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暧昧的“红色经典”

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一个新的流行语开始在各大媒体流行：“红色经典。”[ii]

从词语分析的角度看，“红色经典”这个词本身就非常有意思：“红色”在中国现当代史的语境中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治含义：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红色”相匹配而组成的词语（如“红色江山”“红色政权”等）在汉语中占有绝对的霸权地位；而“经典”则是一个政治色彩相对淡薄的词。特别是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美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阐释框架中，“经典”通常没有或被着意淡化其政治色彩与党派政治性色彩，它被解释为是人类最优秀的普遍文化的结晶，是超越的道德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体现。于是“红色经典”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实际上，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运动中，已经有不少崇尚“纯文学”立场、启蒙思想比较强烈的文学理论家，对于“红色作品”的经典地位提出了挑战（比如对于茅盾的“大师地位”的挑战，对于“革命作家”如赵树理等的经典地位的质疑，对于《创业史》、《红旗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诸多“红色经典”进行的重新评价）。

但是“红色经典”的准确内涵与外延却不容易确定，在今天这个消费文化语境中尤其如此。登陆任何一个中文网站搜索“红色经典”，都可以发现“红色经典”不仅指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文艺作品，而且也指一些时髦的商品。比如一款新颖收录机就叫“红色经典”[全称“松下 红色经典MP-21V MP3(128M)”]。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为有趣的文化症候：商业话语与政治话语的相互挪用与改写。

即使在文艺作品的范围内，该词的内涵与外延也差异甚大。官方的界定见于2004年5月25日国家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解放军总政宣传部艺术局、中直有关制作单位发出的《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在通知中，“红色经典”这个词的释义用括号标明：“即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

但是这个界定的内涵和外延仍然是极不确定的。按照某些人的诠释，“红色经典”的范围比较小，只限于文学作品，且主要是解放后创作出版的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不包括外国作品，甚至不包括现代文学史上的革命文学作品。比如有人认为“红色文学经典”只有10部，即所谓“三红一创，山青保林”外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上海的早晨》。“三红”即《红岩》、《红日》、《红旗谱》，“一创”者，《创业史》，“山青保林”分别是：《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它们与写于40年代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主要写于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的早晨》一起构成了“红色文学经典”，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成长壮大的历史中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iii]

也有人把“红色经典”的范围稍稍扩大，认为所谓“红色经典”既包括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红极一时的那些中国作品，也包括主要在斯大林时代被钦定为“经典”的苏俄作品，如《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更大的“红色经典”概念则把范围扩大到所有其他的艺术类别，如绘画、雕塑、音乐与舞蹈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文学，等等。查看一下网络上以“红色经典”冠名的文章即可发现这点。中国新闻网上的《伟人传记领袖题材销量攀高 红色经典映照7月书架》一文把所有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书籍或其他出版物，以及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等都叫做“红色经典”。仅就文学作品而言，“红色经典”的范围也扩展到了《平原枪声》、《暴风骤雨》、《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

还有走得更加远的观点认为：“红色经典”，不但不限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品，而且还应包括鲁迅等作家的作品。按照她的说法是：“鲁迅的作品，一般不冠以红色经典，因为他的作品大多数创作于旧中国二三十年代，但如果宽泛一点，也可以把他的作品包含进红色经典中去。”[iv]这样一来，“红色经典”不但在范围上说不清楚，而且连内质也搞不明白了。即使毛泽东把鲁迅定位为“伟大的革命家”――当然也就是伟大的革命作家，但是众所周知，在80年代语境中，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启蒙知识分子恰恰是要否定“革命化”、“政治化”的鲁迅，但还鲁迅以“启蒙思想家”的面目。如果说《阿Q正传》是“红色经典”，似乎与知识分子乃至官方的解释都相去甚远。

尽管如此有这么歧义的解释，除却商家对这个词的故意盗用以及少数人的过于宽泛的理解，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人（无论是来自官方还是学术界）对于“红色经典”对其基本内涵的理解大体还是一致的：它一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关，是典型的革命话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红色经典是“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v]

