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海花丛看民意

我们一走进米罗戈伊公墓，就为这里的气氛而惊讶：到处是烛灯和鲜花，前来悼念的人流络绎不绝。仔细一想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天刚好是天主教国家的万灵节（11月2日），就是类似我们中国人祭拜逝者和先人的寒食（清明）节那样的节日。传统上这一天人们都会湧到各个墓地或其他逝者纪念场所，点燃蜡烛（现在一般都用带避风罩的各色小烛灯代替），摆放鲜花，寄托怀念和感思之情。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此时来到萨格勒布只是因为它是行程安排的最后一站，来到萨市首先来看米罗戈伊也是为了了解历史，并没有想到那天是万灵节。现在既然赶上了，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这个公墓里各种宗教、民族、政治派别的名人林林总总，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如何呢？

当然这首先要看人们是不是自发的。剧变后20多年来随着体制变化，官方组织民众参加政治性纪念和祭祀活动的现象基本没有了。成年人基本都是自己前来，或三五同好相约。孩子们倒是除了跟着家长，就是一群群由老师带领来的，但是从人数看每群就是一个班以内，一个老师带着，没有可以看成学校组织的大群，显然学校也并没有统一规定老师必须这样做。萨格勒布这个地方本身就很少见到我们国内常见的大型旅游团打着旗子一大群人涌出大巴鱼贯而入的场景，这个公墓也并不是旅游热点，所以也见不到组团游客（通常这些人也不会搞点灯献花之类活动）。

因此，这里的扫墓、怀念活动基本都是自发的。看看人流、烛灯和鲜花的分布，就可以知道不同的人如今对民众的影响和感召力如何，这其实可以说是个直观而不计量的“民意测验”。

一进门首先看到的就是前南解体后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首任总统、领导克罗地亚人打赢了“独立战争”（外国人通常的说法）或“卫国战争”（克罗地亚官方如今的说法）的弗兰尼奥·图季曼之墓。

留心前南历史和时事的人都知道，图季曼本是“老革命”，早在战前他作为一个18岁的中学生就因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日示威而被捕。德国入侵后，他于1942年初参加南共游击队，久历戎行，积功至1959年38岁时晋升少将，当时是南共军队最年轻的将军，并且是主要由塞族人-黑山人组成的南军将领群中罕见的克族人。他的父亲老图季曼是拉迪奇的追随者，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地方领导人，曾带小图季曼见过该党党魁马切克。

战时农民党分化，老图季曼成为南共领导的统一战线——克罗地亚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家乡地方组织创始人，一个儿子（弗兰尼奥的小弟）作为南共游击队员于1943年牺牲，老图季曼自己与另一个儿子（弗兰尼奥的大弟）被乌斯塔沙逮捕，加上出息成了南共将军的小图季曼，这个家庭也算够革命的了。

但就是这么个“亲共”的父亲，却于南共掌权之初的1946年与妻子（图季曼继母）双双“自杀”——后来成为图季曼死对头的米洛舍维奇之父也是类似结局，许多这类悲剧至今真相难明。

图季曼作为南共干部时，说父亲死于乌斯塔沙残余恐怖组织之手，后来又说是死于南共秘密警察之手。笔者觉得1946年难以想象乌斯塔沙还能搞暗杀，铁托当局搞这事的可能性显然更大。老图季曼作为农民党人，战时是南共的统战盟友，战后铁托容不下他是完全可能的。但只是暗杀而没有把他打成“敌人”，也使图季曼得以继续成为南共军官而未遭株连。

1960年代，图季曼退役后转入萨格勒布大学，创建了克罗地亚工人运动史研究所，很快就因“异端”的史学观点受到官方批判，被开除出党，并于1967年45岁时被“退休”。1970年代他又因“克罗地亚之春”民族主义运动被判刑，据说铁托亲自干预为他减刑。于是从他父亲到他本人，两代人绕了个大圈，图季曼又回到了他父亲的导师拉迪奇的原点，成为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前南解体前铁托体制下最后一次大选，他领导的反对党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击败克罗地亚共盟，他成为联邦内“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统，也是剧变后克罗地亚首任总统。他领导克罗地亚宣布独立、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成为今天克罗地亚的“国父”。同时因他的战时强硬政策、民族主义立场和对克罗地亚历史上“站错队”时期的一些评论，不仅在本国而且在西方，都成为有争议的人物。

