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普配”是否出格
“没有悬念的”2008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于3月2日如期举行，梅德韦杰夫一如事先舆论所料，顺利当选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第三任总统。而把他一手推上“宝座”的前总统普京，则成了他“手下”的总理。
沙俄与苏联时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帝制的沙俄就不必说了，苏联时期的历任“当家人”，或者是终身执政而老死任上，或者被宫廷政变赶下台，从来没有任期届满正常卸任的。而民主国家领导人正常卸任是通例，卸任后离开政界是常事，转而担任其他公职继续从政、乃至在法定间隔期(在禁止多次连任但不禁止再任的情况下即至少一个任期)后又再度出山的，也并不罕见。
例如美国历史上民主党人格罗夫·克利夫兰就曾二度出任总统，其间间隔了四年(一个总统任期)。在以色列、芬兰、英国、意大利、法国、希腊等地，政治家“梅开二度”乃至“多度”的情况更多。有的国家这种情况甚至几乎是惯例，如战后直至1990年芬兰的30任总理，只有8个人出任仅各一次(含连任)，其他22任则是9个政治家多次出山的结果。有的政治家从政生涯长，出山次数相当多，典型的如战前爱沙尼亚的佩茨，在1918-1938年间曾6度出任总理；希腊的卡拉曼利斯在1955-1995年间4度任总理、两度任总统；爱尔兰的瓦勒拉在1919-1973年间4度任总理，一度任总统；意大利的范范尼在1954-1987年间5度出任总理；土耳其的德米雷尔1965-1998年间也是4度任总理，一度任总统(以上均不计连任)。出任次数没那么多但做了总理又做总统的，还有更为知名的戴高乐、蓬皮杜、希拉克(法国)、科西嘉(意大利)、卡尔·雷纳(奥地利)、斯温胡武德、吉科宁、科依维斯托(芬兰)、伊诺努(土耳其)等。其中既有在总统制国家(如法国)从“不当家”的总理转为当家总统的，也有内阁制国家(如奥地利、意大利、芬兰等国)从当家总理转为虚位总统的。像普京这样从总统转为总理的例子则很罕见 (我所知只有土耳其的伊诺努是总统卸任多年后又第三次当总理的)，这可能是因为总统不管是否实际当家，礼仪地位都高于总理，从总统转为总理有“降格”之嫌吧。但在逻辑上，既然民主制下的政治家能上能下，当家总理转为虚位总统可以，当家总统转为虚位总理应该也没什么太出格。
因此普京如果仅仅是卸任后又当总理，并不算什么出格的事。只要他的每次当选都是在多党制下与反对派竞争的结果，而且不管当总统还是总理都依法行事，总统制下做总理就不要僭权，要做当家总理就必须修改宪法变成内阁制。但是，正是在这两点上，普京的做法令人有了“悬念”。这次大选的投票环节似乎还是规范的，人们的批评不算多，但此前对媒体的管控与对自由舆论的压制，过分动用政府资源单方面为梅德韦杰夫造势，及对卡西亚诺夫反对派总统候选人资格的否定审查，就都颇遭物议。人们批评普京时代“民主倒退”，这次选举也是个例子。不过正如笔者在去年12月杜马大选后指出的，民主“向右倒退”在叶利钦晚期已有端倪，普京虽更有发展，但还不能说是民主的取消。套用当年储安平先生的说法，民主在今天的俄罗斯是多少的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俄罗斯民主的前途，恐怕还要看以后的发展。而今后几年“梅普配”的运作情况则是关键。
苏联类型国家的“测不准定理”
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的俄罗斯可以说是“悬念”百出。
一般地讲，过去的极权时代俄罗斯乃至同类国家就具有别人看不懂的“悬念”传统。它的历史进程曾一次次让西方那些饱读诗书的 “斯拉夫学”、“俄罗斯学”和“苏维埃学”家大跌眼镜。而且这似乎还不是人们常讲的什么“文化隔阂”问题。因为在对苏联的“预测”问题上，历来强调俄罗斯文化特殊性的学者并没有显示出比相对地不那么重视这种特殊性的学者表现出更多的“准确率”。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即便就是俄罗斯人自己，在完全不存在所谓“文化隔阂”问题的情况下他们也没能对自己的国家与社会走向有更好的把握。
当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现象在赫鲁晓夫 “解冻”时代初见端倪，到1968年捷克事件后在全世界的抗议高潮中，在苏联加入赫尔辛基协议引起的期待中，持不同政见运动达到高峰。但1970年代以后这个运动便在镇压下走向萧条乃至近乎消失，持不同政见者或流亡或沉寂或忏悔，上千种地下刊物与 “萨米孜达特”(非法出版物)到了1980年代几乎都销声匿迹。然而谁想到嘴上纸上的 “不同”消除了，心中的“不同”却在即便是体制内的得意者中也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那样一个万马齐喑的“稳定”中，不管是苏联体制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有谁能预见这个体制会在1990年前后以那样的方式迅速垮台？