二、“红色经典”成了“黄色经典”？

如果我们把“红色经典”限定在革命时代生产的、以讴歌中国革命、讴歌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表现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为主题的作品，那么，最早被改编后复出的“红色经典”应该是1993年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盒带。随着《红太阳》的流行，大量的革命老歌被制作为卡拉OK进入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所（主要是歌舞厅、练歌房、KTV包厢）。这充分表明：一、所谓“红色经典”的“复出”最初是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二、红色经典所承载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意识形态，在今天中国的消费文化环境中已经被戏剧性地挪用和篡改，曾经存在于革命和消费之间的水火不容的紧张关系如今已经转化为相互利用的“合作”关系。虽然重新包装上市的“红太阳”已经加入了诸多的流行元素（比如由流行歌手来演唱，加入现代打击乐节奏）和商业气味，已经不是原初的纯洁的“红太阳”，但是官方似乎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影视领域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经典作品的改编由来已久。《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改编的影视剧早已妇孺皆知，甚至一改再改。但对“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改编还是2000年的开始的事情。2000年万科影视公司推出的中国版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炮走红，不仅赢得很高的收视率，而且得到官方与民间的一致赞赏。2003年夏天，电视剧《烈火金刚》热播；2004年3月，《林海雪原》在各大电视台轮番上演。就在“红色经典”的话题被炒得沸沸扬扬之后，最近消息传来：《小兵张嘎》即将在中央电视台黄金强档播出。改编后的电视剧《红色娘子军》也要在今年国庆节面世。《闪闪的红星》将于2009年播出。消息还在源源不断地传出，完成或正在摄制和筹备之中的“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还有：《红岩》、《红日》、《红旗谱》、《阿庆嫂》、《红灯记》、《鸡毛信》、《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牛氓》等等……。一个“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潮已然到来。

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播出以后，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对此都倾注了很高的热情。当时还在各家媒体进行了一场关于“保尔·柯察金与比尔·盖茨：谁是‘真正英雄’？”的讨论。结果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应该“并称当代英雄”：革命与商业、政治与经济的双赢。一夜间，开始出现所谓“道德真空”的消费社会似乎在并不久远的“红色历史”那里找回了伦理支柱。这是官方与民间都愿意看到的情形。

但是所谓“道德的回归”、“理想主义的复活”只是表象或某些人一相情愿的期许。事实是：在“红色经典”改编所体现的文化、经济、政治、伦理、市场、大众、消费等元素在影像世界的奇妙融合中，消费主义与商业的逻辑无疑起了主导的或统帅的作用。正如有人认为的：重拍“红色经典”之所以成“风”，是因为改编者抓住了“红色经典”原本被掩盖住的商业价值。“红色经典”大都弘扬集体英雄主义，且本身是抑商的，但辩证法的道道恰恰就在于此———从集体英雄主义中，可以挖掘个人英雄主义；从“高大全”式的人物中，可以挖掘英雄多重性格的一面；从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中，可以挖掘出七情六欲；从有口皆碑的故事中，可以挖掘鲜为人知的“猛料”。就这样，重拍“红色经典”有了争议，也因而有了卖点。有人说，不就是借历史背景的壳，来讲述人之常情的故事嘛？只要故事性强，怎么改都可以。况且，演杨子荣的，在百老汇浸过，演白茹的，刚刚挨过男朋友打。这些商业炒作的要素还不足以构成未播先热的卖点吗？[vi]

在消费主义的逻辑驱使下，这些改编后的“红色经典”开始变味：革命故事与英雄事迹被大众消费文化的巨手所改写，成为政治话语、革命话语与商业时尚话语的奇特结合物。关于电视剧《小兵张嘎》，据报道，“这部2004版的‘小兵张嘎’与时俱进了”，“张子哥不仅能端炮楼，还有一身武功呢”；关于《红色娘子军》，虽然早在2002年就被重新搬上了芭蕾舞舞台，但这次的“触电”带来的震惊效应却非芭蕾舞可比。有报道说：“《红色娘子军》要拍成偶像剧啦，‘吴琼花’再革命也是女人，‘洪常青’再神奇也是男人嘛。打土豪之余搂搂抱抱有什么不可，紧跟时尚步伐，‘红色’也可以‘激情’啊。”[vii]从大家一致的感受看，“红色经典”实际不过是包装过的特种大众消费文化快餐而已。红色经典的改编、定位、目标受众，基本上按照是当前消费市场逻辑运作的。譬如，《红色娘子军》中有青春偶像剧的影子：吴琼花成为婧美的时尚女性，洪常青则透着帅哥的浪漫情怀；导演袁军希望把洪常青、吴琼花的“青春美”张扬出来，他说：“这是一部描写‘女人与战争’的作品，但是女人再革命也是女人，像她们个性中的可爱，骨子里的帅气，绝不能只是表现在行军礼时有多标准，而是要在她们的情感上下功夫。如果将来观众看了这部戏后感觉这些女人有些味道的话，我就满足了。”[viii]所谓“情感上下工夫”“女人味”不过是市场化、商业化的委婉说法而已。《林海雪原》则融入了言情剧，少剑波与白茹的情感被大大地渲染放大，杨子荣陷入“三角恋”，居然还与匪首座山雕成为情敌，连“私生子”也出来了。用商业的逻辑改写革命话语必然要求尽量张扬所谓“人性”，淡化阶级性。这不，座山雕不仅有“养子”，而且是一个颇重情义的好爹，儿子不认他这个爹就难过得老泪纵横。“人性”化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同时，商业化、大众化还表现在解神圣化、解英雄化，少一些英雄主义，多了一些商业/消费主义。在改编电视剧的宣传剧照上，洪常清与吴琼花激情拥吻，简直与商业大片无异；杨子荣显得自由散漫、流里流气，似乎由原来的假土匪变成了真土匪。阿庆嫂则更邪乎，俨然一个风骚老板娘，不分敌我，还与胡传魁和郭建光都卷入所谓“情感漩涡”。难怪有某些媒体称此类改变为“红色”变“桃色”，与其说是《林海雪原》，不如说是《林海情缘》。在这样的“桃色经典”乃至“黄色经典”中，原有的政治教化功能自然轰然瓦解。在荧屏上“戏说”红色经典、“性说”红色经典的同时，网上也在流行“红色搞笑”。据说在国内一些网站论坛、手机彩信上，手握钢枪、保卫神圣领土的战士，喊的却是“严防死守，根除二奶”；捧着红宝书的女红卫兵，说的却是：“好好学习，天天想你”。[ix]