1999年图季曼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去世。他葬于米罗戈伊，就位于形似公墓“城门”的基督王大教堂前，墓阶下就是丁字路口：顺墓沿是南北向沿墙通道，面冲着东西走向的墓区中央大道，位置非常醒目和突出。这个位置原来是教堂前一块小空地，共产党时期领导人是无神论者，没选择在教堂前安息，他们的“人民英雄”墓区设在公墓的北部新区。于是这个位置在1999年图季曼去世后正好就留给他了。

图墓本身规模不小但也不是最大，墓由纯黑花岗岩石板砌成斜面方形，正面刻有“弗兰尼奥·图季曼博士，1922-1999，克罗地亚共和国首任总统”，墓后边刻有他的一段话：“永远为克罗地亚、我们唯一和永恒的克罗地亚奉献一切。”此外再无任何装饰、文字与雕刻。墓位显赫而墓体朴素，是我对图墓的基本印象。

万灵节这天，图墓显然是整个公墓人流、烛灯和鲜花的聚集中心。墓前有许多鲜花和花圈，烛灯则从墓前到墓阶下的丁字路口摆成了一片，除了给南北大道留出一条人行通道外，沿东西向中央大道和南北向沿墙大道都延伸很远，形成烛灯万盏的“海洋”，蔚为壮观。不时还有人把烛灯摆到墓阶上，旁边有管理人员会把它移放到路边。

金雁过去在华沙见识过万灵节万灯如海的场面，那是悼念二战和卡廷森林屠杀等历史事件，以纪念碑而不是以一个人的墓地为中心的。说实话，我对这种场面有点警觉。

但是一想，由于图墓位在公墓正门、主教堂前和全墓区中心，这些烛灯究竟是献给图季曼本人的，还是献给整个公墓所有逝者和国殇者的，还不太好分辨。欧洲其他公墓万灵节也有无特定对象、只是一般地对先贤先烈先人致敬怀念的人，把烛灯摆在墓区主教堂前也是他们的习俗。我不知道这里是否也是如此。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无论人们的心意是献给图季曼还是献给所有先烈先贤，都是出于自发，并无当局安排的痕迹。

我们在图墓前留连一时，观察到这里虽人流络绎，但除不时最多十来个孩子由老师带来外，并无大队集体来者。显然都是自发的人群。图墓也不设警卫（不知有没有便衣，但显示威仪的警察是没有的），来人可以径直走上墓阶来到花圈后墓面近前，给别人介绍着什么。有人说上几句就退到花圈前敬礼致意，也有人就一直在那里议论，还有不少人掏出手机自拍存照。总的来看怀念、看望图季曼的人确实很多，但谈不上“参拜”，这里没有“汉官威仪”，也没有什么人会对他敬若神明。

图季曼在位时作为战争统帅，确实有强人政治的色彩，张口闭口国家、民族，在欧洲颇招议论，关于他独断专行不喜欢反对意见、口无遮拦触犯“政治正确”这类的报道也时有所见。欧洲舆论，尤其是“欧左”舆论普遍认为他是个民族主义倾向明显的“右派”总统。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图季曼1999年去世后，他的政党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HDZ）就于次年选举失败在野，此后18年间的大部分时候，在克罗地亚执政的是图季曼时代的反对党，或者说是“欧左”类型政党。而且图季曼去世的次年克罗地亚就修改宪法，由半总统制改为议会共和制，战争时期权力相对集中的状态已经完全消除。