而1991年叶利钦解散苏共时，两千多万党员鸦雀无声，上百万 “吃党饭”的政工俯首贴耳，惟一起来抗议的只有被苏共开除了党籍、戈尔巴乔夫时代刚刚平反的“左派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那时包括同情苏共者在内，谁能想到仅仅几年后俄共就迅速崛起，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以至于1996年大选时“七大寡头”居然发表公开信要求叶利钦与俄共平分政权而不要再搞什么竞选了！
次年俄罗斯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经济跌入谷底，叶利钦“病夫治国”措置乖戾，国内形势几乎失控。而那时整个东欧转轨世界又处于一片 “左派复兴”的大背景下，当时包括最铁杆的“自由派”在内，又有谁想到几年后俄共会衰落得不成样子，而转轨危机最严重的俄国居然成为整个转轨世界几乎惟一没有出现左派“重新上台”的国家？而叶利钦在走马灯式地一连换了五个总理，似乎已是病急乱投医时，谁能想到他“突然发现”名不见经传的普京，以一个漂亮的谢幕姿态化险为夷？
就是这次梅德韦杰夫的 “接班”，仅仅在3个月前又有谁能想到？
不仅外国人和俄国一般百姓对克里姆林宫里的事缺少预见能力，克里姆林宫内那些朝夕相处的亲密同志们彼此间又有多少把握？在一个人人带着“面具”的社会，不到关键时刻谁敢说谁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历来人们往往从一个人的过去推断他的未来，可是在“铁幕”的传统中，这样的推断却屡试皆爽：几十年来，苏联东欧变革中起了关键作用的那些离经叛道者，当年都是以绝对僵化的正统姿态被挑选为接班人的。斯大林杀光了一切可疑分子而看中了赫鲁晓夫，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挑选的戈尔巴乔夫当时也从未显示出一点异端色彩。可是曾几何时……而苏联解体后揭密的档案更披露：当年斯大林刚死，第一个想打“解冻”牌的人居然还不是赫鲁晓夫，而是在斯大林手下杀人如麻的首席刽子手贝利亚！当年正是因为他有异动，赫鲁晓夫等人感到受威胁才设局干掉了他。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比贝利亚更正统，他转手就把这张牌夺到自己手里，打出去中了个大彩。
相反，在东欧发生变革时出于某种考虑而大开杀戒残酷镇压的人，却多不是什么“保守派”出身，而是曾经推动变革的改革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人。1956年在匈牙利“邀请”苏军屠杀同胞的卡达尔，本来曾是纳吉的亲密战友；1968年后在捷克为苏联人镇压“布拉格之春”的胡萨克，本来也是杜布切克的伙伴。两人此前都因某种异端表现挨过斯大林主义的迫害，与强硬派进行过斗争，匈、捷风潮起时也都曾是弄潮儿。但一旦 “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立马翻脸不认人。倒是两国原来的亲苏保守派，匈牙利的格罗、赫格居斯，捷克的英德拉、比拉克等，由于名声太臭而被苏联人放弃，在镇压中没起作用 (其中的赫格居斯因为手没沾血，并且为血所震惊，后来反而戏剧性地成了民主派)。
“钦定接班人”的风险
因此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民主固然谈不上，就是从统治者立场看，“钦定接班人”也几乎没有不失败的。列宁身后斯大林几乎杀光了他的亲密战友，斯大林身后贝利亚、赫鲁晓夫争着要把他挖出来“让历史审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更是还没下台就被自己一手培养的亲信逼宫篡位抢班夺权。而这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文化”问题，文化背景迥异的中国过去不也盛产 “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吗？也难怪很多独裁者最后都走向“家天下”。他们当年起事时也许还真是心怀公义，并非一开始就想私传子孙，实在是人心叵测，除了一家子谁都不可信哪。——其实就是一家子又怎样？这一点咱们中国人最有体会了：兄弟阋墙、骨肉相残、烛影斧声、喋血宫禁，史不绝书。