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领导者》总第59、60期（2014年8月、10月），文章原标题：“流血的星期日”之后：20世纪初俄国的“维特选择”和“斯托雷平-列宁选择”）
一、从《红轮》的历史观说起：评索尔仁尼琴论斯托雷平和维特
俄国转轨的一面镜子
列宁曾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其实我们可以说，索尔仁尼琴更是俄国近代以来转轨进程(包括革命与改革)的一面镜子。近期的乌克兰事件使世人再次聚焦俄罗斯，不少人都惊呼普京就是斯托雷平再世。而普京之前的俄罗斯则经历过一场不成功的“维特式改革”。但如果“维特式改革”是不成功的话，“再世的斯托雷平”又会将俄国引向何方?
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索尔仁尼琴，他不仅在风烛残年和普京有一段互相“歌功颂德”之举，被称为这位“永远的反对派”毕生唯一一次“保皇”之举，而且早在半个世纪前，他在那部毕生最为用力、规模也最为浩大的作品(可能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大的个人作品)《红轮》中，就对斯托雷平和维特这两位俄国历史上人称的“双子座”改革家做了褒贬极为鲜明的详细评价。这在两个方面都让人啧啧称奇：
首先,《红轮》形式上是一部纪年体的“历史全景”素描式作品，以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的内外变局为主干，三卷的书名分别为《1914年8月》、《1916年10月》和《1917年3月》。而斯托雷平在1911年就已去世，维特虽然活到1915年，但其政治生涯结束则更在斯托雷平之前6年。但本书仍以倒述方式对两人，尤其对斯托雷平作了浓墨重彩的大篇幅描述，显然，在索翁看来，不了解这两人就不可能了解以后的俄国。
其次，斯托雷平与维特都是沙皇股肱、改革名臣，改革目的都是为了延续沙俄统治而又能适应世界潮流，两人的改革有连续性，在社会经济变革的方向上基本一致，虽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见解不同使两人分道扬镳，但后世的论者都是看到了这些共性的。一般地说，“革命者”对这两个“沙皇走狗”都是否定的，而对“刽子手”斯托雷平的抨击尤其严厉。相反，持沙俄遗民立场的人对这两人都是肯定的，尽管有人偏爱前者有人偏爱后者，在惋惜两人失败时也有对他们的反思，但极少有人把他们对立起来。至于上述两种人之间的俄国自由主义者，则其主流是肯定开启宪政的维特、否定大肆镇压的斯托雷平的。比较左的自由主义者对两人都有批评，但批评斯托雷平更多(即某种程度上接近“革命者”的观点)，比较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对斯托雷平持理解态度，但也不会否定维特(某种程度上接近沙皇遗民)。总而言之，上述各色论者都不会全盘肯定斯托雷平，同时全盘否定维特。
然而，这恰恰就是索尔仁尼琴的态度。
今天看来，索尔仁尼琴对这二人的评价不仅非常“超前”，而且耐人寻味，它再次表明索尔仁尼琴绝不仅仅是个文学家，同时也不仅仅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把他垂暮之年的前述表现看作他的“转向”甚至“悔改”更是浅薄的市井之言。对这两人的评价证明索尔仁尼琴不愧是当代俄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的看法一定客观，他的评价一定可取。相反，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是不能苟同于索翁的。
斯托雷平——“俄国改革第一人”?
索尔仁尼琴在《红轮》的第一卷中一改往日的批判一切、骂倒一切的风格，对一个人物大加称颂和褒奖，这个人就是沙俄时期的国务活动家彼•阿•斯托雷平(1862～1911年)。斯托雷平被索尔仁尼琴称为可以“载入俄国历史史册”的、“改变了一亿七千万人民国家历史进程”的“改革第一人”。为了还原这位励精图治的改革家的生活细节，索尔仁尼琴与斯托雷平的儿子多次沟通。在他的笔下斯托雷平几乎堪称完人，似乎作者把能想到的一切溢美之词都堆砌在斯托雷平身上。索尔仁尼琴是这样评论他的人品：他是“那样从容不迫，那么公正不阿、不偏不倚、率直坦率”，他“从不计较微末小节，不是那种图虚荣爱面子的人，他不图私利毫不利己的品格得到人们敬爱与钦佩，他朝气蓬勃意气风发，诲人不倦，他勇敢无畏、岿然不动，他年富力强”，“把他全部坚定的力量都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上”，他“是国家中流砥柱，他是俄国的生活重心，没有一个俄国沙皇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他是提高人民生产力的热心家，又是锲而不舍的改革家，他是彼得在世，又比彼得高明，因为他改造俄国又不伤及俄国传统文化”。索尔仁尼琴对斯托雷平盖棺定论是：为了俄国“他毫不犹豫地押上了自己的生命”。以一人之躯挽救了俄国，“把俄国从崩溃的边缘引向复兴之路”，“他开拓和创造了俄国历史的全新时代”。这样不吝篇幅地对一个历史人物大肆颂扬，是人们在索翁作品里很少见到的。
对于阅读《红轮》的读者来说，最大的困惑在于，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会大捧斯托雷平呢?作为俄国知识分子“天然反对派”代表、作为反抗专制持不同政见的领军人物的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会对沙俄时代的“铁血宰相”寄予这样深厚的个人感情呢?有人曾用对苏联时代“矫枉过正”的“价值反转”来解释这其中的缘由，认为索尔仁尼琴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看作是“暴政”，而为被这个“暴政”摧毁和否定的前朝人物平反，当然是顺理成章的。的确，因为第一卷的构思与写作是在赫鲁晓夫时代，与剧变以后的政治民主多元化时代不同，那时在国内“一元化”的政治高压下所有人物的评价一律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准绳，沙俄时期的政治人物全都以单一脸谱化“凶残敌人”的形象来处理，民间的各种改革思想只能在地下暗流涌动。作为被苏联时代彻底否定的沙俄“国粹改革家”——斯托雷平，受到思想敏锐的索尔仁尼琴的关注与重新“正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如果仅用否定苏联时期的价值评判而坚持反向的立场，并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因为在苏联时期被否定的沙俄政治家、改革家何其多也，就是与斯托雷平齐名的“双子座”中另一子——谢尔盖•维特，同样在苏联时期被否定，但索尔仁尼琴对他不仅不去“矫枉过正”地大赞，反而沿袭了苏联时期对他的大加鞭挞(当然理由恰恰相反，苏联人骂他维护旧制度，索翁则骂他破坏旧制度)，甚至对全家遭到布尔什维克枪杀而现在俄罗斯人充满同情、已经被东正教封为圣徒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索翁也是时有批评。显然，索尔仁尼琴的褒贬与取舍自有他的价值理念和逻辑体现，他想表达的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红轮”，肯定“白轮”，而是借此表达对沙俄改革进程的历史评判以及他所向往的俄国发展模式。
忽神忽鬼：斯托雷平评价的大起大落
斯托雷平出生于古老的贵族世家，他的父辈和亲属里有苏沃洛夫和莱蒙托夫等俄国历史名人，他的父亲是沙皇的侍从武官，母亲是哥尔察科夫公爵的女儿。1884年斯托雷平从彼得堡大学自然科学系毕业以后进入农业部工作过一段，1899年先后任科文省的县、省首席贵族，此后便在政界平步青云晋升很快。1902年刚刚40岁的斯托雷平就出任格罗德诺省省长，成为当时俄罗斯最年轻的省长，一年之后他又出任欧俄大省萨拉托夫的省长，在萨拉托夫任期斯托雷平以其强硬的治理手段而闻名，曾3次遭遇暗杀，1906年4月被沙皇一纸急电召回彼得堡委任以内务大臣，当年7月8日又成为内阁总理并兼任内务大臣。在4年时间里斯托雷平完成了四级跳，从一个不属于首都上流社会的“外省贵族”，成为沙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国的第二号人物。
从索尔仁尼琴的叙述中看，斯托雷平不但是俄国变革时代的中流砥柱、是为俄国利益鞠躬尽瘁的股肱之臣，而且是被人误解、背负骂名忍辱负重的改革家，是个人品德高尚的楷模。这在《红轮》第一卷写作与出版的1960年代～1970年代与苏联历史教科书中宣扬的斯托雷平形象有着本质的差别。那个时期斯托雷平是作为“1905年革命”的镇压者而闻名于世的，连小学生都知道斯托雷平是双手沾满革命鲜血的刽子手、是铁血宰相、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所主导的第三届杜马是最右的“反动的黑帮杜马”，当时非常流行的两个术语——“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为绞杀革命者到处树立绞架使用绞索的“斯托雷平领带”[1]，都曾经是苏联中小学历史考试中最常见的名词解释。那么这两种形象哪一种是斯托雷平的真实面貌呢?
在俄国历史上恐怕很少有像斯托雷平那样被忽神忽鬼地反复大褒大贬的人物了。在剧变以后的历史翻案风中，很多沙俄时期的历史人物有了新的评价，而斯托雷平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他的形象发生了180度的根本改变，他从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一下子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改革明星，仅在1990年代经济转轨时期，以斯托雷平为题目的专著就达上百种之多，大都是从正面肯定斯托雷平的功绩的。斯托雷平不仅被平反说成是俄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而且被称为“农民的保护人”，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拖进战争的泥潭，从本质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斯托雷平的道路本来是能够走通的，若是那样，俄国的历史将会完全改写。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苏联70多年发展道路的否定后，从革命前历史上寻找资源便成为一种客观需要，因此那些曾经被否定的沙俄时期市场经济改革家自然备受瞩目，而且叶利钦的转轨战略与20世纪初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相似度，诸如苏维埃向议会政治转变的立宪问题、农业土地私有化问题、吸引外资和税收货币改革等，无一不是当年实践过的问题，以至于有人把叶利钦搞的经济转轨干脆称为“新的斯托雷平改革”。有好事者曾经把现在俄罗斯杜马与斯托雷平时期的第三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的议案拿出来比较，惊呼二者不但惊人地相似，而且就问题的针对性而言，当代的水平还不如20世纪初。于是人们感叹道，俄国历史为什么就走不出“魔咒的怪圈”，一百年来从原点出发现在又回到了原点。在这种状态下苏联时期被全盘否定的斯托雷平，重新得到肯定并不出人意料，应该说“镇压者刽子手”斯托雷平和“改革家”斯托雷平就像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同时存在于真实的斯托雷平身上。只不过不同时期都片面地强调了其中的一面罢了。
叶利钦时代大捧斯托雷平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叶利钦改革政策制定者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把斯托雷平作为俄国经济改革的“先行者”来看待的，他们认为二者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一个是要打破计划经济的大锅饭，走向现代市场经济，一个是要摆脱古老共同体的“村社大锅饭”，走向近代资本主义。但仅仅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肯定斯托雷平并不会导致否定维特，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冲突，至于政治方面，那时的俄国人多以为俄国已经实现了民主化，肯定斯托雷平是肯定他的私有化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在苏联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而非肯定他的政治专制。不过即便在政治方面，那时的人们也多同意：斯托雷平的铁腕无法与斯大林的暴政相比，他们也不会想到民主化十多年后还会出现普京式的“新的斯托雷平专权”。相对于斯大林体制而言，那时刚刚走出苏联铁幕的人们觉得斯托雷平时代算是温和的，不会怎么反感。但维特比他更温和更主张宪政也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那时褒扬斯托雷平的人通常并不会贬斥维特的原因。不过在经济改革方面斯托雷平比维特更突出，而且斯托雷平大力推行的土地私有化也更类似于叶利钦时代的国企私有化，所以他的风头盖过了维特。
索翁心目中的“斯拉夫英雄”和“西化罪人”
到了普京时代，对斯托雷平的褒扬更加升温。而这时斯托雷平的受捧主要就不是因为他搞私有化，而是因为他的“铁血政策”了。普京与斯托雷平都是主张强人政治、铁腕治国的，因此不奇怪，在当今俄罗斯普京有“新的斯托雷平”的名声。而普京总统对斯托雷平也多有推崇。
那么索尔仁尼琴呢?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角度反抗苏联体制的索尔仁尼琴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并不热衷，他过去骂斯大林也主要是骂他政治上的暴虐。苏联时期渲染斯托雷平如何残酷镇压人民，但布尔什维克的杀人如麻却是斯托雷平时代根本不能比的。索尔仁尼琴为此替斯托雷平说公道话，尤其在1960年代那种背景下确实难得。但是，他在把斯托雷平抬得那么高的同时却把维特如此贬低就值得研究了。
其实，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索翁不仅谴责苏联时期的暴虐，而且对这种暴虐的解释带有浓厚的斯拉夫主义色彩，他实际上认为这种暴虐是“西化”的结果。在他晚年写的《倾塌的俄罗斯》一书中认为，俄国历史上有“三个乱世”：一个是17世纪的“混乱年代”，一个是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时期，另一个就是苏联剧变后的叶利钦时期。这几个“乱世”之间的联系就是因为它们都是“西化”的结果。众所周知，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新斯拉夫主义者，是一个坚定的反西化派人士，是一个把“1917年”与“1991年”都作为“学习西方”的靶子来批判的人，是一个不仅反对“十月革命”，而且连“1905年宪政”和“二月革命”都反感的人。于是斯托雷平就不仅是因其铁腕被严重夸张蒙受冤枉而需要辩护，甚至不仅因其经济改革而需要赞扬，而是在文化精神上成为抵制“西化”的英雄了。
反之，维特尽管在抵制暴政方面比斯托雷平更清白，在经济改革上也很有成就，但是在索翁眼里他是“西化”的罪人，而1917年的“西化灾难”似乎他也有责任了。
索尔仁尼琴竭力称赞斯托雷平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纠正了“维特新政”中诸多错误，索尔仁尼琴这样评价道：斯托雷平上任以后力挽狂澜，他从维特手中接过了“一个漏洞百出的和混乱不堪的国家”。在索翁看来，由于斯托雷平的前任维特“低三下四地模仿西欧”的结果，不顾及自身的独特的历史和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制定了一部“西化”色彩浓厚的宪法。而“维特宪法”的出台过分仓促，考虑欠周全，它的颁布不但没有平息动乱，“反而引来了十倍的错综紊乱，猛烈冲击和扭转了千年航船的整个历史航线”，可见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斯托雷平的第一大功绩，是把曾经驾驶俄国这艘航船的维特船长偏离的航向矫正过来。
“流血的星期日”引发政治体制改革
但维特怎么就成了个“西化”人物呢?这要从“1905年革命”谈起。
2013年汪介之先生对笔者在《倒转红轮》一书中批判高尔基，写了长文对笔者严加驳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指责，就是把笔者关于别尔嘉耶夫等前立宪民主党人“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的说法斥为“杜撰”。汪先生是俄罗斯文学评论和俄国文学史家，但对作为文学背景的社会-政治史似乎并不了解。他对“1905年革命”的认识大概是沿袭了斯大林时代的说法。这种说法把“1905～1907年革命”当作无产阶级领导的“第一次民主革命”，以“十二月武装起义”、街垒战、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运动、波将金号战舰起义等为主要内容，而“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等自由主义者则是看客，甚至是沙皇的帮凶。如果“1905年革命”就是这么回事，说别尔嘉耶夫们参加了当然是“杜撰”。
