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时期。从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分子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转型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它促成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分化，改变了不同知识系统的中心－边缘格局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与社会定位，改写了知识/知识分子与权力场域的关系。
由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及知识、知识分子的结构转型可以大致分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转型约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主要表现为思想－观念层面的转型，官方名之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知识界则名之为“新启蒙运动”。当时中国的社会变革基本上还停留在观念转型与舆论准备阶段，尚未全面进入实践层次（除农村外），因而带有突出的思想革命、意识形态调整的性质。“思想解放”或“新启蒙”运动之于知识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和知识分子阶层（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及阶级归属在整体上得到了重新评价，“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个毛式民粹主义口号被否定，知识分子被明确地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对于无知的优越性、知识分子对于大众的优越性得到了重新肯定。这种重新定位和重新认识在当时还没有触及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更值得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型，作为用以消解与颠覆原先意识形态（以政治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意识形态话语，主要仍然是由人文知识分子来阐释与建构的。活跃于当时思想界、理论界的几场主要讨论，如真理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的讨论，都是由人文知识分子在高层权力精英的支持下发起和主导的。这样，在社会转型之初，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仍然扮演着比科技知识以及科技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舆论领袖作用，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公共意义。文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科学一时成为显学，它们共同掀起了所谓“文化热”（其实是人文热），充当了思想解放的急先锋，除了真理标准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以外，当时文学、哲学和史学领域还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等等，这些讨论的重要特点就是其夸学科的广泛影响力和参与度。它们无不紧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代主题，切入政治权力中心，成为普通大众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它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强烈的政治关怀，来自于它承当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等多重使命。[1]这个时期没有打破而是继续延续了传统中国社会那种以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与知识精英结构。政治与文化、政治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新政治需要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文化改造运动政治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也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新政治以合法性。它也表明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从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依然保持了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意识形态热情，他们对于政治理想与人生价值的重建的热情依然超过了对于物质改善、经济发展的热情，务实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与社会尚未流行，他们对于一篇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或报告文学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于一项技术发明的兴趣。人文知识比之于科技知识更接近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大众生活中心，这就是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依然能够保持中心地位的社会文化氛围。
2、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第二阶段，就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状况而言，这个阶段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人文知识和政治场域、人文知识分子和权力精英之间的“蜜月期”宣告结束，技术官僚的时代正式来临。
第二阶段的社会转型已经从思想观念层次进入了实践操作层次，并以经济领域为核心全方位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此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只是一种口号或意识形态话语，不再只是舆论准备，而是切实落实为全国上下实实在在的实践行为与生活方式。与经济建设关系直接而紧密的科技知识，不只是在口号上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中成为实际的第一生产力，社会发展的方向切实地而不只是观念地发生了变化。更加重要的是，1990年以降，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基础不但不是革命时期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承诺，而且也不再是80年代初期的新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可以计量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可以感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90年代是一个量化的时代，一个指标的时代，一个米袋子和菜篮子的时代。
