五四传统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