所以，无论图季曼当年多么强势，如今对他都已经不可能有政治意义上的“个人崇拜”——某些名人普遍受到好评并不奇怪，也未必构成“崇拜”。我对个人崇拜的定义是：社会不允许对其“差评”的自由表达。显然，如今这里绝非如此。当然这里“图粉”非常多，那也就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高低问题了。在这方面，应该说作为“国父”，图季曼确实在克罗地亚人中有比较好的口碑，万灵节时他墓前的灯海和人流足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批评他的言论即便在克国国内也不少，作为历史人物他的声望也并非无可匹敌。

三处有争议的纪念碑

那么其他的人呢？在拱廊内的拉迪奇等农民党名人墓区、伊利里亚运动诸贤墓区和南共人民英雄墓区，人流鲜花灯海也有，但依次减少。而仅次于图季曼墓前的灯海则出现在墓区东西大道上，尤其在中央路口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旁，那里有座纪念伊利里亚运动受挫的“七月遇难者纪念碑”，碑前灯海也是蔚为大观。

我想，这或许可以反映今天的克罗地亚人对这一运动当时所倡导的温和民族主义（主张发展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但并不强求脱离奥匈，追求斯拉夫人联合，而不是塞克相争）传统的接受吧。

而最耐人寻味的，是人们对墓区东边那几处与历史上“站错队”有关的纪念设施的态度。

这几处设施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克罗地亚士兵纪念碑”、“（克罗地亚独立国）祖国卫队死亡士兵纪念碑”和“布莱堡被遣返遇难者纪念碑”。这几座纪念碑都是前南解体、克罗地亚独立后，为“站错队”状态下死去的普通克罗地亚人而立的。剧变前不可能有这样的碑，剧变后对这些设施也有争议。

其中一战时期阵亡的克罗地亚人是站在奥匈帝国方面参加对协约国作战，对手就是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后来成为南共领袖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当时就作为奥匈军队的士兵攻打过塞尔维亚人。按南共时期的历史观，这次大战属于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说处于相对弱势的塞尔维亚对抗奥匈还可以说是具有“局部正义”，参加奥匈军队攻打塞尔维亚的克罗地亚人就连这也不好说了。所以按南共时期的观念是不该给他们立碑的。

然而，奥匈“帝国主义”毕竟还不是法西斯、纳粹，纪念它的阵亡士兵如果有点“政治不正确”的话，那不正确的程度应该说是相对最小的。而二战中的“克罗地亚独立国”是站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一边，政治不正确的程度就要大得多。按照我的想法，一战纪念碑前纪念的氛围应该相对更浓。后两座纪念碑引发的争议更大，应该去纪念的人更少才对。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一战阵亡克罗地亚士兵纪念碑”前的烛灯并不多，在“祖国卫队死亡士兵纪念碑”前的烛灯也确实很少，但在“布莱堡被遣返遇难者纪念碑”前点灯献花的，却异乎寻常地多，碑前专门摆放祭品的园坛早已放满，烛灯从圆坛四周铺了好大一片，碑前还有专人把燃尽的烛灯收走，否则恐怕会溢到路边了。这些烛灯阵虽然远不及图季曼墓和农民党领袖墓、七月纪念碑这类地方那么壮观，但在“敏感地点”无疑是最可观的了。这些放灯人难道同情法西斯吗？那他们为何又不去近在咫尺的“祖国卫队死亡士兵”那里怀念呢？

关于“布莱堡大屠杀”的争论

后来我明白了，原来“布莱堡被遣返者遇难”其实是一次大规模杀俘事件，遇难者与可能死于战场的“祖国卫队死亡士兵”性质不同。

1945年5月“克罗地亚独立国“崩溃，其所属军人、文官和平民连同南斯拉夫境内其他不愿接受苏联秩序的人多达十余万人逃奔奥地利边境的布莱堡，向占领该地的英军投降。但英国根据与苏联的协议拒绝接受，于5月15日把他们分批交给了铁托军队。铁托军队当即对他们实行大批处决。英国人获知后，于5月31日停止遣返。

