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秦晖，1953年12月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研究生)，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1992年起)、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1994年)，现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青基会社区文化委员会委员、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a href="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18368" target="_blank"><u>秦晖学术简历</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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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 “周表秦里“：由汉武帝到王莽
- “个人的整合”与“传统的整体”
- “经济人”与“豪迈人”的双重预设
- 新文化运动中的“个性解放”
- 中国近世佃农的独立性研究
- 韩非子：价值判断上的真正性恶论者
- 写在“代理人专业化”之前
- 非农领域的“黄宗羲定律”
- 关于“黄宗羲定律”的一些思考
- 对贫民“犁庭扫穴”何时休
- 廉租房之弊：西方的与中国的
- 一次被断送的政改
- “乡村衰败”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 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不能“多元共存”的
- 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
- 从黄宗羲到谭嗣同
- “后南斯拉夫时代”的“敏感”国歌
- 音乐博弈——前南“国歌”的变迁
- 农民问题上的“主义”变迁
- 日本如何由“个人独立”转向“军国主义”
- 两次启蒙的切换与“日本式自由主义”的影响
- 21世纪的全球化困境：原因与出路
- “杨近墨远”与“为父绝君”：古儒的国—家观及其演变
- 孟什维克——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失败
- 福利的“高低”“正负”与中国的转型
- 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上）
- 城市新贫民的居住权问题
- 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六）
- 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五）
- 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三）
- 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二）
- 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一）
-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
- “宏大叙事”与“祛魅”——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的若干解析
- 太平天国：传统民变的特殊标本，中西碰撞的旁生枝节
- 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 为什么人们厌恶帝制？
-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商榷
- “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 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
- 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与认同之道
- 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突出的15年
- 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
- 金雁 “向后看就是向前进”？——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 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
- 我看全球经济危机（修订版）——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
- 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传统中国及其现代化再认识
- “自流”方为“真集体”
- 什么是农民工的“退路”？
- 土地问题絮论
- 普京之谜：俄罗斯民主的前景
- 从复国到转轨：波兰的坎坷历程
- 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
- 金雁 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专制”与宪政民主（续）
- 金雁 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专制”与宪政民主
- 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
- 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
- “NGO 反对WTO”的社会历史背景
- 农民地权六论
- “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
- 法家与“秦制”
- 中国改革前旧体制下经济发展绩效刍议
- 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
- 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
- 秦晖 金雁：没有运动的理论——东欧的新社会主义思潮
- 东欧左派内部的派系斗争
- 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
-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
- 从杰斐逊思想谈起
- 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
- 传统科举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
- 秦晖 金雁：告别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转轨进程回顾
- 税费改革、村民自治与强干弱支——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选择
- 金雁 “右派凯恩斯”反对“左派货币主义”？——论匈牙利转轨（二）
- 金雁 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论匈牙利转轨（一）
- 转轨经济学中的公正问题
- 农民流动、城市化、劳工权益与西部开发——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公民权问题
- 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 秦晖 汪晖 温铁军：超越派性之争 寻找变革道路
- “郎旋风”中看东欧
- “优化配置”？“土地福利”？——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思考
- 反对种族主义：以自由的名义
- 中国能否走出“尺蠖效应”的怪圈?