父子、母子、甥舅、翁婿、祖孙都可以屠刀互举，难怪韩非会说：“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乃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而普京对前后起用过他的两位民主派领袖——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和总统叶利钦倒真是忠心耿耿，虽然施政方向变了，铁腕也在握了，但他对两位伯乐还都一直百般优礼。你可以正面讲他有人情味，够义气，也可以负面评价他只讲私恩不顾原则。但我看更重要的，还是初步民主变革后的政治下才能有这种人际关系——不是说民主制下的人性更善，而是这种政治比较公开，阴谋成分小，而且比较容易做到公私分离，政见即便相异，私交仍可融洽。而如今普京提携梅德韦杰夫，后者能同样对他忠心耿耿吗？如果1990年代的格局不复存在，普京恢复了苏联时期那种宫廷阴谋盛行、人人两面三刀的状态，从列宁直到戈尔巴乔夫都存在的“挑选接班人看走眼”的怪圈，普京就能跳得出去？
反过来讲，如果他真没看走眼，梅德韦杰夫的政见即便与他有异 (正如他与叶利钦有异一样)也能坦诚交流，不会对他搞阴谋，或者这差异本身就是配合着唱红白脸，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大分歧——但这显然与苏联传统的宫廷氛围是不同的。上面讲的两种设想都以梅、普有区别为前提。梅是个有独立见解的人，并非普的应声虫。而这并非猜测，它是梅德韦杰夫此前明确表示过的。这也是仅仅几个月前人们猜测普京接班人时一直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的原因。但是或许在后苏联时代的普京看来，即便采取不那么民主的“挑选接班人”方式，一个异在明处的坦诚诤友也比一个肚里不知想什么的“应声虫”要安全些。
梅德韦杰夫何许人
梅德韦杰夫这次大选获得了异乎寻常的高票，这当然首先是由于普京的撑腰、“政权党”的资源和 “民主倒退”背景下他拥有的官方优势。但是毕竟这是在民主并非“有无问题”的俄罗斯举行的一场有反对党参与竞争的选举。尽管竞争并不公平，然而梅德韦杰夫这次得票率赶上了上次大选时普京的得票率。而上次的竞争并非更加公平。并且上次选举时俄共与自民党都只推出了小角色参选，这次则是久加诺夫、日里诺夫斯基等党魁亲自出马，这种情况下，初出茅庐的梅德韦杰夫能取得不亚于上次已在第一任期内声望如日中天的普京的成绩，应该说实际的成功已经超过上次。这恐怕就不是普京撑腰所能完全解释的了——普京再给别人撑腰，总不会比普京自己出马的影响大吧！笔者认为，很可能一些反对普京的自由民主派选民也投了梅德韦杰夫的票。因为这次卡西亚诺夫被取消了参选资格，惟一的自由民主派候选人博格丹诺夫实在太弱，绝无当选希望，而久加诺夫和日里诺夫斯基又是自由民主派选民更不能接受的，这样自由民主派选民倾向于梅德韦杰夫就不难理解。同时他们也有理由认为梅德韦杰夫与普京还是有差异的——尽管两人思想肯定有很多重合之处。
事实上，梅德韦杰夫过去确实多次表现出这一点。众所周知，普京时代最著名的意识形态创新是所谓 “主权民主”。官方理论界把它解释为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可控民主”。但梅德韦杰夫对此不以为然，他指出：“作为一个律师，我认为民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法律结构，并不需要特别的说明词，它本来就是通用的术语”，“如果过分强调 (我国)民主的某种特征，将会产生危害，因为这将使我们失去方向。”他还明确否认“主权民主”是俄罗斯特色，认为任何真正的民主都是以国家主权为“支点”的，把这一点专门抽出来强调不仅是多余，而且有时甚至有害，它会混淆视听。显然，梅德韦杰夫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并不含糊，但他认同的民主就是那种普世价值和基本规则，而不是什么“俄罗斯特色”。
如果说对“主权民主”梅德韦杰夫还只是不以为然，那么对由“主权民主”发展出来的“主权经济”说，他的批评就更加明确。普京时代的这种理论对内强调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对外意味着对抗西方“经济霸权”。梅德韦杰夫对这两点都是否定的。他认为，如果“主权民主”就是民主加国家主权，那还可以接受。而“主权经济”是什么呢？如果是指国有经济，那么经济重新国有化是俄罗斯人所不希望的。如果认为“主权经济”就是指在国际上坚持“经济独立”，那么这种“独立经济”可能吗？梅德韦杰夫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不可能完全独立，都处于相互依赖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不仅难免，俄罗斯还追求这种经济相互依赖。例如欧洲就依赖俄国的天然气供应，相应地我们也依赖别人的什么，这应该是双赢的。
