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很高兴到艺术研究院来跟大家交流一些想法。一直以来我都对学艺术的人心怀崇敬，因为“艺术家”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今天我讲的这个话题，就是涉及到艺术家的。现在“艺术家”身上的光环好像正在消失，艺术家更多的变成了“制作者”。正如作家这个身份现在变得很“暧昧”，好像现在活跃在文坛的更多的是“写手”而不是“作家”一样，“艺术家”的特殊光环也被“去精英化”的思潮所淹没了，艺术和艺术家的光环的消失正是去精英化的一种表现。所以，今天的“去精英化”主题并不限于文学，实际上，进入90年代后整个中国文化都面临着一个去精英化的威胁，都被卷入了去精英化的思潮中。
谈“去精英化”的前提是在“去精英化”之前有一个“精英化”的时期，如果没有“精英化”、没有精英文化的崇高地位的确立，就谈不上“去精英化”。因此我们首先来解读“精英化”。
“文学复兴”的“精英化”
“精英化”的过程大致是发生在新时期的最初十年，也就是80年代，准确说是89年以前，我认为是这一个“精英化”的时期，其核心是通过否定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民粹主义思潮，反思以“样板戏”为代表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学，反思所谓的“工农兵方向”，来确立精英知识分子、精英文学、精英文化的统治地位。
最早发轫于俄国和法国的民粹主义思潮，其特点是美化没有知识、没有权力、没有社会地位的大众，他们所颂扬的最高尚的人正是最没有知识的人。可以说“民粹主义”正好是“精英主义”的反面，而“精英主义”是建立在对于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或者说知识分子的权威性的肯定之上。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民粹主义”思潮占主流，在文艺上就是表现为“工农兵方向”；在教育中表现为工农兵领导学校。粉碎“四人帮“后，政府提出的口号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认为这是对“民粹主义”的否定，也是“精英化”过程的开始。由于有了政府的提倡，所以这个“精英化”过程并不完全是知识分子自己发动的，更不是知识分子凭着自己的力量完成的，而是一种官方或半官方行为，得到了当时政府的大力肯定，是当时整个“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精英化的过程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将其概括为“启蒙文学”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大致上是在80年代初期到中期，其主导文学类型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特点是弘扬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和启蒙传统，它上承“五四”启蒙精神，以鲁迅为榜样，以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和文化为使命。启蒙作家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从民粹主义时期的学生（知识分子）和老师（工农兵）的关系，转变为导师（启蒙者）和学生（被启蒙的大众）的关系。因为启蒙话语的前提就是要设定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等级关系。这个启蒙者就是精英知识分子，被启蒙者就是大众。
第二个阶段，是“纯文学”时期，时间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主导的文学类型是“实验文学”、“先锋文学”。这个阶段和第一个阶段不一样的是：第一个阶段重视思想的启蒙，没有太多涉及到文学的语言和形式问题。如果大家熟悉“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的话，你会发现，其思想观念，更准确地说作品的主题是新的，但是表现手法是旧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是“旧瓶装新酒”。启蒙“导师”相对于大众的优越性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到了 “纯文学”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文坛的潮流体现为一种对于形式实验的迷恋，对于“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的关注，也就是对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本体的关注，超过了对题材、主题的关注。基于这个认识，我认为这个时期的“精英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形式探索阶段。如果说“启蒙作家”的标准是精神大师；“先锋小说家”的标准就是“语言巫师”，他们的精英化策略不是进行思想启蒙，而是制造语言迷宫，鼓吹形式神秘。启蒙作家把大众当作思想观念的学生，而先锋作家则把大众当作艺术形式方面的学生。
