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笔者并不是贬低当时“丝路贸易”的历史意义，也不是否定西汉的“大国辉煌”。
事实上古代的“文明间交流”采取并不文明的方式、比贸易（包括逆差贸易）野蛮得多的方式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战争与征服的交流意义在那时常常比贸易还大。征服导致的“民族融合”就不用说了，战争传播新知的作用本身就很突出。我国的“四大发明”主要就是通过战争（多数还是我们失败的战争，如怛罗斯之战等）传播的。与之相比，贸易不管顺差逆差，应该都是一种文明的“文明交流”，足够伟大了。
而且那时的逆差贸易与今天的“贸易逆差”也有若干重大的不同。首先，那时的“国际货币”主要是真金白银，即便铜钱的国际流通也有其金属材质的真实价值支撑，“强国的信用”也起一定作用但不是主要的。
与完全靠“强国信用”发行的纸币乃至记账单位不同，这样的通货很少有“国际铸币税”之利，不像今天美国用自己印的美元买外国制品，汉朝用黄金买“宛马”是不会得到“铸币税”的——当然逆差过大对今天的美国也不是只有利而无弊。
其次，古代各国的货币经济更为多样化，一方用作通货支付的黄金在对方却往往被视为一般商品，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如当时的丝路上，史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不知铸钱，……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显然按今天的眼光，汉帝国用黄金白银为“币”购买进口货是有巨大贸易逆差的，但对方安息却不能说是有等额“顺差”，因为他们得到的金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般商品（器饰材料）而不是用作“外汇”的。
尽管这种现象在今天的国际贸易中也存在（现代国家进口黄金也有用作首饰而不是作为外汇的，当然美元之类的信用货币就不会这样了），而且中国古籍的这种说法也未见得完全可信——汉籍的说法证实了“汉金”的国际货币功能：汉方并不是“以物易物”。但安息得金银是否仅“以为器，不用为币”还待考，现在我们知道当时的安息是有贵金属铸币的，不仅通行银币，金币也有发现，而且总的来说那时地中海文明区域的贵金属铸币要比中国发达——但是在那个时代，这种逆差与顺差的“非对应”现象要比现在更突出。
再次，那时的“丝路”贸易通常是接力式的分段贸易，丝路两端的汉与罗马并无直接交往。所谓汉帝国的贸易逆差，实际是对直接交往的“西域”而言，并不是对所谓的“西方”。而那时“西方”即罗马帝国对“东方”即从波斯到中亚这一广大地区的贸易其实也是逆差的。
笔者20年前曾指出：“在汉帝国黄金流向西域的同时，罗马帝国的黄金也在向东流。”从共和晚期到帝国时代，罗马为与东方的交易而流出的黄金颇为可观，曾使罗马当局不得不实行黄金出口管制。于是，“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的这片广大中间地区，便成了吸纳罗马和汉帝国这东西两大文明中心流出之贵金属的贸易大“顺差”地区”。
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没有直接的资料说明，但可以推测：他们给汉丝绸支付的价值并不高，使得汉必须加上很多黄金才能换回所需商品，但他们把丝绸转手倒卖给罗马却获得高价，使得罗马除了一般出口商品外也还要加上不少黄金才能换回丝绸和“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所产的其他商品。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据说汉与罗马都有直接通商的尝试，却被这些中间国家阻隔：“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大秦即罗马）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但是，这并不影响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作为当时旧大陆东西两强的地位，而同时从两强那里都吸纳了许多黄金的秦汉-罗马之间地带，也并没有因这种“贸易顺差”而出现“大国崛起”。
道理很简单：在当时的条件下，那些黄金只是促使高层腐朽的奢侈品，并没有变成增加国力的“投资”。而所谓高顺差的另一面其实是那里老百姓的低消费，对进口货没有购买力——东西方史料给人的综合印象是汉朝出口到这里的丝绸基本都转销到了罗马，当地的消费很少。
