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政治和表演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民主政治中表演和修辞可能起一定的作用，但不会起决定性作用。选民可能会一时受到政治家的表演和风格的影响（据说马英九当选就有这个因素），但是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理性。依靠自己的表演打动国民的非理性情感并对之进行长期操纵的政治家，往往出现于极权国家。提醒这一点或许特别重要。
把政治家比拟于明星，说政治家是演员，或演员的做派越来越有政治家的风范，这些都已不是什么奇谈怪论。在关于当代政治的各种报道中，不乏政治与艺术之间的类比。约翰·斯特理的《明星政治家：政治风格与流行文化》 就是对此的一个探讨。
文章回顾几种相关理论。首先是经济学家熊彼得关于政治和商业的比较。20世纪四、五十年代，熊彼特提出政治能够通过经济学的洞见而获得理解，政治实际上也是一种营销。就像商人买卖石油一样，政治家经营选票，两者都受到市场法则的操控。政治家和选民的关系如同商人和顾客的关系，都要生产顾客满意的产品。此外，政党都有自己的商标或形象大使，这就是结果精心包装的政治明星。政治家推销的是政策，收买的是权力。这些思考都受到了民主经济理论的影响。
把政治看作营销的一个特殊形式，虽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政治传播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纬度，却又存在简单化之嫌。因为政治事务毕竟不简单等于销售石油那样的商品交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民主经济学理论认为一般的商业交易是基于购买者的理性选择，而政治家销售的是表演，购买的是人气，购买者的选择也没有多少经济理性可言。就此而言，政治行为更类似于娱乐行业的交易。政治并不是纯粹工具理性的，毋宁说它是表现性的(expressive)，是一个受非理性情感控制的领域。大卫?马绍尔（David Marshall）就认为，我们需要将激发政治生命的“非理性”情感纳入政治阐释的范围之内（参见本书马绍尔文），就像我们在娱乐圈用非理性情感解释明星和受众的关系那样。马绍尔指出：“在政治中，领导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政党、人民和国家的感情。在娱乐圈，明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表达受众的情绪。” 这两组关系（政客－公众，明星—粉丝）都建立在“情感功能”(affective function)基础上。
马绍尔主张，我们必须将作为名人的政治家的构建理解为填充政治理性的过程的一部分，政治传播的任务就是要把政治家变成名人，以便组织他们想要代表的情感风潮。政治宣传人员就像电影公司和唱片公司里专门负责名人形象塑造的公关人物。马绍尔写道：“从其功能和政治合法化的形式来看，政治领袖的建构方式与从各种文化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其他公众人物有类似之处。”
尽管马绍尔推进了熊彼特的卓见，他仍然对某些问题未做解答。比如，马绍尔相对而言很少言及政治家们本身，很少言及他们展示自己“名人”派头的方式有何不同。像熊彼特一样，马绍尔聚焦的是过程的结构层面，因而对扮演明星角色的个体三缄其口。约翰?斯特理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把政治和文化联系得更加紧密的比拟：把政治家看作“艺术家”或者“演员”或符号创造者。在把政治家理解为“符号创造者”的过程中，焦点从商品和营销转向了艺术和风格。
在这方面，法拉斯卡-桑波尼关于作为演员或符号创造者的政治家的观点值得关注。政治家到底是什么人？熊彼特的答案是：政治家是商人，只不过他交易的是选票；法拉斯卡-桑波尼的回答是：政治家是一个“艺术家”，人民就是其“艺术作品”。
法拉斯卡-桑波尼的这个观点来自一个一般性的假设：政治现实是通过叙述而被生产出来的。这些叙述不但表达现实而且构建现实，不但代表权力而且生产权力。叙述构成政治现实、生产权力的途径之一是赋予“人民”以身份认同。身份的创造取决于符号的使用。 早期的法西斯正是用这种方式在忠实信众中制造出一种情感性反应和身份。法拉斯卡-桑波尼引用墨索里尼本人的话说：“毫无疑问，政治是一门艺术……为了给予人民英明的法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为一个艺术家也是必要的。” 如法拉斯卡-桑波尼所解释的：“墨索里尼把世界想象成一块可以在上面创造艺术品的画布”（1997：13）。法拉斯卡-桑波尼不仅主张把法西斯主义理解为一个塑造民众的艺术计划，而且认为这种塑造因为塑造者的不同而各有特色。这正是作为艺术的政治的可怕之处，似乎反民主的极权政治最接近这种所谓“政治艺术”，难怪墨索里尼说：“民主剥夺了人们生活中的‘风格’。法西斯主义重新将“风格”来回到人们的生活……”（1997：26）。这表明墨索里尼并不把民主政治也视作艺术活动。当然，并不只是法西斯主义政治才有艺术的因素。曾负责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打造成品牌的人坦承：“无论多么杰出的候选人，都不能让自己忽略个人形象” 。波扎托进一步发现，“政治明星受喜爱的方式与歌手和演员受欢迎的方式如出一辙”。
尽管政治和表演存在这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补充的是：民主政治中表演和修辞可能起一定的作用，但不会起决定性作用。选民可能会一时受到政治家的表演和风格的影响（据说马英九当选就有这个因素），但是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理性。依靠自己的表演打动国民的非理性情感并对之进行长期操纵的政治家，往往出现于极权国家。提醒这一点或许特别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