从“纯文学”或者“实验文学”的立场出发，纯文学的鼓吹者们认为，启蒙文学并不是真正的“新文学”，这里面我引用当时很有名的一个纯文学理论家的话：“作为新时期文学开始的标志，‘伤痕文学’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文学创新，基本上还是‘工农兵文学’那一套的继续和发展，作为文学的一种潮流，它没有提出新的文学原则、规范和框架”。他们还认为“伤痕文学”基本上是一种旧文学，这就是他们的基本认识。他们说：“所谓旧文学，就只是在思想、题材、主题上做文章，而并没有进入语言形式的层面，它实际上指的是那种把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加以深化的僵硬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在七八十年代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直接派生出‘伤痕文学’、‘改革小说’和‘问题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纯文学’概念的提出具有相当强烈的革命性意义。”
尽管有这样的分歧，但我还是把这两种文学，即“启蒙文学”和“纯文学”，都归入“精英文学”，是因为它们都建立在跟大众的那种等级关系之上的，都把自己看成是“宝石”，尽管它们互相之间有分歧，甚至它们是相互矛盾的。但是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都倡导文学的自主性。“启蒙文学”的自主性体现在所谓思想探索和文化批评方面的自主性，“先锋文学”的自主性则体现在艺术形式方面的自主性，但是与“大众文化”相比，它们都是“精英文化”。纯文学对于启蒙文学的否定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文学对另一种精英文学的否定。
文学和文化活动的去精英化
真正的“去精英化”肇始于1990年代初期。“去精英化”的最基本特点就是否定、解构关于“启蒙”、关于文学自主、自律性的种种神话，以及由这种神话赋予文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崇高性、神秘性和稀有性。无论是“启蒙文学”还是“纯文学”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建立作家和大众、文学与非文学、文学和日常生活之间的严格区别，这是精英文学、精英文化的特点。它强调文学艺术的自律性，强调文艺与市场、与权力之间的对抗性，强调文艺自身的游戏规则，不听命于市场和权力。与此相关，精英文化喜欢赋予文学、艺术、文化一种崇高性、神秘性、稀有性，就是说，文学不是大家都能玩的，艺术不是所有人都能玩的，它需要一种特殊的才华，一种特殊的献身精神，需要一种特殊的态度去对待世界。总之，文学艺术是一种很崇高也很神秘的事业。
而“去精英化”恰恰就是从各个方面解构了这样一种“精英主义”的思想，比如说，你不是认为文学艺术是那么高高在上，跟金钱、市场、权力无关吗？好，市场大潮下的商业文化干脆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放在广告，把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放在广告里，或者用通俗的性感的唱法，来翻唱经典音乐，改造原来很神圣的所谓“革命”音乐。你不是说作家和艺术家是一种特殊的身份和职业么？作家、艺术家需要特殊才能么？好，现在网络上有大量的写手和艺术制作者，我们不把他们叫做“艺术家”，而是叫艺术制造者。这种人现在大量出现，他们不是作家、艺术家么？作家、艺术家不再是什么稀有动物了。
这些就是去精英化的表现。
精英化是自上而下的，而去精英化是自下而上的，这是它和精英化不同的动力机制。我刚才讲的精英化是得到官方支持的，是自上而下的，即官方改革派主动发动的，或者说是知识分子精英和政治权力精英联合发起的，所以带有自上而下的特点。与此相反，去精英化的动力机制是自下而上的，它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强烈的商业驱动性，以及广泛的大众参与性，其直接动力来自于文学和文化活动的市场化、商业化，来自于现代传媒工具的兴起，特别是网络的兴起。网络的兴起在推动去精英化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网络这种工具，大家都可以用，它打破了精英化知识分子对于传统媒介的垄断，这是非常重要的。
80年代末开始的文学艺术去精英化趋势及现象
下面从几个方面来描述和分析一下去精英化。
第一．从时间上看，去精英化的始作俑者是王朔。去精英化以后的文学，没有启蒙文学严肃的政治主题和沉重的使命感，也没有先锋文学对于形式迷宫的迷恋，去精英化后的文学领域几乎没有作家而只有写手，甚至了没有“文学”只有“文字”。王朔就是第一个用夸张的，富有挑战性的语言对“精英文学”和“精英知识分子”进行祛魅的人，剥去其神秘光环，把文学及文化从崇高的精神殿堂拉到了庸俗的物质地面，乃至于地下，他自称为“码字工”。这是对作家这种身份，以及写作这种职业的 “祛魅”。原来作家认为自己的地位是高于公众的，他们的创作是高于物质的，而“码字工”则意在突出写作不过是一种谋生手段，作家只不过是一个特殊的工人。王朔用这样的方式挑战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导师和精神领袖地位。他的小说里面有大量对于文学活动、创作活动及作家身份，乃至于对于整个文化的调侃，这种调侃甚至是过分的。这里我引王朔一些言论：