这是一场由人文知识分子肇始、推动，后来又为很多人文知识分子所诟病（特别参见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的变革，它严重地威胁着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在80年代还仍然保持的中心地位。知识社会学告诉我们，在知识生产的自主性还没有充分获得的情况下，任何类型的知识和知识分子都只有通过其与政治权力、市场需求或大众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才能确保其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90年代人文知识和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根本上源于其和政治中心的原有“联盟”的解体，同时又没有能够及时建立其与市场及大众的新联盟（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其中一部分充分利用大众媒介进行了面向市场和消费的符号，成为新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详下）。
当一种政权不再以意识形态的承诺为其合法化的基础，不再将意识形态的论争作为其权力运作的主要途径与手段，而是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量化的经济发展指标上时，它就很容易发现，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知识的关系是直接而紧密的，而与人文知识/人文知识分子的关系则是间接而松散的。能够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与其说是笼统的“知识”，不如说是科技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如上所述，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具有改革意向的政治精英需要同样具有改革意向的人文知识分子来为权力和政策的转移进行合法化、正当化论证。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差异被他们之间共同诉求所暂时遮盖。这也是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光荣与梦想”的最重要基础。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政治精英看来，这种合法化工程已经基本完成，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政治改革要求与政治精英的“稳定”需要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冲突。何况在人文知识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中国，人文领域的论争总是直接与政治相关，它既可以为特定的政治服务（如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也可能“干扰”特定的政治（如90年代的政治精英所认为的）。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掌握“思想解放”的“度”是极其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与改革的进行。在这个意义上说，非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技巧。人文学科的非政治化的具体措施就是所谓“不争论”，亦即对意识形态以及重大人文学科领域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中从来不可能是纯粹的“知识”问题）进行悬置与淡化。与此同时，科技知识取代人文知识确立了自己与政治权力场域的紧密联系，相应地，科技知识精英也一跃而成为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中心，并大规模地入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新的政治精英或政治精英的技术顾问。对一个以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国家政府来说，它所需要的管理人才当然不再是高谈阔论的人文知识分子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多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政治学、法学）不同，中国新技术时代的政治精英不但几乎和人文学科领域绝缘，而且也很少来自社会科学领域。[2]这一点很突出地显示出90年代社会转型的技术主义、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取向。仿佛国家只是一个经济体，一日三餐就是最大的政治。
当然，“胡、温新政”之后，这种情况似乎逐步发生了变化。一个很直观的迹象是，在新公布的十七大政治局常委中，出现了具有社会科学学历的新政治精英，从而打破了原先清一色技术专家的格局。[3]依据我的解读，增加最高政治精英结构中具有社会科学学历背景的人员比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出中共新政权改革理念的微妙转化：在继续坚持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强调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模式取来原先的单一经济发展模式，用“又好又快”的新发展观取代原先的GDP崇拜。
3、第二阶段的社会转型的特殊之处还深刻地表现在全社会普通大众的价值观念与生活理想的转变。知识分子及其所从事的知识生产活动从来不能脱离其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土壤，除了政治体制等制度性因素外，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同样对知识的生产（比如何种知识得到大规模生产，何种知识只能小规模生产，何种知识几乎不能被生产出来等）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何种知识分子得到社会的认同、认同的程度如何等）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成员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导致了老百姓重文人轻工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念与人生理想，把进入士大夫阶层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在解放后30年高度政治化的大一统社会（其特点是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生活都表现为政治活动与政治生活）中，大众当中所流行的是高度政治化的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价值观（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入党、当“劳模”），那么，80年代后期以来，上述两种价值观都逐渐地变得由盛而衰，由衰而绝，取而代之的是世俗主义、实用主义、物质改善主义、甚至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这是第二阶段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是意识形态导向的政治社会向市场导向的消费社会过渡的必然结果。