此前15-30日间被遣返的人遭到厄运并非秘密，但人数与厄运详情则无法细考。后来在斯洛文尼亚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地区发现了上百个乱葬坑，仅其中的Tezno坑就发现一条长达740米的防坦克壕填满遗骸，据估计埋了1.5万受害者。但遣返遇难的总数已难以考证，在承认发生过大屠杀的史家中有5万到25万间的各种说法，常被引证的说法为“至少7-8万人”。[1]

而2008年斯洛文尼亚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国时，曾以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名义召集公共听证会，汇集各国学者成果的听证会文集关于布莱堡杀俘事件的说法是：死者包括斯洛文尼亚人1.45万和克罗地亚人6.5-10万，即总共8-11万人。其中克罗地亚人“主要是正规军而不是乌斯塔沙民兵，也有平民。”[2]

布莱堡被遣返者事件在冷战时期就一直有长期争论。前南时期官方也承认那一带发生了杀戮，但他们认为首先那些人是军人，其次他们拒绝向铁托军队投降，因此消灭他们属于战争的继续，是二战中“最后的包围战”。而反驳者则称：首先遇难者并非都是军人，也有许多平民乃至妇孺。更重要的是，他们虽然一度拒绝向铁托投降，但他们向盟军投降而被遣返时并未抵抗，且其中的军人也已经被缴械，实际就是战俘。因此未经审判就大规模处决他们就是屠杀。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只涉及南斯拉夫，索尔仁尼琴当年就曾在其著作中谴责过西方盟军把向其投降的东欧人交给苏联惩处的事。当时苏联对俘虏和敌方平民比西方盟国要残酷得多是众所周知的，所以面临覆灭的敌方军民大都尽可能当西方而非苏联的俘虏。耐人寻味的是，当时中国国共双方对日俘日侨的政策都更像西方，而不像苏联。

冷战后这个问题仍然引起争论，主要是在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为一方、塞尔维亚为一方的主流舆论之间。在图季曼与米洛舍维奇之后，双方的民主转型都已基本稳定，对二战时期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即乌斯塔沙与切特尼克，总体上也没有翻案之意。但是基于传统的民族矛盾，双方在“罪恶的权重”问题上仍然争议很大，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倾向于指责对方夸大乌斯塔沙的屠杀（例如在对臭名昭著的乌斯塔沙集中营死亡人数的估计上）而缩小切特尼克与铁托政权对斯、克两族人的屠杀。塞尔维亚则相反，指责对方缩小乌斯塔沙的屠杀，而夸大斯、克两族人的被屠杀（特别在布莱堡问题上）。对于铁托，塞尔维亚人今天更多地是指责他作为克罗地亚人镇压塞尔维亚切特尼克的过分残酷和严重扩大化，但并不认为他对本族克罗地亚人除了一般的“专政”外还有什么特别的民族迫害。在塞尔维亚人看来，乌斯塔沙十恶不赦，无论怎样惩罚都是应该的。而克罗地亚人则相反，很少提到铁托镇压切特尼克，似乎他只是在大杀乌斯塔沙以及克罗地亚人。

“克罗地亚人倾向乌斯塔沙，塞尔维亚人怀念铁托”吗？

当然，以上说的是主流舆论。在今天民主社会的多元化思想中，肯定铁托体制的“极左派”和为切特尼克、乌斯塔沙翻案的“极右派”作为非主流，无论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还是斯洛文尼亚都仍然存在，而且也不能保证未来假如“欧洲危机”严重化和民主体制出现紊乱（如1930年代欧洲许多国家曾经的那样）时，这些倾向不会发展。

不过如今在我们这远隔万里的旁观方、本来对人家的双方争论应无偏见。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里却盛行一种奇怪的认识：似乎克罗地亚人的乌斯塔沙倾向已经非常严重，而塞尔维亚人则特别怀念铁托！