- 实践自由
- 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转轨、社会公正与民主化问题
- “差异权”，还是文化选择权？——评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
-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 第三部门、文化传统和中国改革
- 权力、责任与宪政——兼论转型期政府的“大小”问题
- 当代中国的“问题”与“主义”
- 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
- 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农民问题
时评
- 为什么美国或西方近年来发生了“撕裂”？
- 美国大选答客难——“蓝左”与“红右”
- 捐赠者权利问题——不同背景下的诉求
- 查韦斯与委国经济的“单一化”灾难
- “荷兰病”，还是查韦斯病？
- 反对原教旨主义
- 从嘉陵江到富士康
- 什么才是“贫民窟”
- 浅析“福利房”（下）
- 浅析“福利房”（上）
- 当“中国梦”遭遇“权贵资本主义”
- 洪水过后，反思中国治水模式
- 切实保障人地二权是土地流转的核心问题
- 哥萨克民主的困境
- 通过改革改掉某些“中国特色”？
- “东西”之分，真的无法化解？
- “乡村衰败”是什么造成的？
- “牛奶掺假”史：“食品安全”的过去与现在
- 老挝，奇异的社会主义
- 南非经济与社会的转型经验
- 李炜光 秦晖 于建嵘 李成才：财税改革与经济繁荣
- 南非共产党的自信
- 南非启示——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
- 南非共的转型
- 城市里的穷人与富人
- 南非的工会与福利制度
- 代议制下的阶级斗争：新南非的社会结构与民主政治
- 从种族两党制到左右两党制
- 新南非的两大负面问题
- 渐进还是激进——新南非十九年述评（之二）
- 经济改革实质是要民营资本摆脱国有经济遏制
- 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纪念9·11一周年
- 四九年后国企一下子就从万恶之源变百善之首
- 东欧巨变提前发生因统治者放弃执政
- 改革出路 限权力+发福利
- 转轨为什么这样难——兼论中俄之异
- 中国民众应向政府要福利
- 宪政民主遭遇“全球化”
- 荒唐的问题：“农民该不该上楼？”
- 中国也有可能和平演变西方
- 孙立平 过渡性制度不能固化
- 廉租房之弊：西方的与中国的
- 密松之惑（下）
- 密松之惑（中）
- 密松之惑（上）
-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 文化决定论的贫困——超越文化形态史观
- 改革——打造天平，还是喂养“尺蠖”
- 辛亥百年遗产——几个层面的观察
- 应当承认“外来人口”的租户权
- “福利房”与廉租房
- 我国旧住房制度主要问题是负福利
- “城中村”还及不上“贫民窟”
- 从嘉陵江到富士康
- 恩格斯论贫民住宅问题
- 对贫民“犁庭扫穴”何时休
- 谨防“负福利”再创新高
- 第二轮改革的十五年
- 对西方媒体“大动肝火”有什么用？
- 有没有“中国模式”？
- 作为“民主条件”的中产阶级：一个彻头彻尾的假问题
- 老挝如何“不折腾”？
- 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 中国居民消费率为什么奇低？
- 南非经济腾飞源于独特的制度安排
- 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经验——以南非的国家转型为例
- 破除两种尺蠖效应互动——全球经济危机的缘由及根本解决之道
- 新农村建设凸显“农民组织”问题
- 防止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反馈震荡
- 君子、小人与恶人
- 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
- 强调农民地权，限制“圈地运动”
- 关于公正的首要问题
- 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下篇)
- 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 “贫民区”争论中的常识、良知与逻辑之再谈南非：制度性歧视的一面镜子
- 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
- 梅普配与俄国的未来
- 不能用抢劫来降低交易费用
- 给农民地权对抗圈地
- 全球化第三种可能——世界中国化
- 中国经济发展的低人权优势
- 中国常识：权力捉弄权利