“文学就是痛苦，得排泄，大大的快感，性交一样的干活”，“关键在于你得操文学，不能让文学操了你”，“我们是主张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就是为工农兵玩文学，看看我们现在文学保护中的经典之作，大师之作，哪一篇不是在玩文学？”“现在全市的闲散人员都转业进了文艺界，有嗓子的当歌星；腿脚利索的当舞星；会编瞎话的当作家。现在管流氓不叫流氓叫作家”，“自杀的办法有几百种，其中一种就是和作家结婚”，等等。
王朔小说里面根本就没有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所以我认为王朔是第一个去精英化的代表。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王朔还比较孤立，王朔当时遭到很多精英知识分子的围攻，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人文精神讨论。人文精神讨论是一场精英知识分子维护自己精英地位、抵抗去精英化思潮的自我防卫战，是一场反祛魅的斗争。在精英知识分子看来，“痞子文学”不是文学，新出现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根本不是文化，而是“荒野上的废墟”。其实，“人文精神”讨论的最根本目的是维护精英知识分子对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他们感觉到了大众文化对自身的挑战和威胁，通过呼唤“人文精神”的手法来捍卫自己的文化正统地位。
第二，从物质－技术的手段看，去精英化的技术基础是网络的普及。去精英化真正成为一种声势巨大的思潮从根本上讲是得力于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大众传播保证了文学和文化参与手段的非垄断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导致了文化活动参与手段的大众化，导致文化和文学活动准入证的膨胀和贬值。之前精英知识分子所以能统治文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大众不掌握参与文学和文化活动的各种资源，这个资源――准入证――被精英知识分子单方面把握，因此保证了其稀有性。文化活动的首要的准入条件当然是识字能力，运用文字、掌握文字的能力。没有这个能力，人就没法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所以作家必须得有相当高的识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中国古代和现代时期的文人很少，原因之一就是大众不识字。现在教育普及了，特别是到90年代的大学扩招，导致大学生、研究生大量出现，这些人基本上都达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舞文弄墨。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很多写手都是大学生研究生，很年轻，而且并非以文学创作为生，而是业余的“票友”，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很大，专业作家的人数和影响力倒是大大降低。
除了识字，还有一个准入条件是发表。有识字能力、写作能力的人不一定就能当作家，不一定能发表作品，为什么？因为发表渠道没有。发表举刀在以前是限制很严的，出版社、杂志社垄断了媒体，也垄断了发表的渠道。这样就使得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进入到作家的行业。就像一个人画画得好，不一定是画家，作为一个社会身份的画家，必须让自己的画在社会意义上得到推广，这就必须借助传媒，只有借助传媒才能成为社会意义上的画家。同样，音乐造诣很深的人不一定是音乐家，音乐家作为一种社会身份，他的音乐必须要大面积传播才行。这就是说，掌握不掌握这样一种传播媒介、发表媒介非常关键。文化精英化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精英知识分子对各种文化生产资源，特别是媒体的垄断性占有，80年代末之前的精英知识分子就是通过垄断媒介来确保自我的精英地位的。
