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刚刚召开的北京市第四届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主题就是“发展：文化与经济的互动。”

说到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很容易联想到时下文化产业业内人士流行的一个很时髦的说法：文化的经济化、经济的文化化：把文化做成商品推销出去，或者在物质商品的外表装饰一些审美化、艺术化的装饰。但是如果文化和经济的互动就是如此而已，那么其结果很可能是产生没有文化的文化产业，亦即可以赚钱但却有悖于人类先进文明的、打着文化旗号文化垃圾。比如时下很多国产大片就是此类文化垃圾：高投入、大场面、高票房，但故事荒谬，价值混乱，嗜血成性，宣扬赤裸裸的暴力、色情、权谋。

文化产业还有一个更动人的名字叫“文化创意产业”。广告大概是最有资格跻身其中的，因为广告最讲创意。但一个能够赚钱的广告创意，也可能是一个趣味粗俗、格调低下甚至违背人类普世价值与道德底线的创意。很多受到批评的炫富广告就很有创意。比如，有一个房地产广告这样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白领尽开颜。”此广告语化用了杜甫的名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但把“寒士”改为“白领”，不但是审美品格的改变，文化品味的改变，也是道德立场的改变：从同情贫贱者变成了迎合富贵者。但就这个广告的创意而言，它巧妙化用了著名的古诗，挪用了古代文化名人和文学经典的知名度，可谓颇富新意。但再富创意的广告，如果违背了人类的普世道德，也是一个失败的广告。此类炫富广告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无形伤害，有网友说：“看了这些广告，我心里只会更自卑，因为我买不起。”

不但很多品味低下、恶俗的广告是有创意的，而且很多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也是有创意的。这方面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就是911恐怖袭击。如果撇开道德维度，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次袭击行为无疑是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了不起的创意，其布置之精密，效率之高，新闻效益之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我们不能不为人类的伟大创意能力被用于这种反人性的目的而感到震惊、悲哀和恐惧。可见，一个极有想像力、经济价值极高的创意，很可能被用于道德上非常坏的目的，甚至用来毁灭人类或破坏人类的文明。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错误观念是，一个好的创意就是一个能够赚钱的创意。现在我们必须改变观念：一个好的创意是一个有益于人类文明的创意，它必然有自己正面的道德维度和价值维度。

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也许从这个角度理解才是正确的：人文价值和道德关怀应该渗透到产业和经济中，以免后者一味追求效益而变得唯利是图、丧尽天良。

这里必然涉及对“文化”的理解。何谓“文化”？众说纷纭。我理解，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何谓“好生活”的问题。文化是对“好生活”理解和认识，一个时代的公共文化则是一个时代的公众对“好生活”的共同认识。由于经济理性属于工具理性，它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效益问题，因此它无法回答何谓好生活的问题。或者说，它对好生活的理解只是停留在物质计量、工具理性的层次，无法进入实质理性、价值理性的层次。从这个层次理解和判断一个社会发展模式，无法对这种模式的好坏作出实质性的价值判断。比如，一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践踏人权、漠视正义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不好的么？它的效率不是很高吗？它的速度不是很快么？为什么保护环境、资源、人权和正义那么重要呢？经济学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享乐主义者就认为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是好的，因为它能够让你迅速致富，尽情地享乐和消费，至于子孙后代则不在考虑之列。比如中国古代的享乐主义者杨朱就认为：我的身体的瞬间快乐才是最重要的，生命的质量表现为肉体感官刺激的强度，因此，此时此刻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我的贪欲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就是好模式。只有当你对这个世界的持久存在和后代的福祉抱有深切的信仰，当你觉得在身体享乐之上还有更高的好生活的标准，你才会警惕和批判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

至于正义、人权等和发展的关系，当然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我们说以牺牲人权和正义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不好的，是因为我们认为人不是动物，不能把金银珠宝装饰的笼子当做自由的天空。人要活得像一个人，要有人的尊严。但这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认为人权、正义和尊严是好生活的基本条件。享乐主义者和发展至上主义者可能说嘲笑说“什么叫活得像一个人？”难道不就是住豪宅、开好车、戴名表、抱美女么？人权、尊严、正义算什么呢？

可见，发展模式之争的实质是文化之争，价值观念之争，不同的好生活理念之争。现在我们讲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讲“又好又快发展”，这表明我们认识到了原先的“发展就是一切”、GDP挂帅的发展模式是有问题的。什么地方有问题？我认为是这种发展模式背后的好生活理念有问题。因此，应该发起一场关于何为好生活的公众讨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进而解决我们应该选择何种发展模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