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的国外札记系列，从写美国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到写法国的《带一本书去巴黎》，都以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具而在读书界享有盛誉。美国、法国都是老牌民主国家，这本新作《西班牙旅行笔记》描绘的却是一个四十多年前在内战中结下血海深仇的国家如何成功地由专制向宪政民主转型的故事，读来尤为令人深思。
民主自由制度普遍发生逆转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过程，给人的感觉是“极左”和“极右”都很可能导致灾难。正常的民主化道路，应该是社会民主主义(美国有时叫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有时叫保守主义)互补，就是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的互补，或者说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补。但西班牙的情况比较复杂。
从时代来看，西班牙内战前后的这段时期，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全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制度受到最严峻挑战的时期。不管东方西方，在凡尔赛体系下形成的大批民主国家这时都发生逆转，变成左派专政或右派专政。甚至原来就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像波兰，像德国的一些小邦，在中世纪就有所谓的自由选王制，所谓的城市共和、贵族民主制度，这时也发生了专制化倾向。保留下来的民主国家很少，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北欧一些地方，其他都垮台了。有的是左派专政，像布尔什维克；有的是右派专政，像希特勒。
这种左右派专政在今天看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纪初，俄国当时的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就讲过，黑色百人团(即所谓的黑帮，俄国的极右翼)和红色百人团(即所谓的红帮，极左翼)，其实是差不多的，区别只是他们所处的阶段不同。按照维特的说法，极右派是已经堕落的专制主义者，极左派则是处于浪漫期的专制主义，浪漫专制主义到一定时期都会堕落的。今天看起来，东南亚也是这样的。原来缅共、红色高棉一些人，当年为理想主义不择手段，搞得很恐怖；现在一旦没了理想，唯利是图同样不择手段，贩毒、开赌场、绑票……无所不用其极。
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来讲，它在1930年代的悲剧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下层的冲突特别严峻，加上当时国际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极左的和极右的极权国家都分别在拉西班牙的左右两翼。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互相反馈放大机制。其实也不光是西班牙有这种情形，拉美也是一样。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无法形成。而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既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诉求
转型时期的民粹主义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讨论民粹主义应该把它和几个事情划分开来。第一，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更不等于合理的平民利益诉求。平民阶层总是要有它的利益诉求的，而且这个利益诉求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有很大一块可以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完全兼容。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的理由就在于，民粹主义者与其说是“平民主义”者，不如说是“整体主义”者。他们仇恨的其实是个性、个体、个人权利，不仅是富人的个人权利，也包括穷人的个人权利。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他们崇拜的穷人或“人民”是一个整体，构成这个整体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草芥，都是可以为这个整体利益牺牲掉的。西班牙战争时期左派的内斗也是以此为理由的，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们屠杀起自己人来一点也不比对手温和。俄国的民粹主义也是如此，它是非常崇拜农民的，但是它崇拜的农民特指农村公社，民粹派认为那些主张单干的农民是“最危险的敌人”，压制起他们来是一点也不手软。他们提倡“整体”，而“整体”又是由他们来代表的。所以不能把民粹主义和平民利益划等号。在改革时期，尤其是在寡头主导的改革过程中，坚持平民利益的诉求是很重要的，包括自治的工会农会运动等等，只要这些运动能遵守“群己权界”，就是一种正面的制衡。