于是有人说“红色经典”变成了“黄色经典”。在一个所谓的“后革命”环境中，这样的变色倒也可以理解。

三、革命与商业之间的暧昧关系

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对于消费主义的神通估计过高。中国毕竟是中国，“后革命”的含义既是“革命之后”也是“后期革命”。[x]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话语被商业化的程度还是要受到革命时期建立的审查制度的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短暂的官民共赏之后，各家媒体展开了对于“红色经典”改编的猛烈批评。几乎所有的批评都认为：“红色经典”改编的失败原因在于“时尚化”、“现代化”、“商业化”，一味地戏说、性说，而没有忠实原著。除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外，对改编“红色经典”的指责之声成为主流媒体的一致走向。网上有人这样调侃：“如果再没人管这些烂编剧，没准哪天会出来个戏说雷锋的电视剧，把雷锋说成是因为失恋自杀的！” [xi]这位论者或许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不到两年，固然出现了“胡搞”雷锋的作品。2006年，先是传出“炒作大王”邓建国要拍网络电影《雷锋的初恋女友》之说，要对雷锋的初恋予以“戏说”。此举激起雷锋生前战友震怒，最终被广电总局喊停。但是网上此类恶搞仍然蔓延，雷锋被贴上“姐弟恋”的标签，以“雷锋的初恋女友”出炉，“炒作大王”邓建国甚至要拍摄《雷锋的初恋》，硬是通过捕风捉影的材料给雷锋安上不伦不类的初恋情节。（参见下列图片）。据说，这种恶搞“英雄人物”的大话文化在网上非常流行，出了雷锋，还有其他，比如：“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董存瑞为什么牺牲？因为被炸药包上的两面胶粘住了。”有人这样总结：“现在，网上‘恶搞’不再只停留在一般的、娱乐性强的娱乐搞笑，从炒作雷锋的初恋女友，到恶搞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许多人们熟知的历史英雄人物，千千万万青年崇敬的偶像一再被调侃丑化。”[xii]　据说，“在恶搞短片《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中，恶搞者更是将英勇抗日的铁道游击队员丑化为脏话满口、牢骚满腹的参赛歌手。而一个名叫‘胡倒戈’的网民制作的flash《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中，小英雄潘冬子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其父亲变成了‘地产大鳄’潘石屹，其母亲却一心想参加‘非常6+1’，因为她的梦中情人是主持人李咏。而且，潘冬子与恶霸地主胡汉三之间的阶级斗争还被恶搞成‘参赛歌手’与‘评委’之间的脑筋急转弯游戏，游击大队长刘洪说成是‘谁不知道你和坐台小姐熟啊！’整部‘恶搞’片子夹杂着一些下流的对白。”[xiii]

附图：网上恶搞雷锋图片

针对“红色经典”原著存在“高大全”、“阶级斗争为纲”因而需要改写的辩解，齐殿斌在《再评“红色经典”重拍 在“倒彩”中前行？》指出：“红色经典”是在非常态下形成，正是它的局限性造成了它的成功，如果丢掉“红色”也就不再是经典的了。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阅读节奏和审美观念，脱离时代的演绎是很难成功的。他还认为：“红色经典”都是特定时代里反复锤炼出的文艺作品，并在艺术形式上有了经典的格式，像《林海雪原》这种小说经过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高度浓缩、升华之后，已经成为人们的“阅读记忆”和“完美范例”，想要轻易颠覆和改变是不容易的事。电视剧《林海雪原》不去张扬英雄传奇的浪漫，反而想在还原生活、表现人物的复杂性上下功夫，结果丧失了原作的风貌，也丢弃了电视剧通俗好看的特点。[xiv]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红色经典改变的失败在于对于所谓“文化稳定性”不了解：“红色经典经历几十年在潜在的文化层所形成的积淀、所确定的美学规则具有稳定性，不能轻易改变，如果改动过大，容易引起群众，特别是看过原著的观众的反感。”[xv]