但是我们姑且不论后苏联时代的新认识和苏联以外的看法，仅就“革命”当时及事后论，那时对立各方，包括列宁在内都不是这样说的。
例如列宁当时就说立宪民主党人控制的杜马是“最革命的议会”，俄国出现的冲突是“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和几乎是最反动的专制政府”的对决，而且那时“立宪民主党人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这是其他各党还做不到的。而政府方面的维特也说：“1905年俄国革命最严重之处，当然不在于工厂、铁路这些企业的罢工”，维特回忆录中几乎没有谈与民粹派及社会民主党人的交锋，处处讲的都是杜马“完全倒向左翼”和“在杜马中执牛耳的立宪民主党”;他指责的不肯妥协的“极左分子和一大批革命家”主要也是这些人。而1907年斯托雷平第二次解散杜马实行实质独裁的“六三政变”则被公认为革命的结束。
这里的问题在于：当时人们说的“革命”是指实质性而不是细节性的变革，它与今天有些人理解的“暴力革命”不是一回事。而当时人们期待的实质性变革就是变君主专制为宪政民主(包括真正“虚君制”下的即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别尔嘉耶夫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自认为参加过“革命”的——尽管他当然没有参加暴力活动。相反，除了政府的暴力外，当时民间也有些极右暴力团伙，即下文要说的“黑帮”，但当时的语境就把他们视为“反革命”的，而非“革命”的。所以至少在当时，“革命”与否并不是按暴力与否来分的。尽管1905年俄国也出现过极左的“革命”暴力，但显然就其主流而言，“1905年革命”是一场自由主义反对派主导的、以民选杜马对政府的抵制和街头抗议为主要形式并伴随农村中“土地骚乱”的社会运动，其主要诉求就是以宪政民主取代专制政治，并以杜马的立法为基础(即通过民主程序)解决土地问题——在当时杜马由反对派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实际也就是按民意来解决土地问题。
这些诉求当然有很深的缘起，不过它的爆发确实有些出人意料的偶然：这就是俄历1905年1月9日发生的“流血星期日”惨案。这一天，俄国一位热心于组织工人进行和平维权的东正教僧侣加邦神父带领大批工人高举沙皇像、唱着圣歌到冬宫前广场进行请愿，要求改善待遇并实行选举。请愿并非左派发动，诉求也并不激进，但却惨遭哥萨克士兵开枪镇压(谁下令至今仍是历史之谜)，导致大批民众死伤。确切数字至今存疑，当时官方称96人死亡，333人受伤，后来重伤者又有34人不治，使死亡数最终达130人。但国内外舆论均认为实际伤亡要更大。请愿组织者加邦神父后来说死者达600～900人，而列宁更在他办的《前进报》上据“外国报纸消息”说是死了4600人之多，苏俄官方把这个惊人数字写入了教科书和《苏联大百科全书》。而苏联时代B.涅夫斯基和B.邦奇-布鲁也维奇等人考证的死亡数字则从200到两千多人不等。今天比较中立的历史学著述一般认为死伤合计应该在一千人左右。
惨案引发举国震惊和抗议浪潮。人们在抗议专制统治无视人权滥施暴力的同时，俄国原有的土地、劳工等社会问题也都浮上水面。面对政局动荡沙皇后悔不已，为避免重蹈覆辙，他于当年10月召见了刚从美国签订日俄和约回来的政府总理、自由派贵族维特伯爵，希望他能够提供可以挽救俄国的建议。维特指出，无非只有两种解决的思路：镇压和退让。而他本人倾向于实行第二种方案，维特向沙皇陈言说，“镇压在理论上是可以采取的，但未必有效，即使有一个敢作敢为的将军愿意去镇压叛乱，那也会血流成河，带来的不过是短暂的喘息”，而镇压举措将使沙皇彻底丧失“慈父”的形象，反不如主动限制部分专制权力，引入现代政治的因素，赐予俄国一部宪法，与自由派结成联盟促使俄国从专制君主制向“杜马君主制”过渡，并在与宪政即代议制改革相配套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平稳的经济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使俄国摆脱险境。
而从根本上，作为外交家了解天下大势的维特也相信宪政是大势所趋，沙皇统治最终将会像英国那样要取得国民的同意，并以还权于民换取皇位的稳定。他提出一个著名公式：“先有公民，才有国家”。当然他也认为这一过程应该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各方应该为此达成谅解。
不知妥协的民族搞改革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
沙皇对此犹豫不决，统治集团内部部分开明派认为维特的方案不妨一试，并认为在兵力不足情况下实行军事独裁，一旦镇压失败，反而会激起更大的反弹。因为1月9日的流血让手上沾血的人心有余悸，害怕被记入“历史黑册”。军方很多人都不想再把枪口对准民众了，因此倾向于让维特来收拾残局。迫于形势的压力沙皇同意发展普选法原则，批准了以“杜马命名的俄国议会”。1905年10月维特临危受命出任大臣会议主席，起草关于国家杜马的新法律。这个杜马虽然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拥有全面的立法权，沙皇也没有成为“虚君”，但是杜马至少有了立法否决权，此后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沙皇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但不再能为所欲为。俄国没有采用欧洲式的君主立宪制，但可以视为“半宪政”体制，即所谓“立宪的二元君主制”国家。从此俄国开始了司法独立和多党制的发展进程，维特起草的《10月17日宣言》(又名《10月17日法令》)颁布以后俄国出现了100多个政党，在当时的舆情下，通过大选组成了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人占多数的第一届杜马。代议制开始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面对选举结果，维特主张由自由派和社会各界代表组成联合政府，他向报界求援、向社会各界呼吁，请给他几周缓冲的时间以解决危机。他撤换了半数的大臣和34名省长，取消了戒严和军事状态、从首都撤走了军队和哥萨克、撤销了内务部长特列波夫和一批警察高官的职务、废除了酷刑、免予追究参与运动的一切罪责，等等。
但是无论他怎样努力，自由派都“不愿见好就收”，不接受维特提出的入阁请求，拒绝妥协，不同意在当局已经启动宪政进程的条件下割掉“革命的尾巴”。而左派(革命民粹派与社会主义者)更是不依不饶，对他们来说，革命远比旧制度下的革新更过瘾，《10月17日法令》公布的第二天，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堡苏维埃又发动了新一轮的罢工和街垒战。这样就使俄国的变革错过了一个上下互动的良好时机。而原本就不情愿让出权力的贵族保守派认为，维特的宪政主张不但没有帮助政府平息革命，反而助长了那些“颠覆者”和“激愤反对派”的得寸进尺，他们的“激进性和不驯服性”，“进一步敞开了革命的大门”。
于是体制内赞成维特政治改革的力量便开始从原来的立场上向后退，国内的强硬保守派逐渐得势，维特被权贵阶层认为过于同情“左派”和具有“自由化”彩色，成为时局的替罪羊。其实维特本人也是斯拉夫派的信徒，他事后表白说，就他本人而言“在灵魂深处是君主专制主义者”，当时向俄国引入宪政的因素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好恶。当时俄国各种力量的人都承认一点，俄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已是大势所趋，国家的变革已迫在眉睫，这是一个“自然的进步运动”，“若想使它不致引起无政府主义，政府就需要自身勇敢而公开地站在这个运动的前列”，争取主动权。也就是说，与其让别人推翻了来实行革命立宪，不如自己立宪来占领制高点以求延续统治权。
维特事后痛心地说，当时杜马中的反对派和当局中的强硬保守派在政治上都不能冷静思考问题，不懂得妥协和换位思考，他们几乎都根本不讲分寸，目光短浅，激进得如同凶神附体，根本不考虑现实。自由主义反对派虽然没想搞共和革命，但他们要求立即实行英国式的完全宪政，彻底取消君权，维特邀请他们入阁，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只参加将承担召开立宪会议责任的政府。”他们坚持认为“10月17日法令”远远不够，一切以沙皇名义颁布的法令在他们看来都是极端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科夫不但不合作，还以最后通牒的口气道：“在你们接受我们的全部纲领以前，我们不会给你们一点支持，也不会给你们一点时间”。就这样丧失了可以达成体制内外妥协的绝好机遇。而在权贵阶层看来，那些在《宣言》公布后浮出地面的反对派阵营像“野兽一样发出狂嗥”的“疯狂行为”将会给俄国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必须坚决镇压。维特说，这些权贵阶层开始形成保守反动的右翼，他们也同革命自由派左翼一样的疯狂、一样的无耻，我尽力了，但是也无能为力了。在势不两立的左右翼的夹击下、在两侧都是“无底深渊的刀刃上”，让俄国平稳过渡的想法付之东流。“维特政治体制改革”才短短几个月就走到了尽头，曾经一度大有希望的和平改革的道路被堵塞。维特事后感慨道，在一个不知妥协的民族里搞改革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是剑拔弩张的左右派共同“断送了本来大有希望的改革”。
二、索尔仁尼琴为何对沙俄“双子座”改革家厚此薄彼
不入索翁法眼的维特改革成就
维特的政治改革失败了，但主张强硬镇压的斯托雷平成功了吗?这且按下不表。需要指出的是维特不仅仅是个政治改革家。他在经济改革与外交领域的成就也有目共睹。而这些都没有进入索尔仁尼琴的视野。
维特主政中枢三年，时间短于斯托雷平，但他主管全俄经济14年，远长于以经济改革著称的斯托雷平。如果以中国近代来类比，“维特新政”可以说兼有晚清洋务派、维新派和立宪派的使命，而成就则比他的中国同道大得多。政治上维特的宪政改革本身就比清末的维新与立宪走得远，结果虽然同样遇挫，但留下的遗产也更为可观：无论斯托雷平如何比维特“倒退”，普京如何比叶利钦“倒退”，应该承认斯托雷平时代比清末、普京时代比我们如今的宪政因素还是要多。
经济上就更不用说，与主要只是搞官办军火工业的晚清洋务和惹出“保路运动”的清末经济新政相比，维特经济新政的成就不可同日而语——主要是“大修铁路”开发亚俄、大力引进外资和实行保护关税以鼓励国内工商业投资、发展民营经济——这被后人并称为“维特的三大创举”。
维特要通过大修铁路打通欧俄和亚欧、减少地区差距、建立统一市场、快速工业化。著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作为第一座“大陆桥”横跨欧亚，大大促进了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开发，使俄国拥有的铁路达三万多英里，在全球仅次于美国。维特刚进入财政部，就主持制定了更具有产业保护倾向的1891年关税法，以关税保护大力扶植、鼓励本国工商业的发展。他还竭力鼓吹与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改革，尤其倡导创办过去俄国大学所忽视的商学院和技术院校，并提倡根据学历而不是政治关系选拔人才。1895年维特实行酒类专卖，由此大增的财政收入使他得以在1898年改革工商税制以减轻企业负担。1897年维特又成功主持了近代俄国最重要的一次货币改革，通过实行金本位制使卢布成为一种稳定的现代通货。维特密集推出的这些改革使俄国的工业生产率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达到8%的年增长率。
维特重视俄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经过艰难谈判，1894年成功地在对俄国有利的条件下与德国缔结了10年商务条约。当时德国正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首强(而美国成为新的首强则还要到20世纪初)，是最活跃的全球经济引擎，条约使俄国得以搭上了这一顺风车。维特对外引资被公认为卓有成效，直到他临下台前还为俄国争取到了22.5亿法郎的借款。
“维特新政”也包括社会改革方面的内容。1897年经他力主，颁布了限制企业工作时间的法律，这是俄国劳工保护立法的开始。1898年10月，维特奏请沙皇放松村社对农民的束缚，这项改革导致“连环保”于1903年被取消，促进了农民向帝国边区的迁移开发。后来斯托雷平的农业改革很多方面是对维特改革的发展——当然斯托雷平对农民使用了维特不赞成的强制手段。1902年维特还组织了“关于农业工业需求的特别会议”，会议一直运作到1905年初，经反复磋商起草了一系列基本文件，后来的斯托雷平土地法基本上就是在这些文件的基调上形成的。
维特的这些经济成就应当说不亚于斯托雷平，而且有不少还是斯托雷平后来成绩的前提。没有维特造就这些前提，斯托雷平后来的很多作为是不可能的。
例如作为斯托雷平改革特征的加快西伯利亚移民，没有维特修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如何可能?维特时代的工业增长率也不亚于斯托雷平的“奇迹”。维特没有像斯托雷平那样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频频对外发表“鹰派”言论，更反对轻率发动战争。但维特作为杰出的外交家为沙俄扩张做出的成绩也明显强于斯托雷平，而且这些成就与他的经济发展努力紧密相连。正是在大修铁路的浪潮中，1896年维特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获取俄国在中国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两年以后他又主持了租借大连、旅顺的活动。维特没有军事决策权也不是主战派，不能为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负责。然而他以娴熟的外交手腕利用列强矛盾，苦心孤诣，合纵连横，还是为俄国争取到了公认为损失最小条件最宽厚的朴茨茅斯和约。不过可悲的是，也正因为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维特一边忙于日俄和约在国外奔走，一边应付国内的革命运动和开始立宪的阵痛，以致顾此失彼，无法控制局势，权力很快被架空，终于被沙皇“换马”。1906年5月，强硬派戈列梅金(后来是斯托雷平)作为“救场”的“替补队员”上场大开杀戒了。
“毫不利己的品格”与“最阴险的毒蛇”：索翁最率性而不靠谱的评价?
虽然蒙索翁一褒一贬，但维特与斯托雷平其实有不少共同点：谢尔盖•维特伯爵与斯托雷平一样是“外省贵族”出身。维特先世有荷兰和德国血统，而斯托雷平就出生于德国，两人都曾在当时早沐“欧风”的帝俄西部发迹：斯托雷平早年在今白俄罗斯的格罗德诺当过省长，而维特在今乌克兰的敖德萨管理过多年的铁路。大学工科毕业的维特早年的追求是成为物理学教授，后来从政也是个典型的技术官员，对“斯拉夫化”还是“西化”其实并不是很感兴趣，但实事求是、忠于职守是他的重要特点。
还仅是一个主管地方铁路的蕞尔小官时，维特就曾经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当面发生争论。这位沙皇喜欢时髦想坐快车，他的铁路顾问便放了个“卫星”：用双机车牵引使沙皇专列达到了风驰电掣的最高速度，沙皇坐着龙心大悦。但专列开进维特管区时却遭挡驾，维特指出这技术不可靠，坚持要给皇上的御驾限速。惹得沙皇怒斥：“只有你这犹太人管的铁路才敢限我的速。”结果不久就发生震惊全国的1888年10月17日“博尔基车祸”，沙皇专列因过速而倾覆，车上23人死亡。沙皇大难不死，专门建了博尔基教堂感谢上帝护佑，后来的1905年立宪宣言选在这一天，称为《10月17日宣言》，也是因为这件事，取“上帝保佑立宪成功，罗曼诺夫王朝转危为安”的吉利。
而这件事也使沙皇对这位敢对他讲逆耳真话的专家型官员刮目相看，车祸的次年即提拔他为全俄铁路的总管并参与财经管理。1892年，维特又升任财政大臣兼交通大臣，成为沙俄的经济主管。从此开始了“维特新政”。1903年维特就任帝国大臣委员会主席(即内阁总理)，1905年临危受命应对革命危机，作为立宪俄国的首任总理又坚持了半年，直到1906年5月5日因宪政遇阻、被指为自由化而下台。
而在《红轮》中，索尔仁尼琴毫不掩饰地反感“维特新政”、反感《10月17日法令》、反感维特试图把俄国改造成一个欧洲式的宪政国家，他认为“维特宪法”不过是从“别人家的菜园子”偷来的“没有根基”的“移植物”，“错把一根树枝当作一棵树”。在索尔仁尼琴看来，维特背弃了斯拉夫传统，引进一种错误的“西方意识形态”，《10月17日法令》的出台，不过是那些“心怀不轨”的“资产阶级以革命威胁来吓唬尼古拉二世的一个阴谋”，“因为体制的敌人一直想摆脱俄国历史的过去”，而把俄国引进西欧的车辙。
索尔仁尼琴甚至把维特称为沾满了西方“庸俗习气”的“最阴险的毒蛇”，“维特有一颗冷酷、无聊、枉然的嫉妒心，当斯托雷平得以平定俄国暴乱、恢复国内秩序，支撑国家政局的时候，维特的妒忌心大发，陷于不能自拔的地步”。如此揣度维特与斯托雷平矛盾的“邪恶动机”，真是匪夷所思。他忘了一个基本事实：维特主政在先，斯托雷平在后。斯托雷平可以坏维特的事，而维特不可能坏了斯托雷平的事。我们固然不好揣度说斯托雷平出于“冷酷的嫉妒”而搅黄了维特的宪政并转而实行镇压，但反说维特出于嫉妒斯托雷平镇压成功而鼓吹宪政，不更加莫名其妙吗?维特推行宪政改革时斯托雷平根本还未上台，说什么镇压成功?又何谈嫉妒?而在斯托雷平镇压后，维特已经离开政坛，他能阻碍斯托雷平的铁腕?他在失势后仍不改初衷，你不赞扬这凛凛风骨也罢了，反说他嫉妒?难道维特应该跟风转舵、趋炎附势，改变立场来巴结斯托雷平?你索翁自己难道会这样做吗?你“牛犊顶橡树”时难道也是出于“嫉妒”斯大林的成就?
