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阴谋论”
如今对“全球金融危机”，有些人最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阴谋”，说这个危机是某个国家的“阴谋”，有的干脆就说是某个人(比如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等)的“阴谋”。什么叫“阴谋”？也就是“暗中策划之不良企图”吧。商人的动机是赚钱，政客的动机是拉选票，“国家”的动机是自利（民主国家为国民谋利，专制国家可能仅为统治者谋利，但它们都可能损害别国之利）。当然我并不打算证明“性恶论”，上述所有人都可能还有高尚乃至非常高尚的动机，但那可遇不可求。所以“不良企图”其实是一切可行的制度安排必须考虑防范的。至于“暗中策划”，则商业秘密尽皆如此。关键在于这些策划是否“犯规”。如果不犯规，“阴谋”二字不足以加罪；如果犯规（例如金融骗子麦道夫），那就是违法，而不仅仅是什么“阴谋”了。
但是，假如明明害了人却又无法说他是犯规，那他就是钻了“制度”的空子，也就是制度问题了。而制度问题又分两个层面，除了隐私、国防这类合法的公私秘密外，涉及公众利益的行为和企图，在开放社会里都是可以被估测、被评论、被曝光和揭露的。但在有些社会就很难。如往牛奶里弄三聚氰胺，在甲地就被舆论揭发，而在乙地却受到权力庇护并打压舆论。在美国，“次贷”的不良、“泡沫”的危险过去是否就不许人说？就没有人说？说了就受到打压？这是第一个层面。就这个层面而言，社会中有人搞“阴谋”并不足奇（没有“阴谋”的社会大概就是桃花源了），关键是允不允许揭露、抨击“阴谋”？有没有一个曝光“阴谋”的开放机制？
其实只要追根溯源就会发现，如今我们这里无论是学者还是新闻政论界谈论的“阴谋”，除了一些小说家言外，基本上都来自西方舆论、尤其是美国舆论。其中很多，如下文提到的明斯基、克鲁格曼等人的批评早就存在，并不是危机爆发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发现“阴谋”的，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早先的“阴谋”揭露者受到过打压。早就被如此议论的“阴谋”还是“阴谋”吗？
因此“阴谋”论说来泄泄愤可以，真把它当做原因就未免太把全世界的人当傻子了。那么为什么尽管早有人揭露、“阴谋”其实已经是“阳谋”，但人们还是没法避免其害呢？这就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讨论这次全球危机，还是从危机的发生机制谈起。
一种危机，还是两种危机？
首先要知道，我们现在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很多人说它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相比如何如何，但实际上这次危机和1929年的危机相比，严重的程度姑且不论，它们的性质已是截然不同。
1929年的那场危机，用意识形态的语言说应该是一次典型的“资本主义周期性过剩危机”。即使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对这一危机的主流解释，即凯恩斯学派的解释，强调的也是消费不足。尽管在危机的解决之道上，马克思学说和凯恩斯学说差异很大，前者认为“资本主义”不可救药，后者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调节，但他们对危机本身的描述是一样的，那就是过度投资、消费不足导致产能的过剩，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导致再生产过程的中断，于是出现倒牛奶、烧小麦、毁汽车、炸高炉的现象。过剩危机主要是消费不足造成的--至于“消费不足”又怪谁，才出现了（马克思与凯恩斯等）不同的说法。
然而，此次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人们指责的却是美国人过度消费、超前消费，而且美国人向全球借债，通过贸易逆差和全球发行国债，向全世界透支，来供美国人消费。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透支的窟窿太大，导致信用崩溃。美国现在的消费率是全世界最高，这个现象和1929年的危机是截然相反的。
而类似于1929年的那种过度投资导致消费不足的现象，在全世界表现得最明显的倒是在中国，所以，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上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就是发生在中国。而美国发生的则完全是相反的另外一种事情。当然中国现在没有碰到1929年那么大的震荡，那是因为中国的“过剩产品”有一个出路，就是以巨额顺差的方式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去了。假如没有这个外部的需求，那么我们中国的过剩危机将会表现得更严重。
中国的过剩危机，应该说比本次“次贷”危机出现得要早。且不说所谓的刺激内需早就是我国的老话题，消费不足、投资过度、产能过剩，这在中国已是存在了十几年的问题。就说这个问题最近的恶化也是早在“次贷”之前一年已经出现，包括股市跳水、东南沿海很多企业的倒闭等，都是在这之前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当时人们找了一些其他的理由，比如很多人说是因为《劳动合同法》造成“用工成本的增加”等导致的，那时候还没有人讲“次贷”。后来美国危机爆发导致外需的缩水。这就使我们的过剩危机（或曰“内需不足”危机）加剧了。但也只是“加剧了”，我们的危机有其自身的发生逻辑，这是明摆着的。
但是这和美国发生的事情的性质完全不同。美国发生的这个事情能不能叫做过剩危机呢？现在有些人为了套意识形态的说法，极力往这上面附会，比如有人说，“次贷”本身就是美国消费不足的表现，说穷人为什么要借钱买房？穷人如果能够掏现钱来买房，那就是消费正常了，穷人需要借钱买房就说明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的弊病。可是这样说太勉强，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够做到穷人也可以不借债，而是掏现钱买房？就算他拿现金买房，你还是可以说他为什么不买一座城堡？如果要借钱才买得起，这也叫消费不足？假如消费不足是指不能想要什么有什么，也就是相对于消费欲望而言，那全世界就没有消费足的时候。除非你有那个神话中的“宝葫芦”，要什么就有什么。因此我们讲的消费不足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危机解释中的“消费不足”也并不等于贫富消费差异，现在有人说中国不存在“储蓄压消费”问题，因为我们的穷人不是有钱不花、喜欢高储蓄，而是根本没钱可花，那高储蓄都是寡头的，或者是法人存款。这在很大程度上说得不错。不过从来也没人认为“过剩危机”就是穷人有钱不花，美国1929年时人们说是因为穷人高储蓄了吗？但是反过来，仅仅是穷人没钱花也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消费不足”。我国古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资本主义过剩危机”吗？当然不是，因为那时并没有过度投资的现象。
危机理论中的“消费不足”是有明确定义的，而且是可以度量的，这个度量就是国民经济产出中居民消费比例的低下和投资（包括储蓄，但当然未必是“穷人的储蓄”）比例的高企。过度投资导致的巨量产出遇到“消费瓶颈”，这的确是在1929年及其以前西方出现那种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在哪里最典型？当然是在中国。如图1所示[1]：现在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最低的就是中国，而消费最过度的就是美国，一般居民的消费占GDP总量，美国要占到80%左右，而中国还不到40%，几乎可以说是两个极端。而且问题都是由这两个极端产生的：美国人过度消费产生了窟窿；我们消费不足，就把产品卖给（其实就是“赊给”）美国，帮他们填窟窿。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世界铸币权刺激美国的“消费狂”
现在有意思的是，我们天天讲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结果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东西，而在中国出现了我们通常讲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量的投资导致产能极度过剩，老百姓的消费非常不足。此次危机中，在中国发生的是类似于1929年的事，但是中国没有发展到1929年的地步，原因是有外需这一块，如果没有外需，中国的过剩要比现在严重很多。在美国发生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讲得简单一点就是美国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了消费狂，向全世界进行透支，因此很多人说美国人现在有一种恶习，就是那种借债消费、超前消费的恶习，储蓄率极低，消费率极高，和中国截然相反。
美国人的恶习的确该骂，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个恶习是怎么产生的？如果说是由于某种经济制度产生的，那么这个制度是什么，是“资本主义”吗？可是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讲的“资本主义”特征，如上所述，不是完全相反的吗？而且，我们看到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如日本、韩国这些东亚国家，通常又被认为是高储蓄率的国家，即使是欧洲，尽管也有高消费的势头，但是欧洲人不会像美国人这样透支，道理很简单，欧元没有美元那种世界铸币权地位。尽管日元、欧元也是可以自由兑换，但是欧元、日元的国际支付能力都比美元差，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同时通过资本项目和贸易项目的双逆差向全世界疯狂借钱来满足美国人的消费。
