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最集中地体现为我们对“好生活”的理解。好生活就是有价值的生活。裴多菲诗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诗体现的就是诗人对“好生活”的理解：爱情高于生命，自由高于爱情。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鲍尔柯察金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在鲍尔看来，活着本身没有意义，关键是怎么活。碌碌无为的生命、虚度年华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那么，什么样的生命才不是碌碌无为的？那就是献身全人类的解放事业。革命文学中这些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曾经激励过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但是在今天听起来却有恍如隔世之感。在今天，大众价值观的塑造者已不再是革命文化或精英文化，而是大众文化，那么，大众文化灌输的“好生活”理想是什么样的呢？

江苏卫视的征婚节目《非诚勿扰》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大众文化节目。《非诚勿扰》第3期（2010年1月17日）据说有这样的情节：当一位爱好骑自行车的男嘉宾问女嘉宾马诺：“你喜欢和我一起骑自行车逛街吗?”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更喜欢在宝马里哭。”此后，“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就成为一句口头禅，在全国广为流传，马诺也被称为“拜金女”一炮走红。

这句话之所以成为流行语，首先是因为它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择偶标准，但我觉得这句话所代表的价值观其实已经超越婚恋范围，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整体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的一种表达。

一个在宝马车里哭的人，一定不是因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地方住，也不会因为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作为高档名车，宝马是有钱人的标志、奢侈品的象征。她哭的原因一定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是有关她的做人尊严的，比如用着男人的宝马车，只好对其寻花问柳、花天酒地听之任之，甚至做二奶这样的屈辱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同样，在自行车上笑的人一定是因为精神的原因而不是因为物质的原因而笑（除非他是为了健身而骑车，但是在目前流行的这句话里显然不是这个意思）。自行车想当年还是“三大件”之一，是有钱人的身份标志。但在这句话中，它和宝马车对比，被作为贫穷的象征。如果这样的分析成立，那么，这句话所涉及的问题就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物质和精神关系？对于“好生活”“幸福生活”而言，精神维度和物质维度哪个更加重要？如果一个男人很有钱，可以让你在物质上坐享其成、过现成的奢侈生活，但他也不爱你，至少是不尊重你；另一个男人很爱你，你也很爱他，但他却没有钱，没有宝马车，只有自行车。你选择哪个？哪个更符合“好生活”的标准？这句话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在人格尊严、精神价值与奢侈生活、物质享受不能兼得的情况下，这个女孩宁可选择没有尊严的奢侈生活。

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好生活观念，其所折射的拜金主义价值观在大众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广泛存在，其中最典型的是炫富广告。有一个叫“白居易”的房地产广告这样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白领尽开颜。”“白居易”的意思就是白领居住容易。此广告语化用了杜甫的名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但把“寒士”改为“白领”，不但是审美品格的改变、文化品味的改变，也是道德立场、价值观的改变：从同情贫贱、弱小者，变成了赞美、崇拜富贵者，赤裸裸地鼓吹我们就是为富人服务的。这和人类的普世价值是背道而驰的。

其实，最最让我吃惊的还不是有这么多的人拜金，而是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居然可以明目张胆地说出来，可以在公共话语的领域畅通无阻，无往而不胜。说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才是最最可怕的，是价值观混乱的最惊心动魄的表征。历史上有很多时候都流行拜金主义，都存在嫌贫爱富现象，但是明目张胆地在公共话语空间嫌贫爱富，明目张胆地宣扬拜金主义，明目张胆地鼓吹我们就是为有钱人服务而不管穷人死活，明目张胆地蔑视底层草根阶层，这样的时代是极少见的，可惜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不仅人们内心的价值观已经彻底颠倒，而且同情弱者的公共话语伦理的底线也不再存在。当公共话语领域也被拜金主义占领的时候，我们的公共空间就不是一个穷人可以说理的空间，一个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提供申诉机会的空间，而是一个强者对弱者进行话语施暴的空间，是强者羞辱弱者的空间。强者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对弱者施暴，而且在话语空间对弱者施暴。弱者不但在现实空间中蒙羞，而且在话语空间蒙羞。这是历史上很少见的。

这种现象我称之为歪理的胜利。这几年流行的很多官员雷人语录就是歪理的胜利。郑州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被开发成豪华别墅和楼中楼，面对记者的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这样质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2009年11月初，媒体在采访郑州市养犬管理费去向时，郑州财政局城建处处长王冠旗反问记者：“你是不是党员？”问得记者一楞一楞的说不出话来。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女孩经过北京的一个天桥的时候被两个男人抢了金项链。过了几天，她又一次经过这个天桥时，又遇见了这两个男人。只见这两个男人气势汹汹地冲到她的面前，其中一个伸手就是两个耳光，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缺德？你以为我们抢你一次容易吗？我们要克服多大的心理障碍？要冒多大的风险？下多大的决心？你知道吗？你不戴项链也就罢了，还戴个假的。下次注意点啊！”

