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东非的兴趣可以说是从青年时期中国宣传坦赞铁路开始的。
那时我还在广西田林县的山里插队务农。我们公社一位天津下放医生当时订有一份《人民画报》，在那地老天荒、精神饥渴的熟人社会小圈子里，每期一到邮政所就为大家所传阅。
一次赶集日我们在邮政所聊天，邮政员正在看画报上关于坦赞铁路的报道，其中有一幅达累斯萨拉姆的市容照。那时的达市当然不能与现在相比，但六七层的楼房还是很多了。邮政员感叹道：都说非洲穷，你看人家的城市比我们的南宁都阔气多了！
的确，那时作为广西首府的南宁全市只有一栋鹤立鸡群的六层“望火楼”，面积很小，其实就是消防队观察火警用的一座瞭望塔，文革内战时作为火力控制南宁市的制高点曾闻名遐迩——全市再也没有第二座六层或更高的楼房了。
而那时的坦桑尼亚人口比广西少，达市人口也不如南宁，但城市却远比南宁“现代”。再看看坦赞铁路的达市车站，那更是让人称羡不已。当时不要说广西，就是全国也没有几座这么漂亮、如此规模的车站大楼啊！又看到赞比亚一端的卡皮里姆波希车站，就更让人心里不平衡了。那个车站虽然比达累斯萨拉姆站小点儿，但仍然比南宁站大且漂亮，而卡皮里姆波希当时只是个上千人的小镇！大家感叹：那里究竟是个什么地方，要让我们如此不惜血本去援助她！
就在这前后，我的一个表哥在北京外语学院斯瓦西里语专业毕业后到坦桑姆贝亚省境内的中国援坦项目姆巴拉利农场专家组工作。他的来信不仅提到那里的社会百态，提到尼雷尔的施政，还提到中国在坦南边境地区训练莫桑比克游击队等我闻所未闻之事。当时很相信“世界革命”理论的我，身在滇黔桂边区的大山里，对天下大事却充满兴趣，东非这片地方也留在了我的印象中。
星移斗转，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和东非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走入学术圈后，虽然关心的主要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但其他国家也始终是个参照系。
当年我研究农村改革时，关注过坦桑尼亚尼雷尔时代“乌贾马社会主义”和我国人民公社的异同，注意过中国解散人民公社和坦桑解散乌贾马村后的农村发展比较。也观察过东非两大斯瓦西里语国家——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独立后“姓资姓社”的不同选择及其差异。
1990年代初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变革时期，原来基础不同的东非各国也经历了政治转轨，但结果大相径庭：肯尼亚经历了两轮政党轮替，仍不能说已经走上正轨。坦桑则始终没有出现这种轮替。而卢旺达甚至经历了全球最惨烈的转轨失败——发生种族内战与大屠杀，但此后20年来也正是卢旺达，在国际社会帮助下却出现了凤凰涅槃般的奇迹。
对这“第三波”的种种经验教训感兴趣，也是我走向东非的一个动机。后来我研究南非的种族和解与民主化进程，也提到过卢旺达截然相反的对比——1994年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曼德拉和卡加梅处理种族问题的不同做法及其效果，也使我很感好奇。
我研究世界各地的城市化进程和贫民窟问题时，内罗毕的基贝拉也和南非的索维托一样，作为印度、拉美、东南亚的贫民窟比较，进入了我的视野
最后，在我读研究生的1970-1980年代之交，改革时期中国第一部《世界上古史纲》（林志纯、毛昭曦等前辈编写）对我形成不同于改革前的宏观历史图景影响甚大。
那时老一套的“中国猿人”认祖说已经受到强烈挑战，而分子遗传学基础上的智人“走出非洲”说还不成气候。经毛昭曦等先生介绍，这期间传统化石分析基础上坦桑的奥杜威峡谷、埃塞的奥莫河谷和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地区曾被认为是人类的摇篮，而李基夫妇的东非人类学研究那时就让我心仪不已。后来我又得知，路易斯. 李基先生不仅是古人类学大师，还在肯尼亚的宪政改革进程中起过大作用，这就更令人惊奇了，从远古到现实，他的关怀怎么能如此广阔？
通常人们提到非洲，尤其是古埃及与地中海南岸希腊-罗马-阿拉伯世界以外的“黑非洲”，总是说那里古代文明后进，近代西方殖民，当代贫穷落后。但在非洲东部的这片地方却有独特之处：在整个非洲乃至“亚非拉”的殖民化世界而言，这片地方受西方殖民统治最晚最浅也最不连续。我们知道西方对美洲、菲律宾、南非等地的殖民早在16世纪就进行、对东南亚、印度、西非等地的殖民也在19世纪中期前大致完成。而东非则不同，这里在很长时期是西方殖民的死角。