但问题是：不进行这样的改造，这些剧还能够有观众么？还能够与这个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协调么？所谓这些恶搞的后革命文化引起“观众的反感”到底有多少依据？经过认真科学的统计没有？如果广大观众真的反感，为什么在网络上这么流行呢？说到“戏说”或“性说”，哪里还有比《大话西游》走得更远的？为什么“大话”可以成功而且没有引起官方和“广大观众”反感，或者说即使“广大观众”反感也无伤大雅呢？说到所谓的“稳定性”“格式化”，具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游记》的“格式化”、“范例化”、“稳定性”程度难道会低于只有几十年历史的“红色经典”？人们为什么能够接受对它们的“戏说”？为什么改编非得忠实“原著”？许多戏说的作品不是非常成功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人们（特别是官方）可以允许别的经典（如《西游记》）可以戏说，别的历史（比如清代历史）可以戏说，惟独不允许“红色经典”“革命历史”不能呢？可见问题的关键恐怕还不在是否“忠实原著”“忠实历史真实”上，而在于恰恰是 “红色经典”的“红色”使得改编显得步履惟艰，无法放开手脚；但是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又使得改编不能不伤及“红色”。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使“红色经典”的改编既不能讨好喜欢放开手脚“戏说”、“性说”的年轻观众，又开罪希望忠实原著的官方宣传部门以及中老年观众。改编“红色经典”，难矣！

有趣的是，《林海雪原》播出以后，面对受众和原著相关人物（比如作品的人物家属）的批评浪潮乃至官司风波，影视公司表现得毫不在于。[xvi]万科影视的负责人说：“我们改编的态度很认真。虽然加入了杨子荣的感情戏，但是干净得不得了。并没有歪曲人物的意思。”至于观众提出的意见，这位负责人觉得：“大家有意见就提嘛，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xvii] 即使像把“八·一五光复”说成是“九·一八光复”这样严重的事情，也只是导演出来表示一种姿态而已。

但是一旦到了官方出面批评，制片商就没有脾气了。2004年4月初，官方文化领导机构终于动用行政命令直接出面干预。据《南方都市》报道，国家广电总局在4月19日所发布的“三大禁令”中，其中第三条就是针对“红色经典”的改编，《通知》的原文如下：　“一些观众认为，有的根据‘红色经典’改编拍摄的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会群众，误解市场’的问题。有的电视剧创作者在改编‘红色经典’过程中，没有了解原著的核心精神，没有理解原著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过多情感纠葛，强化言情戏；在人物造型上增加浪漫情调，在英雄人物身上挖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追求所谓的人性化和性格化，使电视剧与原著的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相距甚远。”[xviii]但《南方都市报》文章的立场显然是站在改编者与市场一方，认为以上这段批评，“从官方角度看当然都正确，但从电视剧创作者的角度看，不编织情感纠葛，不强化爱情戏，怎么吸引观众？不增加浪漫情调，不把人性多重化，如何发展戏剧冲突？”文章作者所说的情形反映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导向与市场的盈利目的产生了微妙的错位。 “红色经典”所体现的官方与民间、政治与商业的相互借重的初衷在这里已经出现深刻的分裂。“红色经典”陷入了政治与商业、革命与市场的夹缝。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官方大举措是：2004年5月23日，在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影协、视协举办的“红色经典”改编创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同时也是纪念毛泽东《讲话》发表62年周年的，这值得深思。其参与者的思想倾向也就可以推知）上，各界的所谓“专家、教授”发表了对改编红色经典的看法：其基调是：红色经典改编要尊重原著的思想内涵、时代背景和主要人物的塑造。对原著主题的歪曲和任何随意的删改都是对经典的亵渎。与会者严肃批评了某些改编以“人性化”之名，行“消解崇高”之实，颠覆了“红色经典”的“凛然正气和昂扬激情”。有的改编甚至按相反的方向，肆意污辱“红色经典”，将其改编成了“桃色经典”甚至“黄色经典”。将“庄严的历史人生思考成为嬉皮笑脸的市井闹剧，侠肝义胆的英雄成为小肚鸡肠利欲熏心的政客，卖国求荣无恶不作的汉奸成为侠骨柔情的义士……”专家们认为，“红色经典”对中国观众而言具有特殊的含义，保留了人们的集体记忆，这对今天来说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因此，对它们的改编就必须十分慎重。他们特别批评了改变中的“人性化”倾向，认为改编的错误根源是有意无意地错误理解所谓“人性”，编者要么将“人性”抽象化，并将抽象化的“人性”凌驾于一切之上，与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对立起来；要么将“人性”卑微化、卑俗化，将“人性”等同于放纵，等同于人格缺陷，因而在改编的时候“去红色”、“去革命化”、“去积极健康”、“去爱国主义”、“去英雄主义”，使原作的基本精神变质。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毁了我们的“精神长城。”显然，这些批评所突出的还是“红色经典”的“红色”性质，而其对于“人性论”的批判使我们联想起新时期文艺思潮史上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之所以特别警惕“人性”实际上是因为“人性”在革命的话语体系中潜伏着对于阶级性的消解，从而也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性的威胁。[xix]评论家雷达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把问题说到底，人物处理上的得失只是表象，争论的实质牵涉到对革命传统、现代史和党史的重新评价问题，这是颇为复杂的，这也是真正的难度所在”。[xx]官方所担心的正是在改写的过程中使得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消解，因为这种合法性是与革命史的叙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专家”的呼吁很快变成了官方政策。这明显不过地表明了这些“专家”与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紧密关系。仅两天以后（5月25日），国家广电总局就向全国各地有关职能部门下发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的基本精神与座谈会的发言完全一致，并用行政方式规定所有红色经典电视剧，经省级审查机构初审后都要报送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审查委员会终审。广电总局电视剧司领导与总编室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在红色经典电影改编电视剧的过程中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改编者没有了解原著的核心精神，没有理解原著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太多的情感纠葛，过于强化爱情戏，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当原著内容有限时就肆意扩大容量，“稀释”原著，从而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xxi]