进入90年代后，这种垄断性随着网络的出现逐渐被消解，精英知识分子对媒介的垄断被极大地打破。网络成为普通大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可以充分利用的便捷手段，写作和发表不再是一个垄断性的职业，而是普通人也可以参与的大众化的文化活动。我认为现在文学活动的主要媒体已经不是报纸、刊物或书籍，而是互联网这种最自由、最容易获得的媒介。此状况造成的戏剧性结果就是作家、文人、艺术家这些身份、符号和职业的大面积膨胀和贬值。作家准入证的贬值对于由浪漫主义所创造的，并且在中国80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关于作家、艺术家的神话，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八十年代的作家、艺术家神话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方的浪漫主义时期，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卡里斯马式的神奇人物，他们不仅具有一种特殊才能，而且其性格和生活方式都很独特，特立独行，与社会格格不入，具有激进的批判精神，甚至有点神经兮兮的。这种艺术家和作家的神话在八十年代很流行。而现在我们对于这样一种神话似的作家、艺术家这种观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解构掉了，这和80年代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陈丹青回忆80年代初见到王安忆时候的一种感受说：“……安忆通过领事馆找我，说她看过我写的创作谈，说是写得有意思，见见面吧。我也高兴极了：跟我一样大的知青里居然也有人在写小说——现在大家觉得小说算啥呢？太多了，我们随便就会遇见这种介绍：某某，小说家！可是我已经很难给你还原1983年那种情境：你遇见一个人，这个人递过来一篇小说，说是他写的，简直不可思议。”那个时候对于作家、小说家这样的身份人们都觉得很神秘，可是这种神秘性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现在作家很多业余的，报社里面当编辑的，杂志社里当编辑的，甚至在工厂里面当工人的也不少，很多网络上有名的作家，都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那种职业作家，比如作家协会的会员，等等。写作是他们的副业。
这也是网络所造成的一种去精英化的效果：作家身份的祛魅。其好处是是平民化和大众化，它使得文化活动、文学活动的确不再是精英的专利。但是消极一面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泥沙俱下。有精品，但是更多的是垃圾，不负责任，没有使命感，趣味低下的文学占据了网络文学的很大一部分。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有机会再解读。
文化偶像的“祛魅”对大学精神的改写
在80年代的时候，随着精英化的潮流出现了一批文化偶像，比如数学家陈景润。在徐迟的报告文学中，陈景润被描述成一个和常人很不一样的人，一个不会生活，不会谈恋爱的一个书呆子，现在看来像是一个傻乎乎的人，穿得破破烂烂，只会做数学题不会别的。但是这样的偶像在当时是非常被崇拜的，许多女孩子给他写求爱信。文化偶像在80年代的时候是精英知识分子垄断的。
但到了90年代，文化偶像开始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他们不断地被商业化、多元化、碎片化、世俗化。在这方面，最富戏剧性的一个例子就是2003年新浪网联合国内其他媒体发起的关于“谁是今天文化偶像？”的评选，评出来的结果让大家啼笑皆非。票数名列前茅的有鲁迅、钱钟书、雷锋、金庸、王菲、张国荣，其中鲁迅得了57259票，金庸得了42462票，钱钟书得了30912票。这表明了文化偶像的一种多元化、碎片化的趋势，这里面既有原来的精英知识分子，也有所谓的革命英雄，还有新出现的“消费偶像”，这表明今天的大众至少是网民这个阶层，已不再共同地追求某一个偶像或权威，而且这种文化偶像的评选本身就是一种商业化的娱乐活动。大众传播的发达和文化平民化的趋势，还使得大众渴望自己成为偶像，并且有可能真的成为偶像，从而打破了偶像和权威高度的垄断性， “超女”的评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超女”李宇春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个音乐专科学校的普通学生，然而她一夜之间成了大明星，成为大众偶像。超女提出的口号是“想唱就唱”，突出自我表现，充分地释放出大众参与文化活动的欲望。超级女声本身就是一种去精英化的活动。
另外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是大学精神的改写。“大学精神”在解放前被蔡元培、梅贻琦等先生表述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学要对金钱、对权力保持距离，弘扬学术的自由和尊严。这种大学精神实际上正是精英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独立性、自主性。“大学精神”一直带有浓重的精英气息。80年代时大学就是高高在上、很神秘的地方，一个人考上大学是很了不起的。
