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政治家、作家、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对肇始于马基雅维里的现代西方“政治”概念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了“存在的政治”、“生活的政治”、“反政治的政治”等一系列新的概念和命题，以恢复政治概念的尊严和荣光。他认为，马基雅维里首次把政治的本质看作权力的技术，把政治理论表述为有关权力的技术理论。哈维尔从对整个现代性、特别是现代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思出发进行其“政治”概念的修复。而让政治回归道德和人性，无疑是这一修复工程的核心。

在《政治与良心》一文中，哈维尔反思了那种建立在抽象理性和非个人的客观性假设（比如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上的现代科学理性主义，并把败坏了的现代政治权力的起源追溯到这里。哈维尔认为，这种理性主义从人类个体、包括个人经验与个人责任感中分离出来，背弃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本来的世界”，背弃了与这个世界相联系的具体的责任感，使得政治变得非道德化。他指出：“正像现代科学爱将作为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个体——实际的人类个体抛置于脑后一样，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更是如此。” [1]

在现代政治理论中，政治被理解为权力的游戏，而权力则变成“匿名的和非个人化的过程”，“一种操纵技术的过程”，它们都丧失了道德和价值的维度。哈维尔认为，这个政治的空心化、技术化过程“是所有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它产生于现代文明的精神结构，并盘根错节地扎根于这个精神结构，包括其技术本质、大众品格和消费趋向。”[2] 非道德的政治和权力不仅导致了自然生态的灾难，而且也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冷漠，导致了公共领域的严重扭曲。这些在大众消费时代早已暴露无遗。

与政治、权力等概念的败坏相伴随的必然是政治家形象的败坏，是政治家及其活动的非道德化、官僚化、专家化。哈维尔认为现代的统治者和领袖意见不再具有个人面貌、个人品质，没有责任感。他们成了专业化的权力操纵者，被安置于各种功能性的非个人化交叉点上，作为国家机器的一枚螺丝扮演着被指派的角色。这样的政治家没有激情，没有理想，像一台机器，一个冷血动物，在一个异化的世界从事异化的工作：“一个现代政治家没有任何东西可保留，在他明智的面具和审慎的词令背后，那种植根于‘本来的世界’之内一个人的爱、激情、兴趣、个人看法、恨、勇气和愤怒等，一点痕迹都没有，他也将所有的这些东西锁进他的私人浴室。如果我们还在这张面具后面瞥见了什么，那只能是一个胜任或不胜任的权力技术员。制度、意识形态和党政机构剥夺了人们的良心、常识和自然的谈话及实际的人性内容，这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一样的。”[3] 这就导致了一种流播很广的观念，似乎政治必然是肮脏的，政治家都是冷漠的、没有感情的，他们迷恋权力、热衷于统治别人，谎话连篇。它只能证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概念已经败坏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地步。

那么，哈维尔呼唤的、力图予以恢复的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呢？是以真理、存在、良心、人性以及个体价值为核心和基点的政治。这个意义上的政治着眼于道德和人性秩序的重建，让信任感、坦诚、责任感、团结和友爱等回到人的存在，这是“一种新存在的体验，一种在世上重新再生的根基，一种崭新的、高度的责任感，一种新发现的人与人、个人与集体的内部关系”。 [4] 它是任何政治秩序无法替代的，同时也是政治秩序的基础。哈维尔在不同的文章中分别用“本真的政治”、“存在的政治”、“反政治的政治” [5] 等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术语来称呼它。其中反政治的政治这个概念最值得细察。

“反政治”表明了哈维尔的政治的三重含义。首先，这种政治的主体不是专业政治家，而是一般大众，是“来自下面”、来自“存在”、来自“日常生活”的政治；其次，这种政治的基本途径和最终目的是改善人的存在，完善人性和道德，而不是改变体制（虽然也包含体制的变化）。哈维尔强调：“政治是人的政治，而不是机构的政治。政治来自人的内心，而不是来自一个命题” [6] ；第三，这种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对人类进行控制的技术或互相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求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道路，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我赞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 [7]

由此决定了大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良好的公民道德素质是这种政治的必要条件。哈维尔提倡的公民政治极大地区别于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前者表现为一种积极的权利观（参与政治的权利和能力），后者则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权利观（免于政治干预的权利）。哈维尔非常怀疑西方的民主制度（代议制民主）能够解决处于他说的“后全权”时期的捷克问题。实际上，哈维尔从根本上不相信不同政治模式和政治制度的变换能够最终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我以为政治重新重视实实在在的人，这远比回到西方（或资产阶级）民主的常规有更深远的意义。” [8] 哈维尔强调：政治的真正含义就是要“人回到自身并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重新理解人的权利，坚持不懈地抵制宣称其超越善恶之外的非个人化权力的每种形态，不管它们如何伪装狡诈，甚至顶着反极权主义制度的名义。” [9] 这种“反政治的政治”是“存在的革命”而不只是政治制度的变更，是“隐蔽的、间接的、长期的和难以测量的；经常仅存于看不见的社会良心、社会意识和下意识的领域，因而几乎不可能去估算其价值将在何种程度上，对推动社会发展有何贡献。”[10] 但是这恰好就是最基本的、最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经验，“一个孤独的似乎无权无势的人敢于发出真理的声音，在这种行为背后，由他全部的人格和生活支撑着，他准备付出昂贵的代价，他有着令人震惊的更大的力量，尽管表面上被剥夺了公民权，但却有着数以千计的无名的支持者。” [11]