禁令的出台显然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也引发了各种反应。据报道，原本在黄金档播出一集1万元收入的电视剧，在晚间11时后播出价会缩水到1000元。一位影视演员这样评论：“警匪题材能吸引大量的投资者，如果没利润不拍了那不是很多人会失业破产？这样突然的一刀切对很多人都不负责任，不知道出于什么初衷，莫名其妙。”[xxii] 与这位置身事外的演员不同，制作方在面对官方的指责与红头文件时，更多的是无奈与敢怒不敢言。这也不足为怪，作为民间性质的制作公司怕的不是学术界评论界，也不是观众，而是单方面制订“游戏”规则的顶头上司。万科影视的负责人说：“我们改编的态度很认真。说我们‘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我觉得很委屈。”[xxiii]好一个“很委屈”，大有被父母冤枉的感觉。这表明，在中国的语境中，以资本为后盾的商业话语在面对政治权力话语时明显显得底气不足，根本无法招架更不要说还手了，最多是喊冤叫屈而已。这对于理解中国文化市场的权力关系无疑非常有启示性。

但是有意思的是：官方却没有风杀“红色经典”改编的意思。据《新京报》文章《四部“红色经典”批准立项》报道，就在国家广电总局下发“5·25《通知》”以后，仍然有新的“红色经典”被批准改编或播放。据广电总局《2004年度（第二批）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概况》，有四部根据“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剧获得了申报立项的批准，它们分别是《野火春风斗古城》（海润影视制作公司）、《霓虹灯下的哨兵》（南京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雷锋》（浙江电影制片厂）、《冰山上的来客》（新疆电视台）。另外据报道，就在“5·25通知”之后，然而，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影视部6月分举行了“《小兵张嘎》与红色经典改编研讨会”，声称“红色经典”“只要改得好，就不会被封杀”。《小兵张嘎》将于7月份在央视黄金档播出。[xxiv]《北京日报》最新披露的消息：在2004年（第二批）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申报立项剧目中，《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锋》、《冰山上的来客》等4部红色经典剧目批准立项，加之先前已批准立项的41部红色经典剧目，到目前为止共有45部红色经典剧目拥有开拍许可证。[xxv]

这一打一拉的举措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它表明官方对于“红色经典”改编的态度是矛盾的：既希望利用“红色经典”来进行革命教育，巩固革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同时又不满意于改编以后的“红色经典”对原作的改写——实际上也就是对于革命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削弱。这个原则概括起来：可以改，但不能乱改。这一点正好表明红色经典的改编在今天这个消费主义话语与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并存的特殊语境中，红色作为市场与官方同时利用的资源，所处的尴尬境地。这种尴尬当然是与红色经典的“红色”有关。比较一下电视剧与电影中其他经典的改编行为（比如《还珠格格》，《大话西游》等），应该说“红色经典”的戏说成分是最小的，也是最“忠实”原著的。为什么那些戏说得更加肆无忌惮的作品虽然也遭到评论界的批评，却始终没有引起官方的重视。答案显然是：“红色”比“经典”的禁忌更多。一者是经典而不红色，一者是红色而后经典。

