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看，一个政党是否掌握文化领导权的标志，决不是它手里是否有枪杆子可以强迫人民不说话，而是人民自觉自发地赞同它的那套价值观和施政方针，比如民主、自由、宪政等等，它们既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又是符合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得到被统治阶级的积极赞同。

从党的十七大报告专辟一部分谈文化，到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主题并形成决议，这一系列举措在党的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它表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给予了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重视。

通读六中全会决议，我觉得报告对文化重要性的理解已经超越了经济功利主义的工具论层次，不再提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再仅仅因为文化可以赚钱而予以重视，而是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高度认识文化的重要性，实际上把文化提高到了执政合法性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高度。决议多次提到了“凝聚力”一词，比如：“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何为文化凝聚力？依据我的理解，所谓文化凝聚力，就是文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概念是由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前总书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依据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实质，是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塑造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赢得大众对主导意识形态的“积极赞同”。这种赞同之所以是“积极的”，乃是因为它建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对话和民主协商基础上，是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响应，而不是消极无奈的服从。文化领导权不是赤裸裸的暴力，也不是自上而下贯彻的“圣旨”，而是经过广泛民主协商后形成的思想、文化、舆论领域的引领力量。葛兰西强调，文化领导权是在市民社会和上层建筑领域运作的，它不同于警察、军队等政治社会的控制方式。典型的市民社会形态是各种民间自治组织、协会、学校和大众传媒等。这些领域虽然是非暴力性质的，但却是统治者赢得文化领导权的关键领域。

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看，一个执政党的文化是否具有凝聚力，是否赢得了领导权，其标志决不是它背后是否有枪杆子支持，可以强迫人民不说话，而是人民是否自觉自发地赞同它的那套价值观和施政方针，比如民主、自由、宪政等等。如果它既符合执政党的利益，又符合大众的利益，因此得到大众的积极赞同，那么它就是有凝聚力的。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传媒的重要作用。传媒是否能够成为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执政党和其他社会集团之间民主协商、对话的场所，并成功地通过这种协商对话的方式建构符合社会各界利益的价值共识，达到执政党利益、国家利益、公民大众利益的和谐一致，是执政党有没有真正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标志。

正因为这样，在恐怖和暴力蔓延的社会，统治者尽管看起来权力无所不包，但却根本没有掌握文化领导权，因为这种统治是依靠暴力来实现的，其思想文化问题是通过非思想文化的手段解决的。这恰恰表明统治者还没有确立文化领导权，所以要用非思想文化的手段来控制思想文化。此外，通过一种表演化、道具化、装饰化了的官方意识形态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统治合法性也不是文化领导权。在有些转型中的国家，人民已经不再相信主导意识形态，但又不能直接对抗，于是通过犬儒的方式在私下里嘲笑、调侃、应付它。被统治者实际奉行的是另外一种思想和价值观，这就形成一种“双重思想”。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文化领导权，其意识形态问题也并没有解决，而是被悬置起来了。

能够赢得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积极赞同的价值和理念，只能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价值和理念，是能够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有机凝聚在一起的价值和理念。只有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真正合一了，文化领导权才得到了真正的确立，文化才有了真正的凝聚力。十七大提出的一个文化上的新说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我的理解就是要实现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政党利益的统一，最终确立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如果三者真正统一了，那么执政党就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和文化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