索翁这里已经不仅是批评维特的政见，而是攻击他的人品了。这种攻击应该说是毫无根据的。正如过去很多人谴责斯托雷平的镇压是“刽子手”行为，但是连恨他入骨的左派也没说他个人腐败一样，维特一生有很多政敌，但除了他发妻去世两年多后续娶的继任夫人是个离了婚的犹太女子，因而在守旧贵族中引起议论(今天人们只能说那些人迂腐)外，没有人指责过他的人品。的确，就个人品行而言，维特与斯托雷平都是沙俄末期腐败的朝政和吏治中难得的洁身自好者，廉洁、勤政，有操守和责任心。然而索翁在大捧斯托雷平“毫不利己的品格得到人们敬爱”的同时，对维特的同样优点却视若无睹，反而用“最阴险的毒蛇”这样不堪的话骂他，我们只能说金无足赤，伟大作家在这里也未免太率性了。
“双子座”之间真正的区别何在
在经济改革方面，维特被认为“不如”斯托雷平之处，主要的就是在农业方面，维特没有像斯托雷平那样强推“警察式改革”、把农民赶出传统村社以推进土地私有化。但是维特在土地私有化这一宏观方向上与斯托雷平并无根本区别。而且对传统村社进行的早期改革，例如废除人头税、取消村社连环保等都正是在维特时期实行的。这些改革同样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前提。维特主持的1902～1905年“特别会议”更是给出了后来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中行之有效的几乎全部政策建议，当时这个会议被视为1857～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召集的“编纂委员会”(该委员会制定的文件被认为给1861年农奴制改革定了调)的再版，意指“特别会议”也给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定了调。
当然，维特后来对斯托雷平实现了他的主张并不高兴，因为维特并不希望以“铁血”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再过10年，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人们在1917年2月取得了胜利，但类似的不高兴再次出现：当时列宁宣布他的土地国有化是“照抄”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但社会革命党据说却“背叛了自己的纲领”——同样是因为该党并不希望以铁血的方式去推行这个纲领。
此前的维特也强烈反对斯托雷平在杜马拒绝通过的情况下强推土地私有化立法，更反对在严厉镇压农民的情况下强行瓦解村社。维特无疑也希望农民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成为沙皇政权的新支柱，但他坚决反对像斯托雷平那样用专制权力扶植一部分人，-以损害更多的人为代价先富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维特与斯托雷平的区别类似于后来1917年相反方向上的临时政府与布尔什维克的区别：维特与斯托雷平都想要土地私有化，但是维特希望通过谈判取得杜马同意，按宪政立法程序，在农民认可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点，而斯托雷平则以压制杜马反抗(连续解散两届杜马并修改选举法，剥夺大批反对派的当选资格，时称“六三政变”)和在农村的“戒严状态”下实现这一点。类似地的，1917年的临时政府和布尔什维克都想“开倒车”废除土地私有化，但临时政府希望通过民主的立宪会议立法，在和平状态下实现这一点，而布尔什维克则以解散立宪会议、鼓动暴力夺地的方式实现这一点。
换言之，如果略去变革方向的异同而只论手段的铁腕与和平、暴力与宪政，那么斯托雷平可谓“右派布尔什维克”，而临时政府可谓“左派的维特”。
索尔仁尼琴在谈到1917年时强烈谴责布尔什维克(当然，同时他对临时政府也没有多少好评，就像他对1905年的维特一样)，但他却大捧1907年时的斯托雷平。这里明显的逻辑矛盾能仅仅以斯托雷平的暴力程度不如布尔什维克来弥缝吗?如果斯托雷平的暴力烈度低于布尔什维克值得称道，维特比斯托雷平更和平不是就更值得称道了吗?如果索翁只在乎方向，那么斯托雷平与维特在方向上有何不同?而如果他更在乎手段，布尔什维克的铁腕比斯托雷平“青胜于蓝”为什么却更遭到他的痛斥?比斯托雷平更温和的维特和比斯托雷平更暴力的布尔什维克都不是好东西，唯有斯托雷平正确，这是否体现了索翁的“中庸之道”?然而“最阴险的毒蛇”之类说法难道是中庸的话语吗?
罪过在于“西化”?——“把维特偏离的轨道矫正过来”
细读索翁，似乎他还是更看重“方向”，不过这不是土地私有化之类的经济变革方向(斯托雷平与维特这方面没甚不同，甚至斯托雷平还更激进)，而是“文化”方向。如前所述，索尔仁尼琴是“反西化”的“前现代”论者，他是站在斯拉夫主义传统的立场上反对俄国革命的，他的理想不是建立一个现代的、欧洲式的宪政俄国，因此他反感“西方文化”，反感俄国步西方的后尘，学习那些被他认为是“不符合俄国国情”的舶来品(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他看来都是这样的舶来品)。他自然对维特的那一套不感兴趣。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维特“三宗罪”在于：第一，他努力使俄国向西欧看齐，结果加剧了社会结构瓦解，动摇了政权的权威。“维特说过，任何一部宪法都应先行解放农民，但维特本人像抽筋似的主持宪法，抽象的自由权不会给农民真正的自由，只不过是往死尸脸上涂脂抹粉”。“维特宪法在俄国早产的后果，即宪法的不成熟和宪法执行人的不成熟”。第二，维特把大城市那些没有根基的“玩弄辞令、咬文嚼字、尖酸刻薄、放浪形骸”的“特殊贵族”的要求误认为是全体国民的要求，这些忘记了自己民族根基的人，想的是“在废墟上建立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祖国”。第三，“维特宪法”既不是普选法，也不是等级选举法和资格选举法，在缺乏县级选举和乡级自治的情况下，貌似简化的选举程序，使真正的农民代表被巧言善辩的知识分子“偷梁换柱”掉了。被“维特的选举法召集到塔夫利达宫来的不是俄国，而是一幅俄国的讽刺画”。要不是立场坚定、“保持俄国遗训”的斯托雷平把俄国“从这个缺乏理智、智力低下的‘维特宣言’的影响下引上了坚实的道路，拯救那部相互掣肘、极端草率的宪法”，俄国早已不成其为俄国了。
由于这种立场设定，索尔仁尼琴的“向后看”，似乎就显得像沙皇阵营里的极端政治保守派一样，把1905年以后的“革命形势”，归罪于“维特宪法”惹的祸。但是与当时的贵族守旧派所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认为，固守老一套也是没有出路的，世界在发展，俄国必须向前走，关键是要把握住发展方向。索翁的主张似乎是“俄学为体，西学为用”，俄罗斯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表明了，跟在西方后面拾别人的牙慧到头来落得个“二等国”的四六不靠，这是俄罗斯的民族感情所接受不了的。
但问题在于：如果宪政是舶来的，土地私有化为什么就不是?俄国传统的土地制度不是农村公社吗?正如维特后来在回忆录中指出，19世纪的极端保守派是“俄国人民历史古董的鉴赏家”，他们坚持“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而市场经济和土地私有化则是“西方个人主义瘟疫”作祟。显然在这些“古董鉴赏家”看来，如果说政治上的宪政是“西化”，那么经济上的土地私有化更是“西化”，而经济上的传统公社和政治上的沙皇专制才是“俄罗斯精神”的体现。假如维特在政治上“西化”是罪过，斯托雷平在经济上“西化”为什么就不是?
必须指出，如下文所言，1911年斯托雷平遇刺身亡很可能并非极左革命者，而是极右保守派的阴谋。他们谋害斯托雷平恰恰是基于捍卫“特殊的俄罗斯精神”、仇视斯托雷平的“经济西化”改革，也就是基于“俄国人民历史古董鉴赏家”的立场。同一个斯托雷平，被索尔仁尼琴誉为抵制“西化”的英雄、捍卫“俄罗斯精神”的烈士，却被当时的极右派看成推行“西化”的罪魁、毁灭“俄罗斯精神”的恶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俄罗斯文化”的悖论和斯托雷平个人的悲哀。当时极右派与后人索尔仁尼琴的判断，哪一个更准确呢?
假如索翁对“双子座”的褒贬既不能基于两人的人品，也不能基于两人改革的方向乃至手段来证明，甚至从文化偏好来论证也很困难，那么索翁难道是以成败论英雄?维特的宪政改革搞砸了，斯托雷平的政治镇压加经济改革如果成功，俄国能够避免大劫，哪怕“文化”上并不那么国粹，不也值得肯定吗?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斯托雷平的“俄学为体西学为用”成功了吗?
三、斯托雷平的喜剧与悲剧
“你们吓唬不住我们!”
在维特“让步政策”为左右双方均无法接受的情况下，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在为《10月17日法令》退让出了太多的权力而后悔，于是主张“戡乱”的斯托雷平“镇压方案”被沙皇采纳。斯托雷平斩钉截铁地说：“他们需要大动荡，我们需要大俄罗斯!”政府“最有利的地位不是仰面朝天被打翻在地时做出让步”，而是应当手握武器恢复秩序。斯托雷平在对待反对派的策略上和维特截然不同。他认为大镇压与进行改革并无矛盾，不是只有政治体制改革与军事独裁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延续传统与进行改革可以并行不悖。斯托雷平认为，1905年革命是“一场知识阶层的革命”，是没有根基的浮在表面的知识分子鼓噪的结果，1905年的“政治创伤”，主要来源于那些迷恋街头政治的社会主义极端派。而在“维特法令”姑息下，造就了一个“人民愤怒的杜马”，那些自由泛滥的“绯红色”导致俄国偏离正常轨道，使整个社会沉溺于无法无天的“造反”中不能自拔。
索尔仁尼琴认同斯托雷平的看法，对“维特新政”后的“自由局面”极为不满，他借《红轮》中人物的话说，“现存的有关结社自由的法律似乎太宽了，出版更是自由的，不必经过政府核准、放任自流，于是敌视政府的人便利用出版自由来腐蚀人民，合法刊物不加评论地转载革命号召书一类东西，任其胡言乱语，全俄工人代表苏维埃、知识分子躲在私人住宅利用其名义发表破坏性号召书，整个社会情绪混乱不堪，所有的谣言和污蔑之词，只要是针对政府的，一概相信无疑。在各个大学隐藏着革命出版物仓库、武器、实验室、印刷所、革命组织的执行局。警察当局哪一次染指大学，整个社会和舆论界都大骂政府滥用权力，……革命者更加肆无忌惮，无孔不入，从国外运回了足以威胁国家安全的武器，他们极力推进暴乱和罢工，以达到瓦解国家的目的”。
那些苏联时代传统教科书极力颂扬的“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好得很”的“革命行动”，统统被索尔仁尼琴视为脱离正常轨道的“叛逆者”肆意妄为。在《红轮》里，索尔仁尼琴表现出鲜明的“政治保守主义”“反革命”立场。他表达了三个递进的不满：第一他埋怨沙皇尼古拉二世虽然“有教养、有人情味、善良仁慈、有自由思想”，但是他性格“脆弱胆怯”，“比起罗曼诺夫王朝所有的先辈都孱弱无能”，没有放手镇压。第二他更反对维特“拾西方人牙慧”的“拙劣模仿”使俄国偏离了传统。第三他尤其反感左派煽动的“暴力革命”，认为革命是“大灾难”。他非常认同斯托雷平对“革命形势”的判断，认为那不过是一小撮“职业革命者”从事毁灭俄国的政治犯罪加刑事犯罪，“诚实和正义不在革命的一边”，“极左派的破坏性是公开的强盗行为”。因此，斯托雷平镇压革命是正义行为，就是应该“血腥对血腥”地处置那些革命者和骚乱者。索尔仁尼琴还特意指明苏联就是这些人的继承者：“这种反对派的厚颜无耻，经过70年以后，大概全世界对此也有更深刻的理解”。
索尔仁尼琴很欣赏斯托雷平镇压革命的铁腕与果断，欣赏他面对革命者的那句豪言壮语：“你们吓唬不住我们!”他认为面对软弱的沙皇来说，斯托雷平是意志和力量的体现。斯托雷平说：“只有处死少数人才能避免血流成河”，而且“态度越坚决，造成的牺牲就越小，开始就放任默许，只能姑息养奸”。索尔仁尼琴由此认为，是斯托雷平把俄国“从革命、纵火和暴乱下拯救出来”。
斯托雷平时代的镇压到底有多大规模?后来的评估不尽一致。有统计称，1906～1910年5年间因“颠覆国家制造动乱”的罪名被判死刑者5735人，占当时政治犯案件的1/6，其中实际处决3741人，每年平均处决748人。而斯托雷平以前，1825～1905年81年间判处死刑的政治犯只有625名，实际处决的仅191人，即每年两人稍多。另一材料说，斯托雷平时代的1906～1910年因政治理由审判了总计37735人，其中8640人被判刑，处死的735人，还有4244人送到强制营，1292人送到管教营，1858人送到垦荒地被强制劳动，所有的人都被剥夺人身自由。据官方统计，在托波尔斯克、奥廖尔、莫斯科监狱犯人多达14万，截至1909年7月俄国各种刑事处分多达150万人。
1905年“十月”和1917年“十月”的异同
这些细节的差异不妨碍人们形成这样的共识：斯托雷平的镇压达到了近代沙俄前所未有的残酷，但比起后来列宁的“肃反”——更不用说斯大林杀人如麻的大清洗——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索翁在以后者的更残酷来为斯托雷平辩护时，有没有想过这残酷与更残酷之间的联系?镇压后如果长治久安了是否就能证明镇压有理，也还值得讨论，但残酷如果只是为仅仅十年之后的更残酷埋下伏笔，还能说是成功吗?
要知道，“1905年革命”的直接原因就是1月9日那个“流血星期日”，苏联时期说加邦神父是“警察局奸细”，他组织工人请愿就是与开枪者串通好，存心要屠杀忠君的工人，这种天方夜谭如今已无人信。但是请愿者既不反沙皇也无暴力行为，士兵为何要开枪?人在国外且无兵权的维特固然感到震惊，“懦弱的沙皇”与此又有何关系?今天史家仍无定论。不过，不管这事有多么蹊跷，错在当局一方是无疑的。后来的乱局由此引发，维特主张让步也与此有关。尽管自由主义反对派拒不接受维特的橄榄枝，今天看来非常失策也应该反思，但这与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武力推翻无任何镇压能力的临时政府不能混为一谈。索翁把他对“十月革命”的反感推及二月，乃至推及1905年“十月宪政”时的反对派，实在没有道理。
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杜马反对派本身并不是“暴徒”，诚然，他们在乱局中无力约束街头尤其是农村的过激行为，从有利于宪政改革的考虑出发，他们应该尽快与同样有改革意愿的维特政府达成协议，运用他们当时拥有的“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的影响以恢复秩序，不给那些反对宪政的专制者留下镇压的口实。而当时那些激进自由派没有这样做，而是一味想借助街头压力逼政府更多地让步，令后人遗憾。
但也应该公平地指出，那时想乘乱以逞的也不光是极左派，体制内的极右势力也在不择手段地破坏宪政改革，因此即便不谈政府的镇压，社会上的暴力也不是单方面的。维特回忆录和当时的很多资料都表明，那时“黑帮”(极右翼恐怖组织)和“红帮”(极左恐怖组织)[2]都唯恐天下不乱。立宪民主党人强硬地拒绝了维特要其声明谴责左派暴力以示划清界限的要求，后人对此多有批评。但是这种反思也不应只对一方，斯托雷平与“黑帮”的暴力难道就划清界限了?