这种“大学精神”到了90年代很快被冲击得溃不成军，消费文化和商业逻辑深刻改写了80年代刚见雏形的以超然独立为核心的大学精神。其中最有戏剧性的表现就是大量的大众文化明星进军精英文化的殿堂——大学，出现了所谓的“名校争相聘请明星来当教授”的现象。这里有一个资料，99年3月26日，金庸接受邀请，担任浙江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开名人当教授、名校绑名人的先河；随后牛群受聘安徽大学兼职教授；赵本山被聘为国防科技大学思想教育课客座教授；成龙被聘为北京大学影视编导课的客座教授；唐国强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周星驰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特别授课教授……这种现象引起了一番讨论，但是大量的网友觉得这种现象没有什么奇怪的。比如说有一个网友说：“谁说周星驰不能当教授了，他至少可以当个搞笑教授，别以为大学出来的就能当教授，咱们小学出来在社会大学成长也能当教授！”李宇春一出名马上就被请到北京大学的“百年讲堂”去做讲演。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国外的情况，就会发现很大的差距。比如，基辛格做了国务卿之后想到哈佛大学去当教授，但是被哈佛大学拒绝；比尔·盖茨希望参加哈佛大学的校庆，也被拒绝（虽然他可以捐很多钱），被拒绝的原因是他不是哈佛大学的正式学生，他只是旁听过。英国也有这样的例子，撒切尔夫人希望得到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被拒绝；现任的首相布莱尔也想得到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也被拒绝。这种现象在中国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这表明他们的“大学精神”的确形成了一个很强的自主自立传统。
还有一个资料可以表明“教授”这种身份的去精英化，这就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教授陆德明嫖娼的事件。新浪网有一个相关讨论，我把这个事情看作是研究文化特点的一个材料。我随机地抽出了网友的1000条评论，进行分析、归类、统计，结果得到了这样一个数据，就是支持同情陆德明的言论1000条里面有920条，在920条里面又分成三类：一类是认为嫖娼是合乎人性的，妓女应该合法化；第二类是认为知识分子同样是人，不应该对他们有苛刻的道德要求，这个占了20%，有两百条；还有不少人认为最可恨是那些利用权力玩弄女性的官僚，以及利用权力玩弄女学生的大学教授，而不是陆德明，陆德明是自己花钱嫖娼，是平等交易。这就表明今天人们对于教授好像变得越来越宽容，不要求他是什么道德楷模，不要求他是大众的精神导师。但这也说明教授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没有神秘性和神圣性。这种“宽容”的前提就是把教授放到一个跟普通人没有差别的位置上。只有把某一个群体捧得越高，对他的要求才会越苛刻。网友现在之所以对陆德明那么宽容，因为他们早为教授“祛魅”了，早就把教授的神秘光环打碎了。
审美化、文学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扩散和文学的“祛魅”性
我们在新世纪所看到的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景观是，在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衰落和边缘化的同时，“文学性”――当然包括艺术当中的艺术性或者审美性――在疯狂地扩散。
所谓扩散，就是文学性在日常生活当中普遍蔓延，这是由于媒介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出现，消费文化的巨大发展导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实的符号化和图像化所造成的。在精英文学统治的时期，精英文化、精英文学往往强调自己和日常生活的差异性，强调审美的独特性。比如，审美不能有功利性，要在一个很独特的场所进行，甚至有独特的穿着打扮，到北京音乐厅，到首都剧场，看话剧，听音乐会，要穿着整齐，进去以后，门一关，进入了一个与日常生活隔绝的世界，专门去审美。这种审美活动需要一种特殊的场所，特殊的空间、心境、态度，这是精英文化的特点。但现在我们发现日常生活和文学艺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乃至有完全丧失的趋向。现在有多少人专门到北京音乐厅，或者首都剧院或者中国美术馆去进行审美？且不说那些地方其实已经去精英化了，里面有很多商业化的东西，即便是精英也很少到那儿去审美。我们现在审美的地点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往往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在街心花园散步的时候，在购物中心购物的时候，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大家注意，这些场所都是日常生活的场所、空间，都不是特别让你去审美的地方，它们不要求你带着一种严肃的非功利的态度去看，你可以一边审美，一边聊天，一边打毛衣，一边吃饭，一边谈生意；街道、商场、高级饭店甚至厕所都放着经典音乐，挂着世界名画，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在模糊化。