9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大众生活方式可以概括为：以欲望为杠杆，以金钱为动力，以理财为手段。实利原则、现实原则取代了原先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与80年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0年代的大众变得更加现实，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关注程度已经大大下降，而在一个意识形态与人文科学一直相互牵连的中国，这种情况必然连带地导致对于精神、灵魂、意义等一切人文问题和人文价值的冷漠。[4]
大众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得知识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生活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并直接影响到大众对于知识与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的变化。知识社会学已表明，知识活动只有获得社会文化价值与大众生活理想的支撑，才能有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因此，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在知识系统内部的等级关系常常取决于它与一个时代流行的文化价值观念及大众需要的关系。今天的大众关心现实胜过关心理想，信奉物质胜过信奉精神。一点物质的享受、些许经济状况的改善、家庭收入的微弱提高，比各种理想与主义都更能使他们感到实实在在的满足。这就是盛行于当前中国大陆的“过日子”的哲学。[5]
生活观念与大众价值取向的这种变化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的改变。当人们用实用主义的观念与尺度来评价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时，务虚的人文知识自然不敌务实的科技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以其贴近日常生活、具有直接的实用功能倍受信奉实利原则的大众青睐。人们乐此不疲地从各种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巧门类的通俗普及读物中，或通过专家咨询热线，向技术知识分子请教生活之道、治家之术、理财之法，而不再热衷到哲学大师、文学巨匠的作品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人生的真谛。在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大众传媒中，各种生活知识有奖问答吸引了大批的听众（结合巧妙的商品推销广告），却绝少有谁打电话向人文知识分子讨教“人生”问题。不要小看这一现象，它表明了大众生活“导师”的易位。如果说从前的大众导师一直是以阐释人生观价值观见长的“士”阶层或人文知识分子，那么今日的大众导师则是那些知道如何保养身体、调节心理、合理治家理财、正确处理夫妻关系，能够告诉你如何选择和维修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的各色技术专家，导师角色的这种易位，是两种知识分子地位变迁的又一重要信号。如今，“专家”的话就意味着科学，而科学则意味着幸福、合理以及权力。
这种实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必然对于知识阶层的择业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者涌向技术专家的领域，高科技与经济管理是他们的首选职业。结果出现了以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利益集团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社会阶层。直接从事经济或技术活动的企业家阶层与中产阶级人员最为引人注目并受人艳羡。这一阶层基本上是一些企业精英与市场新贵。他们的出现应顺了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历史趋势，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新权力阶层。相对而言，从人文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新权力阶层要少得多。其中原因不难理解。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与个性特征决定了他们常常缺乏技术知识，并与具体社会实践活动相疏离。这决定了他们很难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活动与商业活动），也不太适应具体的管理工作（这方面的人才主要来自社会科学领域，如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
4、90年代以来，知识界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人文知识分子阵营的内部分化。其中一部分仍然秉持批判立场和专业精神，在被政治权力疏远的同时，没有和市场或大众结成新的联盟，保持自己的学院知识分子身份；另一部分则适时调整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话语方式，放弃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和学院立场，面向市场为大众生产消费性符号，在权力和市场的同谋游戏中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的“双赢”，成为所谓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
媒介知识分子的出现得力于大众传播、消费文化和文化市场在90年代的迅速繁荣，也得力于文化生产场域的分化。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除了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相对分离外，其内部还分化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和“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的特点是高度自治，场域游戏的参与者努力争取学者同行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他们争夺的是高度专门化的、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学术资本，标举 “纯学术”或“为艺术而艺术”，抵制政治标准和经济标准的入侵；而“批量化的文化场域”则更多地指向直接的商业成功和大众认可等“外在”标准，它生产的是可以迅速或现成地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商品。