如果说当时黑帮与红帮的武斗是极右极左两派的暴力对抗，那么黑帮对“激进但非暴力的自由派”如立宪民主党杜马议员的暗杀就纯属恐怖行为。当时黑帮所属保皇愤青到处行凶，打砸焚烧立宪民主党的俱乐部和报社，并公然枪杀了该党的两名杜马议员赫尔岑斯坦(经济学家，杜马土地委员会主席，反对斯托雷平土地法并提出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和约洛斯(著名记者)，其他一些反对派议员被迫流亡。黑帮报纸《俄罗斯旗帜》甚至嚣张地公开宣称：“真正的俄罗斯人暗杀了赫尔岑斯坦和约洛斯，并知会了当局”，他们只嫌杀人太少，不会为此不安：“只会为这场反对革命的十字军行动中只杀掉了这两个犹太人而感到遗憾。”
“红帮”与“黑帮”：“迷路者”与“下流胚”的互变
对于红帮与黑帮的异同，维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红帮”是一些为“理想”而走火入魔的“迷路者”，而“黑帮”则是一批“追求自私目的”的“卑鄙无耻的流氓”，他们同样不择手段，但“红帮”往往是亲自杀人的“英雄”，而“黑帮”往往是雇凶杀人的“下流胚”。不过两者的鸿沟很容易越过：“红帮”一旦得势，有了既得利益，也就由“英雄”变成“流氓”了。俄国的事就坏在这些忽红忽黑的人手里。
俄国反对派自由主义者与“红帮”划清界限是在1905年风波之后的“路标”思潮中，当然，路标派在划清界限后转持遁世“寻神”的姿态，成为整理国故的东正教哲学家，基本放弃了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旗帜。这对俄国后来发展的利弊究竟如何估计，我在《倒转红轮》一书中有过讨论。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作为体制内自由派的维特当时实际上比这些后来成为路标派的前立宪民主党人更偏右，他那时劝他们与红帮划清界限的苦口婆心，后来他们转变“路标”时是应有感念的。但即便是维特本人，从前引那些评论看，他对黑帮“下流胚”的反感也有甚于对红帮“迷路者”。而作为后人的索尔仁尼琴以“倒转红轮”为己任，集中抨击“红帮”(乃至当时没有和红帮划清界限的自由主义者)，因而对维特的上述态度不满，这是不难理解的。人们也知道后来红帮当权时的残酷百倍于过去的黑帮，对索翁在红帮最红之时敢于“牛犊顶橡树”、挺身反潮流很是敬佩。可是维特当年在黑帮走红时挺身反潮流，不也同样值得敬佩吗?
一百多年后回头看，我们是否有必要在黑帮、红帮之间择一而从?维特当年对“黑帮红帮同样不择手段”的反感和对“红黑互变”的认识，难道不比索翁一味只是“反红”更有洞见?红帮后来更加残酷是因为他们得了势，但1907年得势的正是黑帮，那时的维特更反感黑帮有何可怪?其实比单纯反对黑帮或者红帮远为重要的，是制止“红黑互变”、以暴易暴、冤冤相报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和历史怪圈。对此维特关于“英雄”变“流氓”、“迷路者”演化为“下流胚”的分析难道不比仅仅一味“唱黑打红”或“唱红打黑”更深刻?
其实，索翁也做过同样性质的分析，否则他也不会有别于仅仅一味“唱黑打红”的反共作家而赢得深刻思想者的声誉了。不过分析之后，他开出的药方却似乎大异于维特：维特认为摆脱以暴易暴要靠宪政，要用宪政制衡把无论左右红黑的权力都关进笼子。而索翁却认为那就是糟糕的“西化”。维特希望左右都在宪政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索翁则希望东正教的神能够战胜“西化的佛”。而俄罗斯传统的“贤人专制”如斯托雷平之所为就是他心目中的救世神迹。
然而事实是斯托雷平以铁腕镇压了革命也阻止了宪政，但却没能阻止黑帮作恶。索翁自己也怀疑几年后斯托雷平本人遇刺系出自体制内极右势力的阴谋，可见体制内极右暴力同样可怕，斯托雷平单向使用铁腕连自己都不能救，还能救俄国?
官方的改革与民间的改革
在施展“铁腕”的同时，斯托雷平认为镇压“革命”只不过是从无序回到有序的手段之一，并不是目的。要使俄国避免出现类似1789年法国革命的局面，就需要及时的改革。但是与维特“先有公民，后有国家”的宪政改革思路不同，斯托雷平的格言是“国家为强者而存在”。1905年革命中反映出的最严重、最关键问题，既不是头脑发热的知识分子捣乱，也不是工厂、铁路的工人罢工，这二者加起来不过区区几百万人口，即使再闹腾也动不了俄国的根基。而占总人口82%的农民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通过土地私有化使农业摆脱传统村社的束缚，从而适应近代市场经济发展，并使富裕起来的农民成为支持沙皇政府的新社会基础，这其实是“双子座”的共同想法。还在1904年，斯托雷平就给尼古拉二世写报告说，村社制度使“优秀”农民必须屈从于“最坏的和最懒惰的”大多数人的保守习惯，即便在1904年大丰收的情况下，农民也不是把收入用在投资改进耕作技术、提供粮食产量上，而是在满足了低水平的温饱以后就只会酗酒滋事。村社强制性的平均主义、土地零碎化、互相掣肘，造成农民对不能继承的土地不热心投入。因为土地要不断进行再分配，农民无权选择作物品种和耕种时期，俄国农民拥有的土地是英国的4倍、德国的3倍、法国的2.5倍，但是土地利用率低下，平均每俄亩(1.092公顷)粮食产量不到700公斤。更重要的是“农民一旦没有自家的土地，他们不再尊重其他任何人的财产”，这是农村骚乱的原因所在，说明村社束缚了农民的手脚，村社已不再是具有制衡和稳定作用的平衡器而成为了火药库。
类似的话维特说得更多。而且在1905年以前，土地改革的筹备主要也是维特主导的。这就是为什么维特主持的1902～1905年“特别会议”被认为是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的设计者，犹如1857～1861年“编纂委员会”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设计者一样。
但是到了1906年，维特却与“一手以铁腕镇压政治改革，一手以铁腕加快经济改革”的斯托雷平发生争论。维特认为土地改革一定要争取民选杜马的支持，取得农民的同意，为此“等了几十年尚未解决的农民问题，可以再等几个月来处理”。而斯托雷平在以铁腕解散杜马的同时，主张根据帝俄“根本法”第87条(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甩开杜马来强制推行新土地法。对此，维特以当初“根本法”起草主持人的身份指出：第87条只适用于处理紧急状态，而且根据它作出的有关规定必须是紧急状态过去后可以取消的。而土地改革既不能作为紧急状态来实施，改了以后更不能随便取消，因此斯托雷平的做法“根本不符合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条”。
为什么会有这种争论?根本原因在于俄国当时的土地问题除了变革的方向外，还有变革的方式是否公正的问题。而官方与民间(包括农民、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知识界)对此有很大分歧。
“公社主”变成“地主”：民间不满的根源
与两千年来一直流行土地私有制的中国完全不同，传统俄国盛行的一直是村社土地公有制。农民属于村社，从村社中分得份地来进行家庭耕作。而村社又属于专制国家(也等于属于沙皇)，国家把村社作为领地分给贵族，村社社员因而又是贵族的农奴。在农奴制时代，贵族主要就是通过控制村社社员来获益的，那时贵族的私有土地不多，农民主要是作为人身被束缚于村社的社员，被沙皇指派来供养“老爷”的，并非是租了私有地而向地主交租。贵族也因从沙皇那里得到这种恩典而必须为皇上效力(从军打仗等)。
这种农村公社-农奴制-专制国家三位一体的传统制度在1861年经历了第一次重要的近代化变革，即史称“大改革”的农奴制改革。就农村公社而言，这次改革是对公社土地的第一波“权贵私有化”。当时沙皇解除了农民与贵族间的主奴关系，但为维护专制、保持国家对农民的控制，仍然把农民束缚于村社中。同时却把村社中部分(通常是最好的)土地“割”出给贵族作为其私有地产，于是贵族便从改革前旧体制下的“公社主”变成了改革后的“地主”阶层。从改革前靠沙皇赐给的公社社员(农奴)来供养，变成靠经营自己的私有土地来牟利了。
这样的农业改革与其说像我国1980年代的取消公社平均分田到户，毋宁说更像1990年代国企改革的厂长变老板而让工人下岗。“公社主”变成“地主”，从方向上讲符合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但就民间形象而言，这种靠专制权力割占公地而形成的化公为私的权贵“地主”，与我国传统时代的民间地主很不一样。中国上千年都是土地私有，民间地主的土地大都来自私有地的购买和继承，并非凭借权势“化公为私”，农民视为合法，“土地革命的觉悟”需要革命党的艰苦动员才能形成。而俄国农民对“化公为私”的地产却有着本能的怨恨，根本无需革命党“发动”。加之当时政治体制未改，沙皇仍然专制，农村公社-农奴制-专制国家三位一体只去掉了农奴制，变成农村公社-专制国家两位一体，农民不再是贵族的农奴，却仍然隶属公社，被视为“公社的农奴”，土地仍然不是自己的而是公社份地，但是由于贵族“割地”，余下公社可分的份地还变得量更少、质更差，农民实际上受到了剥夺。于是农民一方面有摆脱村社的愿望，另一方面则对权贵私有化极其不满，强烈要求收回“割地”，村社在这方面却成为农民索回割地的凭据。而俄国当时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尽管经济观点倾向市场与私有制，但也反对以强权化公为私。维特行宪后，这两股力量在杜马中会合。杜马中的农民代表提出“劳动团104人”土地法案，矛头直指地主;立宪民主党也主张把割地收回后再公平地解除村社的束缚。他们都对政府的改革方案构成了挑战。
“一切为了强者”
显然，这种挑战不是改革与否的问题，而是怎么改革的问题。收回割地事关公平，摆脱村社事关效率。基于统治者利益的考虑，维特与斯托雷平都反对触及割地，只希望摆脱村社。但维特反感村社基本上只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他希望经济改革能与宪政改革配合，把“农村公社-专制国家”两位一体变成“家庭农场-宪政国家”的新两位一体，为此，自然就不能无视杜马和农民的反对而一味蛮干。
而斯托雷平反感村社更多地是从政治上考虑，他要消除农民索要割地的凭借，所以更加迫不及待。过去俄国“农村公社-专制国家”的传统中沙皇是以“抑强扶弱”的“公社之父”面目出现的，亚历山大二世的名言是“俄国的统治是为了(保护)弱者”。可是，1861年以“割地”制造地主之举已经明显伤害了“弱者”，这时再保留公社，想依靠农民对公社之父的信赖来支持沙皇，已经不切实际。在斯托雷平看来，1905年风波的教训就在于保留公社不仅不能使农民支持“公社之父”，反倒使农民有理由反对“化公为私”、要求收回割地。因此必须当机立断，以强权扶植那部分希望摆脱村社的农民(农民中的少数“强者”)，而打击希望通过公社来收回割地的农民(所谓弱者，实即农民中的多数)，尽快以有利于前者的方式把所有土地都私有化了，也就没有农民公社要收回割地的问题了。这实际上是在1861年“公社之父”搞的“父夺子地”之后，再用“父权”搞一次“兄夺弟地”，实现“父兄联手压制众弟”的新秩序。斯托雷平不再维护“农村公社-君主专制”的传统，但也拒绝“家庭农场-宪政国家”的前景，而要建立“乡村‘强者’—寡头专制”的体制。
于是斯托雷平直截了当地把过去沙皇标榜的“为弱者而统治”改成了“为强者而统治”，他说，“我们为全国制定法律时，应当想到强人、聪明人，而不是醉鬼和意志薄弱的人”。我们的农民法“不是为弱者，而是为强者”制定的。斯托雷平经常把“强者”挂在嘴边，并且坚决主张借助目前镇压风波后形成的政治高压强行推进化公为私的经济改革。“只要我的政策坚持贯彻，再过10～15年，革命者在俄国什么也捞不到。”为此必须推迟宪政进程，而实行“专制市场化”，先用警察方式以铁腕解决农民问题。
不过，反对斯托雷平政策的不仅有多数农民(所谓的弱者)，有左派和自由主义反对派，有维特那样的体制内宪政派，还有比斯托雷平更右的体制内极右翼，换言之，即比索尔仁尼琴更加痴迷于“俄罗斯传统”的“古董鉴赏家”们。他们要维护的是过去的君主专制，而不是斯托雷平想搞的寡头专制，当然更不是维特想搞的君主立宪。他们认为维特的宪政主张和斯托雷平的寡头专制主张都破坏了美好的君主专制。现在维特既已垮台，斯托雷平就成了主要目标。维特奈何不了斯托雷平，他们——可就未必了。
四、“正义惩罚”还是“作法自毙”?——斯托雷平遇难之谜与索尔仁尼琴的困惑
扑朔迷离的斯托雷平之死
斯托雷平主政次年，即发动1907年“六三政变”，使出铁腕镇压反对派，驯服杜马，在阻止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以“警察方式”强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一时间俄国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1909年在为沙皇隆重举办波尔塔瓦战役胜利二百周年庆典的报告中，斯托雷平自得地禀称：
革命的危险业已排除，陛下，您可以随心所欲了。
然而仅仅两年不到，在1911年9月1日(公历14日)于乌克兰基辅举行的另一个隆重节庆——农奴制改革五十周年庆典上，斯托雷平的生命却骤然画上了句号。这天晚上，斯托雷平陪沙皇及其家人在基辅歌剧院观剧，杀手季米特里•格雷戈里耶维奇•博格洛夫闯入包厢向他连发两枪，斯托雷平受了重伤，四天后死在医院。
俄国近代史上的政治暗杀毫不稀奇，斯托雷平一生也多次从未遂暗杀中幸免于难，但最后置他于死地的这次谋杀却堪称俄国暗杀史上的第一奇案。当时就轰动国内外，众说纷纭，至今也是扑朔迷离、真相难明。人们知道的是：凶手博格洛夫是个犹太青年，出身巨富之家，思想激进，参加过无政府主义恐怖组织，但因人缘不好，又据说是私吞了一笔“革命经费”(此事与后述其为钱而受雇于警方之说均受史家质疑，因为这位富公子似乎是不差钱的)而在组织中受排挤。1906年起，他成为为奥赫拉那(Oхрана，沙俄秘密警察机关“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的简称)服务的眼线，化名阿伦斯基/卡普斯奇安斯基，不时向警方提供地下革命组织的情报并领取报酬，后来被史家称为与阿捷夫(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后被发现为警方奸细)齐名的潜伏革命组织内部的官方大间谍之一。1910年，博格洛夫一度与奥赫拉那失去联系，直到此次沙皇与总理大臣到基辅参加庆典前不久，他才又找到基辅奥赫拉那头目库利亚布科，声称有革命组织要刺杀沙皇，他可帮助警方抓捕云云。库利亚布科对这个一年多未联系的编外密探居然深信不疑，为他提供一切方便。当时庆典安保严密，就是奥赫拉那的正式人员也并非都能有机会接近沙皇和总理大臣，9月1日当晚歌剧院沙皇与斯托雷平观剧专场的门票本来并不发售，内部分发也控制极严，但是库利亚布科却给了博格洛夫一张门票，且任其自去，并不派人跟从。而在戒备森严的歌剧院内，斯托雷平所在包厢附近却毫无警戒。结果博格洛夫堂而皇之持票进入，毫无阻拦地径直来到包厢，在众目睽睽之下枪杀了斯托雷平。