丝绸这样的好东西，如果当地人踊跃消费，强劲的需求必会拉高价格，使汉朝的逆差减少。而旺盛的当地消费又会使可供转销罗马的丝绸所剩无几，罗马也不会为大量购买它而付出那么多黄金了。而下文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穷国的顺差”并不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现象。
当然，黄金的这种流动还是有重大后果的。罗马帝国姑且不论（国外也有黄金外流搞垮了罗马经济之说，但笔者不相信如此简单的说法，正如不相信晚清的衰落仅仅因为白银外流），而中国从东汉以后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黄金长期稀缺，黄金的货币功能也在中国基本消失。一直有人认为，汉代对外贸易的大量逆差导致的黄金外流是“汉金消失”的重要原因，乃至主要原因。
笔者不尽同意此说，但是如果把因果关系倒过来，汉金的稀缺可能倒是汉以后这条商路一度衰落的原因之一。除了地缘政治和军事的因素外，从商业的角度讲，当时如果没有中国黄金支付的强大购买力，仅靠丝绸，“丝路”贸易是难以繁荣的。直到后来，在新的经济条件下，这条商路才走出萧条重新活跃起来。
北朝唐宋时期，“丝路”贸易又几度繁荣，也几度因战乱中断。但这一时期中外交往和通商已经全方位化，尤其是海路与草原交通都已大有发展，所以外贸的总体活跃程度是超过汉朝的。这时中国已经不大输出黄金白银了，当然小规模的外流可能还有，这个时期中国贵金属的极度稀缺据说仍与此有关。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时中国的外贸仍然属于逆差贸易类型，只是从西汉的贵金属外流，变成了一般通货的大量外流。
而且这种外流比西汉的黄金外流似乎更加蔚为大观。考其原因，笔者认为第一应该是海路贸易的船载能力比绿洲上的骆驼要强得多，而草原关塞贸易又比串行绿洲的贸易路途近不少，这使得沉重低值的铜钱也可用于支付逆差。其次，唐宋尤其是宋代经济又上了一个高峰，与周边地区的差距拉大，其通货也更有了国际信用。
最后，唐宋的社会富裕也造成了对进口货的旺盛消费能力，尤其是宋，虽然对外战争不如汉唐“强盛”，甚至被讥为“积贫积弱”，实际那仅指赵家财政收支拮据和军事低能，若论社会富庶和国民生活，则学界常以为是前近代中国史上之最，《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中的繁荣，是所谓盛唐长安的“东西二市”没法相比的。宋人出手阔绰的买买买，也助长了“富国的逆差”。
于是这个时期，从“开元通宝”到宋代制钱，都曾广行于周边地区，几成“国际通货”，有似今日美国以美元支付逆差的结果。所谓“两蕃南海贸易，（钱币）有去无还”；“北界（契丹）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矣”；“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金银铜钱之类，皆以充斥外国”；“泉州商人……载铜钱十余万缗出洋”；等等、等等，可谓史不绝书。
有趣的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是中国经济越繁荣，通货输出越明显，而在经济衰败时期便会出现通货回流。如宋金对峙时代，南宋钱币曾长期北流入金，宋方想拦都拦不住，而当时南宋的经济总的来说也比金更为发达。但到南宋末的最后数十年间，王朝衰败，经济也出现了末世危机，而在国际贸易中却出现了钱币回流现象。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国力不行了，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豪奢地一味对外撒钱买买买了。反而是自己消费能力降低促进了出口，导致了“末世顺差”。
实际上只要我们开阔视野，就会发现农业时代的世界贸易史中，相对发达地区贸易是逆差、通货纯流出的现象是大量的，相反的事例反而较少。前面提到汉帝国、罗马帝国同时出现贸易逆差，而一般公认为发达程度不及这东西两强的丝路中经地区（“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等）反倒是顺差。而就中国来讲，汉唐宋元这几个领先世界的朝代都是国际贸易逆差，通货纯流出。