尤其在今年世界杯足球赛上克罗地亚“格子军团”爆冷大热、“美女总统”亲民获赞一时成为热点新闻后，我们的网上一方面是赞美克罗地亚人的团结奋斗和“爱国”、称道克罗地亚女总统的清廉之举，说她请假自费坐经济舱，不带任何亲朋随从，独自去俄罗斯观赛、而且绝大部分时间与普通球迷一起购票坐在普通观众席与民同乐，等等。

但另一方面，网上有针对性地发表若干大文。先是大报“克罗地亚足球主帅严厉抨击本国政府腐败、人民贫穷”。一天后真相大白：原来该文根本与足球队无关，系一极右反对派人士伪托足球人杜撰的文章。然而真相澄清后，又有人说虽然此文是假托，但克罗地亚足球队的“爱国”确实是可恶的乌斯塔沙倾向，包括女总统在内的克罗地亚当局似乎也被乌斯塔沙倾向所控制，并且在鼓励这种倾向（这与刚被渲染的那位确有乌斯塔沙倾向的伪托者大骂政府和克国现实，难道不矛盾吗？），而塞尔维亚似乎就没有类似的问题。

现在一些因足球而发的文章也提到历史，说纪念布莱堡屠杀的克罗地亚人都是乌斯塔沙分子，还言之凿凿地指一处纪念布莱堡屠杀的碑上有“乌斯塔沙徽章”。

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离事实太远。首先应该说，今天的克罗地亚确有乌斯塔沙同情者，正如塞尔维亚有切特尼克同情者，而且两国也都有铁托的怀念者。但乌斯塔沙在今天的克罗地亚比切特尼克在今天的塞尔维亚更得势吗？塞尔维亚人比克罗地亚人更怀念铁托吗？答案都是恰恰相反！

应该说，在前南解体后塞克两族发生血腥内战的时期，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确都有发展，而双方的领导人对此都有默许这种极端情绪以免挫伤本族“爱国”士气、乃至纵容并希图借助这种情绪提高己方士气的倾向。在和平到来后，人们进行了反思，塞克两国恢复正常关系，加之两国均出现了政党轮替，乌斯塔沙倾向在克罗地亚、切特尼克倾向在塞尔维亚都在逐渐衰落，但并未消失，而且随着欧盟分裂和难民危机等因素的影响还有反复的可能。

但两相比较，毫无疑问的是：切特尼克倾向在米洛舍维奇时代的发展远甚于乌斯塔沙倾向在图季曼时代的发展，而且在后米洛舍维奇时代，切特尼克倾向在塞尔维亚的残留也甚于乌斯塔沙倾向在后图季曼时代的残留。

克塞两族极端民族主义之比较

在内战的危急时期，图季曼的确讲过“克罗地亚独立国”“不仅仅是傀儡与法西斯犯罪，也体现了克罗地亚人自主的希望”。尽管他的前半句已经讲了独立国是“傀儡与法西斯犯罪”，但人们引的往往是后半句。当时他还宣布铁托时代被指为乌斯塔沙的海外克罗地亚人后裔可以安全归来，尽管他说的是克罗地亚人要“和解”，但有人理解为要给这些移民的先人“脱罪”。这些话都招致了严重的争议。

的确，内战初期曾有极右翼克罗地亚民兵HOS打出含乌斯塔沙元素的标志作恶多端，后方城市中也有乌斯塔沙同情者的声音。但是，包括图季曼在内，历届克罗地亚执政党派从未有人正面肯定乌斯塔沙，公然为其翻案，更不用说以乌斯塔沙的继承者自居。

HOS几个月后即被克政府取缔，其首领帕拉季奇被暗杀（一般认为就是克政府干的）。当时在在野阵营中，“亲乌斯塔沙”的言论是有的，但像塞尔维亚的“新切特尼克运动”打出切特尼克旗号那样，公然打出乌斯塔沙招牌宣称是其后继者的政党，在克罗地亚即便图季曼时代也从未有过。