与诸多千篇一律的平庸批评文章相比，谢玺璋在《新闻周刊》发表的《有多少经典剧可以重拍？》（北国网2004-4-12 21:13:40 ）显得别具眼光。他对于红色经典同样持批评态度，但是角度与立场却迥然不同。文章分析了红色经典流行的社会原因，认为：投资者所以看中红色经典，除了经典的知名度以外，从社会需求的角度讲是对当代人怀旧心理的迎合，这种怀旧心理为其提供了潜在的消费市场。作者更认为，红色经典的大规模改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社会没有为它提供“现实性。”这种现实性是指现实中的某种缺失。比如英雄主义、献身精神、纯真爱情、道德情操以及所谓道德滑坡、灵魂堕落、信仰弃置、价值沦丧。“这种议论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的周围，使我们感到窒息。于是，作为对这种缺失的补偿，‘红色经典’拥有了进入现实领域的一次机会。人们在寻找重建道德伦理资源的时候，将所谓‘红色经典’纳入自己的视野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弥补”的方式是作者不认同的，因为，对于现实的判断以及如何弥补现实的缺失，历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向前看，发展现实中的新的可能性，促使其内部生长出新的力量；另一种就是向后看，发掘历史中可以借用的资源，为现实提供必要的参照。他更认为“红色经典”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而更像一个商业炒作的概念。被它煽动起来的，不可能是历史理性，只能是一种盲目性。它在观众的心理中形成或强化了对所谓“红色经典”的盲目崇拜。作者认为在对于电视剧《林海雪原》的批评背后发挥作用的，就是这种盲目的“社会群体心理”。作者问道：批评是不是一定要以曲波的标准为标准？改编“红色经典”是不是必须“忠实于原著”？小说版《林海雪原》是对那段历史惟一正确或真实的描述吗？那段历史是否存在“另一种真实”？[xxvi]这个观点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它触及了历史写作，特别是革命史写作中必然存在的权力问题。实际上，红色经典的原著本身就是权力的产物，而不是所谓“真实历史”的体现，历史的所谓“真实性”从来是改写历史、建构历史的一个合法性口实而已。对于红色经典原著的维护不是为了维护什么真实或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维护红色经典原著中叙述的那个历史与真实以及它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现在许多批判“红色经典”改编的人把“忠实于原著”与“忠实于历史”混淆了，仿佛原著中叙述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违背原著就是篡改“历史”。比如有人在批评《林海雪原》等不忠实原著时就认为：“事实上，历史是不可以抹掉的。历史不可能这样随便改编。历史是固定了的。不尊重原意的对红色经典改编，这个“去”字可就比较麻烦了。有些肆意的改编，它把红色经典最核心的东西，即爱国的，正义的，勇敢的，牺牲的，特别是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人道主义，这样一些都去掉了。” [xxvii]显然，在这位批评家眼里，只有一种“历史”这就是原著中叙述的——实质上是革命话语叙述的——历史，其他的叙述都是非历史或伪历史。她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哲学原理：任何对于历史的书写都是带有特定的主观意图与意识形态烙印的，历史是多种多样的，有多少种叙述历史的方法角度就有多少种历史。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只有原著中书写的历史才是历史。关于历史的真实性的论争说到底是意识形态的论争。

谢玺璋的立场是一个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这种立场还体现在对于其他“红色经典”的批评中，比如《质疑“红色经典”》（傅 谨）对于中央视播放根据前苏联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表示了担忧。作者认为：这些所谓“红色经典”带着特定时代鲜明烙印的作品。当我们埋怨现在的青少年被日本卡通和港台武侠、言情小说所包围，担心这类缺乏“教育功能”的读物会妨碍他们身心健康成长时，有人希望能重新搬出曾伴随我们成长的“红色经典”，给新一代青少年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但是作者提醒道：“我们是不是忘了，那些曾经被当作大补之药的作品当年起的作用就很值得怀疑，它们之诞生多半受到太多行政干预，不得不以塑造高大全的伪英雄和传播假大空的极左观念为己任；实际效果也正如其所愿，持续几代人的基于愚昧和盲从之上的个人崇拜，构成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内在动力的伪理想主义，借某些貌似高尚的目标以扼杀个人正当情感生活的禁欲主义，都或多或少地寄生于这类作品。更不用说其中还存在诸多对历史有意的歪曲和欺瞒，以及对人性的无视乃至摧残。要说它们是红卫兵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的范本，可能有些责之过苛，但如果说它们为遍布全国的红卫兵横扫一切的狂妄与激进提供了部分精神资源和思想基础，而从小就努力将这些作品所塑造的英雄奉为楷模的一代人也决没有成为理想化的“四有”青年，恐怕是很难否认的。”作者认为：“反思历史，也包括反思以所谓‘红色经典’为代表的那段文学艺术史，假如只知用鲜花遮掩历史的劣迹，甚至将劣迹装扮成鲜花，又如何可能避免悲剧重演，避免让下一代重蹈覆辙？”

