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卫生部颁发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试图从医学角度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正确地救助老人、减少因“干预”不当而造成二次伤害，但这个似乎是纯技术的问题，却引发了该不该扶助跌倒老人的道德和伦理问题（和卫生部的初衷相违背）。这份“指南”被各大媒体以“跌倒老人扶不扶要看情况”、“跌倒老人不应急于扶起”等方式模糊解读后，引起民众广泛关注，它再一次触动了当今中国人脆弱的道德神经。

先有南京的彭宇案，后有天津的李云鹤案。最近几年连续曝光的几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助人为乐者反被诬告，做好人好事成本和代价太高。尽管从绝对比例上看这类以怨报德事件仍然属于“少数”，但是这个少数之所以能够引发道德震荡，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制度、道德环境和个人良知，都已经脆弱得让那只救助老人的手颤抖不止。

彭宇案和李云鹤案告诉我们，有些助人为乐者的善行在缺乏见证的情况下一旦被栽赃和陷害，法律将难以为其讨回公道。这是一个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在这个法律的“灰色”地带，人的行为驱动常常是他的良知。无论救助者还是被救助者都是如此。救助者冒着被诬陷的危险出手相助，当然是出于“恻隐之心”：袖手旁观或一走了之“于心不忍”、“于心不安”；被救助者尽管有通过诬陷恩人而获得赔偿的机会，但大部分人却选择断然放弃这种机会，也是出于良知（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中那个老人一开始在家人的怂恿下诬陷了好人，但最终还是良心发现说了真话）。

什么是良知？阿伦特说：良知的本质是一个人的这一半不能和那一半打架。她说：每个人身上其实都存在两个“我”，这个“我”就是那个“我”的行为的见证者，反之亦然。因此，即使在没有他人们在场、也没有监测器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行为其实仍然有见证者，这个见证者就是“我”自己，这个“我”会对那个“我”形成监督。当“我”见到一辆汽车撞到老人并逃之夭夭时，一个“我”——向善的“我”——会立即产生救助老人的念头（因为人对自己的同类都有“不忍之心”），而另一个“我”会提醒说：“不要多管闲事惹一身臊”（因为人除了“恻隐之心”还有现实的考虑）。而“我”之所以最终决定出手相助而不是袖手旁观，就是因为向善的“我”不能容忍与一个明哲保身的、不为善的“我”作伴为伍。如果这个老人最终因为“我”的袖手旁观而死去，那么，即使没有任何他人知道“我”当时在现场，“我”仍然一辈子不原谅自己，为什么？不是因为法律，也不是因为社会舆论，而是因为“我”再也无法摆脱“我”自己讨厌的、蔑视的、瞧不起的另一个“我”，我将不得不永远与之作伴。这就是良知和善行的超功利性质，它完全源自一个人的内在动力，而与外在的功利无关。为了金钱、名誉或其他目的做好事，已经不再是助人为乐，因为助人为乐是以助人本身为乐，而不是因助人的获利结果而乐。就此而言，设立助人为乐奖见义勇为奖是违背良知和善行的本质的。

但问题是：这个向善的“我”并不是不倒翁，没有任凭风吹雨打依然永久挺立的钢筋铁骨之身。向善的“我”并不总是能够无条件地战胜现实的“我”。相反，它是需要社会环境培育的，是脆弱的。在一个到处充满了怀疑和防范、栽赃和诬陷的社会环境中，在一个法律不但不能保护助人为乐的好人，反而违背常识屡屡委屈好人的制度环境中，驱使人们做好事的那个向善的“我”，亦即良知，是靠不住的，因为助人为乐的代价太大，因为人毕竟首先要活着。除了个别圣人之外，绝大多数人不能不屈从于现实原则（即便因此付出自己和自己“打架”的代价）。以彭宇案为例。在宣判前两个月的庭审期间，彭宇还坚持：以后“再碰到这种事情（即被冤枉和栽赃）还会出手相助”；但宣判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当初的坚决。此案唯一的证人也悲哀地感叹：以后谁还会做好事？

我以为这就是我们的道德建设在今天面临的困境：我们缺乏的不是良知，而是维护良知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在恶劣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中，良知是靠不住的，是脆弱的。特别是对人的行为具有刚性制约力量的法律，对良知的影响更是决定性的。在救助者遭到被救助者控告的情况下，对救助者必须首先作无罪推定，而不能像彭宇案的一审判决那样，荒唐地“从常理”推断“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更根本的是要重建人际之间的相互信任，而不能怀疑一切助人为乐者都有私人目的。现在人们对好人好事持有普遍的怀疑心理：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谁还会做好事？谁还会学雷锋？一定是别有用心。从大众到法官，已经没有人相信现实中会有雷锋这样的人。诚信丧失到这种程度，可谓触目惊心。如果一个人要在确保有摄像头、有人证物证，确保自己不会被冤枉的情况下才对需要紧急救助者伸出援手，这双手也伸得太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