好人被坏人欺负以后还不敢讲理，还显得很无理；坏人做了坏事以后不但不怕，而且理直气壮；坏事不但是可以做的，而且是可以公开颂扬的。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这就是歪理的胜利。

歪理为什么会胜利？违背道德底线的言论为什么堂而皇之地在公共空间畅通无阻？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歪理虽然不符合纸上的原则，但是却符合事实。比如官员的雷语，都有这样的特点：一是雷语明显违反了见诸官方文件、社论、主流媒体的公共政策和意识形态要求，因此是禁忌，是根本不能公开化的。一旦公开化，不但荒唐可笑，而且犯了忌。“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就因其把党和人民相对立而触犯了党章的原则。但雷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即雷语虽然明显触犯了主流话语禁忌，却又同样明显地道出了社会实情，它看似荒唐却又惊人地真实。这使得很多雷语都具有明显的反讽效果：有悖常理又完全可信。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一个党的干部怎么可能不知道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知道，那他们为什么还这么说？答案恐怕是：在有些官员的心目中，这句话不过是骗骗百姓的空头口号和官样文章，他们多年为官的心得是：忠于党就不可能同时忠于人民，忠于人民就不可能同时忠于党。这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政治无意识，以至于说出来了都不觉得犯忌。

正是现实中的歪理走遍天下的事实，导致了公共话语领域歪理的畅通无阻，后者不过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马诺的那句话之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原因也在这里。马诺说了这句话后，网上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不少人维马诺辩护。有一个网友这样说：“什么啊，马诺说的只是直一点，把大家不敢说的都说了，总比装的好吧，那样才虚伪。马诺是个过早看清现实的女孩，只是告诉大家什么是现实，或许她坦率的说了一些话，让人乍听很不舒服，可是仔细想下吧，他说的都是事实不是吗？她用的是最真的一面去面对这个社会。她的言语或许有时太直接了，直接的有些伤害人，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她在认识到这个社会后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为什么大家都要针对这样一个女孩，难道你们觉得一个说真话的孩子不该被肯定，而是被侮辱？而那些说的好听，什么精神上长篇大论的，实际却不行动的，你们却大加赞赏。难道这就是社会吗？”

这番话意味深长。在这个评论者看来，马诺固然是一个拜金女孩，但她是一个言语直言自己拜金的拜金女孩，她比那些行动上拜金、口头上批判拜金的人诚实得多。这就像一个做婊子并且直言自己喜欢做婊子的人比做婊子但是又想立牌坊的人强。至于拜金到底对不对这位评论者没有说。但她的隐含逻辑很清楚：即使拜金不好，但现实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存在就是合理。

这使得我想起最近的一个新闻：一个中学生的作文起了一个标题“金钱是我的最爱”。文章全部是为拜金辩护。校长不但没有批评，还给这篇作文评了“一等”，理由是“真实，不虚伪”。孩子讲真话，当然比说假话的人来得真诚。然而，真话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话。拜金主义的盛行固然是我们今天的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现实是值得肯定的。说一个诚实的拜金主义者比一个虚伪的拜金主义者好，因此我们应该同情前者。这是什么逻辑？这是比坏逻辑。我们的社会现在就盛行比坏：大家不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好，有没有比我更好的，而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坏，有没有比我更坏的。网上很多匿名帖子为学生论文抄袭辩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难道只是学生在抄袭吗？教授论文不也有大量抄袭的？为什么只拿学生说事？为人师表的老师还抄袭呢，学生怎么能不抄袭？再说了，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不都在造假吗？食品，医疗器材，哪样不造假？为什么只是苛求学术界？在整个社会缺失诚信的情况下，要求学生或学术界谨守诚信，“出淤泥而不染”显然不现实。论文反反抄袭就是例证。

在这种比坏逻辑的基础上，不仅不会产生悔过、罪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与我一样坏或比我更坏的人不是大量存在而且逍遥法外、春风得意吗？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只惩罚我一个人？我冤不冤啊？本人曾经写过一篇博文，讲赖昌星、赖昌图等罪犯在法庭上总是显得理直气壮，比法官、检察官还神气。我猜想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即使有罪也不是最大的罪。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冤，自己倒霉。

如果大家都这样比坏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坏。良知根本不可能在比坏的过程中生长出来，只能在比坏的过程中坏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