博格洛夫当场被捕，在秘密状态下草草审讯，而且居然“没有做审讯纪录，就好像这场审判发生在战场上”。斯托雷平死后仅5天，博格洛夫就被判死刑，而且当即就要执行，只是发现这天是周末，按当时法律礼拜日不得处决罪犯，才又延至11日被绞死。此前斯托雷平的遗孀曾以“杀了他也换不回我丈夫”为由请求给他免死，未获允许;又要求暂缓处决以待深入调查案情，也未获允许。当时国会已经从首都派出了特鲁谢维奇专家组前来进行调查，可是特鲁谢维奇11日才到基辅，警方就在次日匆匆处决了博格洛夫，致使调查无法进行。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俄罗斯的任何一个大恐怖分子都没有这样匆匆审判，匆匆处决。要尽快解决掉，以便不再复审、不再调查、不再拖延下去。法庭采取的最后方案令人皆大欢喜。”
当时俄国的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红帮”革命恐怖主义组织从事暗杀后都要进行宣传，以扩大威慑影响，但此次斯托雷平遇刺，却没有任何组织声称负责。后来警方说，博格洛夫供认他是作为革命者个人独自行刺“人民公敌”斯托雷平的，没有组织参与，而他先前为秘密警察服务也是处心积虑的伪装，为的是骗取信任以便行刺。但是他“骗取”的信任能达到如此程度，还是令人匪夷所思;而且就算他思想激进，此前却从未干过这种事，也不是“战斗队员”，在无人相助的情况下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手就干得如此利落，让人啧啧称奇。俄国一些自由派报刊当时就指出暗杀很可能就是奥赫拉那策划的，因为体制内极右翼一直对斯托雷平不满，而他们在奥赫拉那有极大影响。
陛下不待见的斯托雷平
这当然是猜测，不过，包括奥赫拉那在内的沙俄强力部门中对斯托雷平不满(经济上反对他的市场化改革，政治上也不满他没有彻底废除杜马)的体制内极右权贵影响很大却是事实。统管全国安保的内政部实际负责人库尔洛夫、宫廷警卫长并负责与内政部联络的斯皮里多维奇、库尔洛夫的前秘书、内政部警察总局副局长、部里派到基辅协调此次庆典安保工作的韦里金和基辅地方的秘密警察头子库利亚布科都属于这条线，而他们的背后，则是沙皇、皇后和“妖僧”拉斯普京等宫廷威权。
索尔仁尼琴和很多史家都注意到，自从1905～1907年危机过去后，斯托雷平就逐渐失宠于陛下。沙皇本人不仅不喜欢他“功高震主”，据说也不喜欢他的价值倾向：“只有在库尔洛夫的保卫下，陛下的生命才是安全的。只有在库尔洛夫身上才能找到抗衡过分自由主义倾向的斯托雷平的力量。”而索翁则更强调皇后讨厌斯托雷平，因为这一时期皇后开始宠信妖僧拉斯普京，而斯托雷平对此非常反感，曾经试图放逐“妖僧”，结果开罪于皇后。这个“佞幸害忠良”的传统故事不像“顽固派反对改良派”的政见分析那样吸引当代史家，但是有着强烈“保守”价值观的索翁似乎更喜欢这个解释。
不过，无论是出于政见的利弊分析还是出于“忠奸”的道德判断，斯托雷平不再待见于沙皇是无疑的事实。也正是因此，在沙皇支持下形成了上述那几人的势力。斯托雷平本是由主持镇压的内政部长升任总理大臣的，作为铁腕总理也还兼任内政部长，但是镇压成功后，沙皇就特意让皇后推荐的库尔洛夫出任内政部第一副部长实际主管该部，架空了兼任部长的总理。而这个库尔洛夫过去曾向斯托雷平索求首都彼得堡或旧都莫斯科市长大位，被斯托雷平拒绝而结下旧怨，他上任后便提拔了秘书韦里金和连襟库利亚布科等人，还“习惯到处笼络人，与斯托雷平的敌人勾结在一起”。
而此次“基辅大典活动的整个保卫工作，陛下早预先由他精心安排，后来又在宫中多次详细讨论过，不再采用常规方式，即不由地方政权领导保卫工作，当然喽，由那个围绕陛下屁股转、紧贴其左右、惟陛下马首是瞻、并讨得陛下欢心的库尔洛夫全权领导。从1911年春天起，库尔洛夫走遍了陛下专列要去的地方，这些省份的主管机关的官员都得服从他的指挥。这种作法激怒了基辅总督费多尔•特列波夫将军，他向斯托雷平提出抗议，并请求辞职。把这件事通报陛下，有可能改变保卫工作的命令(一切要从新安排)，无疑会挫伤皇帝陛下那颗预先体验了快乐的幼稚的心。也正由于怜恤帝王那颗童心，斯托雷平劝导特列波夫以后再递辞呈。这样，陛下的保卫工作从熟习本地情况的各地主管手中交给一个外来人的手中”。
暗杀发生后，这几人的反应十分奇怪：斯托雷平重伤的几天内3次要求见库尔洛夫反映案情，库尔洛夫居然全都借故推脱，直到斯托雷平不治身亡，库尔洛夫这位安保负责人也未见他。索翁指出：“如果去了他就免不了要当着证人的面回答另一些问题，那样的话，他后来就难以自圆其说了。”而库利亚布科在事发后最初接受询问时，声称库尔洛夫、斯皮里多维奇、韦里金和他四人都认识凶手博格洛夫，发给后者门票让其独自进入剧院也是四人都知道并且同意的。但是后来其他3人都否认，说是从未听说过博格洛夫其人，更不知其事。索翁对此的评论是：“这么短短几个小时，(库利亚布科)还没有清醒过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甚至没有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在这种没有思想准备，里表不明的状态下来参加讯问，并在讯问中和盘托出斯皮里多维奇、韦里金和库尔洛夫都知道博格洛夫进入戏院一事，而且所有步骤，他，库利亚布科都得到他们的同意。”但是这个失联一年多的编外密探仍能得到直接雇主库利亚布科的信任已经够奇怪的了，怎么连帝国内政部(实际的)部长和皇宫警卫长这样来自首都的高官也和他相识并如此信任他?这个说法显然引来许多麻烦，于是几天后库利亚布科改了口，说是那3人不知道这些事，但让凶手进入剧院，被杀者斯托雷平倒是知道并同意的——而此时斯托雷平已死，他反正不能否认了!
兔死狗烹的现代版?
更令人费解的是沙皇对此事的态度：当剧院枪响、斯托雷平倒下时，距他不远的沙皇没有走出包厢看他一眼。斯托雷平在院抢救的4天里，4次求见沙皇交代后事，而沙皇都没有来。直到一天夜里在伤者昏睡中沙皇才来看了一眼，那时伤者根本没法说话了。整个斯托雷平抢救和治丧期间，原安排的庆典日程照旧进行，陛下按日程忙于“公事”，顾不上看望生命垂危的总理。斯托雷平死后，当地筹划为他建立纪念碑，沙皇恩准社会筹资兴建，但国库不出一分钱。斯托雷平遇刺这件奇案引起舆论哗然，官方不得不对库尔洛夫、斯皮里多维奇、韦里金和库利亚布科等人立案调查，调查触及的“不仅是(警方)办事不力，而且甚至牵涉到了间接参与(暗杀)的问题，这太可怕了”。但是到1913年1月，在很多疑问并未获解的情况下沙皇却下令终止了调查，并且宣布此事对上述四人不得造成不良影响。就是说，除直接开枪的凶手被灭口以外，没有一个人因为总理被杀这件惊天血案而受到处分。沙皇的理由是皇太子正在患病，他想办件善事为孩子积德。继斯托雷平之后任总理的科科夫佐夫说：“不能中止调查。因为全社会都在关注着这件事。”据说沙皇这样答道：“哦，那样一来就更不能将利剑高高举起了。”
沙皇甚至对接任总理说：“我感到高兴的是，您的言行不像故去的斯托雷平。”科科夫佐夫反驳道：“陛下，斯托雷平是为您而死的啊。”哦，这时皇后宽厚地接过话头：可远非如此。“我觉得，您对斯托雷平的作为和人格的评价有些过了。请相信我的话，对故去者不应当如此惋惜。我相信，每个人都在完成自己分内的事。如果某个人不在了，那就是因为他已经扮演完了他的角色，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我想，斯托雷平的去世就是为了给您让出位置。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俄罗斯的福祉。”皇后这番高论让人叹为观止，笔者想她如果懂中文，只用四个字就可以表达这段话的意思了：兔死狗烹。
沙皇是如此，其他人又是怎么看的呢?反对斯托雷平的左派和自由主义者就不说了，斯托雷平死时杜马正值休会，复会后“没有为他，而是为另一位闭会期间去世的杜马议员进行了默哀”。反对派幸灾乐祸可以理解，极右守旧派居然也这么说：“斯托雷平不代表俄罗斯，……但愿他的追求变成对其每个助手的警告：切勿屈从于现代自由思潮的诱惑。”大主教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在追悼会上指责斯托雷平的改革是左派的改革，并且号召东正教徒“为他的罪过进行赎罪祈祷”。极右翼报刊还透露：“据说，沙皇不认为这(斯托雷平之死)是特别的损失。”
一个多世纪过去，如今对于斯托雷平之死要完全恢复真相是很难了。但是看看当时以至现在各种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对这件悲剧的解释及其演变，倒是耐人寻味。
革命党杀人，还是秘密警察杀人?
在“斯托雷平反动时代”吃了苦头的左派与自由主义反对派(多数立宪民主党人)，对斯托雷平之死自然是嘲讽多于同情，但他们偏好的解释明显不同：左派和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等)认为斯托雷平改革是掠夺人民，他的死应该体现了人民的反抗，所以比较倾向于指出凶手博格洛夫的革命党人身份和他行刺的革命动机。即便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史学对民粹派的恐怖暗杀手段不以为然，也还是愿意凸显“反动派与人民的矛盾”的，所以他们接受博格洛夫死前的自述(即他一直是革命者，当警方耳目也只是为了骗取信任以便行刺)，并认为斯托雷平之死与民粹派时代的很多类似事件一样，就是一次“革命恐怖主义”行动，反映了人民对政治上的“斯托雷平反动”和经济上“斯托雷平改革”旗号下的掠夺不满。苏联时代的学界大体上也是这么说的。可以把这种解释称为“正义惩罚”说。
而当时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既反感斯托雷平的政治镇压，也反感所谓革命恐怖主义，不愿意渲染革命党反对斯托雷平的斗争，所以他们更相信“政府内保守派利用斯托雷平自己建立的镇压机器杀了他自己”。博格洛夫作为奥赫拉那情报员的经历和暗杀事件前后警方的种种乖戾可疑之举，以及沙皇那些没心没肺的冷漠乃至冷酷言行也给人这种印象。“于是整个报刊界大声发挥对他们最有利的主题，即斯托雷平死在他亲手建立的专事反对革命的警察体制的手中。”“库尔洛夫们只不过是斯托雷平路线的产物罢了。这样一来，斯托雷平不就成了全俄间谍-奸细的始作俑者吗?斯托雷平不就成了他亲手制造奸细阴谋的牺牲品了吗?”“斯托雷平是在他幸福而快乐，满可以庆贺自己凯旋式胜利的时刻中弹身亡的。命运何以这样不宽恕人?难道没有听到手枪射击轰响后面的警告声吗?现在俄国社会可能有不流血的抗议方法，但命运可能想提醒我们，这种方法还要保留吗?”这就是“作法自毙”的解释。
而索尔仁尼琴反感自由主义，更反感左派，他拒绝并抨击了以上两种解释。把斯托雷平捧为俄罗斯近代历史第一伟人的索翁对他的不幸结局戚戚于心无法释怀，在《红轮》写作过程中花了大量时间考证这件奇案。1976年，流亡美国的索翁在加利福尼亚古维罗夫研究所收集到斯托雷平被刺案的大量资料，同年夏秋两季在佛蒙特写成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章，同时把考证结果于1978年发表在美国一家学报上(见《红轮》第一卷索尔仁尼琴自序)。因此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红轮》中关于斯托雷平之死的说法看成史学成果，而非仅仅是文学描写。[3]
按索翁的上述考证，博格洛夫行刺的确是出自他自己的激进思想，并非是直接受命于秘密警察或其他体制内势力，他此前为奥赫拉那做事也的确是“骗取信任”。换言之，博格洛夫的确是一名热血的革命愤青、孤胆英雄和无私的独行侠，为刺杀“革命的敌人”他不仅牺牲了生命，而且甚至不惜赔上了自己的名誉(去做警方的奸细，即便是出自“革命”动机，但只要不是“党的派遣”而是自作主张的行为，他的“同志们”仍然是不齿的)。这样的牺牲，即使在今天看来也着实令人唏嘘。
不过同样根据索翁提供的事实，奥赫拉那如此尽力地给他提供一切方便，难道仅仅是“受骗”?其实就像被沙皇强行终止的官方调查所显示：在此案中库尔洛夫、库利亚布科等警方负责人“不仅是办事不力，而且甚至牵涉到了间接参与的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哪里是受骗，其实是借刀杀人，有意帮助博格洛夫完成暗杀，然后再迅速处决博格洛夫以灭口!上述所有一切怪诞现象，只有在这个逻辑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否则，以博格洛夫一介书生，高度近视，身体瘦弱，又从未做过这种杀人勾当，怎么就能一鸣惊人，一个人做到了多少革命党“组织上”做不到的事!
索翁证明了维特的观点?
索翁对左派的“正义惩罚”说和自由主义者的“作法自毙”说都予以了驳斥，但我们看到，其实他自己花费许多心血的考证毋宁说只是这两种说法的结合：博格洛夫想搞“正义惩罚”，但斯托雷平体制下的库利亚布科们借刀杀人，归根结底，斯托雷平还不是“作法自毙”吗?无怪乎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就直接把索翁的考证也列入“作法自毙”说或警方阴谋论的新进展中。
这不禁又使我们想到维特关于黑帮、红帮互变的说法：“红帮”是为“理想”走火入魔的“迷路者”，“黑帮”是“追求自私目的”的“流氓”，同样不择手段，但“红帮”是亲自杀人的“英雄”，而“黑帮”是雇凶杀人的“下流胚”。而两者的鸿沟容易跨越：“红帮”一旦得势，有了既得利益，也就由“英雄”变成“流氓”了。其实索翁考证出来的这个故事更绝：连这一跨越也不需要，博格洛夫这位红帮根本还没得势，就被黑帮当了枪使，“迷路者”想当“英雄”而亲自杀人，库尔洛夫这帮“下流胚”就借刀行凶而实现“自私目的”了!
然而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更大的尴尬还在于：如果他大贬维特、大褒斯托雷平的观点既不能从两人的人品道德来证明，也不能从两人改革的方向和手段来论证，甚至不能从文化偏好来断言，那么似乎就只能以成败论英雄了。维特的朝野妥协和宪政改革主张本来是有利于自由主义的，但自由主义反对派却不领情，不妥协的结果是维特的失败，索尔仁尼琴因此有了否定他的理由。但是同样，斯托雷平的铁腕镇压和警察式改革主张本来是有利于沙皇政权的，但极右保皇派(以及沙皇本人)却不领情，借刀杀人的结果是斯托雷平的惨死，那么他的成功又在哪里?以成败论英雄的话，斯托雷平又为什么应该被肯定呢?如果维特指望的自由派不知好歹不值得指望，斯托雷平指望的沙皇“新权威”难道就更知好歹，更值得指望?
如果斯托雷平不死……
当然有人会说，斯托雷平本人之死不见得就是他治国主张的失败，就像商鞅虽死而“商君之法”终于成就了秦始皇的统一一样。不过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就在斯托雷平死前，他的改革已经显现出疲态和停滞，而斯托雷平死后仅仅6年，罗曼诺夫王朝就土崩瓦解了。谈什么商鞅成就秦业?
然而也许正是人亡才导致政息?索翁显然就是这样认为的，他相信：博格洛夫那两颗子弹打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俄国的国运、一亿七千万俄罗斯人的好事就这样被两枪断送了。一部《红轮》，一声长叹：如果斯托雷平不死……
这就涉及史学理论界的一个老争论：“如果不……”这类的讨论，即所谓的“反事实推论”，在历史学中有意义吗?