造成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原因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物质－经济的原因。随着生产力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闲暇时光增多，文化和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艺术和商业之间的界限模糊，这些都导致整个日常生活和艺术之间的界限模糊乃至消失。打个手机的比方。从功能上讲，不同牌子的手机间的差别很有限，为什么手机不断地要在款式、颜色、造型上翻新？因为它不仅仅是通讯工具，更是一个艺术品，所以要充分考虑其造型设计，考虑手机合不合乎特定购买群体的审美趣味。各大手机厂商花大精力来研究人们的审美趣味，这或许就是现代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它既是文化也是产业。“美”已经成为一种经济，一种产业。有一种产业叫“美丽产业”，美丽是可以卖钱的，也是要用钱来买的。各种选美活动、整形手术、健美等都说明美丽是一种产业。所谓文化产业，休闲产业，服务产业就是要满足人们的精神和物质双重需要，这些产业将精神与物质混和，这就是文学性、艺术性的四处蔓延，它们蔓延到了日常生活。另一方面这又说明了精英文化、精英艺术的衰落，这种现象也是文学艺术的一种“去精英”化的趋势。
“大话文艺”与去精英化
去精英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经典的消费化。现在有一种文学叫“大话文学”，有一种文化叫大话文化或无厘头文化、恶搞，就是要对于经典采取一种戏谑的，随心所欲的调侃、讽刺、模仿。上至中国古代神话，文学名著，特别是四大名著，大家知道《大话西游》就是把《西游记》进行改写，后来又有《沙僧日记》，《八戒日记》等；下至当代的精英文化，也包括解放后的革命文化，比如《雷锋和他的女朋友》、《潘冬子是怎么发财的》等等。经典作为文学艺术的权威性，神圣性的集中体现，其遭遇“恶搞”实际上也是文学艺术去精英化的一种表现。90年代以来出现的 “大话”文化的思潮在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在文化生产商业化的趋势和控制下，迎合大众的消费欲望，利用现在的传播媒介对古今中外的经典进行细读、拼贴、改写，最终以富有感官刺激和商业气息的平面图像和搞笑故事削减经典文本的灵晕，消解经典的神圣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建物与装饰品。
“大话”就是用拼贴、混杂的方式对传统或者现实的经典与秩序，以及这个秩序背后的道德秩序、美学秩序、文化秩序进行嘲弄、颠覆。它从来不把经典当作高高在上的东西，这跟精英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精英知识分子对历史上的经典作品有一种敬畏感，这种敬畏感是在教育过程中被反复灌输出来的。从《诗经》到唐宋诗词，到鲁迅、《红楼梦》，从喝骂史诗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精英知识分子对这些大师及其作品充满敬畏之情。但是大众接受的精英教育较少，对于经典不像精英一样充满了敬畏，而是对它进行实用主义地利用。大众则把经典看作是可以盗取的一种文化资源，不管是雷锋也好，鲁迅也好，司马迁也好，都可以恶搞，完全没有敬畏感，这表明了大众和精英知识分子对待文化经典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大话文艺或大话文化的流行可以看作是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人一种非常典型的反精英心态的表现，仿佛世界上没有神圣、权威和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可以颠覆，可以亵玩，这是比“五四”更彻底的反经典思潮，“五四”时期也有反经典思潮，但那种反经典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的一部分，是现代的精英文化造传统精英文化的反，是精英文化内部的一种斗争。他们的经典是理性的、建设性的；而“大话”文化不同，它的反经典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一种造反，而且是商业化的。
身体的造反与去精英化
精英文化和精英文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看不起身体，崇尚精神。在精英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人被分成精神和肉体两部分，即“灵”和“肉”，精英文化认为人的灵魂永远统治肉体，这个传统在历史上渊源流长，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身体一直是精英文化压制的对象。精英文化认为身体是危险的，是肮脏的，这里的身体包括 “性”，也包括人的其他各种生理感官。感官在此被分成等级，眼睛是最纯洁高尚的，因为眼睛离人的生理需要相对较远，离灵魂近，而触觉和味觉是低级的，是遭到贬低的，因为它们非常生理化。但现在的文学界文化界有一种反灵魂、反精神的趋势，一种身体的造反，这也是去精英化的一个很重要现象。这里面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用身体写作的“木子美”，写作不是用灵魂写作，而是用身体写作，用脚丫子写作。