极右的“克罗地亚权利党”确实有乌斯塔沙色彩，但它也只敢认19世纪的权利党（当时的激进民族主义派别，其极端成员与几十年后的乌斯塔沙有渊源关系）而不敢认乌斯塔沙为祖。

即便在图季曼时代，克罗地亚街上与建筑物上也不允许正式出现乌斯塔沙象征（红白格克族图标加上纽丝菱形框内的U字），连部分元素（如无框的U字或无字的菱形）也未见报道，媒体仅提到某些乌斯塔沙同情者随手画的U字涂鸦——而我国网文中指为布莱堡纪念碑上所谓的乌斯塔沙标记连这些元素也没有，纯属作者附会乱报。至于在街头公然树立乌斯塔沙领袖帕维利奇的塑像或纪念碑更是不可想象，至少笔者从未见过这种报道。

但在米洛舍维奇治下的塞尔维亚，完全的切特尼克永久性标记曾经随处可见，被铁托处死的切特尼克首领米哈伊洛维奇，被很多人公开称颂为英雄，其塑像和纪念碑不仅屡见报道，笔者此次前南之行中就曾亲眼见到过（见此前的“伊万尼察纪行”）。米洛舍维奇本人对切特尼克也讲过与图季曼对乌斯塔沙态度类似的含糊之语，他没有讲的更露骨只是因为他领导的党仍是塞共盟的“后继党”，其中不少老人仍然保有对切特尼克的敌对。但是，他对“友党”塞尔维亚新切特尼克运动（后改称塞尔维亚激进党，但仍保持“新切特尼克运动”的副称）的支持，几乎是毫不掩饰。他不仅与该党联合组阁，请该党党魁、公开以切特尼克领袖和米哈伊洛维奇继承人自命、并发起过平毁铁托墓运动的舍舍利当副总理，而且在被前南国际刑庭逮捕后，还公然要求自己的党保持与舍舍利的党结盟参选总统，甚至下令本党不要提出人选，而要奉舍舍利为唯一候选人。

显然，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切特尼克色彩要远远浓于图季曼的乌斯塔沙色彩。

在后图季曼的克罗地亚与后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切特尼克与乌斯塔沙的影响均明显下降。但相对而言，由于米洛舍维奇垮台后他的社会党失势最严重，而激进党的失势相对反而较轻，甚至还能借社会党失势后更趋上升的反铁托声浪为切特尼克作掩饰（铁托是切特尼克众所周知的死敌），所以切特尼克影响的损失相对比较有限，甚至米洛舍维奇倒台后，塞尔维亚还有新建米哈伊洛维奇塑像的事。

在克罗地亚，同情乌斯塔沙的极右翼权利党在图季曼时代的议会中也只有区区4-5个席位，而且从未被执政联盟接纳，后图季曼时代影响更小，已经完全进不了议会门槛。而塞尔维亚的新切特尼克运动-激进党在米洛舍维奇时期曾经是议会第二大党，与米氏联合执政，该党占有的议席最高曾达28%。后来虽然衰落，但至今仍占有8%的议席，仍是议会第三大党——当然如今的激进党人已经远不像舍舍利时期那么极端了。

而在克罗地亚，继图季曼之后任总统长达十年的梅西奇是前共产党人、前南联邦末任总统、图季曼的反对党。他曾力图维系已经摇摇欲坠弱化为邦联的南联邦以避免内战，虽然因塞克双方均不合作而失败，回到克罗地亚后在内战中他也基本支持克方抗塞，但是，他反对克罗地亚介入波黑，其民族主义要比图季曼明显温和。

从历史渊源看，图季曼与米洛舍维奇两人之父均非南共，均死于南共掌权之初。米父因不满铁托而自杀，被认为有切特尼克倾向。而图父如前所述，曾为南共盟友，后来究竟是否为乌斯塔沙所杀，实情至今难考。而梅西奇父亲1941年就是南共，当年全家都是乌斯塔沙的死敌。他可以接受民主，但不可能同情乌斯塔沙。尽管在民主体制下他也不可能管制言论，以铁腕“根除”乌斯塔沙的同情者，但不会讨好他们是毫无疑问的。2010年继梅西奇任总统的约西波维奇是个“欧左”，是当年克罗地亚共盟的后继党社会民主党领袖，他更不可能喜欢极右派。