如果把这样的解读与上面介绍的对于红色经典的批评进行对比，我们会觉得非常有意思。他们都批判“红色经典”的改编，但是却出于完全不同的价值立场与政治目的。他们从改编的红色经典中解读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政治含义。启蒙主义者担心“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极左意识形态——会借此毒害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而官方和左派批评家则批评红色经典的改编改掉了“红色”，甚至变红色为“粉色”乃至“黄色”，危机社会主义的“精神长城”。这两种解读方式各有自己的理据，但实际上他们大多忘记了“红色经典”出现的商业主义语境。一方面，商业化的红色革命文化，商业逻辑的力量充分显现为对于革命文化的“红色”性的消解，这点左派批评家的担忧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希望借助红色经典的“正确”改编来达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的目的，也是一相情愿的枉费心机。谁都知道，红色经典的原著之所以要改编而不是直接传播，就因为它们已经没有观众市场，已经完全与今天的消费文化语境脱节；而一旦改编就必然依据消费文化的逻辑进行改写，所谓“人性化”“性说”“戏说”都乃红色经典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必然命运。而且即使这样“性说”“戏说”以后的“红色经典”实际上也仍然没有多少观众市场。[xxviii]

看来，在消费主义话语与革命政治话语的夹缝中，“红色经典”也只能在“红色”与“消费”、政治与经济、革命与金钱之间左右不逢源。改编的“红色经典”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可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危害”，它的价值是为我们提供了解剖当代中国文化症候的极好案例。

四 结语:另一种“告别”？

中国是否是一个经济军事大国还不好说，但是她曾经是一个“革命”大国却是毫无疑义的。特别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之长、死人之多、方式之惨烈，均可以说是世界第一。以至于许多热心革命的西方伟大作家艺术家（比如沙特、罗曼·罗兰等，都对中国的革命计具向往之心，纷纷前来“朝圣”）。同样可以想象的是，一旦这个革命大国一头扎进商业主义与消费主义，其可资利用的革命资源当然也非别的国家可比了。这不，革命在政治话语与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中已被“告别”，但在广告、在流行歌曲中、在电视剧中却“方兴未艾”——但是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另一种“告别”的形式。当然，利用消费主义逻辑来改写“革命”话语，这种策略的创始人还是西方的一些广告人。斯道雷曾经指出过：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卧室兼起居室的单间里如果没有一个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的画像，就等于根本没有装饰。那么这幅画像是一种热中于投身于革命政治的标志，还是一种紧跟最新时尚的标志？斯道雷的回答自然是后者。[xxix]

经典，不管是西方经典艺术，中国的古典艺术，还是当代的革命文艺，一旦被纳入商业主义的语境中，就必然遭遇被改写的命运。在谈到商业文化中古典作品的“复活”现象的时候，马尔库塞分析道：“……尽管古典作品复苏了，但是性质变了，它们丧失自身的对抗力量，丧失了对社会的疏远，而这种对抗和疏远原本正是它们真理的一面。这些作品的意图和功能也因此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如果它们曾经站在与社会现状相互对立的立场上的话，那么现在这种对立性已经荡然无存。”[xxv]本尼特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这方面的例子，那是他对于《泰晤士报》上的一个广告的分析：“这则广告一整页都是由一幅彩色的马蒂斯的‘桥’构成，在这幅画下面有一段广告词：‘生意是我们的生活，但是生活并不完全是生意。’非常矛盾的是，由于这幅画被用作金融资本商品所自发产生的新的功能已经掩盖了它作为马蒂斯油画的重要一面，表面上与经济生活相对立和脱离的东西被经济生活所同化了，成了它的一部分。”[xxvi]

这个分析不仅适合于古代的传统经典，也适合于西方的现代主义经典，同样，它当然也适合于革命的“红色经典”。它因而必然是一把双刃剑：在解禁的同时，也消解了人类任何神圣的价值，使人类变得无所顾忌。

我们应该怎么办？任何简单的药方都可能是廉价而无效的，我们现在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准确地诊断中国的状况。

注释：

[i] 本章所述内容与第五章第八章多有相互映照之处，可以参照阅读。

[ii] 笔者在中文网络搜索引擎“google”上输入“红色经典”四字，即得到大约40多万条相关记录，足见其流行程度。笔者还没有查到该词的最初出处，有人认为：“红色经典”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红色经典”丛书，该丛书重印了50、60年代的一些革命长篇小说（参见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但这个词被广泛使用与流行大概是2000年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播出以后。“红色经典”，是围绕着革命历史创作的、优秀的文学作品。 有人认为：“红色经典”一词源自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参见中国网 2004年7月12日文章《与影视专家对话红色经典》）。但是《激情》一剧的演出时间显然晚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iii]胡桃：《中国文学史上的10部“红色经典”》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RS/605542.htm。

[iv] 黄会林语，见《与影视专家谈红色经典》，中国网2004年7月12日。

[v] 参见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

[vi] 《重拍“红色经典”也有软肋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CU-c/495526.htm