木子美笔下的身体，没有一点精神的东西，纯粹的生理活动。下面是她的《遗情书》里面的一段话：“如果你单身，如果你工作到凌晨3：30，大脑一片空白，忽然饥渴，这时酒吧都打烊，你过往的性旅伴都休息了，你身边又有一堆从洗衣店拎回来的床罩、被套、枕套，最好有人帮助料理床褥，你该怎么办？我最迅速地登录一个网站，最快速地点击名单列表里的男头像，外国发来的，‘做吗？’他说：‘好，给你照片看，我是一个漂亮的男人。’他自信并自觉地给我发来了照片，之后3分钟，就通话，决定见面，非常高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性关系，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欲望的一部分，已经完全不受精神的约束。她在《遗情书》里面反复讲，要使性变得单纯，就是说不要有精神的介入，不要有灵魂的介入，身体要轻盈，没有负担，人的身体之所以有负担，人的性观念之所以不开放，就是因为有很多道德的、精神的、情感的约束，一旦这些约束都没了，那不是很自由吗？就跟动物一样，所以这个所谓“自由”实际上就意味着回到动物状态，这是一种彻底的反精英的姿态。
还有一个例子：诗歌界的“下半身写作”。
“下半身写作”在诗界也是非常的热闹。一些年轻诗人，他们宣言:“让这些上半身的东西统统见鬼去吧，它简直像入冬的青松一样令人腻味、腻烦。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可以说，这是典型的身体或肉体对精神的造反。 “下半身写作”是一种形而下的状态。它追求一种肉体的快畅感，是“肉体”，而不是“身体”，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它认为人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外在异化、污染，已经不“纯粹”，太多的人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没有了作为动物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幅可怜的叫做“人”的东西的“上半身”。回到肉体的追求，肉体的快畅感意味着让我们返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成为一具具“正常的肉体”，只要这个肉体存在，诗歌就存在，文学就存在。诗歌就等于肉体，等于“下半身”。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反文化、反精英的姿态，但作为文学“去精英化”的重要表现它们所隐藏的混乱也是值得深刻反省的。如果彻底的回到“下半身”，那人还是人吗？跟动物还有区别吗？这样的“身体写作”还能持续下去么？我觉得不能。木子美的身体写作，我可以断言，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因为写来写去，就是一些床上的动物性动作、动物性经验，还能写出什么花样来呢？人的身体感觉之所以丰富多彩，就是因为有了精神的、情感的因素，这种精神因素、情感因素的引入使得身体变得丰富，使人的身体感觉变得多彩。
应如何评价去精英化
对“去精英化”的趋势应该辩证地去看，一方面，“去精英化”打破了文学和文化活动的垄断性，打破了知识分子对文学、文化活动的垄断性，真正使得文化和文学艺术变得民主化了。这当然是一种意义上的进步。但是，去精英化不能保证这种大众参与的文化和文学艺术活动有较高的质量。打一个比方，原来马路很少，需要“通行证”，需要特殊的“车子”才可以上路，而现在我们修了很多马路，大家都可以上路，大家都可以上，不限什么车子的牌号。但这不能保证路上跑的车是否有秩序，是不是遵守规则，是不是乱跑。路多只能保证大家都可以上路，但是不能保证秩序，保证开车质量和水平的高低。网络的普及导致现象与此类似。谁都可以上网说话发表作品，但是不能保证话说的是否有质量，有水平。现在网上很多东西是极其没有质量的，是很无聊的无厘头（不是所有的无厘头都是无聊的）。芙蓉姐姐就是最典型的一个无聊的网络无厘头事件。请大家看她的自画像：
“我那妖媚性感的外形和冰清玉洁的气质，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众人的目光无情地揪出来，我总是很焦点，我那张耐看的脸，配上那付火爆的让男人流鼻血的身体，就注定了我前半生的悲剧。”
这是木子美流传很广的名言，一个无聊到极点的人才会这样来自恋，浅薄。但问题还不在木子美的无聊，而是大家为什么对这么一个无聊的人感兴趣？为什么跟着无聊？最根本的原因是：大家也很无聊。因为如果观众不无聊的话，谁去看这些东西，谁去网上跟贴，怎么会把她炒得那么火呢？