因此，我认为这个“恶习”和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无关。其实，最近陈平先生就说这种危机是“福利国家”制度的危机。[2]表面上看似乎有点像：除了“次贷”被认为是“过分”支持穷人买房以外，美国现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危机最严重的汽车业，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归咎于工会太厉害，导致福利负担奇重，雇佣自由消失，竞争力垮台等。这简直是工会太欺负资本了嘛，太不“资本主义”了嘛，如果他们像我们那样用“农民工”，搞血汗工厂，怎么会落得如此窝囊？但是，举世公认欧洲，尤其是北欧才是福利国家的典型，也是强势工会的典型，与它们相比美国常常被认为是“低福利”国家，为什么危机却是在美国爆发的呢？可见，尽管福利国家也有弊病，但要说这次危机的祸根就是它，恐怕也难服人。
不是经济制度，那么是否是某种“文化”导致了这种恶习？的确，现在所谓“西方消费文化”，或者说是“美国消费文化”成了众矢之的。尤其是过去同是搞“资本主义”，东亚的日本、韩国储蓄率高而美国储蓄率低，这似乎表明高消费与“文化传统”而非与经济制度有关？但是西方或者美国真的有什么高消费的“文化传统”吗？我们知道过去马克斯o韦伯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恰恰相反，它讲的是勤俭、禁欲和以积累为天职。虽然有人不同意韦伯的理论，他们也多是主张这类伦理不仅新教专有（据说天主教或儒教也有这种伦理资源），却并不认为新教没有这些特点。但这“新教伦理”与今天美国人的消费狂不是相反吗？多数美国人当年与今天都是新教徒，其消费观念却反差如此，这是“文化”能解释的吗？
那么这种透支消费的恶习到底因何而来？
其实这最直接、最表层的原因并不难找：这就是美元的世界货币特权。
美国由于独家拥有这种“美元霸权”，可以任意发行美元来买世界各地的任何东西，这就像有了一个想啥来啥的“宝葫芦”，想印多少钱就印多少钱，想买什么东西就买什么东西。有了这么个宝葫芦，哪个人能克制住欲望不去高消费呢？我觉得这和什么经济制度、什么“文化背景”根本没有关系。无论姓社姓资、东方西方，任何人有了这么个宝贝，他都会变成消费狂。而这个宝葫芦，我们中国人没有，同样搞资本主义的日本人没有，同属“西方文化”的欧洲人也没有，因此过度消费、透支全球弄出这么大个窟窿，这样的祸只有美国人能闯！
美元真的是“宝葫芦”吗？
但这当然只是表面。问题在于，世界货币发行权真的是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宝葫芦”吗？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不可能任意发行，因为它是有兑金保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跟黄金脱钩，但世界仍然认它。于是很多人都说，这样美元就变得不受制约了。
但这就有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就是以美国为主推动建立的一个体制，它是在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声望和势力如日中天的背景下，由美国主导建构起来的。不能说美国不想维持这个体制。但是随着美国逐渐力有不逮，到1972年维持不下去了。当时全球传说马克要升，美元要贬，全球抛售美元，争兑黄金。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美国央行有责任给全球美元承担兑付。但这时美国顶不住了，当时9个国家的银行体系都因为无法应付挤兑而关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崩溃。迫使美国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全球陷入恐慌。当时全球反美势力为之拍手称快，包括我国的报纸，都在欢呼“美国金元帝国的崩溃”。这当然是高兴得太早，美国并没有崩溃。但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也确实意味着美国实力从战后的巅峰相对下降。如果说当初如日中天的美国是受制约的，实力下降了它反倒“不受制约”了，这怎么可能？如果这样就不受制约了，那当初美国主导建立那个体系是图个啥？难道是自己找“制约”？
显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美元其实仍然要受到制约，这个制约其实就是美元公信力对美国自己的好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人们持有美元无须对美国政府有什么道义上的好感，因为不管怎样我可以用它兑换黄金。但兑金权取消以后，你凭什么还愿意持有？世界各国又不是美国的殖民地，他可以命令人家认美元？那么世界各国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愿意持有美元，第一个前提就是相信美国的行为还是负责任的。当然由于惯性，各国持有的美元资产比例太大，弃用美元要支付成本，更换外汇储备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一般来讲人们不愿轻易这样做。但绝不是不可能这样做。如果美国太不像话，各国不是不能“壮士断腕”。那美元的霸权地位就终结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一旦终结，不但“铸币税”巨大好处的丧失绝非一时的透支所能弥补，更意味着美国整体地位的衰落。
如果滥发美元又不欲其大贬值，除非让境外美元购买美国资产。这就有“卖光美国”的危险。到一定程度“美元霸权”就会走向它的反面：为维持美元地位而影响美国的经济主权。
因此“后布雷顿时代”美元不是更强势了，而是相对不那么强势了。因此，美国当局一直是把他们的巨额逆差、向全球透支当成大患，而力图改变的，只是他们无力改变。改变不了就怨天尤人，责怪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向他们低价“倾销”。可以说美国的抱怨没道理，但却不能说“他们的抱怨是假装的，是'阴谋'，他们实际上是想推动超前消费、推动透支的扩大”。
换言之，即便从美国的利益看，无限制地超前消费、寅吃卯粮、向全球透支的做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出大问题。今天美国发生危机，我们有许多学者说自己早就预料到了，以夸示其“先知先觉”。其实看看美国自己的出版物，明斯基、克鲁格曼这样的先知先觉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论界早就层出不穷。美国的有识之士对寅吃卯粮导致的“泡沫”忧心忡忡，至少已经十几年了，美国的当局也不是没有这种担忧，但就是解决不了，这是为什么？
民主政治与“反向尺蠖效应”
前面讲过，原因不在经济制度，不在“文化”，那么可能就在政治制度？没错，当然，这里只是说原因之一，不是说民主制下就一定会这样。但不民主的国家是不会出现美国这样的高消费的，尽管这种国家会有别的弊病。
美国的政治是民主政治。我是民主政治的赞成者，而且至今仍然认为中国应该推进民主政治。但我不是“民主浪漫主义者”。民主制也有它的问题。
如果说专制制度下“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统治者，那么民主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都要看选民的脸色。这是民主的大优点，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变成缺点。
这里要讲一下我曾经提到过的“尺蠖效应”这一概念。理论上讲，人们需要一个政府，授予政府权力，然后政府用这个权力为我们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它承担责任，为我们提供安全与广义安全（即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应该对称。这个对称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有人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相应地愿意授予政府更大权力，这就是“福利国家”，有人担心政府权力大了会损害公民自由，要求严格限权，相应地就不指望政府承担太大的责任，这就是“自由放任”。从宪政的角度讲，这两者都是正常的。宪政民主国家一般就是在这两者间摆来摆去，就像一架天平左右晃荡，在一个特定时间到底摆向哪头，由选票来决定，我谓之“天平效应”。它的原则是无论左右，都要以权责对应为支点。高福利就要有高税收，低福利就要有高自由。不允许统治者权大责小，有权无责，国民无自由也无福利。但是也不可能要政府权小责大，有责无权，国民自由、福利都最大化。“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如果在专制体制下，统治者就可能既用“左”手膨胀自己的权力，从而损害人民的自由，又用“右”手推卸自己的责任，人民因此没有福利。或“左”或“右”都偏向统治者，就像一伸一缩都朝着一个方向的“尺蠖”。所以我谓之“尺蠖效应”，它导致人民的自由、福利双匮乏。从理论上讲，宪政民主就是要避免这种弊病，使政府要么责大权也大，要么权小责亦小，而不能允许统治者有权无责。
但是宪政民主制度也并非永远都保持“天平效应”。在一定条件下，民主制度也可能从相反的方向出现“反向尺蠖效应”：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允许它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但不允许它减少自由。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过分”。但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持续的。强要持续，就会惹出祸来。