这其实就是问历史进程是否是“必然”之道。如果历史的走向是“必然”的，一些偶然事件的有无自然无关大局，追问“如果不……”也就确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历史进程是偶然的，偶然事件的有无当然非常重要，不管“如果不……”的解释显然就不是一种好的解释。
不过笔者的看法可能是第三种：在许多情况下，历史的进程肯定不是“必然”的，但其因果关系却有相当大的实现概率，并不是掷骰子那样完全不确定。具体而言，斯托雷平在1911年的遇刺也许是个“小概率事件”，但斯托雷平政策的失败虽然不能说是必然，却的确是个大概率事件。即便斯托雷平不死，俄国的预后也很难比“如果维特不垮台”好，这就是我们不同意索翁“成败论英雄”的根本理由，下一章笔者将论述“如果斯托雷平不死”，俄国又可能如何。
五、专制扭曲改革，战争引发革命：帝俄解体的教训
人未亡而政已息
在斯托雷平遇刺时，他的改革在很多最重要的方面已经陷于停滞。索尔仁尼琴也看到了这一点，他用很大篇幅描绘了斯托雷平地方自治改革的受阻和斯托雷平因此提出辞职一事。仅从《红轮》的描述已经可以看出，即使他不死，政治前景也很黯淡，斯托雷平步维特后尘而下台的可能是非常大的。
但实际上索尔仁尼琴还回避了斯托雷平改革停滞的更重要方面，即作为斯托雷平经济主张核心的土地改革和移民政策。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笔者曾经引用俄苏学者的研究，指出土地改革的大部分进展都是在政府施以高压的1908～1909年两年间取得的。这两年的退社农户要占整个改革时期(1907～1914年的七年间)总量的54%。而政府高压缓解后改革进程即趋于停滞，致使农村公社到革命前仍然保留了3/4的成员和6/7的土地，并未受到根本的冲击。
对此，有人从改革是好事，人民应该赞成的观念出发，说反对改革的是保守贵族，斯托雷平对之施以高压还不够，故造成了改革停滞，这其实恰恰是说反了。前面说过极右贵族的确反对斯托雷平，但那主要是在上层政治层面。而在经济社会方面，当时抵制改革的主要是农村草根民众，政府高压的对象是他们，而不是贵族。正因为如此，在1917年“政府高压”彻底消失后并不是贵族坐大了，而是贵族消失了，农村自发地(即并未经由革命党的动员)出现了“反向的剧变”：斯托雷平改革的成果彻底被废，传统农村公社迅速扫除了“土地私有”。这一事实也使索尔仁尼琴的一个说法显得站不住脚：力挺斯托雷平的索翁断言斯托雷平改革所扶植的“强者”并非少数，而是多数农民，反对改革的“弱者”才不但是少数，而且还多是不务正业的边缘人，单个人的能力也没法与“强者”相比。假如真是如此，何以农村一旦出现“自发”状态时，那些占大多数的强者都不见了踪影，反而任那些人数很少又无能者得以为所欲为?
要知道1917年初已经广泛蔓延的俄国“土改”不像1918年以后余粮收集制时期的“贫农委员会”运动和中国的“土地革命”。后两件事都是在共产党的军政体制下发动的，传统边缘人在体制发动下有很大能量。但是俄国“土改”主要通过传统村社进行，在革命党影响很小的时候自发发生，这种状态下少数“痞子”如何能够压倒大多数“能人”?早在斯托雷平死前，俄国农村在他的政权压力下就对改革表现出抵制，使其停滞，1917年高层政治刚开始动荡，上面压力一退却，在革命党还未下乡之时农村就强烈反弹，把斯托雷平改革成果一扫而光，只凭少数“痞子”能有这种自发能量吗?
为了支持斯托雷平，珍视传统的索尔仁尼琴在土地问题上的观点却显得极为“西化”。他引用统计说，俄国有官地1.4亿俄亩，农民有土地1.6亿俄亩，贵族有土地0.53亿俄亩，即使把贵族的土地全部分给农民，农民也富裕不起来，所以不能用平分土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同意斯托雷平的观点：让“俄国农夫在不损害他人财产的条件下在土地不足的地方通过合法和诚实的方式扩大自己的产业”，“俄国决不会因毁掉13万个高水平农庄而变得繁荣富强，农民的份额虽因再分配有所增加，但是在居民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再分割条件下很快就会化为乌有。如果一旦开了这个口，进而就要瓜分富裕农民的土地，所有优秀的东西都会崩溃，分地的成果为零”。我们是要让农民变成土地私有者、变成富农、变成地主，而不是让地主变成贫农。其次，应该用行政命令取消村社。最高政权要比社会和人民高明得多，必须要用强制手段引导他们走向幸福之路，因此，必须“把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进步奇异地结合在一起”。索尔仁尼琴甚至还引用了后人研究俄国村社的成果，指出“土地公有”的公社并非俄国自古就有，而是罗曼诺夫王朝为了专制主义利益，为了便于控制农民才搞起来的，不摧毁公社，农民就不能得到自由。
这些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其实类似的话不但索尔仁尼琴和斯托雷平说过，维特说过，甚至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者)也讲过。只不过，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讲这类话主要是用来抨击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观点和极右派的“古董鉴赏家”主张，讲这类话的目的是要破除“村社神话”和论证公平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必要性。而索翁和斯托雷平的主要指责对象，却恰恰就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讲这些话的目的只是为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辩护。按索翁的说法，“全体城市居民和所有立宪民主党人从各个方面维护农村公社”，“杜马寸步不让，绝不在强行夺取私人土地的原则上妥协!”
这是怎么回事?资产阶级(“城市居民”)和自由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要“维护农村公社”?既然如此他们为何还要批判民粹派?难道农村公社会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而农村公社既然是专制主义的罗曼诺夫王朝为了控制农民搞的，怎么现在恰恰是朝廷和最忠于朝廷的宰相急不可耐地要废除农村公社，显得比自由主义者更关心农民的“自由”?
“尺蠖效应”下的改革扭曲
但在俄国，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专制者要“化私为公”时，老百姓是追求他们自己的“私有化”的。等到专制者要“化公为私”了，老百姓却反对这种“私有化”了。俄国农民退社单干的两种形式，独立农庄和独家农田，本来都是19世纪农民自发进行而政府禁止的“新生事物”，到了斯托雷平时代，却变成政府强制推行而农民深恶痛绝的事了!实际上，这就是专制政治对于经济改革的一种“扭曲”，也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
其实即使在斯托雷平时代，俄国农民对所谓的“私有土地”也是区别对待的。有研究指出：当时在人们心目中“买卖的土地的合法性要高于继承的土地”。人们试图在“继承的土地和购买的土地之间做出区别，他们认为继承的土地的神圣性要低一些，因为土地最初的获得十之八九是一种强力行为，相比之下，个人购买得到的土地是合法的，甚至农民自发产生的‘村社大会决议’都同意那些购买获得的土地(并入村社时)要得到赔偿”。显然，这里所谓“继承的土地”就是我们前面叙述过的1861年改革中贵族从村社公地中凭“强力”割占的“割地”。当时先收回割地再解决村社问题是绝大多数农民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共识。尽管在1905年他们也许是操之过急，从保守主义立场可以责怪他们过于激进、不知妥协。但是在斯托雷平时代的“高压”下他们其实是懂得了需要妥协的。立宪民主党表示收回割地可以通过国家以债券形式赎买(实际就是类似于195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推行的那种土改)，甚至社会革命党在坚持无偿收回割地的同时，也同意国家可以给贵族发放年金，以作为他们放弃割地的补偿。只有基本上都流亡国外的列宁一派那时把通过暴力实行“土地国有”的调子越唱越高，但他们对农民几乎没有影响。
而维特与斯托雷平同样力图保留割地，但也愿意对其他方案与反对派继续谈判。所以平心而论，要说不妥协，这时就应该怪斯托雷平当局了。如果1905年还可以说由于反对派不懂妥协，结果招致了斯托雷平的铁腕镇压，那么到了这时，就是斯托雷平的不懂妥协最后招致1917年革命了。索翁说“俄国决不会因毁掉13万个高水平农庄而变得繁荣富强”，的确如此。但是把这样的逻辑推到极端，同样可以说俄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因为没收了强盗和贪污犯的财产而变得繁荣富强，是否因此就可以对强盗和贪污所得放任不管?显然，仅仅解决割地问题确实不会使俄国变得繁荣富强，但是解决割地问题可以为俄国的土地私有化改革建立道义合法性，而有合法性的改革才可能得到民众的认可而获得成功，成功的改革则可以使俄国变得繁荣富强，难道不是这样吗?
“大移民”和“斯托雷平棚车”
专制对改革的扭曲在斯托雷平经济改革的又一大举措，即强制向西伯利亚移民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本来移民开发边疆也是俄罗斯的传统国策，农奴制废除后农民有了自由，移民更为活跃，维特新政也把促进移民作为内容，还为此修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可是，他们都没有像斯托雷平那样把移民搞成大规模“运动”。
与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斯托雷平搞移民运动首先也是出于政治考虑。斯托雷平认为，欧俄每平方公里平均31人，而西伯利亚每平方公里还不足一人，由于欧俄农民人口过剩，他们就要向贵族的土地伸手。现在如果能把这些剩余人口转移出去，在政治上这些人就不会再伸手要土地，有利于稳定，在经济上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措施：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区过剩的人口，又可以发展西伯利亚等地的经济。于是斯托雷平又是以铁腕来雷厉风行地搞起“大移民”。1906年他一上台，当年就移民13万，此后每年移民50万，到1914年一战爆发时，向西伯利亚移民已达400万，超过此前300年移民的总和。当时刚建成不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经常奔驰着塞满移民的简陋货车，后来到苏联斯大林时代沿用这种方式来流放“富农”和古拉格囚徒，这种当囚车用的封闭式无窗货运棚车于是有了“斯托雷平车”的专称。索尔仁尼琴作为囚徒时也坐过它，并在名著《古拉格群岛》中对这种“斯托雷平车”有过生动的描述，不知他在称赞伟人斯托雷平时，是否联想到它。
但是怪事又出现了：过去专制者用村社和农奴制束缚农民，不准其流动时，农民极力摆脱束缚去当“盲流”。俄国历史上的“哥萨克”这一群体就是长期“盲流”运动的产物，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早期开发中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8世纪为了反抗专制国家对他们的管束和“收容遣返”，甚至爆发了多次大规模哥萨克起义。可是现在斯托雷平政府以铁腕手段强迫他们迁移西伯利亚，却把移民从老百姓争取的好事变成了老百姓避之不及的惩罚，就像当年中国人躲避“上山下乡”一样。尤其是斯托雷平镇压了乡村土地骚乱后实行大移民，更被视为把失败者农民强行流放边荒。在实施过程中无论在流入地与流出地都受到强烈抵制。在流出地通过强制移民瓦解村社，遭到农民村社和被放逐者的反对，而通过强制迁出的移民在西伯利亚等流入地又得不到良好的安置。不但当地土著和早期移民不欢迎这些政府征派的大批后来者，而且早期的自发移民常常表现为村社集体迁移，移民还有个照应，现在斯托雷平强制移民本来就是为了拆散村社，当然要防止这种形式，结果政府的官僚组织安置不好，移民又缺少自我保护机制，导致他们的处境艰难，不几年就又出现了大量“回流”移民——在1917年革命前多达61.8%的人都倒流回到原籍，在当时条件下如此往返一趟西伯利亚，代价可想而知，他们几乎都倾家荡产。结果，一贫如洗和极度不满的回流农民，很快便成为革命中的中坚力量。
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西部地方自治”
虽然一般而言斯托雷平推行经济改革就是要相对回避政治改革，但正如索尔仁尼琴指出的，斯托雷平时代在政治体制方面也并非没有作为。索翁极力描述的就是他的“西部地方自治法”。斯托雷平以此在西部省份大力推行“地方自治”。然而索翁也指出，正是这一改革成了斯托雷平的最大滑铁卢，不仅议会(不是原来的反对派杜马而是经过斯托雷平铁腕改造过的驯服议会——第三届杜马)作梗，皇帝消极，极右派抵制，社会上和在野方面也没有正面评价，以至于里外不是人的斯托雷平为此决心辞职(如果不是遭到暗杀，这可能就是他下台的方式)。但是索翁在一味痛惜俄国人不知好歹的同时却不检讨一下，这究竟是为什么?
原来，当年斯托雷平要大力推行地方自治的西部地区，就是今天多事的乌克兰西部(以及白俄罗斯西部)。而斯托雷平之所以对这里的“地方自治”尤其感兴趣，主要不在于地方自治本身，而在于他基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目的希望加强朝廷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这些地区的阶级-民族结构十分特别：上层的贵族多是波兰人，而下层的农民(过去的农奴)多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等东斯拉夫族群。斯托雷平在这里搞“地方自治”，主要就是想发动这些下层“亲俄”族群在沙皇领导下“当家作主”，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波兰贵族势力!今天这里的乱局可以使人联想当年斯托雷平的这一手会引起怎样的反应：当地波兰或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自然不满这种借“地方自治”之名搞俄罗斯化之实的做法，而俄罗斯贵族和沙皇也害怕这种“抬举”下层农民以对付上层贵族的做法会带来不可知的副作用——他们如果能够排挤波兰贵族，难道就不会排挤俄罗斯贵族?而自由派、左派和“进步的知识界”也不会把斯托雷平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做法看成是真正有助于形成公民社会的自治进步，因而也不会给予支持。
而这一切扭曲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斯托雷平的改革本身就服从于不但排斥革命而且也排斥“维特式”温和宪政改革道路的企图。
“俄国伟大复兴的起始点”?
应该承认，斯托雷平改革对市场经济在俄国的发展是有显著作用的，它造成俄国经济史上辉煌的“黄金时代(1907～1914年)”，甚至农业生产的繁荣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第一次大战前俄国的经济发展以1913年成为一个制高点，在农业方面以至于到整个斯大林时代都未能超过，1913年俄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1/4(2700万吨：11000万吨)，生产的黑麦占世界产量的1/2(2500万吨：5000万吨)，生产的大麦占世界产量的1/3(1300万吨：3500万吨)。斯托雷平创下的这一农业纪录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当时俄罗斯的粮食产量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总和。
在政治上俄罗斯似乎也实现了“稳定”：第三届杜马成为沙皇时期唯一干满任期的议会，这期间一共审议了2432个法案，有2197项被沙皇批准成为法律，该届内教育拨款翻了一番，9岁以上的居民识字率从28%上升到38%，居民的平均寿命增长了2岁(从30.4到32.4)，每千名居民中的普通学校人数增加了1倍，大学生则增加了6倍，图书馆的数量增加了4倍，图书报纸发行量增加了2倍，居民的人均储蓄增加了3.5倍。
到1914年居民的人均国民收入增加了0.5倍，俄国的工业生产规模居世界第五位，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与1891～1895年相比，1910～1914年俄国的谷物产量增加了33%，居民人均消费商品数量增加了1倍。
在《红轮》中，索尔仁尼琴还特别强调了苏联史学所回避而在当代俄罗斯被谈论得很多的第三届杜马的所作所为，比如，废除了信仰自由的限制，官方宗教和民间旧教(所谓分裂派)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并颁布了犹太人平等法，在民法和刑法的立法方面有了很大的拓展，还准备给放弃恐怖行为的社会民主党合法地位，等等。以至于身为革命党领袖的列宁在40多岁时就准备终老海外，说“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了。当代也有些推崇斯托雷平的俄罗斯学者承认：“在保存和巩固杜马方面，任何人都不如斯托雷平做得更多。”
但是实际上最准确的预言却来自索翁很不以为然的维特。失势退隐后的维特其实也承认斯托雷平的发展方向是符合市场经济与现代化方向的。但他对其前景却非常悲观。他说斯托雷平的做法“产生了一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从政治-警察的角度出发仓促轻率的实行农业改革，但又不去解决农民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结果是骚乱四起，农民中无疑产生千千万万的无产者”。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将来很可能招致严重的革命动乱”。维特于1915年去世，此后不到两年他的预言便成为现实。
正是由于这一最终结局，人们并未把斯托雷平看成“以成败论英雄”意义上的成功者。改革家斯托雷平主导的“大改革”虽然经济成就斐然，但并没有为他赢得一世的英名，反而落得个多方怨恨，守旧贵族对他衔恨不已，传统的公社精神与教会集体主义精神被执政者放弃，导致特权进入市场，国家机器严重腐败，日益处于涣散状态，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和自律能力都大大削弱;自由派又不原谅斯托雷平破坏了宪政，视他为“践踏法治的元凶”;知识分子在市场化以后因经济地位的恶化和政治上的边缘化，虽然不再是“激进主义”，但多数都表现消极，并没有真心认同斯托雷平体制。而民间及草根则暗中滋长了日益强烈的不满。
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说帝俄的覆亡就是“必然”的。维特的“准确预言”不会是偶然猜中的吗?有没有可能斯托雷平的愿望能够成功，而维特的抱怨只不过是失败者的“风凉话”?