从这个理论模型看，于丹、易中天等所谓“学术明星”既不同于那些供职于大众媒体的娱乐界、新闻界从业人员，也不同于在“有限文化生产场”获得承认的学者。他们的特点是：既和其他学者一样供职于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又像娱乐业从业人员一样遵从批量化文化生产场的逻辑——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名义上是学者、大学教授，却并没有被同行——学者共同体——所认可的创造性学术成果，而是通过与主流大众媒介的结盟，为大众生产快餐式的“知识”和文化产品——文化口红般的随笔散文（余秋雨）、心灵鸡汤式的人生哲理（于丹）和大话化的历史故事（易中天）。这些产品的商业性本质决定了它或许会商业化地消费与利用历史上的人文科学经典，却不会推进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术积累。与大众文化的其他明星一样，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是商业策略的产物。
5、不过，我虽然援用了布迪厄的分析模型，却并不认为90年代以降中国大陆学院化学术知识生产（大致相当于布迪厄说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已经获得了自己充分的自主性。这个问题可以结合以量化考核为核心的学术体制建设来谈。
新时期伊始，随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政策的出台，学术研究的自主和尊严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在80年代，学术界并没有出现官方推进的学术成果量化考核体系，没有我们在90年代所见到的表格大战、量化考核、数字化控制等现象，大学教师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一般都还享受一份清闲和从容（虽然经济生活方面还比较清贫，以至于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了“穷不过教授”“研究原子弹的比不过买茶叶蛋的”之类说法）。
进入90年代后期高校体制改革阶段，中国的学术体制化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是快速推进，另一方面是怪象丛生。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这次学术体制化特别凸现出政府的主导作用、浓重的利益驱动以及烦琐复杂的数量化管理诸特征。可以是说政府与市场，而不是知识界，才是这次体制化进程的真正推动者。本来，在一个学术体制很不健全、政府办高教、科研机构直属行政机关领导的国家，学术体制的建立需要借助国家政府的直接推动和参与具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这就像在一个没有市民社会或市民社会传统非常薄弱的国家，常常需要由政府直接出面培植、扶持市民社会。90年代中国学术体制化的速度和力度离开了政府的直接介入和大量资金投入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借助政府力量推进学术体制化应该是也只能是在中国特殊语境中采用的暂时的过渡性手段，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培育学术场域的独立和自治。这是一种采用非自治的手段达到学术自治目的的特殊途径。也就是说，政府应该以组织者的角色推进学术体制化，而学术体制化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学术体制内部的运行规则则应该让知识分子和专家群体来确立，这样才能保证学术体制化真正能够做到保护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按照自己的自主原则进行的作用。说得更加明白一些：政府的扶持学术场域的目的最终目的恰恰是最后取消这种扶持――就像父母扶持孩子走路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彻底摆脱这种扶持，而不是为了借此控制孩子使之彻底丧失自立的能力。
遗憾的是，现在进行的学术体制化好像不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把体制化作为操纵学术、控制知识分子的手段。这个学术体制化进程由于掺入了过多的非学术动机而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术自主的方向。就高校而言，一方面，各个高校都制定了非常复杂、看似“科学”“客观”的量化学术评估、学术奖励、学术资助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福利待遇制度等等），资金投入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但另一方面，这套评估、奖励和资助体制又严重违背了学术研究的自身规律，它体现的是高校领导通过学术大跃进、学术GDP来创造所谓“政绩”、跻身所谓“强校”“名校”行列的思路。结果是，尽管各个高校都制定了非常复杂烦琐的量化考核体制，论文和项目的数量上去了，学位点增加了，教师――特别是那些能够及时适应这个学术体制的教师――的待遇也的确是上去了，但是学术的质量却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下降趋势。学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浮躁风。
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学术“大跃进”运动完全违背了学术的自身原则，它只有体制化之名而无体制化之实，最多只能说是被权力和金钱严重扭曲的伪体制化：把量化的标准推进到了非常荒唐的程度，并完全根据刊物的行政级别来判定所谓学术论文质量；制定了非常繁复的表格让学者们（特别是那些正在学术研究黄金时期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一天到晚忙于表格大战；学术评估和科研考核的周期过短（长则三年短则一年一考核），使得研究人员无法潜心进行需要长时间积累的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等等。更加荒唐的是：越是适应这个所谓学术体制的人就越是名利双受，成为“填表教授”（整天忙于填表）、“跑点教授”（整天忙于跑硕士博士学位点）、“项目教授”（一个人同时作几个甚至几十个项目，有人戏称为同时烧几壶水，结果一壶也烧不开）、“行走教授”（整天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讲学”）。追求学术GDP还导致抄袭成风，其滋生的速度比媒体上曝光的速度还快（抄袭成风本身就与片面追求学术GDP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这些弊端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反复撰文批评，但效果却并不明显。现在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被数字霸权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时间从事人文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沉思默想――我喜欢称之为“发呆”――的时间。我这里说的“发呆”并不是非生产性的白白浪费时间，而是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在孕育重大的创造性思想时必不可少的“冥思”状态，是最富于生产性的时刻。此时学者绝对不能为一些急功近利的杂念（比如一篇核心刊物的文章可以记几分、拿到多少奖金等等）所缠绕，以便面对一些真正永恒的问题。我们难以想像：如果海德格尔没有那个远离尘嚣的小木屋，如果康德整天想着发表多少文章以便完成考核，他们还能够成为一代哲学伟人！大家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是：九十年代以后学者开始追求论文发表的数量，他们的收入提高了，但是也不象八十年代那么清闲从容了，他们没有了为一篇论文、一个观点而长期积累、慢慢推敲、精打细磨的时间和心态。