- 《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
- 关于公正的首要问题
- 被拐卖者的“责任”问题
- “大政府，小责任”的趋势必须逆转
- “治水社会论”批判
- 评利辛县的官场怪现象
- 现代公民如何弘扬“汉语文化”？
- 在现代文明的共有平台上
- 雄关漫道 第二轮改革的十五年
- 如何看待中国城市中的“贫民窟”
- 不识抬举者自白――答“无心杀手”
- 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奖”事件
- 和谐社会：难得的全民共识
- 官府自律能遏制“圈地运动”吗？
- 产权改革与民主
- 什么是“集体所有制”？ —— 关于产权概念的若干澄清
- 文化多元、制度转型与关于“进步”的解释：“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
- 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 平心而论乌克兰大选
- 张炜 秦晖 杨继民：当前国企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 敬畏自然与以人为本在中国并不矛盾
- “天人关系”中的主义与问题
- 我对“文化保守主义”的一次大检讨
- “次优选择”的悲剧
- 保卫公产与保卫私产
-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在哪里？
- 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
-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艰难选择
- 反恐须反原教旨主义
随笔
- 私社的隐没——群散了
- “无为躺平，绝仁弃义”
- 传统文化是什么？
- “帝国后遗症”
- 牛年忆牛
- “启蒙”还是“启示”？
- 淮橘何以为枳
- 关于晋杂五号回忆的歧见
- 有中国特色的化肥之路
- 中国的“天下观”
- 清末法律改革中的“礼法之争”
- 日本“二传手”的作用
- 我的治学之路（三）
- 我的治学之路（二）
- 新南非在艾滋病防治问题上的败笔
- 舆论监督与“有错推定”
- 千年回顾：民以食为天
- 自由优先于“主义”
- 冰原下的先驱与士兵
- “一日总统”沃罗申
- 保加利亚的“菲洛夫争论”
- 安东尼斯库不是曼纳海姆
- 族群对立的起源
- 变本加厉的折腾
- 哈萨克——渐进的改名潮
- 东欧中亚改名奇葩
- 几度风云几度名——苏联地名变迁史（一）
- 西纳传奇
- 从“大屠杀”到“非洲的瑞士”
- 东非的呼唤
- 基多的历史长夜
- 长高的城市，长大的“slum”
- 变革中的赤道雪山之城
- 加勒比的政治光谱
- "占房"运动
- “更多的人，更多的贫民窟”
- 管窥委内瑞拉
- 加拉加斯奇遇记
- 感受“拉美化”
- 中国历史上的“儒吏合一”
- “解释过去”与“预言未来”
- 圣诞树与黄马甲——巴黎圣诞前夕
- 万灵节墓园内的民意测验
- 从戏说乾隆到胡说雍正
- “勿以一人之私为天下大公”
- 与黑暗擦肩而过
- 关于义和团
- 缠足与隆乳
- 曲折的道路
- “美丽公墓”的诉说
- 近代西方公益的东渐与传统共同体公益的兴起
- 瑞士道路的启示
- 瑞士的保守与创新
- 荒郊野外，湖畔牧歌
- 何来如此深仇大恨
- “山竹”期间追忆“五二风灾”
- 追怀高王凌兄及论租佃制
- 谁懂杰斐逊？
- 秦晖 ：米罗戈伊告诉你：克罗地亚民族的风雨历程
- 罗斯福新政与“杰斐逊困惑”
- 把左右思想融为一炉——杰斐逊现象
- 国营企业，还是福利国家？
- 抹红”罗斯福“与“毛巴马”现象
- “昂纳克寓言”
- “规则”与“主义”
- 社民主义不是甘地主义
- 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
- 拒绝“原始积累”
- “往岁艰危，今朝古怪，谁与细评说”
- “民族英雄”的爱国情怀
- “爱国”与卖国
- 五·四忆巴金
- 工业化时代的外贸与“乔治逆差”
- 农业帝国的“前重商主义”控制
- 购买力比“偏好”更重要
- “消费偏好”、“购买力”与“先进还是落后”
- 为什么"只有"鸦片能够打开中国市场？
- 农牧贸易：牧民受农民的气吗？
- 关于“顺差为什么是‘好的’”
- 什么导致了大顺差？
- “清丝”贵于“汉绸”？
- “富国的逆差”与“穷国的顺差”
- 古商路上的逆差贸易（上）
- 盲流少年奇遇记
- 盲流奇遇记
- 从歧视“农民”到歧视贫民
- 漫谈伊豆（下）
- 漫谈伊豆（上）
- 表里如一的国度，老挝
- 我们当年为什么“积极”？
- 我们与当年的传教士
- 社会公正是一个底线问题
- 关于“欧穆问题”的再思考(上）——兼答网友“王二”（“北大飞”）
- 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什么?