第二，我们也要把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分开来。欧洲民主左派一般都会提出福利国家的诉求，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诉求。这种诉求在历史上和民粹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往往是对立的。在很多国家，其中也包括在西班牙，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论战。我觉得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类似的，都是主张自由和民主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严复讲的“群己权界”的概念。
己域，就是在私人领域，一定要坚持自由原则，属于个人的权利就是应该自由的。既不能被专制者个人所侵犯，也不能为所谓的多数或整体所侵犯。群域，就是公共领域，就应该是民主的，用符合多数意志的办法来解决。这两者是不能颠倒的。民粹主义也好，寡头主义也好，一个共同点就是“群域无民主、己域无自由”。一方面以公权力为理由任意侵犯个人领域(民粹主义尤然)，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又被个人或少数利益集团所把持(寡头主义尤然)。公共领域没有公共性，而个人领域也缺少对私权利的尊重。但是从历史上看，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还有一些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划清楚的。为了避免公私不分、群己不分，这个界限是一定要划的。但正是因为这种模糊地带的界限不能一劳永逸地划清楚，所以往往是过了一些时间后又会有一个调整。所谓左派和右派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正常的博弈，实际上是对“群己权界”中模糊部分的一种调整。
简单来说，比如说帮助弱者或社会保障问题，右派一般认为帮助弱者应该属于个人领域，应该用自由或自愿的原则来处理，比如NGO、慈善。左派就认为应该是公共领域，应该用民主国家多数决策，切出一块资源，用公共福利的办法来解决。到底比重应该多大，并没有绝对的答案。在一定的时期，通过宪政民主机制，比如说左派上台就会把经济上的“群域”扩大一点(伦理上则相反，西方左派通常主张在这方面扩大“己域”，例如同性恋自由等)，右派上台就会把经济“群域”缩小一些(伦理上也相反，右派是要缩小己域的)。但是这种缩小和扩大都有它的相对性。基本领域的群己之分，宪政条件下的左右派是有共识的。人们对模糊领域的“群己权界”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毫无疑问属于个人领域，不管左派上台还是右派上台，这一块都应该是自由的。通过宪政民主程序，左派上台实行了高税率，你不能抗税，但是你对高税率提出批评乃至主张减税的言论自由是完全有的。到了下一轮大家也许接受这个意见，就可能调回来。“权界”虽然会不断地游移，但是“群己”是一定要分清楚的，否则就会发生公权力越界，或者公共领域被个人专断的情况。最重要的是，这两者不能颠倒。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下，公共领域可以扩大，但前提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必须得到保障。你可以搞高税收、高福利，但只能在宪政民主体制下，通过“无代表，不纳税”、“无代表，不开支”的方式来操作。否则，如果某些专制者以公共福利为理由横征暴敛，结果是“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二次分配并不真正具有公共性，这样就搞成“负福利”了。
不能夸大“民主与自由的矛盾”
前面提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民主崩溃的过程。很多人认为这种宪政制度在当时的毁灭是“民主推翻了自由”，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是没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魏玛共和国通过民主选举把希特勒选上台，这个民选的独裁者就把宪政废除了。但是从当时欧洲绝大部分地区来讲，大概只有德国是这样，其他国家宪政制度的崩溃都是通过政变、内战等不民主的手段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摧毁自由的过程都是通过专制的方式、不民主的方式，而不是民主方式。民主扩张没有边界的确会对自由构成侵犯，但是我觉得历史上更常见的，乃至在欧洲的这个时期更常见的，恐怕还是这种非民主的寡头方式对自由的冲击更厉害。俄罗斯1917年也是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一帮民粹派分子，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所谓立宪会议)如果维持下去会不会也像希特勒那样行事，这很难说。问题是最后布尔什维克出动军队，用武力把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驱散了。