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与搜狐网主办、搜狐财经承办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北京搜狐媒体大厦举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秦晖教授在座谈会上表示，现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其实是要把民营资本摆脱国有经济的不良压制这一问题解决掉。这一改革当然是经济改革，但也不是纯粹的经济改革，中国的法制宪政等各种改革也必须要有所推进。

他还称，很遗憾吴敬琏先生推动的事业，现在居然还在成为一个争论的话题。

以下为秦晖发言实录：

秦晖：大家对吴老师知名的的称呼就是“吴市场”，其实源源不止是市场而已。当然，吴老师对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贡献是都知道的，实际上他讲法制讲宪政也都是走在我们老一代经济学家乃至中国整个学界的前面。吴老师推动的事业也的确是中国的核心，很遗憾的是像这样的问题现在居然还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

党在49年以前讲过中国人民头上有三座大山，其中一座就是官僚资本，要反对官僚资本。什么叫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其实官僚资本没有几个私人企业，当时讲官僚资本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当时我们党就认为这个东西是中国经济的大灾难，而且尤其是当这种经济对民营经济进行遏制的时候，按照我们党当时的说法这叫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

当时共产党把中国的私营企业叫做民族资本，当时中国共产党讲的民营资本不包括国有资本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当时共产党讲的民族资本指的是刘洪生、荣家、卢作孚，这些人是民族资本。我在台湾曾经有一次提到，这个词翻译成英文都不知道该怎么翻，你要说这个所谓的民族资本翻译成英文，前面可能就是Nathional，只有中国指的是老百姓、民营的资本，按照这个逻辑台湾的学校都不能叫Nathional，国家的就是官僚的，民办的就是民族的。当时共产党这么讲也不是因为当时的官僚体制——当时的官僚资产中存在着多么严重的贪污，这个也是有，共产党这么说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认为这一套经济的确压抑了老百姓的创造力。

中国几十年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说穿了，无非就是把49年以前共产党的说法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把这个东西解决。当年的官僚资本被成是万恶之源，后来到了49年招牌换了一块马上变成百善之首。同样的一件事，而且中国的官僚资本被做大也不是49年以后才是这样，早在抗战以后由于接收，包括当时民国政府把沦陷区的民营资产都作为逆产，日伪的叫敌产。沦陷区没有跑掉的那些民营资本在抗战时期的生存环境当中免不了有日本人介入，或者有日资背景，这些都被叫做逆产都没收了。这么一搞，搞得当时1946年中国的工业资本、中国民营资本已经占掉一大半。

所谓的国有化其实在国民党时代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党其实是旗帜鲜明的反对这个做法。现在我们的改革说穿了就是要让中国的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用当时共产党——我们党的话而言。这个改革当然是经济改革，但是它当然不是纯粹的经济改革。国营企业当然是可以存在的，在任何民主国家宪政国家都有国营企业，包括像美国这样的连军工企业都是私营的，但是也有国营企业。美国几个很大的水电站都是国营的，田纳西管理局的那些大电站也是联邦所有，但是美国也没有把这种企业叫做官僚资本的，原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些企业是为国民服务的而不是为当官服务的。在所有制上是不应该有歧视的，不同的领域什么资本配置最有效，当然应该允许他们进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的确需要我们在各个体制上做更进一步的推进。吴老师不仅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放，在中国的法制宪政各种改革方面都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希望吴老师今后能够继续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源。

谢谢吴老师，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