只是到了明代和清前中期，出现了历史性的反转：中国在国际上变得“只卖不买”，或者说至少是“多卖少买”，我们卖出自己的产品，而且往往卖得很廉价，价格很有“竞争力”，却不买或很少买外国货，只愿收银子。于是出现巨额的顺差，外边的白银大量涌进中国，最初是日本银，后来更是海量的拉美银，形成了所谓的“白银时代”。中国这样一个历来贫银的国度，汉代货币用金用铜却不用银，到了明代，主要靠输入的白银却成了中国货币的主角。
过去十多年来，史学尤其是经济史界对这“白银时代”评价很高。与此相关而持续更加悠久的一个现象就是无论经济史还是现实经济中都盛行起“顺差（出超）崇拜”。
就以实际是明显逆差的汉代丝路贸易而言，如今的主流只是一味盛夸丝绸输出，有论者甚至不顾事实地宣称“中西贸易中，西汉一直处于出超地位”，“丝绸的创收”因而颇丰。而较少的一种声音倒是承认逆差的事实，但却反过来认为这是大弊，说当时的“对外贸易实质上是一种蚀本生意，致使贸易入超，黄金大量外流。”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入超并不等于蚀本。两说的共同错误就是无条件认定顺差是好事，逆差是坏事；顺差等于盈利，逆差就是亏本。这是“顺差崇拜”的典型体现。
实际上，逆差就是“多买少卖”，顺差就是“多卖少买”，而且既然是贸易，而不是抢劫或施舍，那差额都要以货币找补的。两者并不是盈利与亏本之别。只要不是人为的政策扭曲和强权操控，民间无论是买还是卖都是逐利的，而且具有市场效用本身的双赢性质。当然两者过甚都会生弊，但两者本身并无伯仲之分。
过去的“控商主义（Mercantilism，以往误译为“重商主义”，并把与其对立的“自然主义”即physiocracy误译为“重农主义”，这种日本人造成的误译实在是流弊无穷）”确实是鼓吹国家应当极尽可能管控商业，鼓励出口而抑制进口，促进卖卖卖而打击买买买。今天这种思想如果不是完全过时（过去很多人认为是过时了，但近年来的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却提醒人们没那么简单）也是饱受争议的。但是在我国的经济史和现实经济讨论中，类似想法的动力主要还不是李斯特式的关税控商主张，而是一种“民族主义”化的顺差崇拜。
关于丝路贸易的说法已如前述，而更明显的是明与清前中期对外的顺差贸易，这些年来它往往被说成是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成为“世界中心”的标志，当时中国对外的“多卖少买”被认为是“外国工业品竞争不过中国产品”，说明中国多么厉害，并有意无意地与当前我国的“世界工厂”奇迹般的高顺差相比附。
而清后期受鸦片进口影响导致外贸顺差变逆差和白银外流，则被看成是中国衰落的典型特征。而且还因这种衰落可以归咎于外国，而被反复强调。
这样的说法不仅使我们没法深究这些“逆差”“顺差”的事实真相，而且也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与此同时我们提到唐宋时也喜欢强调中国钱币流行于周边世界，说明了大国辉煌的影响。但是却少有人细思：为什么外国会有这么多的中国通货？这不是外贸大量入超、以通货支付逆差的结果吗？实际上汉代也是如此。汉唐宋元中国的外贸逆差持续了一千多年，那时的中国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同样有很大逆差的罗马帝国在世界上又是什么地位？
明清时期，中国外贸确实历史性地转为了持续的顺差，从过去一千多年我们的黄金、铜钱外流，变成了外国的白银流入。但那就意味着我们变成“世界中心”了吗？其实在这个时期，西欧不仅对中国的贸易有逆差，对世界其余地区，例如印度、东欧和俄罗斯的贸易也是如此。正如布罗代尔所言：
（西欧）贵金属也经由波罗的海流向东欧。这些落后国家为西方提供小麦、木材、黑麦、鱼、皮革、毛皮，但很少购买西方的商品。实际上是西方逐渐促成这些国家的货币流通。16世纪与（俄罗斯）纳尔瓦的贸易便是一例，……1553年英国人在（俄罗斯）白海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开创的贸易是又一个例子。18世纪圣彼得堡的贸易也属于这种情况。必须注入外国货币，才能指望俄国输出西方期待的原料。荷兰人执意用纺织品、布料和鲱鱼支付货款，结果他们失去了在俄国的优先地位。
难道这个时期的俄罗斯、印度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众所周知，17-18世纪之交俄国的彼得大帝正深感本国落后，不惜以沙皇之尊隐名埋姓到荷兰去学造船，回来后更严刑峻法逼着臣民“西化”，“中心”要向“边缘”看齐，难道他是个傻子吗？
（附：文章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