直到2015年，克罗地亚大选又一次左右轮替，当年图季曼创立的右派党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时隔15年以微弱优势再次胜选执政，今天很风光的“美女总统”科琳达·基塔罗维奇上台。

但是今天的克罗地亚早已不是内战时期那种民族亢奋状态，导致HDZ再上台的这次竞选双方非常势均力敌，初选时左派的前总统得票还略高，决选时左派主要在侨民选票上有点劣势，国内居民选票比对手只差1900余票而落败。这样的局面使当选者无论来自哪派，都不能有太多的倾向性。

再从规则上说，如今已改行议会制的克罗地亚女总统也不可能像半总统制下的强人图季曼那样行事。所以，后图季曼时代“同情乌斯塔沙”的声音是不可能与图季曼时代相比的。

当前克罗地亚政府与民间对历史的态度

一般而言，经济困难、社会危机时代比较容易滋生（无论左右的）极端主义。图季曼时代一方面遭逢内战，另一方面正值经济转轨的“休克”时期，社会情绪极端化有其土壤。但梅西奇时代的十年里，克罗地亚经济增长强劲，国内外形势安定，实现了入世、入欧、入（北）约，在当时“欧洲梦”如日中天时，塞克两族均认同欧洲，反思自己，矛盾也最为缓和。图季曼时代私有化中一些腐败丑闻也在梅西奇时代厉行法治反腐的治理中得到明显改变，因此社会土壤也不利于极端化。而塞尔维亚由于克罗地亚-波黑停战后又经历科索沃战争，至今未能入欧，经济要比克罗地亚更困难，消除极端化的任务也比克罗地亚更艰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最近几年情况又有变化，克罗地亚受欧洲危机影响，经济减速，北非难民问题出现，欧盟凝聚力下降，整个欧洲政治出现“右摆”，克罗地亚也受到影响。但是这离图季曼时代还是很远。图季曼的民族主义都不能说比米洛舍维奇更极端，今天的克罗地亚就更不用说了。

实际上，后图季曼时代的克罗地亚“欧左”当局为消除对乌斯塔沙的同情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乃至在所谓恢复“历史公正”方面也是尽量低调，避免给乌斯塔沙同情者造成机会。

例如在布莱堡问题上，由于奥地利的布莱堡是与斯洛文尼亚，而不是与克罗地亚接壤，“布莱堡大屠杀”也主要发生在斯洛文尼亚境内，但遇难者却以克罗地亚人为主。在图季曼时代，斯、克两国谈论这一惨案时都很高调，但到了梅西奇-约西波维奇时代，克罗地亚政府就明显降低声调，甚至还不如斯洛文尼亚积极。1995年，图季曼时代的克罗地亚国会曾经决议要对布莱堡遇难者进行官方纪念。但图季曼以后，官方实际上在逐步“退出”。

梅西奇时代的总理米拉诺维奇于2008年在布莱堡表示，所有各方受害者都有权得到司法的公正，但不能带有政治动机。2009年，梅西奇总统批评了国会的代表，指出纪念仪式的人群中有人展示了乌斯塔沙的图像，这在国家赞助的活动中是非法的，国会代表没有明确反对是失职。

2010年约西波维奇总统上任，适值当年惨案的逢五大忌，但新总统表示，只要可能出现乌斯塔沙图像，他就不参加五月布莱堡纪念活动。结果他的确没参加，只在纪念日过去后单独访问了布莱堡。

2012年克罗地亚国会决定取消每年布莱堡纪念活动的财政资助，总理米拉诺维奇指出：政府不会资助那些不是哀悼受害者、而是在“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政治问题上说事的人。