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实统治者与老百姓都是人，人性的局限使他们难免为自己着想：如果没有制约，统治者总希望当有权无责的“人主”，而老百姓总愿意要有责无权的“公仆”。于是在理论上就可能存在两种“尺蠖效应”：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会导致权大责小、有权无责的“不可欲”状态，是谓“尺蠖效应”。而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会追求权小责大、有责无权的“不可能”状态，是谓“反向尺蠖效应”。
以美国而论，许多论者都提到从罗斯福传统到1960年代的“民权政治”，美国似乎主要是“向左”走。但由于滞胀现象打击了凯恩斯主义，此后美国似乎又“向右转”，“回归保守主义”，“政府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之说大为流行。
但是据政治上倾向民主党的哈佛大学D. 波克教授指出，事实上就在这种说法日益得势的同时，从尼克松到老布什这“向右摆的30年”中美国国家政策的实际趋势却相反：无论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扶贫济老还是在增加妇女及少数族裔机会等各个方面政府作用都在明显加大，所有这些方面的财政开支都大幅度增加了。[3]因此，所谓这三十多年的“保守主义化”实际上恐怕只是反映人们对个人自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同时他们对政府福利责任的要求也在提高。
欧洲其实也类似。撒切尔夫人信奉新自由主义，批评“福利国家”，认为“公共开支是目前英国经济困难的核心”，但是经过7年“撒切尔革命”后，1985～1986年度英国的社会保障开支反而比1979～1980年增长了31.1%。[4]以至于1987年大选时保守党人抱怨道：尽管谁都知道“旧有的集体主义福利国家水准低下，而且其影响足以毁灭财富的创造”，但在8年改革后这一体制“却仍然令人沮丧地完好无损”。“尽管保守党人连续获得选举胜利，他们却赢不了这场战争。”[5]我国的研究者也指出：撒切尔时代想要削减福利的改革大都“说得较多，做得较少，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撒切尔革命'时期英国用于福利国家方面的公共开支水平并没有得到控制。这是因为，社会保障开支有比较固定的年增长率；在议会民主体制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充其量是限制开支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取消它自然增长的趋势。这方面的改革措施牵涉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处理不当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6]事实上撒切尔夫人尽管小心翼翼，最后还是栽了跟斗。由于税制改革遭抗议，她被迫提前下台，接任的梅杰首相取消这项改革才结束了风波。
但是，这当然不意味着右派就无所作为。压缩不了福利，但他们可以增加“自由”。
怎么增加呢？政治自由在那里已经很充分，基本财产自由也很难再扩大，于是只有信用（虚拟）领域可以进一步扩大自由。因此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衍生产品花样翻新。可交易的对象从有形物发展到无形物，从信用发展到“信用的信用的信用……”
“业主社会”V.S.“福利社会”:“次贷”问题的实质
有人常说：左派偏向于照顾穷人，右派偏向于保护富人。
但是简单的事实是：在民主社会，无论左右都是要依靠多数票的。左派讨好穷人，右派难道能只讨好富人？
所以当左派提出实现“福利社会”口号时，右派怎么对应呢？他们会讲我们不管穷人，让你们“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在民主条件下，这不是找死吗？
于是在美国，实现“业主社会（owner society）”[7]便成了右派对付左派的主要口号。但是请注意，这个“业主社会”可不能解释为“让一部分人先当业主”--社会早就有一部分人当业主，要你来干嘛？让“一部分人”当业主，那就让他们选你吧，我们不干，看你能选上？
所以右派总是解释：这是要让所有人都当上业主。由于富人早就是业主了，因此这句话的实际含义就是让穷人也当上业主，让最穷的人富起来。右派说：左派讲让国家照顾你们，再照顾还不是寄人篱下，我们让你们自立成为业主，不靠神仙皇帝，创造幸福全靠自己！这“右派国际歌”不是也很“理想主义”吗？当然我们不必美化他们的“动机”，民主政治下的政客第一动机是争取选票，右派是如此，左派又何尝不是？但为此他们要讨好百姓，而不是讨好领袖，这才是关键。
当然所有人都当“企业家”明摆着不可能（都当老板，谁来打工？），所以所谓“业主”首先是指自有住房。住房、尤其是穷人的住房问题（富人住房从来不是问题）历来是美国民主政治关心的焦点。罗斯福新政的第二年即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住房法案》，以后1937、1949、1954、1955、1957、1958、1959、1960、1961、1968、1974年国会又先后11次通过立法，为住房保障层层加码。可以说在民生问题上，大概除了就业，为美国公共政策立法所关注的，没有其他东西能与住房相比。1949年美国《住房法案》有句被广泛引用的话：“让每一个家庭能在适宜的居住环境里拥有一个舒适的家。”[8]这实际上也是美国人普遍认同的国策。
美国传统的住房政策乃至医疗、教育等其他保障政策，和欧洲、尤其是北欧典型福利国家相比无疑是“低福利”的。但是民主国家的福利就是照顾穷人，无论高福利、低福利这个性质是一样的。所谓低福利无非是覆盖率低（只覆盖最穷的人），不像欧洲福利覆盖率那么高。但是像我们改革前那种只覆盖有特权者的“负福利”制度，无论欧美都是不会有的。美国的住房福利自罗斯福新政至今经过几十年发展，包括廉租公屋、租房券、住房补贴在内的各种福利安排覆盖了约占全美家庭总数10%的最底层人口，[9] 这个覆盖率尽管比欧洲国家普遍低，但由于美国经济发达，这样的安排保证穷人有房住基本上已不是问题。今天美国基本已经没有棚户区，而这并非“城管拆违”驱赶穷人的结果。[10]最近十多年来美国不少城市已经在陆续拆除过去几十年盖的连片廉租公屋楼群以减少“问题社区”，推行贫富混合的社区居住模式(见组图3)。而美国的住房问题主要是如何让穷人成为房主--这一直是历届政府住房公共政策的重点。尤其是高叫“业主社会”的右派执政时更是如此。
福利制度可以让穷人有房住，却无法让穷人成为房主，即便是瑞典那样的高福利国家提供的也只能是公屋。而美国人试图通过优惠按揭贷款来圆穷人的“业主梦”。长期以来，美国住房按揭的发展趋势一直是首付越来越低，按揭期也越来越长，以便降低门槛，使穷人也能得到贷款。同时还对万一无法还贷的穷人出台了一些保护措施，如规定即使穷人因违约断供而被银行收走抵押产权，仍然必须允许他们租住，而不能把他们赶走等。
“次贷”实际上是这种趋势的延伸，其主要的“创新”有二：一是“再按揭”，即还贷困难时可以以新增房价做抵押再贷新款。二是“按揭证券化”，即贷款银行可以把这些高风险债权以证券形式卖给其他投资者以规避风险。这两个“创新”使贷款人资质门槛几乎完全被拆除，资质评估也因此形同虚设，同时借款人与直接贷款行的风险也借“经济全球化”与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而被有效地转嫁于全球投资者。短期看来这两招果然可以“扶贫”：据报道在“次贷”泛滥的十年间，美国最贫穷阶层住宅自有率一度从42%增加为49%。
显然，这种游戏的实质就是：“为美国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欧洲的福利房制度通过“转移支付”使穷人有房住，而美国人的按揭证券化通过“转移风险”使穷人成为房主。如果说强制富人掏钱的“转移支付”在右派看来是可质疑的，那么诱使全球投资者落套的“转移风险”就更明显是个馊主意。如今“次贷”烂了包，全球受累，美国人挨骂是理所当然的。
“次贷”是一种“阶级”政策或“主义”政策吗
不过骂要骂得对，过于意识形态化就骂不到点子上。关于“次贷”有几点是很明显的：
第一，“次贷”并非“阴谋”，不仅并非华尔街几个人的密谋，甚至也很难说是一党（比如共和党）一派（比如右派）的作为。它实际上是美国住房政策长期趋势的极端化结果。尽管理论上讲左派更喜欢“福利社会”而右派更喜欢“业主社会”，而“次贷”是“业主社会”思路的产物。可是在我前述的民主政治“反向尺蠖效应”下，右派可以增自由却难以减福利，正如左派可以增福利却难以减自由。因此“业主社会”与“福利社会”其实也是连续地发展的，并非右派执政时搞“业主社会”，左派上台就不搞了，正如左派搞的住房福利右派上台也不能不搞一样。住房按揭的“创新”在美国其实也有相当长的历史。低首付长期住房按揭起源于民主党执政的罗斯福时代。政府分散房贷风险的主要机构房利美（1938年罗斯福新政时成立）、吉利美（1968年约翰逊“伟大社会”时成立）都是在美国福利国家趋势最猛的时代建立的，（只有1970年成立的房地美出现于右派执政时期）“次贷”的主要“创新”也发生在民主党执政的克林顿时期，它们都不是共和党发明的。甚至连废除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代之以全面鼓励“金融创新”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是这个法案最后拉开了“次贷”泛滥的闸门）也是在克林顿时期的1999年。当然确实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时代“次贷”在“过度自由”的环境下膨胀迅速，从2002年的200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1万亿美元，达到美国全部按揭贷款总额的近13%，年度新增“次贷”占当年按揭贷款发放量的比重更从2003年的不到15%升至2006年的46%。[11]这是小布什政府应当负责的。
