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一文中，哈维尔提出了过于故事和文学反面的一些非常深刻的观点。
1、没有故事的“发展的极权主义”
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中，哈维尔的基本观点是：后极权社会没有“故事”。故事的最表面的、字面的含义是戏剧性的事件或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没有故事则是一个社会平静和谐的标志，这种平静正好是后极权社会的特点。所以哈维尔而说，人们通常的印象是：布拉格没有故事（什么事也没有）而黎巴嫩则充满了故事（暴力、战争等等）。哈维尔特别指出，这种情况是“发达的、稳固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内在表达，直接从其本质中生长出来”。这里所谓“发达的”、“稳固的极权主义”，实际上就是后极权主义（所以本文中的“极权主义”也可以全部理解为“后极权主义”）。
但是，没有故事却并不是什么“社会和谐”的标志，相反哈维尔认为：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令人奇怪的缺席，实际上“一个危险的和极端的过程的外在结果：所有故事的消灭。”极权主义制度与生活本身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和直接表达。
哈维尔指出：这种没有故事的现象是一个典型的后极权主义的现象。它出现在1968年到1987年（也就是哈维尔写作此文的那一年）这二十年。在1968年之前，在50年代，捷克处在极权主义时期，但是这个时期有故事，有公开的政治迫害，也有英雄受难，但是至少“没有人会说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这个时代没有自己的故事。”这很像我们经历过的反“右”和“文革”时期：充满了灾难，但却有故事。
故事的消失是因为极权主义者采取了另外一种扼杀生命和生活的方式：它使得生活和人的生命通过慢性的、不流血的、静悄悄的方式死去。这个时期，“狂热者的歌声和受拷打者的呼叫不再被听到，无法无天已经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且从拷打搬到了没有个性的官僚们装潢一新的办公室。”哈维尔称之为“发达的极权主义”――实际上就是“后极权主义”：“发达的极权主义赖以建立的操纵手段是如此精致，如此复杂和有力，以致它不再需要谋杀凶手和牺牲品。”故事的死亡是与赤裸裸的屠杀不同的“另一种死亡”，它是“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纯粹的，然而是没有行动，没有故事，没有时间的死亡，集体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这种虚无化如此取消了灭亡，同样如此取消了生命：个人的生命变成一个大机器中功能单调、整齐划一的组成部分，他的死亡仅仅是意味着卸除了他的使命。”
这个意义上的“故事”就获得了意义和价值的内涵：故事的存在是真正的生活存在的标志，是一个社会、一个人拥有梦想的标志。在有活生生的生活的地方、在人们拥有个性和梦想的地方，就有故事，后极权社会（也包括极权社会）之所以没有故事，是因为后极权主义是敌视生活、敌视个性的，也是没有梦想的容身之地的。
2 极权主义本质上是敌视故事的
哈维尔认为，故事像生活一样丰富，故事和生活的同源性在于它们都是多元化的、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有故事存在的社会必然不断有新事物出现，有非预定的事物发生。在这个意义上，“神秘是每个故事的尺度”。
“故事当然有自己的逻辑，但是它是一种不同的真理、态度、思想、传统、爱好、人民、高层权力、社会运动等等之间的对话、冲突和相互作用的逻辑，有着许多自发的、分散的力量，它们预先不能相互限制，每一个故事都设想有多种真理、逻辑、采纳决定的代理人及行为方式。我们才来不能真正知道在这种对抗中将会产生什么，什么因素将加入进来，结果将会怎样；才来也不清楚在一个主人公身上，什么样的潜在素质将会被唤醒，通过他的对手的行动，他将被引导向怎样的行为。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神秘是每一个故事的尺度。通过故事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理的一个特定代理人，故事显示给我们的是人类社会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竞技场，在那里，许多这样的代理人相互接触。”
我以为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加深刻地表达了人的本质、故事的本质以及文学的本质――文学本质上就是故事。没有故事是因为没有“神秘”，而没有神秘是因为（后）极权主义消灭了生活的多样性、开放性、对话性和丰富性，一句话，消灭了自由。由此，哈维尔引入了对于极权主义的“理性主义”（其实质是一元的、独断的真理观）的批判：“当前的极权主义的支柱是存在着一个所有真理和权力的中心，一种制度化了的‘历史理性’，它十分自然地成为所有社会的唯一代理人，公众生活不再是不同的、或多或少是自发的代理人摆开阵势的竞技场，而仅仅变成这个唯一代理人宣告并执行其意志和真理的地方，一个由这种原则统治的地方，不再有神秘的空间，完全的真理掌握意味着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在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的地方，故事将无从生长。”垄断真理、规定人们的思想和信念，等于取消了人的本质、取消了自由，取消了生活，这样，哈维尔的结论是：“极权主义制度本质上（和其原则上）是敌视故事的。”
哈维尔的这个思想与阿伦特是何其相似。阿伦特在《人的条件》等著作中反复强调的是同样的主题：人的本质在于自由，在于其生生不息的开新能力，在于投身到不可预测、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公共领域并通过行动展示人的自由本质。
在价值的意义上说，消灭人的多元本质，消灭生活中的新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就等于消灭了意义，“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这只能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极权主义的虚无化完全是无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它更看不见，然而更为当下的，更危险，换句话说，它比艾滋病或核辐射更内在，更紧迫地触及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每天都以个人经验去了解它而不是从报纸和电视上了解。因此，那些比较起来不那么具有恐怖意味，不那么阴险、不那么内在的威胁就被驱逐到背景中去并遭到忽视，是不足为奇的。”故事的消失和道德－意义世界的虚无化是对人的内在的毒害。
故事的消失同时也是历史和时间的消失。故事和历史的一致性在于真正的历史和真正的故事一样充满了可能性，充满了复杂性、神秘性和内在冲突。当这种可能性被“历史理性”扼杀的时候，历史也就消失了：“历史被伪历史所取代，被依次发生的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动、群众性体育活动所取代，被某种人为的活动所取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着一个开放性结局的戏剧，而是一个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单向度的、明白的、可预见的自我谕示（和自我庆祝）。”故事是和历史同时消失的。“当故事遭到毁灭时，有关历史性的感情也同样消失。……公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冲击力，它的方向，它的张力，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就历史和故事都是我们分享的公共世界而言，故事的消失也就是公共性的消失，“故事的消失意味着人类认识和自我认识一个基本手段的消失。”