这种姿态在今天的克罗地亚是有人反对的。万灵节在“布莱堡事件纪念碑”前众多的烛灯，似乎含有对政府消极态度的不满。但是“祖国卫队死亡者纪念碑”前的冷清，又显示这些人主要就是哀悼被杀的战俘，未必对“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政治评价感兴趣。

当然，正如前文所言，即便纪念“祖国卫队”的普通士兵，也并不等同于对“独立国”的政治肯定。应该说，即便是在惩治纳粹、反省战争责任、为历史罪责道歉方面公认做得最好的德国，也存在着对作为死去同胞的一般德军士兵的正常悼念，就在米罗戈伊公墓，德国人就与克罗地亚方面安排了规模可观的一个德军士兵墓区，与德国境内的同类墓一样，这些地方决不能出现纳粹特有标记（如卐字符），但纳粹时代也沿用的德意志民族传统符号（如铁十字）是可以的。

在今天的克罗地亚，也有人认为当年的“独立国”虽然是乌斯塔沙执政，但并不等于乌斯塔沙，犹如同时期的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在国内的势力就是切特尼克，但不等于王国政府就是切特尼克一样。很多人只是因为赞成克罗地亚独立而认同“独立国”，这些人未必就是乌斯塔沙。当时流亡政府与铁托都站在盟国一边，“克罗地亚独立国”则站在轴心国一边，站队对错固然关系重大，但责任应该头头们来负。应征服兵役的士兵如果没有屠杀平民和俘虏这类战争罪行而只是在战场与对方军人厮杀，在法律上不能说有罪。他们被俘停止抵抗后，应该享有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下的待遇。即便对犯了战争罪行的人，也应该审判定罪，不能未审即杀俘。如果大规模杀俘，即便是战争中“政治正确”的一方，也不能说法律上正当，甚至“政治正确”而法律上在犯罪，都完全可能。

事实上，二战时轴心国纳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累累，早已是历史定论。但是盟军方面尽管从事的是政治正确的反法西斯战争，如果其军人有屠杀平民与俘虏等行为，应不应该追究战争罪？这是个长期敏感的问题。

在冷战时代，对诸如盟军在德累斯顿等地的“无差别轰炸”、美军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以及盟军士兵在占领区对民众的一些刑事犯罪，苏联阵营经常口诛笔伐，西方国家自己的自由舆论界也常有批评。但对苏军的表现，苏联阵营的舆论是严格禁言的。实际上苏军尽管执行作战军令以严格著称，在对俘虏和平民的态度上却素有恶名。在非作战状态下借战争时期的“便利”，对政治上（而非军事上）的“敌人”实行消灭更不仅是军纪问题了。与作为战争元凶的纳粹德国平民受害不同（毕竟是本国挑起战争），那些“仆从国家”，比如这些后来成为“东欧”的国家几十年后摆脱旧模式本来就有民族主义的助力（尽管并非主要动力），独立后过去那些被禁言的记忆得以复苏，很容易助长右翼民族主义。这当然不是好事。

不过从万灵节上的烛灯看，今天的克罗地亚这个问题并不严重。在自发状态下，我们看到人们纪念的主要是盖伊、拉迪奇、图季曼这类先贤。纪念布莱堡遇难者主要是哀悼被屠杀者。纪念“祖国卫队”死亡士兵的人就极少，至于纪念乌斯塔沙的，在这个公墓中并没有见到任何痕迹，至少万灵节这一天是如此。

注：

[1] Geiger, Vladimir. "Human losses of Croats in World War II and the immediate post-war period caused by the Chetniks (Yugoslav Army in the Fatherland) and the Partisan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the partisan detachment of Yugoslavia/Yugoslav Army) and the Yugoslav Communist authoritities. Numerical indicators". Review of Croatian history. Croatian institute of history. (2013)8 (1): 94.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leiburg_repatriations

原标题：《万灵节墓园内的“民意测验”：克罗地亚人如何看待过去与现在？》