再比如，网络上一度热衷于炒作李亚鹏的女儿到底是不是兔唇？一个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受到媒体和网民的侵犯。令人寒心。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网络的确是给大家提供了发表渠道，但并不能保证大众化的、“去精英化”之后的文化和文学就有好的、高水平的质量。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大众文化素质的提升和较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这里，分析造成无聊的原因比指出无聊的存在更加重要。现在人之所以空虚无聊，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很缺少自由的环境里。有一些人在分析 “无聊”的时候说：“我们的时代具有阶段性的无聊特征，随着物质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变化，社会的宽容度增加，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从‘去个性化’向‘个性化’时代转变的茫然时期，‘无聊’作为一种阶段性的特征一直被我们所忽视。”按照这样一种分析，好像我们无聊是因为社会物质丰富了、社会宽容度增加了，我们现在是进入了一个个性化时期，所以无聊了。这种观点讲不通。
首先，物质丰富就导致无聊吗？世界上比中国物质丰富的国家有得是，我没有看到他们也像我们这样无聊。物质丰富不会导致无聊，物质不丰富的人同样还会无聊，这个之间没有必然关联。
同样，社会宽容度的增加会导致无聊吗？我觉得要反问的是：我们从现在有真正的自由和个性么？有真正的宽容么？所谓的“个性”“自由”“宽容”实际上只限于消费领域、娱乐领域，是和政治无关、与公民权利无关、与国家体制无关的领域。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畸形的消费社会，其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是消费主义迅速发展，全民都投入到消费热情、娱乐热情中；但另一方面，大家不过问政治，极度的政治冷漠。这样一种畸形的结合才导致了我们现在的心理状态：物质生活富裕了，传媒发达了，可以发表自己的东西和想法了，但却开始无聊了。要改变这种状态，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社会体制、政治体制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否则，这种无聊的状态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
学生提问
同学1：陶老师，你好！刚才我听您讲的过程中，关于“精英标准”我不太明确，似乎您的精英观并非就文艺本身而谈，而是以话语权、垄断地位为标准来衡量精英，所以我想您能把标准再给我们框定一下。
陶东风：谢谢你提的问题。“精英”这个词儿主要来自社会学，大意是指控制一个社会的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的少数人。具体说，精英是指控制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的资源的人。依据精英控制的资源的类型的不同，可以区分出不同的精英。控制物质方面的资源像比尔盖茨；而控制政治资源的精英就是政治精英，比如政治元首和其他著名政治家，高层领导；文化精英就是控制文化资源的少数人。控制文化资源的人不一定就是写出伟大作品的人。比如曹雪芹，现在我们觉得《红楼梦》了不起，但是当时曹雪芹没有地位，更谈不上控制文化资源。
所以，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一种话语建构。精英并不是非常准确地指某一个固定的群体，相反，在不同的时期“精英”指涉的对象会有一些变化。但不管怎么变，精英是控制一个社会的重要资源的少数群体，这是我给他下的定义，这点不会变，所以精英必然是少数人。另外，他是控制了重要的资源，所以也是权力的所有者。这个少数群体之所以受到“非精英化”的威胁，产生了“非精英化”的思潮，是因为这个文化资源在今天越来越超出少数人控制的范围，成为一种普遍化的，被大众所掌握的资源。
同学2：陶老师好，我的问题是中国的道家有“反者道之动”，也就是从自然规律一直到人的活动都可能有一个物极必反的循环，那么这样一个去精英化的过程，是不是在将来能返回到精英化的状态去？
陶东风：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有可能。去精英化之后可能出现再精英化，然后再来一个去精英化。这就像是经典和非经典、反经典的关系一样，有时候反经典的东西也会逐渐变成一种经典，然后又会面临着反经典化的冲击，现代主义的作品很多在一开始不是经典，后来变成经典，然后再受到颠覆，过一段时间后现代主义又成为经典，然后又会有其他的东西来颠覆它，我觉得会有这样一种循环，也不能说循环，简单的说循环好像是不断重复，不是这样，它还会以一种变化的方式往前发展，但是看起来有一点像“否定之否定”这种辩证发展的情况。
同学3：老师您好！去精英化与我们文学当中经常谈的“后现代主义”当中对“传统的消减与重构”，他们两个有什么异同点吗？谢谢！
陶东风：后现代对传统的消解与去精英化之间的共同点是很明显的，也就是后现代主义不仅仅在消解传统，也消解精英，消解精英和大众的区分，消解雅和俗的区分，把这些“鸿沟”填平了。所以在后现代这样一种解构潮流中，我觉得它自然包括去精英化，但是，后现代思潮囊括的范围可能更宽泛一些。我把去精英化范围相对地缩小在对“精英文化”的一种“祛魅”或者说“解构”上面，而后现代思潮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至少后现代不能用去精英化去概括，但是后现代可以包含去精英化这种现象，后现代这个概念更大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