第二，“次贷”引发大危机后，穷人当然也是受害者。但就“次贷”这一游戏的直接作用而言，它就是“为美国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这当然也很缺德，但并非为华尔街富豪而给美国穷人下套。有人说“次贷”是银行家恶意放贷，为的是等穷人无法还贷时没收其房产。这显然不对。事实上按“次贷”的游戏规则，在房价不断上涨时穷人基本没有无法还贷的问题。而一旦房价下跌，穷人无法还贷，银行收回的抵押房也无法填补坏账的窟窿，否则也不会引起金融“雪崩”。有人把“次贷”游戏比作“老鼠会”或“传销”，在某种程度上倒有点像，但贷款的穷人与直接发贷的商业银行都处于“上线”，而倒霉的“下线”则是经过一系列中介最终购买了高风险债权的各证券投资商、对冲基金与全球投资者。
至于买房者，如果本来是富人，只是为了押房价上涨的宝而投机买房，那当然栽了。但靠“次贷”买房的穷人很多本来享有其他住房福利，买房后依然享有（美国的福利是只问低收入，不问是否买房的），断供后即使失去抵押产权，“业主梦”破灭，却也不会没房住，只是回到卷入“次贷”前一样的租房状态了。如果他已经退掉原租房（由于房租有补贴，穷人一般很少如此）而只能住在新买的房里，那么按美国的规定银行即便没收了抵押产权，也不能把他赶走，他也仍然是租户，假如收入低，仍然可以要求房租补贴。除了好梦破灭的心理打击，他实际的损失就是已付的首付与利息。但是正因为“次贷”是低首付乃至近乎零首付，而且前期利息也低（后期的利率会很高，但“次贷”泛滥也就是本世纪以来的事，到了高息期的并不多。导致断供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利息激升，而是房价下跌。当房价下跌使继续供房被认为不划算时，很多本来尚有供力的人也选择一走了之），这种损失一般并不大。
相反，倒是这种“上线”穷人可以低风险退出的规则使“雪崩”更易发生。而一旦发生，直接损失惨重的首先是作为“下线”的证券投资商，如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公司、美林证券、AIG等“大鳄”，以及专搞短线投资的对冲基金，大量高风险债权（估计达70%左右）[12]集中于它们之手，危机中遭到灭顶之灾。这些公司的持股人遍及全球，其中有拿积蓄买了它们股票的各国小股民，但主要还是富豪（美国并不是个平均持股的国家）。尤其对冲基金是专为富人投资设立的，通常都要求客户必须具有至少数百万美元的身家才能入股。因此不少美国评论人称这次金融风暴是“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资产危机”。正是由于危机首波受害者这一巨富背景，危机初起时美国不少平民舆论反对美联储救市，反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解救巨富们贪得无厌、无视风险遭到的报应。而这种“批判舆论”的存在也是当局犹豫不决的原因。然而有趣的是：当政府终于干预时，这种对巨富的拯救却被说成是“向左转”，是“美国变得'社会主义'了”！[13]
这当然不是说美国就不该救市，且不说这些“大鳄”的持股人遍及全球，任其“雪崩”会使全球金融危机不可收拾，就是在美国国内，如果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济，造成大量失业，那穷人的损失就不止是一些“次贷”购房者失去抵押产权的问题了。但上述一切都说明这些现象并不能简单地用“阶级分析”来解释。如果说美国政府出手干预的直接原因是“救富”而非“济贫”，更与“社会主义”取向无关，那么先前美国“使穷人成为业主”的“过度自由”政策也很难说只是为富人来坑害穷人的。
第三，“次贷”也不能说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比如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只有“降低福利、增加自由”才可以说合乎“新自由主义”理论，“反向尺蠖效应”下福利、自由双膨胀能说是“社会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吗？其实，如果真按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自由原则，有谁会把钱借给明摆着没有还贷资质的穷人？在近代福利国家出现前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又有谁听说过“次贷”这玩意？“次贷”泛滥是民主制下的美国政府为支持这种“使穷人成为业主”的做法，支持发贷银行转移风险，对“次贷证券化”进行担保的结果。而政府担保的两家经营这种证券化业务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都是上市公司，但政府却持有股份（用我们的说法，就是有“非流通股”，这在美国是罕见的）。这种做法的恶果今天已经暴露无遗，在美国民主政治中它也成了在野左派抨击执政右派“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最好靶子。其实“市场原教旨主义”当然要不得，但美国这种民主社会有谁（指政治家而非书斋里的纯学者）敢只讲自由竞争不讲照顾穷人？真正按市场原则贷款又怎能不讲还贷资质？由政府担保两房这样的上市公司难道也符合市场原则？从两房的历史看，说它们体现的是“新政”传统不更符合事实吗？
有一种“阴谋论”的说法认为西方向我们宣传的东西和他们实际做的不一样，即所谓：“照我说的去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上述事实说明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例如所谓“新自由主义”如果就是对“福利国家”的否定，那么可以肯定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包括通常被认为最不像福利国家的美国，都没有真正落实过这种“新自由主义”，因为他们的福利从来就不比我们少--不仅瑞典这样的典型福利国家比我们多，美国这样的所谓“自由放任”国家也比我们多；不仅比我们现在多，而且更比改革前中国号称最“左”的时代多（那时的中国实际上是个“负福利”国家）。但是要补充两点：
其一，这种判断不仅适合于他们的右派，也适合于他们的左派--例如像美国的N·乔姆斯基这样的极左教授，整天向我们鼓吹“反对自由化”，可是他自己在美国对自由（就是指个人自由，而不是什么牺牲个人的“集体自由”或“国家自由”）扞卫得比谁都厉害，“9o11”后美国安全部门基于反恐理由对个人自由的一些限制就受到他的激烈谴责。如果说这不是“财产自由”的话，那么就说强制拆迁吧：这种事如果发生在美国，你说他会怎么反应？
其二，他们无论左、右派都有些主张能说不能做，这并非他们不想做却有意骗我们，实在是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都不能为所欲为--右派不能取消福利，左派也不能取消自由（当然，左派可以扩大福利，右派可以扩大自由）。为此他们往往也很羡慕我们：左派称赞我们自由少（似乎这就意味着福利多？），右派称赞我们福利少（似乎这就意味着自由多？），只是这时我们就很沾沾自喜，不认为这是“阴谋”了。
“反向尺蠖效应”下的馊主意
不用说，“为美国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确实是够损的。而且一旦导致“雪崩”，美国人自己也吃苦头，实在是损人不利己的“双输”馊招。但是它与“姓社姓资”、“左派右派”没有多大关系，倒是与民主政治下的“反向尺蠖效应”相关。民主政治需要讨好本国百姓，但不需要讨好外国人，所以与“给全球投资者下套”并不矛盾，而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穷人能不能成为业主怎么会成为一个国策攸关的大问题？
就像民主化以前的南非，能够设想当局会支持向黑人提供“次贷”帮他们当业主？笑话！在黑人既无自由也无福利的旧南非，当局规定城市黑人的身份是所谓“流动工人”，他们的户口必须保留在乡下的“黑人家园”，当局规定这些“家园”实行强制性土地部落集体所有，黑人号称持有小块份地，因此不得在城里有非分之想，当局也不给任何保障。“流动工人”必须随身携带打工证，警察满街盘查，无证马上被强制收容。按白人当局的设想，黑人“流动劳工”在城里应该单身住集体宿舍，而把家庭留在“黑人家园”，白人需要他们卖苦力就让他们进城“流动”打工，不需要了就打发他们回“家园”，以防止城里出现有碍观瞻并影响白人安宁的“贫民窟”，后来黑人劳工的安家要求实在无法禁止了，就在城外划一块地方让他们安家，而城里仍然以“清除贫民窟”的理由驱赶黑人。黑人精英曼德拉、图图都曾经大声疾呼扞卫黑人贫民区的存在权利，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住得好，但是连盖个窝棚都要被赶走，还能指望提供福利房？就算有钱当局也不允许他们买房，更不用说“次贷”购房那样的“超前消费”了。
当时的白人政府把这一套设计自诩为“有序的城市化”，并大肆挖苦美国让黑人进城安家形成大片贫民区是一种“无序”的“失败”政策。如果他们看到今天美国“次贷危机”的狼狈相，那更要大吹他们“有序城市化”的成功了。
类似的情况当然不止南非，还有更大的国家，除了没有像南非那样在城外划出一块地方给“流动工人”安家外，其余做法十分类似：在那里，当局何必在乎穷人能不能成为业主，甚至能不能在城里安家？有“贫民”不要紧，只要不许贫民有“窟”，不影响堂皇帝都的雄伟观瞻，就眼不见为净。如果贫民不识抬举竟然搞了棚户，在那里的词典里这不叫“贫民窟”而叫“违章建筑”。如果说西方的贫民通常都欢迎对其生活的报道，以便督促政府改善其状况，那么这里的贫民则害怕报道，因为他们一旦受到“关注”，为此得到的不是廉租房申请表（更不会是零首付按揭），而是“城管拆违执法队”和推土机的光临！正如那些没有罢工自由也禁止自治工会农会的国家不会发生美国汽车业因为“工会吓跑投资者”导致的困境一样，在那些国家会有种种其他问题，但像“次贷”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些国家的开发商可以大言：“我只为富人盖房。”那些国家的官员可以大言：进城农民应该做“两栖人”和“候鸟”，这样就可以避免“贫民窟”。而那些国家的学者们说什么呢？他们宣称：两亿农民工进城而城里却没有“贫民窟”，这“创造了举世唯一的奇迹”。但是这种“奇迹”中的穷人到底住在哪里？是不靠“次贷”而现钱购房成了“业主”了？还是住上国家提供的福利房了？这当然都不必提。重要的是“我们的城市欢迎豪宅，但要禁止贫民窟”！[14]因为在“左派”看来“迁徙自由”是西方来的邪恶，而在“右派”看来，没有房地产的穷人进城安家就会“侵犯产权”。于是前些年首都圈占大片农地说是要为低收入者盖房，结果却给上等人盖了“廉价豪宅”，有人居然津津乐道：幸亏只是哄了穷人一把，“歪打正着没成巨型贫民窟”！[15]犹有甚者，有人不仅不许穷人自建简易房也不给盖福利公屋，连一般商品房标准稍降价格稍低也遭到反对，说是“警惕中低价房区成为贫民区”！[16]