[vii] 参见《翻拍复翻拍，电视剧誓将经典榨干》，《精品购物指南·生活周刊》精粹版，2004年第4期。

[viii] 《策划：电视剧改编，如何承受“红色经典”之重》，http://people.com.cn 2004,4,9

[ix]《如果红色经典被放任“戏说”》http://www.qianlong.com/ 　 2004-04-27 10:32:06

[x] 中文“后”既有“后期”（late）之意，也有“之后”（after）之意。

[xi] 《如果红色经典被放任“戏说”》http://www.qianlong.com/ 　 2004-04-27 10:32:06

[xii]参见2006年8月4日《信息时报》文章：《英雄人物网上被恶搞面目全非:雷锋帮人太多累死》，此文又见http://www.sina.com.cn 。

[xiii]参见2006年8月4日《信息时报》文章：《英雄人物网上被恶搞面目全非:雷锋帮人太多累死》，此文又见http://www.sina.com.cn 。

[xiv]、人民网2004年4月2日，http://www.people.com.cn/GB/yule/1083/2471339.html

[xv]、《电视机重拍红色经典 误读原著、误会观众、误解市场》，《北京青年抱》，2004年3月14日。

[xvi]、网上消息披露，《林海雪原》原作者曲波的夫人指责电视剧“胡编乱造”；杨子荣的养子也要状告其“侵犯杨子荣名誉权”；杨子荣的父老乡亲以“家乡人民”的身份，向媒体表达了对电视剧的“极其不满”，他们一致认为改变丑化了杨子荣这个革命家的形象。参见http://www.people.com.cn/GB/yule/1083/2437692.html。另据人民网文章《策划：电视剧改编，如何承受“红色经典”之重》报道，杨子龙的儿子杨克武对记者说：“这个部队看起来简直就像个土匪窝一样，电视里面的杨子荣不但有了情人槐花，他手下的那些战士更是连座山雕都不如，座山雕还不哼下流小曲哪。这是在宣传英雄事迹，怎么给人的感觉是在丑化他们一样，我觉得这让我受到了伤害。”参见人民网http://people.com.cn 2004,4,9

[xvii]、 http://ent.163.com/ent_2003/editor/news/starnews/040422_240719.html

[xviii] 、《南方都市报》文章《“红色经典”的改编问题》参见北国网2004-5-24 21:52:53 。

[xix] 参见姜薇、于静：《理论界关注红色经典：直露、多粗不是真正的改编》，《长城在线》 2004-5-25 16:42:01；《文艺界痛批滥改风：红色经典不能改成"桃色经典"》， 北国网，2004-5-24 20:17:53；《专家呼吁： 影视剧切勿乱改“红色经典”！》北国网2004年5月23日。

[xx]雷达：《我对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的看法》， 2004年6月9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

[xxi]http://ent.sina.com.cn 2004年4月21日11:03

[xxii]如果红色经典被放任“戏说”》http://www.qianlong.com/ 　

[xxiii] http://www.daynews.com.cn/mag2/200426/ca21896.htm。

[xxiv]《〈小兵张嘎〉通过审查 央视为红色经典放行》，http://www.ajiadi.com/fun/2004-6-23/231103.htm。

[xxv] “红色经典”立项剧目一览表：《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锋》《冰山上的来客》《北风吹》《烈火金刚》《红旗谱》《林海雪原》《苦菜花》《红色娘子军》《迎春花》《家春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少年英雄王二小》《红嫂》《三家巷》《双枪李向阳》《双枪老太婆》《地道战》《敌后武工队》《一江春水向东流》《阿庆嫂》《红灯记》《嘎子》《永不消失的电波》《子夜》《战斗的青春》《刑场上的婚礼》《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闪闪的红星》《节振国》《沙家浜》《小兵张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51号兵站》《鸡毛信》《铁道游击队》《邱少云》《保密局的枪声》《杨靖宇》《牛虻》（注：有的题材由不同单位摄制，此表不重复列出。参见《45部“红色经典”批准立项 翻拍需报广电总局终审》，http://newsls.lnd.com.cn/bgw/200407/23376220040723.htm

[xxvi]《有多少经典剧可以重拍？》参见北国网2004-4-12 21:13:40

[xxvii]参见中国网 2004年7月12日文章《与影视专家对话红色经典》。

[xxviii] 杭州电视台生活频道广告节目部副主任许辉告诉记者,在杭州，一个电视剧如果达到4个百分点属于正常水平，《林海雪原》只是3个百分点;《烈火金刚》的制作方把该片的发行权卖出，在南京电视台单集卖到4.5万元,杭州电视台许辉告诉记者，《烈火金刚》杭州电视台已经买了，不到4万元一集。《北京青年报》,《重拍红色经典也有软肋误读原著误会观众》，http://ent.sina.com.cn/2004年03月14日。

[xxix] 参见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51页。

[xxv]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转引自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xxvi] 参见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