事实上梅德韦杰夫作为职能部门负责人时的确大力推进过他所说的这种“相互依赖”。例如他主持天然气公司时曾提出让外资入股的改革，尽管这项改革后来被叫停 (这显示他如果不是与普京本人，至少也与普京团队中的某些同事有不同看法)，但在2007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仍然提出了与外资在能源领域“交换公司股份”的主张，以及以俄罗斯“保证供应”换取西欧“保证购买”的双赢要求。以此为基础梅德韦杰夫形成了俄罗斯能源安全与国际合作的理论体系。尽管这种构想在实际交往中仍然要经过基于各国国家利益的讨价还价(例如西欧总是希望俄罗斯的“供应保证”更具约束力，尤其在价格方面，而自己的“购买保证”则尽可能灵活；而俄罗斯的希望则相反)，在这方面梅德韦杰夫并不是个容易对付的谈判对手。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尤其是俄国能源公司与西方跨国公司交叉持股的设想本身无疑十分开放，在西方很受欢迎。他在论坛上的这番“精彩演讲”也改变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态度，他们开始相信这种能源政策体现的是“俄罗斯的复兴”，而不是“苏联的复兴”。一些媒体甚至称他为“新戈尔巴乔夫”。
在国内，曾经主持国营托拉斯的梅德韦杰夫仍然主张推进经济自由化。他认为，在现阶段国家应该是一些大企业的所有者，但是他反对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国家参与经济应该以某些战略性部门为限，如国防、运输管道、核能、电网等。这些观点与他对“主权经济”论的批评，使他被认为倾向于经济自由主义。
在对待苏联解体的问题上，梅德韦杰夫与普京一样喜欢讲“两面”的话，即一方面指出人们为苏联解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肯定叶利钦时代转轨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与普京相比他强调后一方面更多些。他指出：1990年代是“复杂的10年，动荡的10年”；大多数人在这10年里经历了价值观体系的巨大变化，也经历了失望、痛苦和贫穷。但是如果只用一种颜色来描述这一进程将是愚蠢的。没有1990年代的动荡，就没有最近五六年来的稳定。从这种意义上说，1990年代是最近几年发展基础的一部分。把1990年代看作“丧失潜力的年代”也是不正确的。1990年代俄罗斯人作出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决定，虽然当时的这些设想未能实现，那是因为当时的条件还不能够使俄罗斯发挥出国家的潜力。但是1990年代最重要的成果是避免了国家的分裂。俄罗斯曾经面临重演苏联解体命运的边缘，但它仍维持住了国家的统一。梅德韦杰夫强调俄罗斯是一个 “年轻的民主国家”，建国只有15年，不应该害怕错误，可怕的是不能改正错误。总的来讲，梅德韦杰夫对1990年代的评价比普京、尤其是比普京第二任期内的一些说法要更为积极。
梅普如何相配
这些话都是在梅德韦杰夫还不知道普京要交班给他时讲的。进入竞选阶段后，他自然是频频地讲了许多与普京保持一致的话。但是他的独特见解仍然不时会冒出来。例如他在与选民见面时，回答一位选民提问说：“我们不一定要实行两党制。”这话被我国的一些传媒解读为他拒绝“西方式的”两党制。其实只要联系俄国现实就会知道恰恰相反。早在1996年大选时，叶利钦就提出由统治者人为扶植“中左”、“中右”两党来唱红白脸，以排挤“极左”、“极右”势力的设想。普京把这种 “人造两党制”设想付诸实施，让“统一俄罗斯”与“公正俄罗斯”两个“政权党”扮演“官方右派”与“官方左派”角色。到2007年杜马选举时这“两党”已经分别成为杜马中的第一、第二大党，而其他反对党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应该说，叶利钦的设想在当时俄罗斯转轨危机严重、社会不稳定、各种极端思想大行其道的情况下确实有其合理性，“人造两党”与真正民主的距离也至少不比公开化的 “党内两派”与民主的距离更大，更比一党黑箱中的派系斗争要透明和有公共性：在公众面前光明正大地斗争，哪怕本来不过是向皇上“争宠”，皇上的宠爱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不顾及公众的反应，总比宫廷中关起门来勾心斗角强得多。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官方化的“两党”并不是真正议会民主体制下的政党。而在转轨期危机已经渡过的今天，它体现的“民主倒退”显然有负面作用。