于是一些大城市就经常“开展规模空前的拆除违建行动”，“官方消息称相当于搬走一座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市领导宣称：“我们不但要像梳子一样把这个城市的角落梳理一遍，甚至要做到用篦子的程度……”[17]而报纸关于强制清除外来人员“安置区”的头版头条报道标题是：《没有拔不掉的“钉子”》！[18]
在这样的状态下当然不会发生“次贷危机”，但是，会发生别的危机吗？
形成“透支危机”的充分条件
其实，“次贷”问题只是美国人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借债消费、透支消费的一个典型表现。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贸易逆差和大量的公私债务，都是形成这次全球“海啸”的根源。早有人指出“次贷危机”只是美国人透支性消费积累起来的弊病的导火索，它在美国巨额债务中是信用链条最脆弱的一环，但并不是链条的全部。即使“次贷”不出事，这样的透支规模也迟早要在其他地方引爆的。
因此问题不仅在于公共住房政策。而在于美国人总体上的透支消费。前面提到，这样的“消费狂”现象与民主政治下“反向尺蠖效应”有关。而图1也显示：政治体制与经济发达水平及发展速度未必相关，但与经济总量中居民消费的比重则明显相关。民主国家有穷国有富国，经济增长有快有慢，但在可比条件下，民主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都较高，而且似乎越民主越高。
这是为什么？首先，民主制下很难要求人民勒紧裤带搞“原始积累”。当然对殖民地或者黑奴是另一回事，但在本民族中这么搞，没有铁腕强制就很难。苏联1920年代的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提出著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他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然是共同富裕，但这是未来的事，而现在体制的优越性在于它能比资本主义体制从农民那里“剥削”更多，[19]从而以农民为“殖民地”更快地完成“原始积累”。其实这里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并不是指经济体制而是指政治体制。因此例如印度独立之初尼赫鲁政治上坚持议会民主，但经济上却主张效法苏联，采用五年计划方式发展大规模国营工业，号称“马哈拉诺比斯社会主义”，结果却由于民主制下无法对农民强制统购统销，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原始积累”尝试。显然，经济上搞“社会主义”但政治上搞民主制，消费率仍然是压不下来的。
而更重要的是，民主制下如果形成了自由、福利双重膨胀的“反向尺蠖效应”，还会使消费率不正常地变得畸高。道理很简单：高福利与高自由都会对消费起推动作用，福利保障发达，人们就敢于花钱而没有后顾之忧了。而高度自由的结果，人们花钱的花样也更多了，尤其在信用过分“自由”、“金融创新”花样百出的情况下，信用消费的杠杆作用更使人们的消费能力明显“放大”，千奇百怪的“衍生”手段使人们花钱的门路越来越多。反之，如果在铁腕政治下形成了本来意义的尺蠖效应，自由、福利都“双低”，也会反常地压低消费率。无论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如此。因为没有社会保障，人们就不敢花钱，而自由缺乏，人们花钱的方式也就受到约束，尤其是信用杠杆在管制状态下明显地会抑制消费潜力的释放。
在正常情况下，“福利国家”的经济不那么自由，而“自由放任”的经济不可能是高福利的。所以尽管自由竞争与福利国家这两种制度都各有毛病，但它们仍然是可持续的，也不会形成这样的透支消费狂潮。
但是民主政治下反向尺蠖效应导致的“福利自由双膨胀”就不同了。自由竞争社会对贫富分化可以无所作为，而福利国家可以搞二次分配“劫富济贫”，但“福利自由双膨胀”就很麻烦：从逻辑上讲，“自由国家”不能“劫富”，而“福利国家”却必须“济贫”。它的第一个后果是会造成国家高负债（见组图4）：民主国家不像专制国家，赋税不能想征就征，而公共福利开支的刚性增长也不能想降就降。这就会造成“民主国家特有的财政赤字问题”，这当然不是说专制国家就不会出现财政赤字，因为形成财政赤字的原因很多。但在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高自由（往往意味着相对的低税收）、高福利”导致的赤字会比“高税收、高福利”的体制和“低税收、低福利”的体制导致的赤字都更大，更不用说与那些一方面横征暴敛一方面又很少提供公共服务的铁腕体制相比了。后者的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往往“富得流油”，令民主国家的政府好生羡慕，然而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却相对低下。
对巨额财政赤字怎么办？无非两招：要么大印钞票弥补亏空，这就要引起通货膨胀；要么就大发国债，谁来买呢？那些具有相反特点的尺蠖效应国家，即低自由低福利导致低消费率的铁腕体制国家就是现成的大买主。
然而与国家负债相比，福利与自由双重膨胀导致的更重要结果是国民消费债务的膨胀（见图5）。高福利的人们敢花钱，高自由的人们会花钱，于是超前消费愈演愈烈，寅吃卯粮，向全球透支，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外贸逆差激增（见图6）。而同时国民的储蓄率也就越来越低（见图7）。
由此形成的窟窿谁来填补？自然又是那些“相反特征的国家”，它们的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它们的“低人权优势”又使其产品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人只管印钱就可以大量进口。于是“贫穷的中国生产者补贴富裕的美国消费者”、“社会主义（正福利）的美国剥削资本主义（负福利）的中国”等怪现象也就愈演愈烈。
为什么民主仍然可欲？
但是，如果民主政治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它还可欲吗？为什么这种制度仍然令人欣赏呢？
这是因为造成美国这种情况的原因，民主政治只是其中之一，或者说只是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而造成“透支危机”还需要其他条件，一般的国家都没有这些条件。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是民主国家，欧洲、日本等地方这种透支性消费的“恶习”就没有这么严重。
其实我们前面说过，民主政治下一般出现的是自由经济和福利国家交替运行的正常的“天平效应”。尽管前述那种民主制下“反向尺蠖效应”导致超前消费的动因是基于普遍的人性局限（“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美事谁不想？），因此不只出现在美国，但人毕竟是有理性的，碰了壁是会思考的，“福利自由双膨胀”通常持续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小危机”，人们在现实面前会调整心理，回到宪政民主下通常的“天平”机制，在“限制自由推进福利”与“限制福利推进自由”这两种可持续状态中作出选择，而不至于使“恶习”长期发展而得不到矫正。事实上，这次危机发生后美国人的调整就很明显：消费观念改变，储蓄率上升，负债率下降。2008年底，美国的储蓄率已经从危机前的负数升到2%以上，[24]目前已接近3%。
显然，“透支危机”就是对“恶习”的有效纠正。正常情况下这种危机很早就会发生，当然它的后果也会小得多。只有某种情况使“不可持续”的东西竟然持续如此之久，问题积累得如此严重，危机一旦爆发后果才会如此厉害。而这需要其他两个条件。
第一，“透支性消费”要能长期持续，必须要有透支手段，借钱消费要有“借钱资格”，这就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欧元、日元在这一点上都无法与美元相比。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外贸顺差表现为美元，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投资也是投美元，而欧洲和日本就做不到这一点，它们当然可以持有美元，却不能任意发行美元。因此它们也无法像美国人那样放纵“恶习”只管印钱来消费。
第二，借钱毕竟不是抢钱，还要有人愿意大量、长期地借钱给你。美元就算全球都认，能够大量拿商品换这“绿纸”而长期不要干货的，就要依靠与民主国家相反的一种大国。这种大国存在着“一左起来就压缩自由，一右起来就压缩福利”的尺蠖效应，由于自由福利双不足导致严重的低消费率、高储蓄率、产能过剩、投资过度，正需要大量的“外需”来防止1929年式的“过剩危机”爆发。而且由于它是大国，经济总量大，也经得起美国那种规模的透支需求。
全球化中的“Chimerica”现象
于是就出现了美国学者弗格森说的“Chimerica”( China和America并成的新造词，又译“中美组合”)现象。[25]
弗格森说，这是一种利益共同体，每一个国家都以对方的存在作为它的条件。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如果没有中国这样的国家给美国借钱，美国这种超前消费是玩不下去的。但是如果没有美国人借中国的钱，中国的过剩危机早就激化了。这样一种互补，在太平年月，大家都觉得不错，美国人赚了高消费，中国人赚了高增长。但是一旦出现了问题，当然双方都有理由骂对方，美国说中国向它“倾销”，中国说美国“剥削”了我们。而确实，没有“低人权国家”以血汗工厂方式向美国输出大量廉价商品而只要一张“白条”（顺差），同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人的“恶习”不会被惯到今天这种地步。