“凡事皆有可能”，概率大小而已。今天人们大都承认，俄国参加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它的垮台概率大大升高了。当然，如果它能支撑到1918年战争胜利又当别论，就像后来的临时政府如果能够撑到胜利也未必就不能另开新局一样。不过读了《红轮》之后，你很难设想1917年2月的帝俄还能再稳定一年零九个月赢来胜利(而临时政府再维持刚好一年的可能性则大得多，同样，大战如果不是在列宁政府签订屈服于德国的布列斯特和约不久就结束，而是再拖延一年，列宁政府也未必站得住)。因此，俄国的参加发动大战的确非同小可。
那么斯托雷平的做法对俄国走入战争以及战争的结果又有何影响呢?
专制扭曲了改革，战争引发了革命
斯托雷平时代俄国的内政也导致了其外部国际环境的很大变化。
传统上俄国一直是个领土扩张型国家，靠煽动民族主义狂热、对外扩张来取得统治合法性、转移内部矛盾，一直是历代沙皇的重要国策。斯托雷平改革并未改变这一点，而且如上所述，由于斯托雷平“为强者而统治”的改革思想对传统农村公社-君主专制时代“抑强扶弱”意识形态的瓦解作用，农民对“公社之父”沙皇的崇拜即所谓皇权主义的基础出现动摇，对外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作为一种替代的合法性和精神支柱就更加突显。最著名的斯托雷平标志性口号——“你们需要大动乱，我们需要大俄罗斯”尤其显示了这一点。为消弭内部的“动乱”，“大俄罗斯”对外用兵的动力就更强，加上斯托雷平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确实使俄国的实力有所增强，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两次战败的教训逐渐被淡忘，而为过去的战败“复仇”的情绪则强烈起来。
在对外方面，斯托雷平的“大俄罗斯”主张具有明显的鹰派特征。他曾亲自到芬兰坐镇，废除了这块俄国自1809年就征服的土地上保持了一个世纪的自治，取消当地的自治议会，对芬兰实行“俄罗斯化”的控制。同时他又用地方自治的旗号在西乌克兰排除波兰人的影响。无论在北边取消自治还是在南边推行“自治”，都是为了“大俄罗斯”的扩张。尽管由于俄国刚在日俄战争中大败，斯托雷平当时不主张耀兵海外，但扩张俄国霸权的想法他是无时或忘的。
更重要的是：斯托雷平改革在保持乃至发展对外争霸传统的同时，对于争霸的意识形态意义却有了新的变化，并极大影响了俄国的国际政治状态。
改革前在19世纪，俄国的争霸与扩张一直具有“王朝正统主义”的意识形态外形，以1815年维也纳体系为典型，沙俄实际奉行的基本国际战略是“全世界君主联合起来”对抗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共和政治新潮流。马克思所谓俄国是最反动的“欧洲宪兵”就是指此而言。这一时期俄国最大的敌人是法国和欧洲各地的共和派，而主要的朋友则是以德意志霍亨索伦王朝和奥地利(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为代表的各国王朝，从“神圣同盟”到“三皇同盟”延续的就是这一传统。
可是到19世纪末“正统主义”就日渐式微。1905年俄国启动宪政改革，斯托雷平时代又对传统经济进行大胆改革后，原有意识形态明显已经失势，包括维特、斯托雷平和沙皇在内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新潮流”不能硬挡。这时沙皇已经放弃在国际上充当阻挠宪政的“宪兵”责任，无论在国内阻挠宪政还是在国外扩张势力，其实际理由已经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既得利益——尽管这样的“非意识形态化”未必会弱化、甚至可能还会强化以上两种努力。于是，沙俄对外争霸的旗号也就从“正统主义”越来越变成了“泛斯拉夫主义”，从呼吁“全世界君主联合起来”镇压共和派，变成了召唤“全世界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对抗斯拉夫各民族的敌人(主要就是在巴尔干和中东欧对斯拉夫民族进行统治的德、奥和土耳其)。
正是这样的变化使导致世界大战的格局最终形成：本来历史上经常对立的俄法、俄英关系因这种变化而日益走近，而奥匈尤其是以往长期与俄国关系不错的德国则与俄国日益交恶。这一进程虽然在斯托雷平之前已经开始，但在斯托雷平时期明显加快。正是在斯托雷平执政后，1907年俄法英正式结成“协约国”，完成了欧洲两大集团的建构;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更使俄国走到了与奥(及其背后的德)的“战争边沿”。斯托雷平死前及死后其他改革已经停滞下来，但改革越是走入死胡同，靠民族主义掩盖矛盾的需要反倒越强烈，泛斯拉夫主义争霸政策继续发展的结果是1912～1913年间俄国幕后支持的两次巴尔干战争，这实际上已经是世界大战前夕的“热身赛”了。
索翁对“战争引起革命”导致俄国彻底陷入礼崩乐坏、帝国解体是深为痛恨的，因此，整个卷帙浩繁的《红轮》描写战争-革命中俄国全景时，虽然是站在俄国本位的立场评论战事，对“反战”的左派更是深恶痛绝，但那是以战争已成事实为前提的。他对1914年俄国卷入战争的决定还是极为遗憾，而且认为斯托雷平也应该这样想。在他看来，斯托雷平虽然极力弘扬鹰派的“大俄罗斯”口号，但却不主张发动大战，尤其不主张对德开战。不过，斯托雷平1911年就去世了，他死前俄国已经明显向这个方向走而且斯托雷平也是推动者之一，说他如果活到1914年会持相反立场，恐怕没有什么说服力。
相反，索翁极力贬斥的维特尽管也被极右派所仇视，也遭到暗杀的威胁(1907年针对他的一次暗杀后来由俄国著名侦探帕维尔•亚历山德罗夫公之于众)，但因为他已经彻底无权而没有被列入“必杀令”。活到了1915年的维特才是俄国上层中最旗帜鲜明地反对卷入战争，尤其反对对德开战的人。尽管晚年健康恶化，维特仍然以在野之身“拼命地阻止俄罗斯卷入冲突，并且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参与战争，整个欧洲将面临灾难”，但是他的先见之明无人理睬。而具有类似后见之明的索翁不知为何对此也不置一词。
六、从斯托雷平到普京：保守主义的“右派列宁”与索翁的误区
“战败引起革命”和“革命导致战败”
如前所述，斯托雷平的政治“反动”和经济改革都引起了社会不满和反弹，乃至斯托雷平时代的内政也增加了俄国进入对外战争的机率(或者说加快了走向战争的步伐)，但仅仅如此，仍然不等于说沙俄的崩溃是“必然”的。其实，所谓“战争引起革命”，确切地说应该是战败引起革命。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战后德、奥、土、保和俄国都是仗打败了而发生革命的——1905年俄国也是在日俄战争失败后出现的革命，而战胜国英、法、美、日乃至中国在那个时期都没有出现革命。
但俄国本来也有可能跻身于战胜国的。即便本身由于种种积弊俄国确实打得很糟，但它参加的既然是世界大战，其结局未必只取决于俄国的战局，正如后来二战中中国直到最后打得都很艰难，但最终也作为反法西斯盟国之一成为战胜国。一战时尽管俄国战事不利，协约国一方最后还是战胜了。如果帝俄能支撑到1918年终战，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俄国仍是战胜国，革命很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临时政府当然也有同样的机会。但事实上，它们都因“战败引起革命”垮在了终战之前。
而同样借“战败引起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的列宁，最初依然要面临战争压力，他虽然打出“现在就要和平”的旗号夺权，但两国交战中“和平”可不是一方能说了算的。长期以来只做“反战”(还不是和平主义的一般“反战”，而是“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政府战败”这种单方面损害本国战争努力的极端“反战”，甚至极端到鼓吹与外国敌军“联欢”、枪杀己方军官并倒戈进攻本国政府!)功夫的列宁一旦上台面对德国人，比沙皇和临时政府自然更加不堪一击，垮得更惨，以至于他很快下决心力排众议，签订彻底屈服于德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实际就是战败条约。此约一签，俄国不仅丢掉几乎半壁江山，而且剩余版图内也顿时叛乱蜂起，用苏联时期的话说，从“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时期”变成“全面内战的艰苦时期”，新政权一度几成孤岛，岌岌可危，其实这仍然是“战败引起革命”的逻辑，只不过如今这逻辑是冲着列宁自己来了。当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大多数也反对签订这一战败条约，并不是由于他们“爱国”(他们与列宁一样当时都是信奉“国际主义”和“工人没有祖国”的)，而就是害怕承认对德战败会引发推翻新政权的又一轮“革命”(用他们的话说是“反革命”)。
但是，幸运再一次垂青了列宁：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不久德国就在世界大战中宣告战败，列宁遂得以立即宣布毁约。“战败引起革命”的击鼓传花游戏恰巧在列宁掌权的一棒中止了。显然，协约国方面如果提前一年获胜，或者，无论沙皇还是临时政府如果能够熬到1918年终战，列宁得以夺权的机率就极小;但大战如果比实际结束日再拖延一年，列宁政权能够延续的可能也不大。
不过列宁最终胜出固然是高度幸运，帝俄垮台却不能多怪时乖命蹇运气不佳。仅从战争条件看，俄国战场溃败的概率很大，但俄国成为战败国的概率本来并不大，即使俄国退出，协约国还是赢了，如果俄国坚持下去，协约国应该赢得更快。为什么俄国就坚持不了这么几个月?这就不是战争形势本身的问题了。
反过来看，《红轮》所描述的俄国崩溃过程也可以说是“革命引起战败”。导致俄国战线溃败的原因不少，但初步失利导致后方动荡，后方乱局又导致前线更大的失败，继而在后方反馈出更严重的混乱，这一恶性循环应该是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当时“革命”与“战败”已经互为因果，本来单独看，革命与战败的概率都不大，或者说只是小骚乱和小战败的发生概率高，但经过如此反馈放大，雪球很快滚成雪崩，出现“大革命”与“大战败”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
所谓后方乱局主要又包括两个因素，一是前线失利引起后方城市、民意机构和舆论对当局的问责，斯托雷平驯服杜马的成就完全失效，1905年时的“自由化”不但重现，而且更加激进。二是后方农村对斯托雷平土地政策的激烈反弹乘势而起，乡村日益失序。前一个因素影响军政决策，但并不直接影响军心，后一个因素则对前线军心构成了致命打击。这就是《红轮》所说的“1916年秋，农业从心理上被打垮了：开始了大规模的整治‘大地主’，算政治账”。近年来很活跃的斯托雷平-列宁双重崇拜者卡拉-穆尔扎也指出1916年秋到1917年春农民攻击地主的行动已基本完成，而布尔什维克对此并无影响，“跟官方的苏联神话不同的是：到1917年夏季，农民所破坏的基本上已不是地主的庄园，而是‘中农’”，即斯托雷平改革中退社单干的较富裕农民，“农民互相抢劫，远甚于对地主”。换言之，早在沙皇垮台半年多前，列宁的“革命”一年多前，在他还待在瑞士流亡地一筹莫展地哀叹此生可能再见不到革命的时候，对斯托雷平满怀愤恨的俄国庄稼汉已经在后方农村开始弄出“自发革命”，即农村公社自发夺取和分配土地的风潮。“擅自重新分配土地”即便在农民中也导致无数“地界之争”，笔者曾指出这对前线军心的瓦解是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按村社土地重分的传统，“不在场”者要吃大亏的，后方这样一搞，绝大部分家在农村的俄军士兵怎么还会有心思打仗?激烈的反战情绪导致前线崩溃，崩溃引发整个社会的不满，而反战士兵成为革命的急先锋。庞然大物的俄罗斯帝国就这样在“革命引起战败”、“战败引发革命”的反馈震荡中瓦解了。
而这两个环节既然都与斯托雷平的施政密切相关，他怎么能辞其咎?
斯托雷平的身后褒贬
无怪乎沙皇政权还没垮台，去世已5年多的斯托雷平就成了众矢之的。
早在六三政变后，斯托雷平的铁腕在国际上就饱受非议，欧美各宪政国家曾一度为此对俄进行外交抵制。在国内，“斯托雷平领带”(绞索)、“斯托雷平棚车”(囚车)的恶名遗于后世。在《红轮》中，索翁特意指出发明“领带”之说的立宪民主党杜马议员罗季切夫后来在斯托雷平发怒要与之决斗时向其道了歉，意在为他辩诬。但其实，罗季切夫个人在斯托雷平威胁下的服软并没有阻止这一恶名流传。而左派对斯托雷平更是恨之入骨，不仅痛批其主张和政策，还进行了激烈的人身攻击，与后来索翁从施政、思想、人格直到外貌对斯托雷平充满感情的“高大全”描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苏联时期的教科书中斯托雷平的外貌也被如此丑化：“他那粗壮的身躯、急促而坚决的动作、冷酷而洪亮的嗓音、深沉而凶恶的目光、苍白的面孔衬托着两片又红又大的嘴唇的怪像——这一切都显示出一种严厉、贪权、麻木和残忍的性格。”
但其实根本无需左派，在俄国军事失利后怨声载道的沙皇末期杜马中，斯托雷平已经成了一切恶政的替罪羊，杜马辩论中常见的攻击方式就是把对手骂为“斯托雷平的门徒”。沙皇倒台后，所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上台就全面废除了斯托雷平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本是一个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大胆立法)，在斯托雷平遇刺的基辅和辛比尔斯克等地，他的塑像在沙皇退位仅两周后就全被拆毁。“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除了对斯托雷平继续口诛笔伐以外，已经用不着再做什么，消除斯托雷平影响的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都已经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否定斯托雷平上达成了有趣的一致。就连西方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对斯托雷平的评价也是：“保守政治家”，“解散杜马，发布反动的新选举法”，“建立军事法庭网，专门审判被诬控为叛乱者的群众，几个月内就以‘斯托雷平领带’处死数千人。”相比之下，维特则是“俄国现代化的倡导者，立宪政府的第一任首相”，“说服沙皇允许成立代议制政府”，经济上也提出了发展俄国的“远大计划”，“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褒贬之义溢于言表。
即使在“反革命的”白俄流亡者中斯托雷平也没有什么口碑，一些保皇派俄侨痛恨革命，对斯托雷平镇压革命抱有好感，但米留科夫这类自由派俄侨则仍认为斯托雷平是贻误宪政造成国难的罪人。
另一位自由派俄侨司徒卢威曾在反思1905年革命中成为“路标派”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斯托雷平有较多同情，流亡后发表了《维特与斯托雷平》一文，开两人比较研究之先河。此文对索翁也有影响。书中说斯托雷平是“总体上的守旧派，政治上的自由派(指其执政的资本主义方向，不是说他推行政治自由改革)，行动上的革命者(指其铁腕手段)”，可以说是有褒有贬。但是他对维特的评价也要更高。
列宁是斯托雷平的知音?