也就是说即使在俄罗斯，也不是民粹主义分子当选的议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取消自由、颠覆了宪政的，它还是用赤裸裸的军事暴力，把民选的结果推翻，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专政”的。应该讲，在整个这一时期的欧洲，尽管很少有成功的宪政国家能够很好地把握好自由和民主的边界(即“群域”和“己域”的边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因此造成了许多坎坷，但是这两者的矛盾恐怕也不宜过分夸张。有些人说，对自由最大的危险就是过分的民主，或者有些左派把这话反过来讲(自由太多破坏了民主)。从这段历史来看，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国家多数还是或左或右的寡头(他们往往煽动民粹，但并不遵循民主程序)以暴力同时破坏了民主与自由。防止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反馈震荡
另外，西班牙的历史也的确揭示了从传统到现代过渡时期的一些普适性特征。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俄罗斯是个东正教国家，而中国和其他很多地方根本是基督教文明以外的国家，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反馈震荡的过程是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讲的“拉美病”，实际上也是指这种现象。“拉美病”显然不是前段时间很多人说的“新自由主义”能够解释的。许多拉美国家在历史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特征，包括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秘鲁的贝拉斯科主义等等，当然也包括最近委内瑞拉的事件。其实过去拉美的军政府通常也就是这两种类型的，要么是民粹主义的军政府，要么是寡头主义的军政府。
这些事件对中国的借鉴之一，就是要防止在转型时期陷入一种民粹主义和寡头主义反馈震荡、互为因果的怪圈。转型时期要掌握好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左”“右”互补，防止“左”或“右”极端势力的出现。这点在转轨国家比原来就是搞私有制的国家要更突出。因为转轨国家什么资源都是控制在国家手里的，一搞起寡头主义来，少数人掠夺公共资源，社会不公往往会搞得很极端。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有“什么东西都是公有的”这一背景，民粹主义膨胀起来的确会把一切个人领域都冲垮，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开明而清廉最有利于转型
另外，在转型时期，道德资源对理性转型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转型时期，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在互相妥协的过程中，的确都需要理性，更确切地说是需要由道义呼唤出来的理性。不光是“浪漫的”西班牙人，德国人被认为是理性的民族，但在纳粹时期也变得那么疯狂。人性中是有疯狂一面的。呼唤理性是宪政民主转型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在历史上我们往往看到:理性不是靠“聪明”就能呼唤出来的，在哗众取宠的氛围中，往往是最极端的人最有号召力，我们也都领教过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疯狂，很难说有什么万应良方，甚至也不能仅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解决。因为历史经验再怎么总结，就像昆德拉所说的，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只有一次，等于没有”。从历史上看，在一个动荡时代真正理智的声音要能够为公众接受，它背后都必须有很深的道义资源。如果缺乏这种道义资源，那么往往越是激进的声音就越有市场。像南非转型时期，当时出现那么多的流血事件，那么多的冲突，曼德拉这样的人出来，就能把黑人的激进情绪(如当时“泛非主义大会”、“阿扎尼亚解放军”鼓吹的)遏制住，一个前提是他原来为黑人解放坐了26年的牢，谁也不能说他是胆小鬼。如果没有这种经历提供的资源，你再聪明，人家能听你的吗?
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时期，“左”“右”两派也都有这样的人。执政的佛朗哥这一派，像苏亚雷兹这样的人，他推动了民主过程，实际上他明知这一进程最后会导致他个人下台，这是要有一种道德来支撑的。而且他在佛朗哥体制内也是个埋头苦干、廉洁奉公的角色，从保守派尊奉的天主教传统伦理看，他的个人道德和操守无可指责。这使得对他背离佛朗哥强硬路线极为不满的保守派无话可说。相反，这些在独裁体制下有太多既得利益的保守派，如阿里亚斯等人，却有不少把柄在苏亚雷兹手中。这一切加上深明大义的卡洛斯国王的影响，使得佛朗哥体制得以和平转型。显然，与如今颇为流行的所谓“腐败出一个新体制”的说法相反，西班牙民主转型的顺利得益于苏亚雷兹的开明，也得益于他的清廉。