而没有美国那种的巨额“外需”，中国的“过剩危机”很可能更加严重，甚至变成1929年式的灾难。
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由于前述与美国相反的政治体制的作用，消费率相对于投资（含储蓄）率一直偏低。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投资的产出效率低下，而投资需求又比消费需求高。“低消费，高投资，低产出”的结果是消费虽低，产出却并不“过剩”，甚至还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下常见的短缺经济状态。但是转入市场经济后，投资产出效率提高，便逐渐转为“低消费，高投资，高产出”，出现了通常所讲的“资本主义过剩危机”的形成机制。然而消费率与过剩的程度却与政治演变有着一般“纯经济学家”不大注意的有趣关联。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段，由于“文革”时期的严厉专制松弛，宽松气氛下禁欲主义消退而消费欲望复苏，同时经济市场化程度尚低，尚未形成经济过剩的机制。因此这时一方面延续着计划经济以来的短缺经济状态，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率却比改革前大为提高，1981年达到52.5%的空前绝后水平（见图8）。这个时期中国的外贸也一直是逆差，完全没有“外需拉动”的情形。
1989年后政治条件明显变化，消费率从这年开始掉头向下，当年为50.9%，到1994年跌到43.5%。同时这个时期市场化在许多阶层1989年后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的情况下明显加快，经济也历史性地由短缺转为过剩，而且过剩的程度发展很快，在1994年已经出现了过剩危机导致经济“硬着陆”的危险。
但是恰在这时“外需”大显身手，1994年人民币汇率大调整后中国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而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走向了“双顺差”大国。大量外需消化了过剩危机导致“硬着陆”的危险，保证了经济平稳发展，也使中国的增长模式具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特点。
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出口面临压力，从此“拉动内需”之说响亮起来，到现在已经响了十多年。这个时期虽然拉动很吃力，但内需大体还能维持一个稳定水平，2000年居民消费率为46.4%，还略高于1994年。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后，“低人权优势”的巨大“竞争力”使中国在全球化中如鱼得水。经济进一步加速，“中国奇迹”更加耀眼，而经济的外向型特征也大大突出。外资潮水般进入，出口爆炸式增长，“双顺差”乃至“三顺差”（经常项目、资本项目连同“误差与遗漏”项）越来越突出。然而在这一切成就背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却前所未有地大幅下滑，从2000年的46.4%滑到了2006年的 36.2%！很少消费的中国人把越来越多的产品送到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去换“绿纸”，到“全球海啸”时已经累积换了两万多个亿！“绿纸”不知放在哪里好，于是大买美国国债。中国成了美国在全球最大的债主，为填补美国“过度消费”的窟窿作出了最大贡献。
于是“Chimerica”现象成为当今全球化经济中最醒目的一道风景。
泡沫时期，美国人从中得到“高消费”，中国从中得到“高增长”，但这果然是什么“利益共同体”吗？
“民主社会主义”的美国剥削了“专制资本主义”的中国，贫穷的中国生产者省吃俭用补贴着富裕的美国消费者，而他们还埋怨我们惯坏了他们！
平时双方在各得其所的同时也已经有了牢骚：“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危机一旦爆发，双方的抱怨立即升级。然而奇怪的是，双方的互相依赖似乎也明显升级：美国的消费窟窿越大，越希望中国增持美债，给他们填窟窿。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过剩危机越严重，越希望扩大外需。于是一方面加强出口退税使产品更廉价，以适应美国因危机降低了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冻结《劳动合同法》，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持“竞争力”，但消费不足却因此更难改变。
长此以往，真是伊于胡底啊！
“价值链与利润率”悖论
为什么十多年来“拉动内需”的努力成效甚微？去年岁末我们在东莞经历的一场争论很说明问题：
近来吴敬琏先生等一些学者多次提出“价值链”问题：我国出口企业为外国品牌代工，一双鞋我国出口价10美元，在美国终端市场却卖90多美元。我国代工企业只得到价值链的12%，太吃亏了。因此应该促进产业升级，按照“微笑曲线”拉长我们占有的价值链份额，不能老给人打廉价工。
然而这个说法却受到当地一些代工制鞋企业负责人的质疑。他们根据切身体会说：你以为国外品牌商比我们好赚钱？我们清楚，与我们合作的品牌开发商利润率只有1%，活得不易，而我们代工企业说是给人家打工，但利润率却有20%，不是我们羡慕他们，而是他们羡慕我们；你们让我们学他，我们为什么要学呀。这就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显然，这里讲的是两回事，一个谈的是价值链，一个讲的是利润率。但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人享有88%的价值链，其品牌开发商利润率却只有1%。而我们在价值链中只有那么点份额，代工企业的利润却可以那么高，这种利润率和价值链上的比重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差呢？进一步探讨你就会发现，没错，美国人的确拿到了这个价值链上的88%的增值，可是这个增值在美国是分散在非常多的环节，如物流、几级批发、零售、广告、策划、市场调查、商品检验，等等。充分竞争的第三产业各个环节、大量的从业者都分享了这个利润，因此这个话没错，品牌商能够赚到的钱并不多，美国的各个阶层不同行业的很多人都分享了这88%的增值，从而形成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而中国在这个价值链中只占了12%，但是这12%是高度集中的。陈志武等人对此有很多研究。本来就只有12%，这个企业的利润占了很大的一块，国家又拿走了更大的一块，还剩下可以分享的能有仨瓜俩枣？你就靠这个刺激内需怎么刺激得起来呢？这种状况不改变，只靠“家电下乡”之类措施能提高消费率吗？
显然，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快，堪称“奇迹”，但这种增长的分享性很差。而这有深刻的体制性根源，并不是临时的反危机措施可以消除的。这就直接导致我们对GDP“超常增长”的依赖是越来越深，因为我们超常低下的消费率如果没有经济总量的超常增长就会造成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大家知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朱基政府提出的口号是“保7争8”，我们的增长率一定不能低于7%，争取8%，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保8争9，不能低于8%，一定要争取9%。可见我们对于GDP增长的依赖越来越刚性。原因很简单，GDP这么高才能够保证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善，如果我们的GDP增长率是8%，老百姓的感觉与西方增长率为3%的感觉差不多。如果我们的增长率只有5%，那么我们的生活状况就会与西方GDP负增长的感觉类似。如果我们发生负增长，那就更不得了啦。现在这似乎更变本加厉了，GDP增长10%，我们一般人的感觉差不多就像美国增长2%的那种状态。因此这种消费率越来越低的状况，就使中国越来越被套进了一个以GDP作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目标的状态。为了保高增长可以不惜一切，这蕴藏着很大危险。
显然，中国有中国的弊病，美国也有美国的弊病。如果没有全球化，两种弊病是各自单独起作用。然而市场经济全球化使中美经济的优势得以互补的同时，这两种弊病也发生了互动，甚至互相反馈放大。这就是Chimerica游戏的实质。这种游戏把中美两国都套到了一个怪圈里，对于美国是债务越来越高，对于中国是消费率越来越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消费率低不仅早已有之，而且入世后最近这些年还明显地加剧。因此，这种现象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连环套。发展到今天，这种游戏好像是很难玩下去了，首先是中国开始感到吃力，很快美国的窟窿也烂了包。美国玩不下去，中国的问题也就更加暴露。
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任重道远
总之，目前全球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实质是：民主制度下“反向尺蠖效应”导致的高消费，与相反特征的国家在尺蠖效应下的低消费，在经济全球化中通过美元这一全球透支工具形成互动，使本来不可持续的现象得以长期持续，同时积弊也越来越重，终于酿成两种性质相反但却互为促因的危机。
显然，如果两种尺蠖效应都不变，美元的透支作用就是关键。因此危机爆发后各国都强烈要求改变以美元为主要价值尺度和储备手段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束“美元霸权”。这种要求无疑是合理的。美国利用“世界印钞机”不仅获得了铸币税，而且为维持自己的高消费给全球投资者下套，在反危机动作中加大印钞力度更有不惜美元贬值美债缩水、先透支后赖账之嫌。美国作为世界货币发行者的信用无疑已经严重下降。
