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5年夏，母亲在罗城避难地考入国立桂林师院教育系（今天广西师大之前身），当时该院因桂林沦陷，尚流亡在贵州平越，11月才迁回桂林。那时山城历经焦土抗战后光复，已是一片瓦砾。师院就在王城秀峰下临时的草寮中上课。
此前母亲在罗城避难的一年中已对时政前途充满疑问，与疏散入山的一些左翼文人交往，读了不少“禁书”，在沉湎“国学”的同时对马列主义也发生了兴趣。于是一进大学就成了“进步学生”。在“鄢陵虽捷晋忧兴”（晋国鄢陵之战打败了楚，但不久自己内变，走向了“三家分晋”）的动荡岁月，1945-1949的四年大学生涯里，她都在一面读古书写旧诗、一面积极投身学生运动。
抗战时桂林算大后方的“文化名城”，师院与大后方许多高校一样涌进了许多沦陷区名校来的名教授和左翼名人，思想活跃，新潮汹涌，号称“西南民主堡垒”。母亲进校不久，就与高她一年级的历史系同学秦慰俭（后来成为我的父亲）等人一起，成为中国民主同盟在师院的最早一批学生盟员。
现在人们都知道民盟是1941年由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组建的，当时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是国共之外“三党三派”的联盟，号称“中间力量”。后来随着国共对立尖锐，中国政治趋于两极，“中间力量”分化，“三党三派”中的青年党与民社党倾向国民党而脱离民盟，民盟中其余派别和新加入者则成为中共的盟友，1949年后成为“八个民主党派”中最大的一个。
但这其实是公开的“中央盟史”。民盟的很多地方组织，其实一开始就是zg地下党包办建立的外围组织，从来就不是什么“中间力量”。广西就是如此。民盟广西支部1945年11月建立，师院学生支部1946年6月建立，创建者大多是zg地下党员。后来的广西盟史资料也说“当时党和盟的工作是结合在一起的，……大多数工作要依靠民盟去做。”
我父母分别于1945、46年入盟时的介绍人也都是地下党员，但父母始终都不是。我现在想，或许当时“发展”他们的人觉得他们虽然“思想进步”，却都是“自矜书蠹志，人诩雕虫才”的书呆子，并不适合搞zg的秘密工作吧。
其实我父亲那时的“进步思想”主要就是反对国民党“党国”专政，要求民*主。母亲却是在罗城就读了些马列“禁书”，自认为已经是“共产主义者”，本来想入的就是共产党，她也知道师院民盟是zg的外围组织。但很多规矩她并不懂。
1949年zg接管桂林，经地下党介绍从“进步学生”中选了些人参加桂林军管会。父母都在其中。母亲觉得这就是从“外围”进入共产党内了。所以她第一次填干部履历表（母亲远行时，我从老干处第一次看到这张表）时，在“何时入党”一栏中填上了加入军管会的日期。不料后来却被告知她不是党员。我想母亲当时一定颇受打击。所以她获知被安排为广西民盟省委委员时并不愉快，也极少参加盟的活动，而是当下就写了申请书要求加入zg。但却一直没有下文……
不过，这种尴尬却带来两个长远后果：一是1957年我父母也参加了“奉旨鸣放”，遇上“反右”阳谋。当时毛泽东在“七一社论”中明确点了“民盟、农工两党”的名，民盟鸣放者几乎尽入罗网。
但是“组织上”知道他们1949年后几乎不参加民盟活动，并没有把他们算入“民盟反党”账内（另一个因素是广西教育厅当时新来几个北京教育部下放干部是民盟身份，他们不幸罹祸，凑够了“右派”名额），使他们逃过一劫。二是没入党也就不可能有仕途，所以直到“文革”时他们都还是“科长”，当时算是“群众”而非“当权派”，而作为“群众”他们的出身和历史也没什么“问题”，因此文革中除了普遍性的磨难（如教育厅解散，多数人都“下放”山区等）外，并未遭到特殊的虐待。父母因此也得以一直保持文人的爱好和淡泊的生活，读古书、写旧诗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
话说回来，1949年前广西民盟的活跃，却是与此后民盟的边缘化形成鲜明对比。师院回桂后就碰到学生会竞选，zg地下党与“三青团”暗中较劲而获胜，父亲在地下党运作下当选为学生会主席，母亲成为学生会理事之一，据说是分管编“壁报”和联系女生。母亲在宁中与幼师都办过学生会的壁报，算是“老于此道”，但师院学生会壁报浓厚的时政批判色彩却是前所未有。
母亲这时也写了许多新体诗“骂国民党”，但她晚年自选的这本诗集却一首未收。她还在师院同学中搞了个“诗潮社”，除抨击时政的新体诗外也写了不少旧诗，有的也讥评时政但比较含蓄。诗集中收了几首。
后来师院在内战时期经历了南迁（当局认为桂林的文化氛围太左，要迁院于南宁，引发抗议）、援曽（曾作忠院长因聘任左派教授惹恼当局，警察找茬搜查曾家以为恐吓，结果学生会派代表到省府抗议，迫使省府撤了分局长和刑警队长之职，并向曾道歉）、驱黄（留美归来的黄华表曾任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长、省教育厅长，师院南迁后当局派他任院长，“进步师生”认为他来搞“党化教育”，发起抗议，迫使黄辞职）等事件。父母均曾参加。
我在一些资料中看到当时师院学运中的一些言论，诸如“只有政治上的民*主，才有科学的繁荣昌盛”（1946年师院五四纪念会横幅）、《肃清法西斯教育的蛊毒》（师院学生会《学生生活》周刊上的文章），不禁十分感慨！
当时师院师生还协办桂林工商界自筹资金创办的《工商报》，该报本是为工商界减免苛捐杂税而呼吁，但一再受打压后又得到师生的声援，却变得更加激进起来。他们请师生办专栏、副刊，“文章已超出减税范围，敢于代表全国人民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同时选载了中外各通讯社和新华社的电讯。”结果不久就被查封。
但总的来说，当时父母他们承担的风险还是有限的。而且四年中虽然参加学运，他们也并未放弃“国学”，这组诗中还有“漫言伊洛渊源深，……圭臬应向浙东寻”这样的内容。他们都分别于1948/1949年正常毕业。只是到了鼎革前夜风声日紧，城里大逮捕，他们被“魑魅问名”——上了通缉令，两人都逃到了父亲家乡灵川（当时龙胜归属灵川县）乡下躲藏，乾坤易主后才回到桂林。本组最后两首诗就是在灵川写的。
回想起来，父母这段经历对我也有潜在的影响。我还从父母那里学会了许多学运歌曲，诸如在本组诗中被几次提到的《古怪歌》：“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清早进城去，看见狗咬人，只许它们汪汪叫，不许人哪用嘴来说话！”还有《茶馆小调》“把那些压迫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坏蛋连根拔掉！”、《你这个坏东西》“你这个坏东西！……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查封报馆、钳制言论都是你，你的心肠蛇蝎一样的！”以及《五块钱》、《五月的鲜花》等等。
前些年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我当时曾写文说：历史上真正的中共革命时红歌可分两种，延安类型的主要是军队歌曲，重庆类型的主要就是《古怪歌》这类学运歌曲，薄熙来既然在重庆唱红歌，就应该重点唱后一类，的确，唱唱这些“真红歌”蛮好的嘛！
今天再看《风木集》，真是“往岁艰危，今朝古怪，谁与细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