在《无权者的权力》这篇著名文章中，哈维尔更全面、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反政治的政治”观。必须强调，受海德格尔存在政治的影响，哈维尔对政治的思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他的政治思考不限于体制层面，他认为，生活——人的存在——比制度与结构更加重要，“真正持续、深刻的朝向好的方向的变化，不可能来自一个特定的传统政治概念的胜利（即使这样的胜利是可能的）——这种传统概念最终只能是外在的，亦即结构和制度上的概念。这样的变化在今天比在以前更只能来自人的存在，来自人在世界中位置、人和自己之间、人和人之间、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性重建。……一个更好的制度，不会自动地保证一种更好的生活，事实正好相反，只有创造更好的生活，才能发展出更好的制度。” [12] 这点尤其适合于后斯大林时期的捷克。在当时的捷克，照搬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变革模式（组织反对党，发表独立的政治宣言等）是行不通的，捷克的民主政治只能源自存在的革命，道德的革命。他告诫人们不要用“常规的”政治思维（它们更加适合于常规的制度，如传统的专制社会或民主社会）来思考当时捷克的政治问题。其次，哈维尔的政治理论具有现代性反思的全球眼光，其反思对象不限于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相反，他对东欧国家的分析是其总体现代性反思的组成部分。他指出：这些国家的状况只是现代人类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普遍境遇的一个特殊层面，只不过由于它的极端性，它把问题的起源暴露得更清晰了。这些国家中出现的反人性的自动化（automatism）不过是全球性技术文明自动化（global automatism of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的一个极端特例，它所反映的人类的失败，不过是“现代人类普遍的失败的一种变体而已。” [13] 哈维尔强调要根据全球人类存在状况来思考政治、思考我们的未来，而不是像传统政治那样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他认为：当代技术社会的整体危机，是“面对全球性的技术强权时人类的无能”（这个思想来自海德格尔）。技术这个现代科学和现代形而上学思维的果实摆脱了人类的控制，不再为人类服务；它奴役甚至毁灭人类。面对这种局面，局限在技术和制度层面来反抗技术专制的尝试（包括生态运动）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存在的革命”，这一革命不能仅仅依靠“外在的变革动议”，它必须立足于“最广义的人类存在”，只有在此基础上，它才能成为普遍伦理的、最终也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重建。

哈维尔的政治理论对于我们重新理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政治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如果政治是存在的政治，并以完善人性和道德为目的，那么，它与文学、文学批评就是内在相通的。甚至可以说，文明社会的所有文化活动必然具有这样的政治性。文学是对人的存在状况的勘探，完善人性是文学的基本使命，这决定了文学必然具有广义的道德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曾经提出一个让许多中国文学理论界人士感到愕然的观点：所有的文学批评（在此伊格尔顿使用的是广义的“文学批评”概念，包括文学理论）都是政治批评。其实伊格尔顿着眼的正是文学与存在、与道德的这种关系（虽然他和哈维尔在其他政治和文学观点上差别很大）。伊格尔顿说：“我用政治一词所指的仅仅是我们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的方式，及其所包括的权力。” [14] 这样的政治在他看来本来就存在于文学理论中，不用把它“拉进文学理论。”所谓“所有文学批评是政治批评”的意思不过是：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情感和经验有关的理论，它必然与人的存在和道德相关，文学批评总是要利用文学来促成某些道德价值，总是要反映某些社会思想意识。文学和文学理论必然涉及个性、价值等问题，涉及对于什么是“好人”的理解，而这些问题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政治论争并不是道德关注的代替物，它就是从充分内在含义上被理解的道德关注。” [15] 比如最反对文学的功利性的自由人道主义事实上也肯定文学的有用性，“它利用文学来促进某些道德价值标准的实现，这些价值标准事实上与某些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而且它们最终隐含着特定的政治。” [1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和文学理论“最终只能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它内在包括了政治，非政治的批评或纯文学理论“只是一个神话，它更有效地促进文学的某些政治用途。‘政治’与‘非政治’批评之间的差别只是首相与君主之间的差别：后者采用迂回战术来促进某些政治目的的实现，前者则直言不讳。” [17] 在这个问题上，直言不讳总是更好一些。“文学理论不应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它对自己的政治性的掩盖或无知。”更加重要的是：“应该反对的不是文学理论的政治性。真正应该反对的是其政治内容的性质。” [18] 所谓“性质”，就是文学理论是维护现存的权力秩序还是质疑这个秩序，是强化世界的极权化、一体化还是推进世界的多样性、差异性。

[1]   哈维尔《政治与良心》，崔卫平编译《哈维尔文集》，第127页。

[2]  哈维尔《政治与良心》，见崔卫平编译《哈维尔文集》，第127页。

[3]  哈维尔《政治与良心》，见崔卫平编译《哈维尔文集》，第128页。

[4] Vaclav Havel et al: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edited by John Keane,Palach Press,1985, p.93.

[5] 英文为“anti-political politics”，又译为“否定政治的政治”。

[6] 哈维尔《政治与良心》，见崔卫平编译《哈维尔文集》，第138页。

[7] 哈维尔《政治与良心》，见崔卫平编译《哈维尔文集》，第136页。

[8] Vaclav Havel et a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edited by John Keane,Palach Press,1985,p.92.

[9] 崔卫平编译《哈维尔文集》，第136页。

[10] 崔卫平编译《哈维尔文集》，第137页。

[11] 崔卫平编译《哈维尔文集》，第137页。

[12] Vaclav Havel et a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edited by John Keane,Palach Press,1985,p.52。

[13] Vaclav Havel et a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edited by John Keane,Palach Press,1985, p.90

[14]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44页。

[15]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61页。

[16]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61页。

[17]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61页。

[18]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