但是放弃美元确实“知易行难”。其实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地位一直维持至今，并非因为美国的信用就多么好，而是因为缺少替代。今天几种硬通货中，日元因日本经济块头不如美欧，这些年又一直不振，可以不考虑，欧元也不比美元强。而主权信用货币国际化面临的“特里芬难题”对欧元也不会比对美元更好解决。特别是欧洲民主国家也与美国一样有反向尺蠖效应下“自由福利双膨胀”促进过度消费的潜势，欧洲的福利向来比美国更高，不少人认为它已经“过度福利”化，信用领域虽然没有美国那么“过度自由”，但那与其说是欧洲人更为自律，不如说是它没有美国那种透支条件，玩不了那种游戏。一旦欧洲人有了如今美国拥有的那种“世界印钞机”特权，他们就不会把它当成宝葫芦来玩？人人都当“业主”乃至其他高档消费欲望难道只有美国人才想？更何况欧盟毕竟没有完全消除加盟各国主权，各国财政金融政策的协同比美国一国要难，这次在反危机对策上已经显出这个弱点，规定的各国财政赤字上限缺乏约束力，显示出各成员国对联盟的责任心就不是很强，更何况欧盟对全球承担责任？
跨国货币的设想更难实现。世界上迄今还未有过既不靠主权信用又不靠真金白银而确立一种共同货币的成功例子。几种强势货币的“货币篮子”很难比每种货币单独的信用更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早有建立这类货币的设想与实践，SDR这样的跨国结算工具也已有很长历史，但是成熟的跨国货币一直没有出现。人们提到欧元是成功的跨国货币，但这与欧盟本身的主权化进程是高度相关的，恐怕难以成为非主权信用货币成功的例证。当前，尽管在危机冲击下各国对“美元霸权”的批评都很强烈，但它们的打算也各不相同。中国主要关心手中美元资产的安全，而欧洲更希望打破美元垄断以分享透支权的好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取代美元的世界货币，虽非毫无希望，但至少短内期难见成效。
即便跨国货币实现并且足够稳定，而且我们也成功地把手中的美元变成了这种新货币，对于我们来说也无非是解决了巨额美债与其他美元资产的保值问题，但只要“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局面不改变，这笔越滚越大的“白条”不会被公然赖掉，但也几乎不能变现，仍然只是个越来越大的画饼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外需”本来就是靠美国人不守规矩乱透支来实现的。假如“新的国际货币”真能消除美国的透支能力，把美国人管得规规矩矩，他们还能买我们那么多东西吗？这外需怎么维持？有趣的是，自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人实际上已经被迫开始收敛他们的“过度消费”，储蓄率开始明显回升。这其实就是美国人的“恶习”在扭转，可是我们已经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会使已经恶化的外需形势雪上加霜！[26]这其实也就是“特里芬悖论”在两种尺蠖效应互动中的表现。
可见，美元特权当然是个弊病，但它只是“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的中介，互动模式不变，这种互动所产生的问题也会继续地积累，难保不会在某一天以某种形式更严重地爆发出来。而如果美元特权真能消失，这种互动难以为继，替代模式又何在呢？
所以，尽管我们应该提出改变美元特权、建立替代国际货币、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张，以作为博弈筹码，对美国施加压力，促其承担责任。而且同时我们也应该尽快调整外汇资产币种构成，改变把鸡蛋都放在美元篮子里的状况。但是，今天全球经济最关键的问题还并不是这个。如何在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前提下，改变这种“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局面，才是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
如果美国学中国？
当然，对于未来的前景现在还不好预测。现在的危机性质不同于1929年是肯定的，但危机的程度呢？它对全球经济的打击最终会有1929年那样厉害吗？我觉得似乎这一次还不至于。因此，这个游戏是否就绝对延续不下去也很难说。仅仅就事论事，眼前的事还不像灭顶之灾。美国现在不是出了窟窿吗？我们中国，当然还有全球化的其他各方一起来帮忙填。他们动用政府权力来人为增加流动性，我们中国人进一步买更多的美国国债，争取把输美产品卖得更便宜，即使不能填上这个窟窿，至少糊个盖子把窟窿盖上，然后在这上面继续玩原来的游戏。同时美国也知趣地不再过问我们的人权，我们则把据说是“有退路”的农民工赶回家，同时增加出口退税、实际冻结劳工法，进一步发挥“低人权优势”，以更低的成本维持出口，也把中国的问题盖住。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度过这一波冲击，把原来的游戏再玩下去。可是这样的选择只能使前面所讲的这种互动结构进一步恶化，在不远的将来，它会不会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再次爆发出来？
也还有另一种选择。其实这个“Chimerica问题”如果说难解决确实很难解决，因为双方都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路径依赖。但是如果说好解决，也很好解决。因为这个把戏既然是双方形成的一种互动，因此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使另一方产生压力。今天发生了危机，“Chimerica”的双方互相抱怨是可以理解的。过去存在着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这是事实判断。至于谁占了谁的便宜，这个价值判断恐怕只能因各自立场而异。而且这立场在双方内部也是有区别的。价廉物美的中国货进入美国，美国消费者乐意，但同类产品的美国生产者抱怨，谁能说哪个的立场就代表了“美国”？同样中国也是如此。谁该怨谁？周瑜打黄盖嘛。但如今明摆着，不管谁怨谁，这个游戏都玩出了大毛病，不能不思改变了。而要改变，除非周瑜不愿打，或者黄盖不愿挨。反过来讲，只要周瑜不愿打了，黄盖愿挨也没处找打去，而如果黄盖不再愿挨，周瑜还能打谁呢？中美双方的两种“尺蠖效应”如今确实是互相依赖：只要一方变了，另一方就不能持续。因此问题的出路就在于谁来改变？双方既然又是两个极端，那么所谓改变也可以理解为学对方。问题是谁学谁呢？
如果美国学习中国怎么样？现在的确很多人在唱中国的赞歌，包括张五常先生，最近说中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体制，而且还有一句话叫做“世界大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老实说，张五常这句话不是一点谱都没有，如果美国真的学中国，废弃民主，铁腕治民，右手取消福利：看你还敢消费？左手取消自由：看你还能消费？如此，美国人的“消费狂”症将立马消失。而美国的汽车企业不是因为“咱们（应该说他们）工人有力量”而陷入困境吗？跟咱学！取消了工会自治和罢工权利，谁闹事谁就是“破坏招商引资”，“专政”侍候！这一下，企业还不立刻就恢复了血汗工厂的“竞争力”！
但是美国人能愿意吗？！就算他们愿意，美国恢复血汗工厂来与我们竞争，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我们会因美国如此向我们学习而感到很“光荣”吗？
如果中国学美国呢？
那么，假如中国学了美国呢？
我们推进了民主化，自由与福利都进步了，不也就“高消费”了？那么他们美国人还能如此向我们透支吗？透支不了，即便民主依旧，没人给他们补窟窿，他们的“恶习”也难以为继了吧？
问题是如今的“金融危机”出自美国，大家骂它还来不及呢，你反而要学它？！
但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中美的“病”既然是两个极端，则他们的“病因”就是我们的“良药”，这又有何可怪？就像肥胖病人摄入热量太多，我们干瘦病人学习他们多摄入一点热量，不恰恰是对症下药吗？
如果让欧洲、日本人学美国，那绝对是拆烂污。因为他们已经比较肥胖，当然不能愈发增肥！而我们摄入再多热量，离肥胖病还远着呢。别说什么“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得有20个地球”，其实谁都清楚，中国无论搞什么“主义”都不可能消费到那种程度。但是，改变一下我们只当苦力不消费的现状，不应该吗？咱们操心拉动“内需”已经十几年而苦无良策，美国的“内需”却旺盛得压都压不住。我们学学它那两下子，如何？
有人说：美国人靠先透支后赖账剥削全世界来维持其高消费，太缺德，我们不能学。这话很对。
可是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美国能够这么“缺德”一是靠美元霸权，别说我们，即便欧、日，没有这玩意也是想“学坏”都学不来的。
即便就算我们建立了“人民币霸权”，像今天的美国一样，但是我们又上哪里去找另一个“中国”让我们透支呢？世界上“低人权国家”倒还有不少，可是都太小，供不起如此透支，否则美国也不会这么赖上咱们了！
所以我们即便再学美国，也不可能去透支别人。但是美国要透支我们也就不行了。他们的“恶习”不就被制住了吗？
如果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能积极参与“人权全球化”，无论是“左派人权观”主张的社会保障，还是“右派人权观”主张的经济自由，还是左右派共同主张的人权观强调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发展。左手争福利但决不压自由，右手争自由但决不压福利--这一套在美国导致了“自由福利双过分”的“反向尺蠖效应”，但在我们这里，这不恰恰能够消除导致我们“自由福利双不足”的尺蠖效应吗？有保障的人敢花钱，有自由的人会花钱，我们的“内需”还会是个问题？而可恶的美国人还能借我们如今对“外需”的依赖来“剥削”我们吗？今天很多人恨美国，但要说“反美”，这才是反到点子上了。这也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吧！