过去有人说非洲只有两个国家直到20世纪初都维持独立，一个是西非的利比里亚，一个是东非的埃塞俄比亚。但实际上利比里亚是美国黑人建立的移民（殖民）国家，“独立”与殖民是一回事，只有东非的埃塞，直到二战前意大利入侵时一直是独立的本土传统帝国。
除埃塞俄比亚外，英国对肯尼亚的经营晚至19世纪末，要比其在西非的活动晚两百多年。坦桑尼亚和卢旺达则是老殖民国家一直鞭长莫及，19世纪末才被新兴的德国侵入，但德国很快在一战中失败，这些地方在一战后转入英国（坦）和比利时（卢）之手。而英、比的殖民也仅维持了40多年，到1960年代初这些国家就独立了。
相比之下，倒是来自东方的“殖民”历史更久，时间更长。自古以来，阿拉伯、印度的传统帝国就向这里移民，在沿海建立起阿、印人对土著黑人的统治，并把影响渗透进内陆。时至19世纪中期，当非洲多数地区已成为西方殖民对象时，阿拉伯人的阿曼苏丹国却把首都也从阿拉伯半岛迁到今天坦桑境内的桑给巴尔。
这里一直盛行着不亚于西非的奴隶贸易，而且同样是黑人部落间互相掠奴买给沿海的非黑人奴隶贩子。但不同的是，西非奴隶被卖给欧洲白人并主要是往西转卖到美洲；而东非的奴隶则是卖给阿拉伯奴隶贩子，并向东方转卖到阿拉伯、波斯、印度以至中国。
在这里反倒是英国从19世纪初就倡导废除奴隶贸易，1822年英国与阿曼苏丹签订莫雷斯比条约，阻止阿曼对外输出奴隶。苏丹从东非大陆获得的黑奴此后只能用于桑给巴尔岛内。而英国传教士兼记者利文斯顿等人则对桑岛的奴隶制口诛笔伐，促成国际压力使奴隶制在桑岛也最终被废止。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阿拉伯、印度对东非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伊斯兰教的传入，尤其是在桑给巴尔、蒙巴萨等东非沿海地区的优势就不说了，就连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的民间通用语言斯瓦西里语，也是一种阿拉伯味很重的混合语言，甚至可以说是非洲式的“洋泾浜阿拉伯语”。
尽管如此，今天在这里可以明显感到英国人40年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阿拉伯人的千年。殖民者的强制当然是强加影响的杠杆，但阿拉伯人就不强制？英国人的强制力能比阿拉伯人严酷百倍？这是不是也有文明的落差和当地人民的选择在呢？此行的路上有许多的有关现象令人深思。
非洲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但相对而言，东非却是自古以来的中非桥梁——早在唐宋时代，印度洋上的奴隶贸易就曾把东非的黑奴（中国古籍中的“昆仑奴”）贩到了中国，正如把瓷器等物贩到东非。明初的郑和远航最远到过什么地方虽然有些争议，但麻林（马林迪）、慢八撒（蒙巴萨）等东非港口是三宝太监肯定到过的。
改革开放前，坦桑尼亚更是中国“援非”的头号样板。近年来中国大倡“中非合作”，尤其强调“一带一路”，东非华侨、华商、中资企业大增。过去的中非交往史能够为今天的“一带一路”提供什么前车之鉴？这也是我们进行比较观察的着眼点。
当然，近年来东非已经成为旅游的新热点。而吸引一般游客的主要还不是以上我说的那些，而是东非大裂谷地区独特的“动物世界”。通过各国媒体尤其是电视的广泛报道，坦桑的塞伦盖蒂、肯尼亚的马赛马拉这些老资格的景观早已名满天下，百万动物大迁徙的罕见奇观让人叹为观止。而卢旺达火山地区的大猩猩作为灵长类观察的世界一绝，近年来也越来越受关注。
我虽然是个人文社科学者，对大自然、对动物生灵们的好奇之心也是人皆有之。恰好最近我的朋友、经营东非旅游十多年的潘磊先生盛情相邀，就有了我们这2019端午前后的东非之行。
这次我们去的坦桑尼亚与肯尼亚毫无疑问是东非国家，卢旺达这个小国则虽然自然地理上属于东非大裂谷地区，人文地理上却一般归之于中非——法语非洲。
不过，这个内陆国家过去一直主要由东非出海，大屠杀以后的20多年里更是明显地“脱法入英”——向东非的几个英联邦国家（肯尼亚、坦桑尼亚与乌干达）靠拢，并且加入了“东非共同体”。所以，近年来国际上已经越来越把卢旺达看成东非国家，正如新近独立的南苏丹也从北非（独立前其所属的苏丹是阿拉伯国家）变成了东非国家一样。尽管从坦、肯进入这个小国，汽车从靠左变成了靠右行，时区从“东非时间”变成了“中非时间”，货币也从“先令”变成了“法郎”，但是它的国旗旁边经常与坦、肯等国一样飘扬着的“东非共同体旗”告诉你：你仍然是在东非的土地上。
从乞力马扎罗雪山到澄碧的基伍湖畔，从塞伦盖蒂的稀树草原到繁华的内罗毕街市，从丁香之岛桑给巴尔到千山之国卢旺达，东非大地上的人文变革、社会转型和壮丽自然都在向我们召唤，下面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东非的魅力，体会一下东非的启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