不少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肯定斯托雷平的经济改革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而这一方向符合俄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但他们也抨击斯托雷平在推进这一方向时的不择手段和不顾公义。有趣的是：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后一点的强调反而超过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今人往往忽略的是：在俄国某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呼唤资本主义的热切程度甚至比自由主义者还高!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自由主义者(从最“右”的角度来理解)只是要维护个体自由，承认市场交换与自由竞争。尽管这种竞争难免会产生阶级分化与资本主义，从这一点讲自由主义者认可资本主义也没错。但真正的、哪怕是最“右”的自由主义者也不会赞成不择手段地加速资本主义化(正如反对不择手段地消灭资本主义一样)。因为“不择手段”会破坏自由，而他们真正追求的毕竟是自由，而不是资本主义。所以自由主义的左翼可能会赞成以民主福利国家来减少资本主义之弊，右翼则倾向于自由放任，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顺其自然。但没有任何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会赞成用暴力和以权谋私来人为加速原始积累。
而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不是基于道德，而是基于“科学”的，他们相信科学主义“客观规律”所论证的“进步”。在已有资本主义的欧美，他们当然要为更“进步”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的敌人。但是在农民的、“封建”的或“亚细亚式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却是“进步”的，而且根据“客观规律”，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形成强大的无产阶级后，才有可能追求社会主义。所以那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不以资本主义为“敌人”，而且还以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尽管只是“最低纲领”。
不仅如此，俄国民粹派具有为“进步”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的传统，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一部分俄国式马克思主义者，典型的就是列宁，也倾向于为“进步”不择手段。区别仅在于民粹派现在就要不择手段地搞社会主义，而列宁当时认为这不符合“客观规律”(并非不符合某种道义原则)。为“社会主义”不择手段，那是未来的事，而在目前只要有助于“资本主义的进步”，自然也就不在乎手段。所以列宁会讲出以下这些惊人之语：“妨碍资本主义的进步而援助小生产是异想天开”，“用小经济代替大经济是反动的”，我们“能够希望用小经济来代替可能是在被掠夺的农民土地上经营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吗?”可见，列宁这时甚至认为用“掠夺农民土地”来建立资本主义也是可以接受的。应该说，那时的自由主义者都说不出这种话。这就无怪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会说出同情村社的话(索翁说立宪民主党人保护农村公社也是同样意思)，而列宁反倒在鼓吹“分家”方面更直截了当。事实上，打破村社桎梏，支持农民“分家”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是前斯托雷平时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立场。在很长一个时期，他们对村社的反感还超过对地主的反感。
无怪乎列宁在切齿痛恨斯托雷平的政治“反动”同时却情不自禁地对斯托雷平经济上“进步的铁腕”充满欣赏。他反驳另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生在经济上对斯托雷平的指责时明确说：斯托雷平式的分家“也是很彻底的，因为它是在彻底摧毁俄国的旧村社和旧土地制度”，“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它对村社毫不留情，“贯穿着纯粹资产阶级精神”，它“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形式”，“为俄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斯托雷平土地法)无疑是进步的”。列宁用“勇敢”、“彻底”、“纯粹”、“丝毫”不动摇的“革命”、“进步”等词形容斯托雷平改革，这显然为90年后的“右派列宁”埋下了伏笔。
当然，列宁欣赏斯托雷平经济改革不择手段，是以肯定资本主义“进步”为前提，他并不从抵制“西化”、维护传统道德方面来肯定斯托雷平，更不会肯定他不择手段镇压“革命”，同时列宁也没有以维特作对比来进行“褒斯贬维”。这与一方面斥责“资本主义”和“西化”，一方面肯定斯托雷平政治上的铁腕维稳，把他塑造成“俄罗斯精神”的道德典范，同时又把维特弄来给斯托雷平垫背的索翁完全不同。
从千夫所指到万众所钦：索尔仁尼琴与剧变后的斯托雷平热
于是在以上几个方面，1970年代前就开始写作《红轮》的索尔仁尼琴就成为为斯托雷平“翻案”的代表性人物。但是，索翁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基本上不能算政治保守主义者。他对俄罗斯古老传统的认同主要归结在彼得大帝以前的“旧教”俄罗斯(斯托雷平执政时通过宗教宽容法，承认旧教合法，应该也是他产生好感的原因之一)，对彼得大帝及其以下的沙皇多有批评。在这方面他与那些保皇派俄侨不是一回事。但是他对斯托雷平的高度敬仰却比保皇派俄侨更强烈，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先知。当时索尔仁尼琴的这些观点与苏联史学乃至整个苏联时期主流价值体系尖锐对立，人们一般把他视为激进反对派或者“不妥协的反对派”，而不是“保守派”。
但几十年后俄国剧变，索翁的“斯托雷平观”逐渐成为俄国思想界的主流。
1990年代首先是史学界开始肯定斯托雷平。主编俄国最高史学权威刊物《历史问题》的A.A.伊斯肯德罗夫院士，在前苏联时代以研究亚非各国史成名，“剧变”后却对斯托雷平大感兴趣。1993年该刊的第3、5、7期和1994年第1、6期，前所未有地分五次连载了他的长文《俄国的君主专制，改革与革命》(后来扩展成书出版)。如果考虑到叶利钦此时政治上与议会闹到“炮打白宫”，经济上又在全力推进私有化，这篇长文的背景就不言而喻了。伊斯肯德罗夫也把斯托雷平和维特进行比较，并且明显“褒斯贬维”。他不仅大力称道斯托雷平的改革业绩，而且对“领带”之说愤愤不平，指出“乡间审判并无任何规模性，根本不像(苏联时期)我们的作品中描写的那样。而且不能不考虑这一事实，即斯托雷平本人多次遭到未遂暗杀，他的一些家人也成为(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同时，他认为维特的宪政只博取了清流的虚名，对俄国进步的贡献远不及斯托雷平。可以说，这是主流学术界大人物呼应索尔仁尼琴“褒斯贬维”的第一个重磅之作。
但是索翁也罢，伊斯肯德罗夫也好，他们心目中的斯托雷平是作为列宁-斯大林体制的坚定对立面而存在的。而伊斯肯德罗夫时代的“斯托雷平”叶利钦则是当时民主派和自由主义者所支持的对象，他经济上搞私有化，政治上的“铁腕”也是针对最高苏维埃中的“苏联余孽”而非针对民主派。当时甚至有民主派羡慕说：沙皇能用坚定的私有化改革者斯托雷平做首相(总理大臣)，而我们的叶利钦却没法授予盖达尔总理之权，甚至副总理都当不了。显然那时受称赞的“斯托雷平”只是个坚定的私有化论者，并不是民主化的反对者。而叶利钦解散旧式最高苏维埃、建立西方议会式的国家杜马，与其说像当年斯托雷平解散一、二届杜马而弄出个“驯服议会”，不如说更像当年解散贵族咨询机构而建立立法杜马的维特。所以伊斯肯德罗夫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受到民主派的反对，而索尔仁尼琴也没有表示欣赏(此文开始连载时索翁还未回国，他是否注意到这篇学院体的长文也不得而知)，但是后来情况又有了发展。
到了普京时代，他一手仍然要对付俄共，另一手而且是主要的一手却越来越用于对付民主派和自由主义，对付所谓的“西化”，俄国出现了明显的“民主倒退”现象。相应地，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红黑互动”模式，有些人既崇尚斯大林的铁腕，也崇尚沙皇时代的极右铁腕，两种铁腕的敌对似乎已经不是问题，只要反对民主自由、反对“西化”就好。
这时许多“红帮”已从热心世界大同的普世社会主义理想家变成捍卫神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强国论者，“黑帮”也从苏联时期被认作反共反左派的暴力而遭谴责，变成了反民主派的保皇暴力而受认同。甚至出现一种类似“通三统”的思想，把从极左到极右、传统到现代的反民主反自由思想一锅煮地加以弘扬。有些人狂热鼓吹“恢复苏联”，却一点看不起如今的俄共，其所希望的“苏联”已经不论左右，极权就行;只要不搞民主，哪怕是屠杀共产党的专制也是好的，只要搞了民主，哪怕竞选上台的是共产党也是坏的。摩尔多瓦的沃罗宁不但是该国“共产党人党(又译共产主义者党)”的领袖，而且还是俄罗斯族，他的竞选获胜曾被俄共的报纸以《摩尔多瓦的新领袖不是“前共产党人”，他是“现共产党人”》、《共产党在摩尔多瓦掌权了》为题，欢呼为开创俄罗斯以外前苏联共和国俄罗斯族共产党人重掌政权的先例。但就因为他认同所谓“西方式的”竞选制度，而且在德涅斯特河地区问题上也坚持摩尔多瓦主权，与俄罗斯相抗争，这位共产党人的胜选也被说成是“西方阴谋”，是“自我颜色革命”。甚至白俄罗斯共产党主导的反对该国卢卡申科强人政权的民主运动也被扣上“西方策划的颜色革命”的帽子。
“黑色左派”与“极右布尔什维主义”：卡拉-穆尔扎现象
于是俄罗斯出现了“黑色左派”、“极右布尔什维主义”和“极左保守主义”，近年来被介绍到我国的S.卡拉-穆尔扎[4]就是一个典型。此人主张恢复苏联，狂热地为斯大林的一切，包括杀人如麻的大清洗辩护，他认为人民本是一群不辨是非的傻瓜，只要信息一开放，就会被西方进行“意识控制”,因此绝不能搞什么“公开性”和思想言论自由。而要“减少联系”、“清除杂音”，以镇压手段来管制思想。他公开宣称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民主都是万恶之源，而无论沙皇还是列宁的专制都是伟大人物强迫群氓接受恩赐“幸福”的必要条件。为此他在为斯大林暴政辩护的同时，也放言猛批过去苏联时代的教条主义历史观。他认为俄国历史上一切独裁者、包括屠杀左派的独裁者都留下了抵制西方“意识控制”的伟大遗产：帝俄的“黑帮”是坚定的“爱国者”，不要相信“苏联时期的辞典对黑帮定义为‘君主主义的劫掠组织成员’”的“神话”，黑帮杀死约洛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是在保护俄罗斯，抵制西方的“意识操纵”(但他们杀死布尔什维克又是在做什么?他们难道不想杀列宁?);而列宁也很好，他是“开辟了通向美好生活道路的伟大活动家”(但是且慢，诋毁黑帮的“神话”列宁讲得难道少吗?他为什么就不是西方“意识控制”的帮凶呢?)。
卡拉-穆尔扎尤其对苏联时期得到高度肯定、据说布尔什维克还起了领导作用的1917年“二月革命”嗤之以鼻。在他看来，这场推翻了沙皇、使列宁得以摆脱流亡海外状态而回到国内的“伟大的民主革命”根本就跟1991年的“剧变”一样是西方“意识控制”造成的阴谋!“俄国的整个正常生活遭到彻底破坏乃至国家崩溃，是发生在1917年的2月。二月革命是亲西方派的革命。它的真实意义在于为商业金融资本的发展扫清道路。布尔什维克根本就没有参加二月革命。”是的，根据现在的研究，“布尔什维克领导二月革命”之说的确是列宁们为了摘桃子编造的“神话”。但是列宁难道不是二月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吗?二月之前列宁被迫流亡海外已十多年，“俄国的整个正常生活”有列宁的立足之地吗?没有二月民主，列宁回得了国吗?他又如何能“开辟美好道路”呢?
而在卡拉-穆尔扎看来，“红帮”与“黑帮”其实是一伙的，沙皇专制与“无产阶级专政”一脉相承，他们的共同敌人则是“西方”和“民主派”。俄共说叶利钦瓦解苏联就是要“复辟”革命前的旧俄国，卡拉-穆尔扎反驳说，民主就是反俄罗斯(无论新旧)，就是要“西化”;而专制制度无论红的还是黑的，新的还是旧的，都是伟大俄罗斯的灵魂。因此，“叶利钦主义无论如何也不是一种把苏联复辟到革命前俄国的设计方案”。相反，布尔什维克与黑帮才同样是专制俄国的英勇捍卫者，“布尔什维克在十月和国内战争中完成的正是黑帮的遗愿——恢复了俄罗斯”。苏联时期宣传说：内战中的白军是“反革命”，当时还有一首宣传歌称：“白军又来啦，来搞沙皇复辟啦。”而卡拉-穆尔扎很不屑地骂这种宣传“一团糟”。他指出白军绝大多数是民主派，就是发动二月革命搞垮了帝国的那些人，“白军中的君主派与平民知识分子阶层的(民主派)军官相比为数极少，他们几乎处于地下状态，而且一贯受到(白方)反间谍机关的监视”。倒是“布尔什维克担当的角色，是被二月(革命)所推翻的俄罗斯帝国的复辟者的角色，是让帝国复活——只是在另一件外衣的掩盖下罢了”。因此，当时的内战，既不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战争，也不是复辟者白军对革命的红军的战争，而就是“二月对十月之战”。二月是“民主革命”，是白军所捍卫的，而十月则是帝国复辟，是列宁追求的——尽管他残忍地杀了沙皇全家包括老幼妇孺，那也不过是罗曼诺夫王朝变成布尔什维克王朝罢了。我们不要以为说出这些话的是一个反共分子，不!卡拉-穆尔扎正是以上述言说论证列宁的伟大，他狂热敌视的只有“民主派”!
总结：“红黑结合”，还是“索翁与维特相济”?
可见不仅文化保守主义不同于政治保守主义，就是政治保守主义也有个“保守”什么的问题，“保守皇权”与“保守人权”并非同一“主义”，我们是否能够超越所谓激进与保守，去寻求真实的价值?
回想当年，在“流血星期日”之后俄国先后试验了两种选择：先是维特的宪政实验，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太激进”而不予配合终告失败;接着就是斯托雷平的镇压实验，结果“黑帮”暴力引来了“红帮”暴力，被扭曲的经济改革也没能挽救帝俄覆亡及随后的大流血。如今有人还要在“红与黑”中分高下，有人更主张“红黑结合”，把斯托雷平的专制和斯大林的专制结合到一块，这难道符合索翁的愿望和俄罗斯人的福祉?
其实索翁当年作为“不妥协反对派”，与其说是斯托雷平这样的镇压者，毋宁说是1905年同为“不妥协反对派”的立宪民主党人的衣钵传人。索翁自视甚高而看不上那些所谓“西化”的知识分子，与当时杜马中那些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看不上维特那样“不彻底的贵族改革家”又有什么不同?
然而正是这种互相看不起，导致了1905年宪政机会的丧失和此后俄国的无穷灾难!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反思当年事，索翁与其苛责维特，毋宁反求诸己。而今人与其像卡拉-穆尔扎那样追求“红黑结合”，毋宁追求维特与立宪民主党人（索翁本属其同俦）的结合，在吸取当年教训的基础上，把握未来的机会，争取宪政下双赢的现代化转型?有道是：
血溅广场国本撼，
维相维新难维己。
庸君易马乱投医，
斯相摧民护社稷。
铁腕改革谋崛起，
扶强抑弱滋物议。
大厦倾兮木难支，
人未亡而政已息。
岂知大林托雷平，
前斯后斯青蓝继!
幽灵徘徊“红”“黑”际，
斯相而今复登基。
登基可奈国运何，
返照回光射太虚。
反思索翁与维特，
何时相济不相敌。
雪压北国三万里，
终有风光复月霁。
（相关简介：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限于篇幅，文章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 此名词是立宪民主党人罗季切夫在杜马辩论的时候所创造的，据索尔仁尼琴说，事后罗季切夫后悔不已，恳请斯托雷平原谅他，后来又在杜马讲坛上当众表示收回此话，但是泼水难收，这个名词从此名留青史。见《红轮》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694页。
[2] 黑帮（又译黑色百人团）与红帮（又译红色百人团）都不是正式的组织名称，而是时人对一些极右与极左团体的贬义概称。广义可以指这两类极端的政治组织，如既反自由主义也反社会主义的原教旨东正教保皇党“俄罗斯人民联盟”被称为黑帮政党，而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恐怖派）和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则被称为红帮政党，但狭义的黑帮与红帮则只指这两类极端的暴力组织即红黑双方的所谓“战斗队”。正如后来的德国纳粹也有作为政党的国社党（纳粹党）和作为暴力组织的冲锋队（及后来的党卫军）之分一样。当时以至今日都有人以其广义否认狭义，为上述党派被斥以暴力污名而不平。但这广义和狭义显然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的。本文后文用此二词主要指其狭义而言。
[3] 苏联解体后基辅国家档案馆公布了又一批斯托雷平遇刺案的相关资料，研究者分析这些材料后也得出了与索尔仁尼琴相似的事实判断，虽然他们未必认同索翁那种强烈的价值倾向，见The Assassination of Pyotr Stolypin, 1911: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By Vladimir Danilenko, Director of the State Archive of the Kiev Oblast. http://www.eastview.com/docs/StolypinEngReview.pdf
[4] 俄罗斯另有一反普京的民主派活动家V. V. 卡拉-穆尔扎，两人立场相反，不可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