历史与故事死去的同时，时间也死去了：“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开始消失：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循环，好像崩溃成可以互相替换的碎片。不知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的事件的进展失去了其故事的特征，因此也就失去了更深的意义，当历史的地平线丧失时，生活变得毫无意义。”
3、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故事本质
哈维尔注意到，后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革命的精神气质在捷克斯洛伐克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不再受幻想、革命或意识形态的狂热所统治。这个国家由千人一面的官僚们所支配，这些人声称坚持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却仅仅想着他们自己，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东西，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变成形式化了的仪式，它给他们提供一种其内部联系的语言。”这种现象哈维尔又称之为“极权主义的虚无化”，并认为，“极权主义虚无化的现象是种子早已埋下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后期果实之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自由的反面，也是故事的反面，也就是说，它有反故事的本质：“它（意识形态）开始对历史从某一个方面去解释，然后将这一方面绝对化，最终将所有历史缩减成这某一个方面。历史的令人激动的多样化由于一种有规律的、容易理解的‘历史法则’、‘社会集团’、‘生产关系’间的互相作用而被废弃，而这如此取悦于那位科学家的眼睛。然而这样渐渐地从历史中放逐了那些给予人类生活、时间和历史自身结构的最主要的事情：故事。”哈维尔深刻指出：一个故事的神秘源于人类历史的神秘，失去故事就意味着历史开始失去它的人类内容。“人类生命的独一无二变成仅仅是历史法则的装饰，真实事件中的张力和激动被排除而视为偶然，因此对学者来说，它们就没有被值得注意的价值。历史变得令人厌倦。”
意识形态的反故事性集中表现在用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扼杀了历史的开放性：“当‘历史法则’被投射至未来时，将要怎样和必须怎样突然变得一目了然。这种必然性的眩目的照射焚毁了未来的本质：它的开放性。规划建立世间天堂是历史的最后结局，为了摆脱社会矛盾、人类的不良品质甚至贫穷，于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破坏。社会僵化成永久和谐的谎言，人被弄成纪念碑，象征着幸福的永久持有者——这些是无声地完成的对历史精神的杀害。”从这里表现出哈维尔对于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怀疑，这点同样与阿伦特相通（参见阿伦特《历史的概念》）。
哈维尔认为：意识形态通过把丰富多样的历史纳入自己编造的单一框架而最终扼杀了历史，也扼杀了故事。意识形态主张：“通过意识形态，历史最终理解了自身，理解了它将要去的地方和怎样进行，这些都是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之下。意识形态展示了必将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也证实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它的使命便在于实现这种必然性。换句话来说，历史终于发现了它的最终意义。然而，问题是，发现了自己意义的历史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意义？甚至是否还是历史？”
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定于一，就是消灭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和人类的开新能力，就是扼杀自由，“意识形态，声称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历史之上，变成了历史最大的敌人。”当然，如果意识形态还没有与绝对的权力结合，那么，意识形态毁灭历史仅仅是“意识形态式的”，但是，在极权主义国家，“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权力却以现实的方式压抑历史。”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的扼杀是必须的，“别无选择的”，因为“如果历史以其不可预见的方式呈现，来显示这种意识形态是错误，这将令权力丧失其合法性。”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来是与极权主义的政治统治狼狈为奸的，“通过否定历史，权力不仅为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辩护，并且为其作为极权主义政权身份辩护。这个身份也有一个坚强的意识形态的庇护所：如果最初不是从一种意识形态中吸取力量——这种意识形态如此自满以致轻视除它以外的任何其他观点，如此自大地宣布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及这种使命所带有的所有特权——这种只存在一种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将很难存在，更遑论发展和壮大。”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难分难解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解体必然意味着极权主义统治的解体。“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旦宣称核心权力置于法律和道德之上，权力的行使便脱离公众的控制，政治上的多元化和公民权利制度上的保证将变成嘲弄，或者干脆取消，那就没有理由尊重其他任何限制。中心权力的扩张并没有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边境停留下来，而是任意推进这条界线直至毫无廉耻地干涉曾经属于个人的领域。例如，一个鸽子爱好者俱乐部是享有自治的一种形式，现在发现他们处于核心权力的监视之下。这个权力通过在我的住房里安装窃听器，将我的呼吸（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从我说的话中识别开来，这个国家对我所说的话不能漠然置之。”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精神上的狂妄自大”的结果，就是消灭了故事，消灭了历史，最终也消灭了生活本身。“对多元化，对故事，对公众领域的侵害，不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全部生活。”生活是整体的，对生活的一方面的侵害必然也是对生活整体的侵害。哈维尔反复强调的正是极权主义的反生活的本质：“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纵之网像一件紧身衣，它捆绑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身呈现和结构的方式。所以生活从此萎缩、衰弱、耗尽，它变得廉价和平板，它变成伪生活。”
哈维尔曾明确认为，“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是一个文学的世界。”这个观点值得充分注意：极权主义一定是反文学的，因为它反生活，生活的原则就是文学的原则，比如自由、个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学天然地就是反极权主义的。故事的精神实质与文学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因此，不消灭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