梅德韦杰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普京大力提倡的这种“两党制”表示怀疑。他指出 “美国的两党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并不是人为扶植的。而俄罗斯已经有了自然发展的多党制：“俄罗斯目前实际上有5至6个政党，这些政党有着自己的切身利益，这很好。”因此梅德韦杰夫说：“生活会让一切各归其位。重要的是存在行之有效的政党，重要的是政党领导人有魄力。”当然，作为“四党联合推荐”(其中主要的就是上述 “官方两党”)的候选人，梅德韦杰夫也没忘记在这个场合给“统一俄罗斯”党做宣传，说：“这是一个强大的政党，是一个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的政党。它有着清晰明确的内部体制和思想体系。”但是显然，他并不打算让“官方两党”之外的反对党边缘化。
人们无法判断梅德韦杰夫这些话与普京思想的差异程度如何——正如人们无法把握普京的内心深处究竟想什么。就像对普京的前辈贝利亚一样，人们对克格勃中混过多年的人的人格复杂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但事实是在梅德韦杰夫讲了上面那些话后普京仍然 “出人意料”地看中了他，而被看中后他又讲了上述最后那番话。也许普京相信“同乡校友兼伯乐”的深厚感情能化解差异，也许普京认为今后有他当总理，这总统不敢造次，也许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其实内心想的差不多，梅德韦杰夫的“开明”不过是做戏，或者反过来，像有些人所说，普京卸任前那些强硬姿态是为了 “漫天要价”以便让继任者可以“就地还钱”。但可以肯定，投梅德韦杰夫票的人中必然有冲着这些话来的人。而他们会不会失望，就是今后的又一个“悬念”了。
梅德韦杰夫会不会甘当一个傀儡总统呢？他在选举前已经委婉地回答：他和普京是亲密的“同志”，但在总统与总理的权限划分上他们会遵循宪法的规定——也就是说按总统当家、总理办事的总统制规则办。尽管这里仍有“悬念”，但正如一位分析家所说：梅德韦杰夫不像前苏联时期加里宁、波德戈尔内这些老年的挂名元首，他年富力强，血气方刚，从政已17年，形成了自己的理念，任人摆布的可能性不大。当然，普京应该了解这一点。
普京时代前后的连续性问题
而“梅普配”未来的作为，则是个超级“悬念”。它不仅事关梅、普二人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事关整个俄罗斯转轨的历史地位。
在这里首先要指出：我们这里流行的“叶利钦是搞垮苏联的罪人，普京是拯救俄罗斯的英雄”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搞垮苏联”如果是指联盟国家解体，那本身就是“列宁式联邦制”在转轨中难免的命运。这种“联邦制”一方面在法律形式上“自由”得出奇：各成员拥有自由退出的合法权利，甚至可以单独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成立时乌克兰、白俄罗斯就是成员国，苏联说他们就是“独立”的，这当然是为了独拿3票，但在法理上无疑埋下了弄假成真的伏笔)，君不见前苏联国歌就高唱：“伟大俄罗斯缔联盟，独立共和国自由结合成”。但是这些“独立共和国”都是一党专政，执政党是苏共的分支，而苏共党内则高度集权。谁有分异之念，马上在党内就被清除，根本提不到台面上。可见“独立共和国”不能弄假成真根本就是靠党内集权来维系的。一旦党的体制有变(哪怕与自由民主无关，只要一些不管持什么“主义”的宗派能够浮出水面)，“自由退出权”弄假成真就几乎不可避免。因此转轨国家中三个“列宁式联邦”(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无一例外都解体了。区别只是有的好说好散，有的反目成仇。南斯拉夫解体不能怪米洛舍维奇，但解体得血流成河他当然难辞其咎。捷克与斯洛伐克分家更不能怪哈维尔，而能够好说好散则他功不可没。苏联解体的代价比捷克斯洛伐克沉重，但比南斯拉夫轻得多，叶利钦不能无咎 (他最后拆戈尔巴乔夫的台显然加速了联盟解体，而且没有缓冲期的突然解体也加重了代价)，但谈不上有罪。
这里要强调的是：有人说民主化一定会导致多民族国家分裂，因此多民族国家不能民主化，这根本站不住脚。转轨国家中另外两个多民族国家——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就维持了统一，尽管两国传统上国内民族矛盾并不更小 (至少比捷克斯洛伐克大)，而罗马尼亚的剧变甚至就是从匈牙利族人抗争开始的。但是，这两国在转轨前都没有搞联邦制，尤其没有搞“列宁式联邦”，没有党内集权一变、“自由退出权”就弄假成真的问题，民族矛盾可以转换成国内的人权问题，通过民主自治来解决。所以民主固然是个好东西，联邦制可能也是好东西，但民主化后国家凝聚力增加了或者可以再考虑联邦；如果反过来，先联邦后民主，尤其是先有“列宁式联邦”，那的确是一民主就可能要散伙了。