就与文学关系特别紧密的人文研究领域而言，目前的学术体制化还存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实用性技术科学的霸权。现在各个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自然科学的模式，不但追求量化，而且片面强调实用性（能否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否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等等，片面强调应用性、强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是人文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和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意义和价值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非数字化甚至反数字化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深刻的人生哲理是通过数字公式表达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学术体制存在的弊端。为了克服这样的弊端，出路不是重新诉诸反体制的“暴力革命”（“造反”），而是建立真正科学的学术体制。真正科学的学术体制是以学术为本位、以学术自主为核心的体制。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术体制建设的目的和途径都应该是为了让学术摆脱非学术因素――不管它把自己装扮得多么“科学”、“客观”，多么具有可操作性——的干预，让学术更好地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
5、中国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民粹主义时代，弗兰克·富里迪对英美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倾向的描述似乎也是今天中国的写照：
如今，真理、知识和道德价值越来越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而是代表着持有者的立场；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不再充当普遍真理的代表，而是特定群体或特定身份的代言人，高压文化和通俗文化不分轩轾；博物馆和美术馆进入社区，展示早已被各种认可或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图书馆里增设咖啡厅，努力把自己变成休闲场所。学校越来越追求满足学生的需要，大学教师被要求去‘支持’而不是改变学生；教师降低姿态，自称也在学习，同时也降低要求，一味肯定和鼓励学生的观点和努力。不同观点的讨论被等同于人身攻击。；学术自由变成了对教学成果的量化检查；生活的经验被与学习而得的知识等量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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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一点与90年代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倡导的“学术独立”、“坚守（学术）岗位”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2] 笔者虽然没有进行过严格的统计，但是大家可以依据经验加以判断的一个事实是：九十年代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精英绝大部分出身于科技知识分子，或具有相关的学习或研究经历，其中尤其以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技术专家引人注目。
[3] 仔细比较十六大和十七大的政治局常委的学历构成，会发现社会科学专业毕业的人数有所增加。十七大常委的学历构成：胡锦涛，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吴邦国，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电真空器件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温家宝，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贾庆林，河北工学院电力系电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李长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习近平，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李克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贺国强，北京化工学院无机化工系无机物工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周永康，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其中新增常委中习近平、李克强所学专业都属于社会科学。相比之下，十六大的曾庆红、吴官正、罗干全部是工科毕业（曾庆红，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工程师；黄菊，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工程师；吴官正，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罗干，民主德国富莱堡矿冶学院机械铸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4]、当然，我不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热情与人文关怀的消退是中国社会已经成为西方意义上的消费社会的标志，而是具有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原因。
[5]这种“过日子”的价值取向在一些流行歌曲中有十分形象的表现。比如在《心情不错》这首流行与95年流行歌坛的歌曲中，心情的好坏已经无关乎国家盛衰、民族兴亡。好心情来自“家人不错、朋友不错、自己也不错”，甚至于来自这样一些婆婆妈妈的琐事：“上帝们多少能分清真货假货，饭店的菜单又召回不少的回头客，在家里没人的时侯，门还是别忘了锁。”我想如果是在文革期间，这样的歌词势必被认为是表现“小资产阶级情调”。要知道在那时，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已经高度政治化（所谓“吃吃喝喝决不是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