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这是一段相当重要、值得认真解读的文字。

第一、从历史角度看，强调改革的全面性，亦即改革必须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回归到“改革开放”的初衷。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是思想、意识形态、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同时开始的，前者表现为告别“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纠正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原则、民主原则、健全法制等等，后者则主要是农村的承包制（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开始较晚）。把“改革”简单理解为经济领域的改革，或者把体制改革简单理解为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对改革开放和体制改革的误解。毋庸讳言，30年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并没有完全实现原来的这个全面改革的初衷。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政府官员的腐败也越来越严重。这不能不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造成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没有被明确否定，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并不是同步推进，推进的程度也不一致，结果出现了一大堆所谓“经济问题”。实际上，这些经济问题无不同时是政治问题，或根本上说是政治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不彻底造成的。它也不是所谓“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市场的手被权力的脚踩住而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政治体制不改革，所谓“市场经济”必然会成为权力经济、权贵经济。市场有名无实。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以及落实“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所谓“五权”，均可归入民主建设，而“五权”最关键的核心权利是参与权，其他“四权”其实都是参与权的不同体现，可归入其中。科恩在《论民主》中这样界定民主：“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其所以说民主即民治，就是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亦即社会成员，参加决定一切有关全社会的政策。”由于参与如此重要，所以科恩才特别强调这种参与必须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化的，既要有广度（社会成员的参与比率）也要有深度（社会成员的参与性质）。鉴于目前我国不少地方的参与实际上流于形式，强调参与的质量与深度，即参与是否充分、是否有效，是否属于实质性的，显得更为紧迫。科恩指出，“评估深度显然不是用数学表示的问题。”以各类人民代表大会为例，全体代表参会或全票一致通过并不能保证参与的质量。这种所谓的“参与”完全可能是实质性强制之下徒有形式的伪参与。代表人选如何确定，领导候选人以及其他议题的产生是否合乎程序正义，信息是否充分公开，能否绝对保证反对者的人身安全以及其他利益，等等，这些都是优化参与质量所必不可少的。

政治体制改革不等于政府机构调整或政府职能转换。不能偷换概念。政治体制指国家政权得以确立、组织和管理的机构和原则，它包括国家的政体结构形式，国家政权的组织与分配原则，以及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其他组织和政治行为的制度，如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有些地方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政府机构及其职能的调整，没有触及根本的政治制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温总理的这番话明确告诉我们，所谓“现代化”不等于经济现代化，不等于人人过上小康的日子，不等于解决“米袋子菜篮子”问题，也不等于“蜗居族”人人有房住，虽然在特定时期这些问题可能具有其紧迫性。其实，追溯源头，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是1964年12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由毛泽东建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当年的那个“四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口号就是不全面的，尤其局限性，没有包括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内容。这点也有必要加以正名。改革是全面的，现代化当然也是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