而叶利钦的“罪人”如果是指转轨期危机的严重，那么一方面应该说这种危机在所有转轨国家都发生了，并非只有叶利钦的国家，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俄罗斯的转轨期危机比多数东欧国家更严重，叶利钦的一些措置失当的确与此有关(参见金雁：《千秋功罪叶利钦》，经济观察报，2007年4月30日)。但是，早有研究者指出俄罗斯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只有一小部分是体制转轨的 “阵痛”，大部分其实是联盟国家解体、尤其是“双重经济空间解体”(苏联解体加上经互会解体)造成的，其性质可与沙俄、满清、奥斯曼土耳其等专制帝国崩溃后果相比，与其说是“转轨阵痛”不如说是“帝国后遗症”。而如前所述，“列宁式联邦”的解体其实难免，只怪叶利钦(以及戈尔巴乔夫)是说不通的。而叶利钦时代的“帝国后遗症”虽然严重，比起上述几国还是轻多了。梅德韦杰夫与普京都认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能避免大乱就是一大成就，的确有道理。
而普京，且不说他本身就是叶利钦这个“伯乐”发现的，“千里马”如果有功，伯乐岂能没份？至于说普京 “拯救俄罗斯”，如果是指俄联邦没有步苏联后尘而解体，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俄联邦不同于苏联那种“列宁式联邦”、并非“独立共和国自由结合成”决定的，普京维护俄罗斯统一的确有贡献，但作为苏联解体进程的延续，独联体日趋离心、消亡的趋势在普京时代却更加明显，他怎么就扭转不了？就连叶利钦时代下功夫建立的俄白联盟，到了普京时代不也越来越失败了吗？
如果说普京的“拯救”是指经济止跌回升，那么这个“拐点”在1996年下半年本已初现，1997年虽因全球性金融危机被中断，但到1998年下半年又恢复，1999年升势已经明显。普京接班后当然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复兴。但更重要的是他很幸运：他既搭上了转轨国家普遍经历的止跌回升顺风车，又正好碰上国际市场油价一路攀升，而1997年大危机后卢布贬值推动出口的效应也显示出来。普京对俄罗斯近年来“经济起飞”的贡献主要是他在政治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环境——这的确很重要，但如前所述，这并不能仅归功于他。而在经济上他并不是专家。他的第一任期内主持经济工作的总理卡西亚诺夫是个明确的自由派，现已成为他的反对派。而第二任期内的库德林、梅德韦杰夫等经济重臣也属于普京团队内的自由化分子。因此尽管普京的确干得很出色，但把普京时代的经济起飞说成是“普京大帝”的创造，是“国家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胜利”，未免不着边际。
必须指出：我们这里的一些媒体有意无意把普京时代的两个现象——即“经济繁荣”与“民主倒退”联系起来，似乎俄罗斯经济的好转就是因为赶走了“民主妖魔”的结果，这完全没有根据。且不说俄罗斯经济止跌回升的“拐点”在普京接班前已经出现，普京时代一大批民主政治日益巩固的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的业绩也不亚于俄罗斯——如果考虑到俄罗斯经济业绩对“石油红利”的依赖，应该说那些东欧国家的经济业绩比俄罗斯更出色。只不过一些媒体热衷于报道“民主转轨时的经济滑坡”和“民主倒退下的经济增长”，因而对他们通常是“报忧不报喜”而已。以同属于前苏联的波罗的海诸国为例，新千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势头很猛，2001-2003年间，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与立陶宛的GDP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7.2%、8.6%、7.9%，而2004-2006年间更加速到 10.4%、10.0%、7.5%，明显高于同期“普京的俄罗斯”。新加入欧盟的8个原东欧国家，2001年人均GDP仅为 “老欧洲”(原先的欧盟15国)的46.2%，2006年已经达到54.4%，明显超过了入盟时预期的 “每年以一个百分点追赶老欧洲”。所以，说民主化必定促进经济增长固然不能成立，说民主化必定妨碍经济增长更是毫无道理。而对于已经渡过转轨阵痛期的国家来说，民主巩固的国家经济业绩一般都比仍在摇摆乃至“倒退”的要好。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