其实从总体上说，在“开明而清廉”、“开明而腐败”、“保守而清廉”、“保守而腐败”四类统治者中哪个相对有利于维持专制，哪个相对有利于民主转型?无疑是开明而清廉最有利于转型。但其余三者的“利弊”则有争议。过去有人说保守而清廉最有利于维持专制，所以宁可保守而腐败，这样更易动摇专制基础。开明而腐败就更好，可以通过“利益引导”促进转型。这种“腐败有利论”也许在过去的革命时代、尤其是暴力革命时代还有点道理，因为腐败而保守更容易激起革命。但是且不说“革命代价”的问题，现代镇压技术条件下已不同于冷兵器时代乃至通讯交通落后的火器时代，再腐败的专制者凭借高技术镇压革命还是绰绰有余，就像当年的萨达姆。而腐败的“利益引导”也许会有助于把民粹主义专制体制变成寡头主义专制体制，但后者却未必离民主更近。相反，基于专制的腐败利益不仅会强化专制者的“保守”意志，而且一旦真发生变革，会更可能引发激进的清算(这又反过来使统治者更难变得开明)和民粹主义浪潮，从而使变革后的秩序更难稳定。从东欧和东亚的情况看，也确实是变革前相对更清廉的统治(如波兰、匈牙利、台湾)比更腐败的统治(罗马尼亚、俄罗斯、印尼等)转型更为成功。因此，开明而且清廉的苏亚雷兹对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成功是功不可没的。
过去人们劝说专制者走向民主，往往都说你既有了民主化之功，总会比专制时更得民心，因而会得到更多选票，不用担心因民主而丢权。但老实说这种话有“忽悠”之嫌。民主制下你做得再好，民众到一定时候也会不满意，而希望寻找“更好”的。不可能有“万岁”的执政者。然而从长远看，民主化前的执政党凡是采取主动的，虽然也难免一度下台，但由于拥有更多的组织资源、执政经验、历史影响与精英成分，在后来的政党政治中大都能保持长期的优势。像东欧民主化时最主动的波兰、匈牙利前执政党，虽然一度下台，但其后继者经过转型后很快就在“左派复兴”中东山再起，至今19年来政坛虽已几经轮替，总的看来他们还是比当年的反对派执政时间更久，也更成功。而曾经以政变对抗民主化的苏共，其后继者再未能重新执政，但俄共作为在野党还算拥有相当影响。至于当时以暴力镇压民主的罗马尼亚前执政党，就干脆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了。西班牙民主化以后，以社会主义工人党为首、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在内的反对派联盟也赢得竞选上台执政，但转型后的佛朗哥派(人民党)很快也迎来了“右派复兴”，如今西班牙已经形成稳定的左右轮替格局。苏亚雷兹虽然民主化后再未执政，但他不仅有功于国家，就是对于他自己的党而言也是有再造之功的。
负责任的反对派及其领袖
西班牙左派方面，像西共领袖卡里略(本书译称卡利约)、伊巴露丽这样的人，他们也是呼吁和平，呼吁理性妥协的。他们是从内战中出来的，像卡里略是内战结束时最后一个从马德里撤出的人。这样的人如果他要煽动暴力，那非常危险，但是他要呼吁理性，他也最有这个道义力量。如果“左”“右”两边都有这样的资源的话，转型过程就会比较顺利。
看林达的书，使我想起28年前读到的前佛朗哥政权情报机构负责人巴尔达维奥的回忆录《卡里略进入西班牙之日》。作者当时与卡里略分属敌对阵营，即使在民主化后也处在左右两端，但他对卡里略的钦佩仍溢于言表。卡里略是内战中最后撤离马德里的人，近40年后他又是流亡国外的西共领导层中第一个潜回马德里的人。1976年2月8日，在佛朗哥刚去世两个多月、继任的阿里亚斯仍然非常铁腕，而后来开创民主化的苏亚雷兹还看不出接班可能时，卡里略就勇敢地潜回国内在地下领导西共的斗争，直到1977年西共在民主化进程中获得合法地位。
当时西班牙的白色恐怖仍很严重，以至于卡里略们最担心的还不是政府，而是那些“民间极右翼组织”的暗杀，这些人对佛朗哥体制内的开明派都构成威胁，更不用说共产党。而万一发生暗杀，由于卡里略系“非法”回国，西共当时公开说他仍在巴黎，政府也会对“民间”行为不负责任，西共连抗议都不好发动。但尽管如此，卡里略仍然义无反顾。他认为，为争取民主化，共产党人思想不能极端，行为必须克制，但责任一定要勇于承担。他的战略是:“从地下状态就迫使政府逐渐接受卡里略的身份，以至于不顾个人安危，让政府逮捕他，使问题复杂化，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政府接受卡里略的存在，然后再开展攻势使西共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另一方面，正是在马德里的地下状态中，卡里略写下了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在这部著作中，卡里略顺应时代潮流，宣布西共与苏联模式、与“专政”及暴力革命划清界限，在“欧洲共产主义”名义下实现了西共的半社会民主党化。老实说，这两个方面如果缺一，西班牙的后来都会有很大变数:如果卡里略不回国，与佛朗哥一派有血海深仇的国内西共地下势力在过渡期的动荡中会不会乱来，没人能够把握。而卡里略回国如果只是要乘乱从地下发动暴力革命，那么不管是“革命”成功后以暴易暴，还是佛朗哥后继者以镇暴为名延续铁腕，西班牙的民主化都将难以实现。
可见，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成功与“左右”两边能出现苏亚雷兹和卡里略这样的优秀人物有很大关系。但是这就意味着，历史不能从任何必然性中寻求解答。因为能不能出现这样的人、能不能积累这样的资源，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讲都不是确定的。但是我们可以讲的是，如果在全面的转型之前，这个社会能够比较松动，老百姓的自由记忆、民间记忆，或多元化的文化资源的形成，这一点如果能够做得好的话，那么以前的道德资源就有更多的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运用。像曼德拉那样的人，他坐了那么多年的牢，体制若把有关于他的信息抹得一干二净，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种人，到了关键时期，他的道德资源也就不可能发挥什么作用。
（原载《南方周末》2008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