- 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
- 从三个层面看科举 重新评价很有必要
- 金雁 20世纪初俄国的歧路
- 对文革的四种判断
- 大国、强国、现代国——关于“崛起”的讨论
- 怎样才算是儒家？
- 乌克兰问题解析
- “爱国”与“卖国”
- 自由是主义之母
- “彩虹之国”南非的启示
- “彩虹”的启示
- 秦晖 金雁：“路标改变”：自由主义的没落
- 论现代思想的共同底线
- 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 持守底线
-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是为消斯大林的恼火
- 民国历史的第二面相——乱世中的现代化步伐
- 中国不可能发生像东欧一样的剧变
- 一个农民坐飞机“赶考”的故事
- 全球化下的市场民主新冲突
- 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下）
- 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四）
- 少些“精神贵族”，多些“贵族精神”
- 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
- 交易费用在中国的滥用
- 韩非为真正的性恶论者
- 经济学的逻辑“预设”
- “血汗工厂”辨析
- 老挝如何“不折腾”
- “前近代”研究的当代意义
- 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流动工人
- 还有多少墙需要拆掉？——柏林墙倒塌20周年札记
- 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
- 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
- 求索于主义与问题间
- 我的“早稻田大学”
- 两种“清官”观
- 和黑暗擦肩而过——秦晖自述
- 诺齐克、罗尔斯、布迪厄三人祭
- 怀念慎之先生
著作
演讲
- 学术逻辑与策士道德
- 什么是正常的民族主义
- 特朗普与希特勒
- 如何认识西方危机
- 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
- 制度不变革，古代王朝的改革陷入怪圈
- 中国人真的“忠”、“孝”吗?
- 靠民主走出动乱不容易
- 中国历史就是一头一尾两场转型
- 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 新文化运动，认错真正的敌人
- 不要迷恋中国的崛起
- 对无限政府就要无限问责
- 中国模式的崛起对中国并非好事
- 中国存在底线道德危机
- 晚清儒家与西学东渐——2009年6月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演讲
- 绿色思潮与社会正义
-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央集责主义”
- 福利问责与宪政之路
- 法治、德治都要从限制权力入手
- 城市新贫民何去何从
- 从俄国到中国——“土地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 吴敬琏 秦晖等：“法治与市场经济”座谈纪要
- 刘仰 秦晖 萧功秦等：欧洲中心论还是中国本体论
- 人类的美德：东西方是一样的
- 从“周秦之变”到“新启蒙”——儒家的命运
-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
- 30 年、60 年、120 年——中国历史的延续与断裂
- 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评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
- 晚清以来西儒关系的演变和影响
- 解读中国奇迹
- 土地所有制的有关问题
- 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进程
- 再论“低人权优势”：兼答相关批评
- 南非经济发展中的‘低人权优势’
- 反法之儒：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原动力
- 晚清为什么学西方？
- 儒家的命运
- 关于自由主义——在杨帆“思想讨论会”的讲演
- 当代中国的“左与右”
- 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
- 经济转轨的“奇迹”与“困境”
- 拜占廷罗马法、中国古代法与中国法制建设
访谈
- 秦晖 彭勇：李自成的选择
- 有关北欧社会民主模式的问答
- 那些最早认识西方的小人物
- 秦晖 金雁：入欧十年：波兰人怎样看世界
- 秦晖论治理北京：开放自由，取消特权
- 什么才是最低限度的福利？
- “共同底线”、“共识”与“中庸之道”
- 重申转型期的正义
- 秦晖 袁莉：秦晖访谈录
- 秦晖访谈（七）：应防止流血和无序而不是革命
- 秦晖访谈（六）：昂纳克寓言和中国模式
- 秦晖访谈（五）：中国模式和全球化危机
- 秦晖访谈（四）：赦免和清算的逻辑
- 秦晖访谈（三）：无限权力和有限责任
- 秦晖访谈（二）：负福利、零福利VS低福利、高福利
- 秦晖访谈（一）：乖派和不乖派
- 傅高义 谈邓小平与“文革”
- 户籍制度背后是人权、财产权和公共服务的不平等
- 金雁 追溯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 计生造成中国养老危机
-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 有了民主政府，还要有公民组织
- 秦晖 莫德罗：东西德统一之反思及反事实推论
- 集体化与被集体化
- 中国从来没有“集体化”过，只有“被集体化”的历史
- 不要驱逐城市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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