然而，有些人提倡的“反美”却是另外的两种“反”法：
或者坚持市场全球化但抵制所谓“西方人权标准”，继续坚持我们的“低人权优势”，继续凭借这个条件低消费高出口让美国透支，也就是继续玩现今的这种“Chimerica”游戏，甚至玩得更过火（否则补不了危机中暴露的美国窟窿）。那美国人恐怕会偷着乐呢！这次希拉里访华不谈人权问题，其实就是出于此理。
或者由于“反美”干脆连经济全球化也不跟他玩了，像以往的北朝鲜那样关闭国门。那美国人当然不乐意，问题是我们自己乐意吗？
简单地说，就我们自己而言，出路在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开党禁、搞选举这些狭义的民主。我过去说过，宪政制度固然包含一系列规则，但其实质都是要使统治者权受限而责可问。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件件具体问题上未必激进，但却持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包括具体的民生问题。通过在这些问题上“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逐步推进权责走向对应，也就是逐步走向民主化，消除“左手压自由，右手压福利”的尺蠖效应，产生“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的“反向尺蠖效应”。当然，这未必能够保证继续维持以往那种GDP的“奇迹”式增长，但那种增长本来就难以持续，我们完全可以在追求正常增长的同时通过“自由、福利双增加”实现消费率的提高，使国内的增长成果分享更为合理，国际的全球化进程更为健康。
既学他们的自由主义，也学他们的“社会主义”
自从美国实行反危机的国家干预政策以来，我们一些人突然感到很牛气：“现在美国也搞社会主义”了！但是我前面就讲过，要讲照顾穷人，要讲“他们工人有力量”，要讲福利国家和分配正义，甚至要讲对于“公有”财富（例如公共预算）公共性的保护，他们哪点不如我们？在左派看来美国也许不如欧洲（尤其是北欧），但是比起我们，何止“现在”，过去他们就一直比“负福利”的我国更“社会主义”！
就以住房、医疗而论，改革前中国与美国这两个领域的“福利”覆盖率差不多，但是，覆盖的方向却相反：他们从最弱势者覆盖起，而我们从最强势者覆盖起，这两种“社会主义”能一样吗？
因此在学习自由主义的同时，我们就不能学学他们的“社会主义”？
建设部领导提出要推进廉租房建设，这就是向他们学习“社会主义”嘛。要知道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种制度。美国的住房福利如前所述，与欧洲相比覆盖率是低的，只有10%。而我们过去哪有这种制度？改革前的“福利房”由“单位”按特权等级配给，农民没有份（但他们的“宅基地”却莫名其妙地被没收充了“公”），城市的“二轻企业”没有份，大中型国企工人名义上有份但也常常不落实，只有党政文教机关尤其头头是有保证的。这覆盖率也就是10%左右吧。但那些没有“单位”、因而也往往没有收入的可怜人，在他们那里正是住房福利首先要覆盖的对象，[27]在我们这里却叫做“盲流”，要被警察抓起来的，他们自己搞个“窟”还被犁庭扫穴，还敢妄想什么福利房！现在建设部要搞针对穷人的廉租房了，还说“最后”也要考虑农民工的问题。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最后”是何时且不论，在仍然坚持南非式的“清除贫民窟”政策的情况下，就算到了“最后”，这廉租房让谁来申请呢？如果住在窝棚里不是要求廉租房的理由，而是被赶走、被“清除”的理由，难道让住豪宅的人申请廉租房？或者穷人尚未进城就预先给他们一套廉租房？或者不由申请，干脆抓人来住廉租房？
可见在我们这里，推进自由与推进福利绝不是矛盾的。当然，我们不能学到惯出了他们“恶习”的“自由福利双过分”的程度，但是要知道，我们离这种“双过分”有多远？
就福利而言，美国“为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当然太过分了，但我们对“农民工”的住房不仅根本不承担责任，还要禁止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做法不改，就连廉租房也谈不到，何况谈“业主社会”？
就自由而言，美国民营金融业的“过度创新”确实是要管管。可是我们对正常的民间金融，尤其是国有金融不过问的农村民间金融也不给生存空间，这不是另一极的“过分”吗？
结论是两句话：
要骂美国人的“恶习”，更要学美国人的民主。
要维护中国人的权益，就要改革中国的体制。
注释：
[1] World Bank,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CPINT/Resources/icp-final-tables.pdf
[2] 搜狐财经：财经中心 > 国内财经 > 央视经济频道《坚定信心促发展》节目 陈平：危机最主要是西方福利社会的危机，2008年12月1日。
[3] Derek Bok,The State of the N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405-406.
[4] Robert Morris(ed.),Testing the Limits of Social Welfare. 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39,41.
[5] 参见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313页。
[6] 顾俊礼主编：《福利国家论析--以欧洲为背景的比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144～145页。
[7] Jerry Politex,The Dollar: Krugman And The Big Picture,http://www.bushwatch.org/archives-april06.htm
[8] A. 施瓦兹：《美国住房政策》，中信出版社2008年，1页。
[9] 联邦政府为500多万户提供廉租房，还有200多万户享有租房券。加上州政府、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一般认为美国各种住房福利的覆盖面有900多万户，占全美总户数的一成左右。参见A. 施瓦兹：《美国住房政策》，中信出版社2008年；及American Housing Survey, http://www.census.gov/hhes/www/housing/ahs/ahs.html
[10] 当今美国的批判舆论对美国的住房状况仍然多有批评，但这已经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参见A. 施瓦兹：《美国住房政策》，中信出版社2008年。
[11] 殷剑峰：《美国次贷市场的金融创新与危机演变》，《中国金融四十人. 学术动态》2008年第7期9～10页。
[12] 殷剑峰：《美国次贷市场的金融创新与危机演变》，《中国金融四十人. 学术动态》2008年第7期12页。
[13] 于时语：《“次贷”危机与美国内政左转》，（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8月21日。
[14] 李坤民、王诚庆、胡跃龙：《中国城市：不拒绝“豪宅”但要避免“贫民窟”》，《中国经济导报》2002年7月6日。
[15] 周雪松：《天通苑“歪打正着”没成巨型贫民窟》，《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0月12日。
[16] 周义兴：《警惕中低价房区成为贫民区》，《经济参考报》2005年10月17日。
[17] 《南方都市报》2004年4月13日
[18] 1998.9.11深圳商报关于“五家职能部门在冬瓜岭安置区强制实施联合执法行动”的报道。
[19]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三联书店1984年，36～89页。
[20] US Government, Historical Tables, pp. 127-8, 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fy2009/pdf/hist.pdf
[21] US Federal Reserve, Statistical Release,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g19/hist/cc_hist_sa.html
[22] U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historical/exhibit_history.xls
[23] Creditwritdowns, http://www.creditwritedowns.com/2008/05/chart-of-day-savings-rate.html
[24]《“麻醉”过后需要动大手术--访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高路易、中银国际经济学家曹远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86a1e50100d446.html。
[25] Niall Ferguson, Team 'Chimerica'. Washington Post, 2008/11/18
[26]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86a1e50100d446.html
[27] 在美国，廉租公屋小区由于经常成为“问题社区”而受到质疑，常见的“右派”质疑是：廉租房提供对象应该收窄，有工作的人不应该成为提供对象。而“左派”则认为有工作的低收入者也应该在照顾之列。显然，失业者应该照顾则是没有疑问的。参见A. 施瓦兹：《美国住房政策》，中信出版社2008年，282～283页。
来源：《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